摘要：毛泽东早期的求学经历是曲折复杂的。先是断断续续的私塾教育，1902-1906年，毛泽东在私塾接受了5年的教育。1907年，毛泽东辍学，在家自学。1909年毛泽东再次接受私塾教育；再是短暂的新式教育，1910年毛泽东考入东山小学，一年后考入湘乡驻省中学，10月底受革命影响，跑去当兵。1912年春进入湖南高等中学校，几个月后因不满学校制度离开学校到图书馆进行自学；最后是系统的师范教育，毛泽东1913年春考入第四师范，后来此学校并入第一师范，一直到1918年6月，毛泽东才毕业。这样的求学经历，加深了毛泽东对于传统文化、资产阶级文化以及世界文化的了解，丰富了他的文化底蕴。

关键词：私塾教育；新式教育；师范教育

一、断续的私塾教育

（一）进进出出的私塾生活

逆反的文化性格使毛泽东的私塾生活进进出出。1902年，毛泽东被父亲送到离家不远的南岸私塾上学。1903年夏天，老师有事情离开，特别叮嘱学生预习新课。老师走后，毛泽东草草预习完新课，便带领同学去池塘游泳。1904年，毛泽东来到关公桥私塾。先生时常和学生说，学生只顾读书，不要提问。毛泽东因不满这种教学方式，与先生发生争执被退学。1905年，毛泽东的父亲将其送入桥头湾私塾。先生要求其站着背诵，毛泽东不听从，最后被迫离校。1906年，其父亲把他送到了井湾里私塾。这个时候的毛泽东不再满足四书五经的背诵，开始偷偷的看先生并不倡导的古典小说。毛泽东回忆说：“我熟读经书，可是不喜欢它们。我爱看的是中国旧小说，特别是关于造反的故事。我很小的时候，尽管老师严加防范，还是读了《精忠传》、《水浒传》、《隋唐》、《三国》和《西游记》。”

大概是由于毛泽东多次更换私塾，加上父亲需要毛泽东回来帮忙干农活记账，1907年-1908年，毛泽东辍学在家。在这段时期，毛泽东自读了《盛世危言》和《校邠庐抗议》。在书籍的启发下，毛泽东再次燃起读书的欲望。1909年，毛泽东在乌龟井，师从毛岱钟读了半年私塾，在东茅塘，师从毛麓钟读了半年私塾。至此，毛泽东断断续续的私塾生活便结束了。

（二）断续的私塾生活与毛泽东的文化情怀

断断续续的私塾生活让毛泽东文化底蕴和爱国情感更加夯实，同时毛泽东对于课外书和古典小说的阅读，也进一步增加了其爱国情怀。

六年的私塾生活，使毛泽东传统文化的底蕴更加深厚。毛泽东十分反感死记硬背的教学方式，但在耳濡目染中，毛泽东对于传统文化也运用自如。有一次，毛泽东带领学生游泳，被先生知道了，为了惩罚他，便让他对对子。邹先生在黑板上写下“濯足”，毛泽东想了想，对道“修身”。邹先生见毛泽东对答如流，也没有办法。在毛宇居的井湾里私塾，毛泽东也曾做过一首诗，内容是：“天井四四方，周围是高墙。清清见卵石，小鱼囿中央。只喝井里水，永远养不长。”大致的意思是，孩子们永远困在这里，就好比井里的鱼，不跳出这个地方，孩子们是永远长不大的。毛泽东借此诗变达了对于现实社会约束的不满，希望能够挣脱这种牢笼般的生活。

