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全球化的当下，一个国家的国际形象的塑造与传播、接受与认同程度、国际话语能力建构往往与国际传播能力有关。近年来，学界对顶层设计如翻译能力培养与国际传播能力提升做出了积极的探讨和研究，但教学实践探索的相关研究尚存有不足。在国际传播工作中，基于对受众研究和接受效果研究基础之上的国际传播是实现信息有效传播的关键。选择颇受欢迎的汉学家翻译的中国汉语典籍如大卫·霍克斯的英译《红楼梦》作为翻译课堂教学实践内容，学习大卫·霍克斯在翻译《红楼梦》的过程中呈现的读者关怀和读者对话意识，培养学生翻译实践过程中的受众对话意识，拓展翻译人才能力培养的途径，提升外译作品的国际传播能力。

关键词：国际传播 对话意识 翻译人才能力培养 霍克斯译《红楼梦》

0.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高度重视国家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工作，在不同场合、重要活动发表的系列讲话都有所涉及，如201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就人民日报海外版创刊30周年做出重要批示，希望人民日报海外版要“用海外读者乐于接受的方式、易于理解的语言，讲述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努力成为增信释疑、凝心聚力的桥梁纽带”（2015：001）。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与此同时，学界对翻译人才能力培养和国际传播能力提升融合对建构国际形象、提升国际话语能力的重要性等方面的研究不断深入，如杨枫指出要不断强调和强化对外翻译实践中的国家意识（2021）；任文、李娟娟提出开展国家翻译能力研究（2021），以国家翻译能力提升助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任文、朱玉犇：2022），并积极探索国际传播视阈下翻译人才的能力要素与培养（任文、蒋莉华：2022）；李正栓认为翻译尤其是文字翻译、纸质出版是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手段（2021）；文秋芳建议采用“双轮驱动”策略培养国际传播人才，将“语言教育”与“传播教育”有机融合（2022）；吴赟提出国家形象自我建构与国家翻译规划的概念和实施路径（2019），指出在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要求下，翻译学可在翻译研究的理论体现建构、翻译的多模态研究、翻译受众及其接受效果研究以及翻译人才培养四个向度上着力拓展（2022）。本文是对吴赟所提出的四个向度中“翻译受众及其接受效果研究”和“翻译人才培养”做出的思考和回应，认为培养翻译人才的受众对话意识是翻译教学实践中的重要环节，也是提升翻译人才翻译能力和国际传播能力的关键因素。

1.对话意识与国际传播效果

国际传播效果与受众接受程度密切相关。在国际传播工作中，基于对受众和接受效果研究基础之上的国际传播是实现信息有效传播的关键。“受众”，即各种媒介的终端接收者，包括读者、听众和观众等。国际传播的受众研究中，除了从文化环境、意识形态、宗教信仰、教育背景等方面对受众进行本体特征研究之外，研究者往往将传播内容在受众群体中的传播效果作为重要的研究对象，并将此作为判断传播活动成功与否的指标之一（吴赟，2022：19）。对于外译活动，尤其是纸质出版物而言，受众研究主要指的是对外译作品的潜在读者对于该作品的接受效果所进行的研究。但在翻译实践教学活动中，主要是加强学生对受众的“对话意识”的训练和培养。

翻译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交流。任文认为翻译是一个民族用自己的语言了解世界，用他者语言表征自己，与世界对话、相处和共存的方式（2021：018）。不管是外译中，还是中译外，都应当具有对话意识，即与国内/国际受众的对话意识。这种对话意识主要体现在翻译过程中的受众关怀，尤其是向世界译介中国。笔者在翻译教学中发现，学生在汉译英的过程中，局限于从汉语到英语的语言的字面转化，缺乏与受众的对话意识，因此，他们的翻译往往受到汉语原文结构的影响和束缚，无法跳出源语言的思维模式和结构框架，对照汉语亦步亦趋地进行翻译，译文语句结构僵化，词不达意，无法实施有效交流。比如儿歌“小蜜蜂小蜜蜂，飞呀飞呀飞；小蜜蜂小蜜蜂，嗡嗡嗡嗡嗡”的英译，有些学生不假思索将“飞飞飞”译成“fly fly fly”，“嗡嗡嗡”翻译成“buzz buzz buzz”。这种翻译既无趣味又不生动。学生们出现的这种翻译不是独例。新冠疫情后，中国网民对外国媒体对中国的污化、国际网络平台上对中国的攻击生气有余却行动不足。因为在用英语回应时，大多数的英语表述是“有理说不出，说不够，说不透；说了，外国人未必听得明白”（黄友义，2020：11）。这充分说明在用英语表征我们的思想时忽视了一个根本问题，即明确潜在读者，与潜在读者进行有效对话的重要性。王佐良先生曾经说过的：“其实一部作品要靠读者来最后完成，作者总有读者对象，而作品的效果又完全看读者的反应。事实上，有时候译者纠缠不清的问题，读者认为无关紧要；而他们认为是很重要的东西，译者倒忽略了”（王佐良，2016：42）。