课外书以及古典小说的阅读，使毛泽东的爱国情怀愈加强烈。1907年-1908年，毛泽东辍学在家，阅读了《盛世危言》和《校邠庐抗议》。毛泽东回忆说：“在这个时期，我也开始有了一定的政治觉悟，特别是在读了一本关于瓜分中国的小册子以后。我现在还记得这本小册子的开头一句：‘呜呼，中国其将亡矣！’这本书谈到了日本占领朝鲜、台湾的经过，谈到了越南、缅甸等地的宗主权的丧失。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些书籍使得毛泽东复学的愿望愈发强烈，毛泽东又回到私塾继续学习。除此之外，毛泽东也读了很多古典小说，对其的思考显示出独特的忧民视角。毛泽东回忆，“我断断续续读中国旧小说和故事。有一天，我忽然想到，这些小说有一件事很特别，就是里面没有种田的农民。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对于这件事，我纳闷了两年之久，后来我就分析小说的内容。我发现它们颂扬的全都是武将，人民的统治者，而这些人是不必种田的，因为土地归他们所有和控制，显然让农民替他们种田。”可见，毛泽东对于古典小说的总结已经显露出他对于农民的关心。

断断续续的私塾生活，让毛泽东熟读四书五经，积累了深厚的传统文化知识，同时他对于爱国书籍以及古典小说的阅读，也促使其爱国主义的情怀不断高涨，兼济天下的初心越来越强烈。

二、短暂的新式教育

断续的私塾学习使毛泽东对于传统文化熟读于心，短暂的新式教育则为毛泽东打开了另一扇文化的大门。在短暂的新式学堂里，毛泽东主要吸取资产阶级文化知识，奠定了不同于传统文化的文化基础。

（一）毛泽东资产阶级文化知识储备不断丰富

在东山学堂，对毛泽东影响最深刻的当属康有为、梁启超。虽然那时康粱的思想已经不再那么激进，但是对于走出大山的毛泽东来说，却异常新鲜。在东山学堂里，毛泽东接触到了表兄送的两本书，一本是康有为的变法，一本是梁启超的《新民丛报》。由此可见，康粱可以说是东山学堂毛泽东崇拜的对象。毛泽东不仅喜欢康粱的思想，而且还特别欣赏康粱的文体，在老师的支持下，也效仿“康粱体”做起文章来。除此之外，毛泽东还接受了外国的历史知识，读了《世界英雄豪杰传》。据毛泽东回忆：“在一部叫做《世界英杰传》的书里，我也读到了拿破仑、俄国叶卡德琳娜女皇、彼得大帝、惠灵顿、格莱斯顿、卢梭、孟德斯鸠和林肯。”

就是在这样一个开明的学堂中，毛泽东的资产阶级文化知识不断增加，这让毛泽东对于六年私塾传统文化的学习加以怀疑，对“皇权至上”的观点加以否定。毛泽东从崇拜孔夫子到崇拜康粱，是其文化思想的进步。

（二）毛泽东的现代政治文化知识的增加

在湘乡中学里，毛泽东基本围绕“政治”二字展开学习，学习并钻研时事政治，发表政见，发动政治反叛，卷入了这一场政治革命之中。在这里，毛泽东第一次接触到《民立报》，并为报纸上的信息而激动。毛泽东在《民立报》上看到了七十二烈士奋勇牺牲的消息，烈士们大无畏的精神深深打动着毛泽东。学校里贺岚岚老师也时常将当下发生的政治革命为学生们进行讲解。在这样的政治学习中，毛泽东表达了自己的政见，在学校引起了不小轰动。虽然当时毛泽东并没有彻底搞清楚孙中山和康粱之间的关系，但是毛泽东的政治素养确显而易见，这一时期，政治文化占据了毛泽东的全部。

短暂的新式学堂的学习，告别了传统道德教学内容和教学模式。毛泽东在这几年里对于资产阶级文化知识的学习、对于时事政治的学习、对于世界文化的学习都在不断的拓展，其文化知识的构成更加丰富和复杂。

三、系统的师范教育

1913年-1918年的五年，是毛泽东思想发展迅速的时期。不仅开阔了毛泽东的文化视野，也使得毛泽东明确了文化学习的目的，并在中西文化冗杂的现状中亮明了自己的文化态度。