由此可见，与国际读者的对话意识是提高国际传播效果的核心。如何开展和潜在读者的对话，如何培养学生与潜在读者的对话意识？事实上我们有较为便捷的方式，这就是向优秀的汉学家翻译的汉语典籍学习。我国一直重视翻译在国家国际传播中的重要性，先后组织多次大型外译出版活动，如“熊猫丛书”和“大中华书库”，以及“中华学术外译”等等，致力中国学术、中国文化“出海”。同时，一些不同国籍的汉学家也积极加入到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活动中来，他们用自己的母语翻译了大量的中国作品，其中不仅有汉语典籍也有现当代文学作品，并实现了很好的国际传播效果。汉学家深谙中国文化，熟悉自己母语读者，能够在翻译的过程中进行“译者”和“读者”的双向对话交流，形成有效的信息传播。研究他们的“为什么这样译”的译法和读者/受众之间的联系，不仅可以加强我们对西方读者的了解，在翻译教学活动中，还能帮助学生培养读者对话意识，有助于提升他们的翻译能力并进而提升外译作品的传播效果和国际传播能力。

2. 国际传播与汉语典籍外译的受众对话意识：以霍克斯英译《红楼梦》为例

本文选择大卫·霍克斯的英译《红楼梦》为案例分析基于下述考虑。首先，翻译专业大都在外国语学院开设，外国语学院的主要课程以英语国家的文学文化为主，鲜少涉及中国文学文化内容，即使现在部分院校增设《中国文化概要》等课程或者在课程思政中融入中国元素等，但对于“讲好中国故事”的时代要求而言，这些课程往往是杯水车薪。《红楼梦》等中国古典文学此时是一个很好的补充，它一方面弥补部分外语专业学生中文文学、文化素养不足的遗憾，另一方面又可以同时提升学生汉语和英语的表达能力。选择霍译版《红楼梦》的第二个原因同时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该版本是现今《红楼梦》的几个英译版本中最受西方读者喜爱的译本，是英语读者了解中国文化、中国文学的重要读本。该译本已经走进英国文学，成为英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一部分。美国弗吉尼亚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教授罗福林（Charles A. Laughlin）曾说“非常喜欢霍克斯翻译的《红楼梦》，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霍克斯的译文保留了许多文化的细节”（王岫庐，2018：71）。西方读者接受并欣赏保留原文化细节的中国文学翻译作品，这一方面说明霍克斯的英译本有效地实现了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同时也成功地向海外读者传递了翻译作品中承载的中国的传统价值观。

大卫·霍克斯在翻译《红楼梦》时有极强的读者意识、与读者进行对话的意识，这种意识让他的英译不论在文学形式上还是意义呈现上都值得研究和借鉴。现选取《红楼梦》第五回秦可卿房间的“对联”的英译进行案例分析，分析大卫·霍克斯在翻译过程中所体现的读者关怀。

《红楼梦》第五章中，宝玉随贾母一行在宁国府赏花饮酒，宝玉要睡中觉，在贾母应许下随可卿在可卿卧室午睡。在进入秦可卿卧室时，贾宝玉注意到墙壁上的画和对联：

说着大家来自秦氏房中……入房向壁上看时，有唐伯虎画的《海棠春睡图》，两边有宋学士秦太虚写的对联，其联云：

嫩寒锁梦因春冷，芳气笼人是酒香（曹雪芹，2014：108）。①

对联，俗称对子，是我国汉民族独特的一种文学艺术形式，是我国璀璨辉煌的民族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其主要特征是上下句字数、句式、内容、韵律对偶。贾宝玉看到的对联是中堂画联，又称堂联或装饰联，是人们用于布置、美化客厅、书房、卧室案头等室内环境的一种对联。装饰联约始于宋元两代，当时许多对联大家，大多擅长书法，他们将联艺、书艺结合起来，大大丰富了对联独特的审美功能（谷向阳，1998：127）。对联内容丰富，功用多样，或为求吉纳福，或为规训教化，或为彰显主人品格喜好等。作为中华优秀文化遗产，对联流淌在中华民族血液中，国人对此是耳熟能详，妇孺皆知，但对于西方读者来说，对联却是非常陌生的异质文化。我们通常将“对联”对应为“couplets”，“春联”即是“Spring couplets”。这种译法是简单的词汇转换，既无法准确再现“对联”的“形”，亦不能有效传递对联的文化精髓即“魂”。霍克斯对“对联”的处理和翻译给了我们极大的启示。下面是霍克斯对于《海棠春睡图》“两边有宋学士秦太虚写的对联”这句的翻译：