（一）“只愿谈论大事”的交友之道

“只愿谈论大事”的交友之道共商文化要义。毛泽东在湖南一师集结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只讨论国家大事，将所有的心思放在救国图存上。也正是这样一批人，在中国的革命事业中做出了重大贡献。“参加新民学会的较为知名的共产党人有：罗迈，现任党的组织委员会书记；夏曦，现在在二方面军；何叔衡，中央苏区的最高法院法官，后来被蒋介石杀害；郭亮，有名的工会组织者，一九三O年被何键杀害；萧子暲，作家，现在在苏联；蔡和森，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一九二七年被蒋介石杀害。”毛泽东在与斯诺谈话时，对于当时的朋友一一谈起，可见，毛泽东对于这一群志向一致的好友甚是关心和想念。在湖南一师的他们是互相激励互相帮助的小团队，一起商讨“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

（二）“先博而后约”的为学之道

“先博而后约”的为学之道开阔文化视野。毛泽东在与斯诺讲话时回忆到：“学校里有一个国文教员，学生给他起了‘袁大胡子’的绰号。”毛泽东所描述的“袁大胡子”，全名是袁仲谦。毛泽东不仅在他的影响下改变了文风，还改变了读书的方法。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毛泽东应袁先生之约，商谈学习要义。两人见面后，袁先生指出毛泽东读书的缺点，如“毛泽东苦读和巧读结合不够、读书虽多，但内容庞杂，良莠并蓄”，并劝告毛泽东应该“善读”文章，一要博，二要精。事后，毛泽东在文章中对于读书方法进行了总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毛泽东接受袁先生的意见，讲到在以后的学习中，先要博学然后再有重点的学习，要先了解中国文化再研究西方文化，要先从普通的看起然后再专门进行研究。这种为学之道，使毛泽东有条理、有序地吸收各种文化，庞而不杂。

（三）“挚其瑰宝，绝其淄磷”的中西之道

“挚其瑰宝，绝其淄磷”的中西之道亮明文化态度。毛泽东在广泛研究中西文化之后，对于中西文化在比较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中西文化观点。毛泽东首先对我国的古文与西洋文化进行了比较，他在广泛阅读中看到了我国传统古学中存在的学科分类混杂无章的现象，看到了西方文化在这一方面的优势，分类明确，一目了然。毛泽东看到了西方文化可以吸取的优点，看到了我国文化不足的地方。但他并不主张全盘西化，而是认为中西文化各有利弊，应该“庇千山之材而为一台，汇百家之说而成一学”，并进一步指出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各有优劣，应该同时改造。由此可见，毛泽东对于中西文化的态度，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创造一种更加适应社会发展的新文化。

（四）“大本大源”的救国之道

探索“大本大源”的救国之道明确文化学习目的。对于毛泽东的抱负影响最大的，当属杨昌济先生。杨先生贯通中西，以儒家的文化体系为主，他的哲学思想带有很大程度的唯心主义，将伦理道德看做是本源，同时也积极学习西方文化，教导学生要有远大的抱负。毛泽东便是在杨先生的指导下，其理性和抱负越来越坚定。从《毛泽东早期文稿》这一时间段的文章，我们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毛泽东忧国忧民、关心社会时事的情怀不断高涨，经常和朋友在信中谈及。在1917年致黎锦熙的信中，毛泽东讲到“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毛泽东继续谈到如何探索大本大源，讲到“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由此可见，毛泽东将“变换全国思想”作为首要任务，从精神上加以改变。这个时候，毛泽东的思想受杨昌济先生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具有很大程度的唯心主义。

毛泽东在湖南一师度过了漫长而又充实的五年。他的只愿谈论大事”的交友之道、“先博而后约”的为学之道、“挚其瑰宝，绝其淄磷”的中西之道以及“大本大源”的救国之道，开拓了文化视野，明确文化学习的目的，也进一步使毛泽东在中西文化的比较中，注重融合中西文化，创造新文化，为我所用。

参考文献：

[1] [美]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M].重庆：新华出版社，1984.

[2]尹高朝编著.毛泽东和他的二十四位老师[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3]毛泽东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