The painting was flanked on either side by a pair of calligraphic scrolls inscribed with a couplet from the brush of the Song poet Qin Guan：

（on one side）

The coldness of spring has imprisoned the soft buds in a wintry dream;

（ on the other side）

The fragrance of wine has intoxicated the beholder with imagined flower-scents.（109）

在对“对联”的英译中，霍克斯没有用“couplets”来进行直接、简单的一一对应。深谙中国文化和英语世界读者的霍克斯反复使用与“二”意义相近的词语，意在突出“二”在“对联文化”中的重要性即“对偶”、“对仗”等外在形式和中国人喜欢双数的“好事成双”的文化特性和民族心理，比如，“on either side”、“a pair”、“a couplet”、“on one side”、“on the other side”等等。“on either side”（在两边）强调了对联悬挂的物理位置，借此说明了这两幅卷轴和画的空间关系：即在画作的两侧各悬挂一幅卷轴，既突出了题画联的文化特征，又强调了对联和画的联系；“a pair（一对）”而不是“two”来进一步解释两幅卷轴/对联的自成一体、不可分割的特性；“couplet”一词意为“双行体”，是西方读者非常熟悉的诗歌形式，该词有助于目的语读者对“对联”这种形式的理解。但“双行体”每两行行尾押韵，对联强调工整对仗，并不要求押韵。为凸显对联和“双行体”在形式上的差异，霍克斯特别增加解释说明性文字，分别指出这两句诗行的专属位置：第一句位于画作的一侧（on one side），第二句位于画作的另一侧（on the other side），从而呼应上文的“两边”（on either side）。在有效翻译出“对联”的联艺的同时，霍克斯强调了“对联”的“书艺”。“calligraphic”一词，强调了卷轴的书写是是中国的传统书法艺术形式；“brush”“画笔”、“毛笔”这种中国传统书法的书写工具来配合前文的calligraphic（书法艺术的）。霍克斯的翻译译出了“对联”的文化内涵，生动形象地再现了“对联”的空间形态，让对联这种古老的中国文化立体而鲜活起来，让西方读者如临其境，有“在场”的体验感和视觉享受，有效地向西方读者传递了有关中华文化的信息，加深了西方读者对于“对联”这一中华独特文化传统的了解，进而实现了译者“通过自己的理解和阐释，融合成一个更大的视界，让翻译涉及的诸视界达到贯通融合，最终完成沟通和交流之重任”（许钧，2003：359）。

霍克斯的翻译，不是将“对联”做单一的“语言表现形式”，也不是将“对联”做纯粹的“物质”形态，而是考虑到读者的真正需要进行的有效翻译。设想如果将“对联”译为“the two scrolls”，或者“couplets”，不懂中国文化的读者要么以为对联就是西方诗歌的一种韵律形式，要么无法知晓“对联”究竟是何物，并会带来阅读的困惑：两幅卷轴可以悬挂在同一个方向吗？它们可以分开吗等问题，不一而足。这样的翻译显然是无法有效传递信息，容易导致交流失败，如黄友义所言“说了，外国人未必听得明白”（黄友义，2020：11）这种情况。

从上文分析可以看出，霍克斯以西方读者“看得明白”为翻译的圭臬，对源文本内容进行了详细的阐释，使得原文意义清楚易懂，容易被英语读者接受。虽然本文只是选取片段，但足以管中窥豹，总体可以说明霍克斯的翻译特点：在忠实原文意义的基础之上，更多考虑读者的对异质文化的理解和接受效果。在《红楼梦》的翻译中，霍克斯甚至在原作的有些地方做了适当的改动，比如有些段落包含较多信息，霍克斯将其拆分成若干小段落，但保留其意义的完整性。对此，霍克斯说：“如果这样的改动超出了一个译者的职责范围，我只请求注意我为西方读者考虑之心”。他希望“如果读者在阅读中国小说时能获得一丁点儿我在阅读此书时的快乐，我也就不枉此生了”（Hawkes，2014：38）。正是因为霍克斯在翻译过程中，以读者为中心，英译本《红楼梦》才获得读者的喜爱、认同，从而实现了这部代表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的鸿篇巨制在国际上的传播。

3. 基于受众/读者对话意识的翻译人才能力培养实践

霍克斯先生对读者负责的严谨态度值得翻译工作者借鉴，他的“让读者能获得一丁点儿我在阅读此书的快乐”的受众/读者关怀理念正契合许渊冲先生所倡导的“知之、好之、乐之”理论，也正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到强调的以“海外读者”为中心的讲述中国故事的方式。为提升人才翻译能力和国际传播能力就要求我们在翻译教学实践中，培养学生与读者对话的意识。

基于部分学生在翻译实践中缺少与潜在读者的对话意识，我们选择学习霍克斯的英译《红楼梦》版本进行读者对话意识的实践训练。在此过程中着重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帮助学生形成不断追问的学习态度和习惯。比如秦可卿卧室片段的翻译中，启发学生：源文本是写物的，霍克斯的英译却是叙事的，霍克斯为什么改变了源文本的叙事方式？他这样译的缘由是什么？如果是我来翻译的话，我会怎么译？我在翻译的过程中是否和潜在读者进行对话？我的翻译和他的翻译会让读者产生什么样的阅读体验？我将如何做来提升我的翻译能力等等进行思考，不一而足。这种学习方式和教学非常具有价值和实践意义。学生表示通过对《红楼梦》的系统学习提升他们的中文能力以及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了解；对霍克斯英译版《红楼梦》的学习不仅提升他们的英语语言能力，同时，因为带着明确的学习翻译的目的，学生与潜在读者的对话意识不断加强，翻译能力也得到极大的提升。

当学生带着强烈的对话意识再次回到那首儿歌的翻译时，学生的反馈是令人惊喜的。他们能关注儿歌中的语言游戏、诗、歌等独特的声音表达形式，并能针对儿童特点，很快找到合适的翻译方式。他们注意到这首儿歌的主要特点是叠词“飞啊飞啊飞”和“嗡嗡嗡嗡嗡”。第一个叠词强调的是动作，第二个叠词强调的是声音。根据英语歌谣的特点，这两个动词分别处于诗歌的第二和第四行，那么这两个词在韵律上应当是押韵。第一个动作强调的是小蜜蜂的飞行，而蜜蜂飞行呈倒“8”字形，因此这里选择使用“round”一词灵活再现小蜜蜂的飞行样态，接着让学生选择和“round”押韵的词，学生很快锁定“sound”一词。叠词重复，整首儿歌英译完成（Little bee，little bee，round round round; Little bee little bee， sound sound sound，buzzzzzzzz），“round”和“sound”既惟妙惟肖又生动形象地凸显了儿歌的动静结合、轻松活泼的特点。基于前期的教学实践，学生在儿歌的翻译中，充分考虑读者的认知和思维方式，在忠实于原文意义的基础之上，翻译的内容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这首“小蜜蜂”儿歌的翻译实践虽然只是一个案例，但足以说明，培养学生与潜在读者进行对话的意识是翻译人才能力培养的重要内容。比如译介中国政治文献方面，我国外交部外语专家、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陈明明在一次访谈中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英译为例，强调政治文献外译须兼顾准确性和接受度，他认为“向海外受众讲述中国的故事，传播中国声音，目的是使他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和接受我们传播的内容，从而更加了解中国，认同中国……如果受众不理解、不爱听、不接受。那么我们的外宣翻译就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周忠良，2020：98-99）。当然，在翻译中除了要重视外译受众/读者之外，作为非英语母语的中国译者，还肩负着向世界译介中国的伟大历史使命，这就需要译者不断加强语言文化的学习，广泛涉猎，在不断更新知识储备的同时，提高理解当代中国话语的能力，提升翻译能力和国际传播能力。

结语

在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天，向世界介绍中国，提升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构国际话语权，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能力的任务显得更为紧迫。外语学科尤其是翻译学科，应当发挥学科优势，助力国际传播能力的提升。不管是何种题材的中国故事，只要将受众/读者纳入翻译效果的考量之中，在具体的翻译实践中，心怀读者，基于读者的接受习惯和思维模式进行灵活翻译，注重翻译的价值体现和传播效果，这样的外译作品就能获得读者的喜爱、认同，实现中国优秀文化“出海”，助力国家国际传播能力和国家国际话语权建构。

注释：

①曹雪芹. 红楼梦（第一卷）[M].大卫·霍克斯译.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4.本文所引，均出自该卷，文中只注明页码，不再一一注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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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用海外乐于接受方式易于理解语言 努力做增信释疑凝心聚力桥梁纽带[N].人民日报，2015-05-22（001）.

作者简介：郭海平，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生态批评和英语教育。电子邮箱：936463043@qq.com。胡林欣： 武汉轻工大学外国语学院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方向研究生，电子邮箱：3174258955@qq.com。

基金项目：本文为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重大项目“‘受众’修辞观视域下的时政外宣翻译的语篇重构研究”（项目编号：21D059）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