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数字化教学工具已成为基础教育创新教学方法和提升教育质量的关键。我国政府在《教育现代化2035》中高度重视教育信息化，特别强调建设数字化学习环境并全面推广智慧教育的重要性，旨在为每位学生提供个性化和差异化的学习路径。在这种政策推动下，如交互式白板、在线学习平台、虚拟现实设备等多种数字化教学工具被广泛应用于小学教育中，显著改变了传统教学模式，并有效促进了学生的全面发展，尤其是在提升学习兴趣和自主学习能力方面。然而，这些工具的现实应用往往未能充分考虑教育公平性和资源均衡分配，从而削弱了其总体推广效果，并影响了教育改革的深层目标。此外，教育资源的有效利用、技术的适应性和持续性，以及利益相关者的广泛参与也缺乏系统的评估和监控，导致教育政策与实践之间的断裂，并最终影响教育改革的社会效益和公众满意度。因此，基于公共价值的视角，开发数字教学工具的应用效果评估工具至关重要，这不仅可以指导未来教育技术的合理应用，还能确保每一项教育创新都实现包容性增长和最大化公共价值。

数字教学工具应用效果的评估是教育信息化研究的重要课题，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了广泛探讨。研究主要集中在评估维度、评估方法及影响因素等方面。

数字教学工具的应用效果评估通常涵盖多个维度（陈永堂与艾兴，2024; 李金兰，2024）。国外学者普遍强调学生学习成效、教师专业发展和学校管理效率的综合评估。Mishra和Koehler（2006）提出的“技术-教学-内容知识（TPACK）”框架，强调教师在技术、教学和学科内容知识融合中的核心作用，为评估教师数字素养提供了理论依据。国内学者则更多关注教育公平和社会影响的评估（袁磊与刘沃奇，2024; 许倩倩与吴雪萍，2023）。吴建新等（2014）指出，数字教学工具的应用效果不仅体现在学生学习成绩的提升上，还应关注其对教育资源的均衡分配和社会公平的促进作用。

在评估方法上，层次分析法（AHP）和模糊综合评价法（FCE）是常用的定量评估工具（古翠凤与陈兰，2024）。Saaty（1987）提出的AHP方法通过构建层次结构模型和判断矩阵，能够有效处理多目标、多准则的复杂决策问题，广泛应用于教育质量评估。刘婷婷与李洪修（2024）结合AHP和FCE方法，构建了数字教学工具应用效果的综合评价模型，为评估提供了科学依据。此外，数据包络分析（DEA）和机器学习等新兴方法也逐渐被引入评估研究中（陈建明，2024）。Ersoy（2021）利用DEA方法评估了数字教学工具的资源利用效率，为优化资源配置提供了参考。

数字教学工具应用效果的影响因素研究主要集中在技术、教师和学生三个方面（程君青，2024）。技术方面，Aldhafeeri和Alotaibi（2022）指出，数字教学工具的易用性和功能性直接影响其应用效果。教师方面，Selwyn（2021）强调教师的数字素养和教学创新能力是决定数字教学工具应用效果的关键因素。学生方面，Gabriel等（2022）研究发现，学生的学习动机和自主学习能力对数字教学工具的应用效果有显著影响。此外，政策支持、学校管理模式等外部因素也被认为是影响数字教学工具应用效果的重要变量（Pollitt & Bouckaert， 2017; 王静贤，罗江华，2022）。

数字教学工具的应用提升策略是教育信息化研究的重要方向，国内外学者从技术优化、教师培训、资源整合和政策支持等多个角度提出了多种策略，旨在最大化数字教学工具的应用效果。

技术优化是提升数字教学工具应用效果的核心策略之一（王帅杰等，2024; 高维婷，2023）。Walt和Barker（2020）提出，利用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技术可以增强学生的学习体验，提升教学效果。王帅杰（2024）指出，人工智能（AI）和大数据分析技术的应用能够为个性化学习提供支持，帮助教师精准识别学生的学习需求。此外，云计算和区块链技术也被认为是优化数字教学工具的重要方向，能够提高资源的安全性和共享效率（Luangpaiboon et al.， 2024; 金晓艳与赫天姣，2022; 杨重阳与武法提，2022; 钱敏等，2022）。

教师是数字教学工具应用的关键主体，其数字素养和教学能力直接影响工具的应用效果（古翠凤与陈兰，2024; 陈永堂与艾兴，2024）。Mishra和Koehler（2006）提出的TPACK框架，强调教师需要具备技术、教学和学科内容的综合知识，才能有效应用数字教学工具。王秋玲（2018）建议，通过系统化的培训课程和实践演练，提升教师的技术运用能力和教学创新能力。此外，搭建教师协作平台也被认为是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策略（李金兰，2024; 袁磊与刘沃奇，2024）。Selwyn（2021）指出，教师通过在线社区分享教学经验和资源，能够有效提升其数字素养和教学水平。

资源整合是提升数字教学工具应用效果的重要保障（李诺恩与梁宇，2023; 王冬冬，2023）。Gabriel等（2022）强调，通过建立教育资源共享平台，能够缩小区域和学校间的资源差距，促进教育公平。范冰清（2024）提出，利用大数据技术优化资源配置，能够提高数字教学工具的使用效率。此外，跨区域、跨学校的资源合作也被认为是提升资源利用率的有效途径（唐林伟，2023; 程君青，2024）。吴建新等（2014）建议，通过政府引导和市场机制相结合，推动优质教育资源的广泛共享。

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是数字教学工具应用提升的重要外部保障（王志刚与沙沙，2019; 叶波，2019; 管皓等，2019）。Pollitt和Bouckaert（2017）指出，政府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是推动教育信息化发展的关键因素。姚佳胜与孔甜甜（2024）建议，政府应制定专项政策，加大对数字教育的财政支持，特别是对农村和偏远地区的倾斜（董倍宏与杨剑，2023; 方紫帆与徐娟，2023）。此外，鼓励社会力量参与也被认为是提升数字教学工具应用效果的重要策略。Khrapatyi（2024）提出，通过企业捐赠、高校技术支持和社会组织参与，能够形成多方协同推进的良性机制。

现有研究表明，数字教学工具在提高教育效果、增强学习体验、促进教师专业发展及提升学校管理效率方面具有显著作用，但在工具选择、使用效果评估以及资源整合等方面仍存在一些不足。首先，现有研究主要侧重于数字教学工具的概念界定和应用效果评估，但对于如何在具体教学情境中选择和应用合适的工具缺乏深入探讨。其次，评估框架多侧重于学生学习成效，忽视了教师、学校管理以及社会影响等综合维度。最后，关于资源整合和跨区域合作的研究相对薄弱，尤其是在教育资源不均的情况下，如何通过有效的政策和技术手段提升工具应用效果仍是一个挑战。基于此，本研究旨在通过构建多维度评估框架，深入分析Z市小学数字教学工具的应用效果，并提出优化工具选择、资源整合及政策支持的提升策略，以推动教育信息化的持续发展。

本研究的发展将极具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一是推动教育技术评估理论发展。本研究通过将公共价值理论应用于数字教学工具的评估，为教育技术评估领域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这不仅丰富了教育技术的理论基础，也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工具，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和评价教育技术的影响。二是深化教育公平性理论探讨。本研究强调了教育公平性在数字化教学工具应用中的重要性，通过评估这些工具对不同社会经济背景学生的影响，深化了对教育公平性理论的认识，为实现教育公平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实践指导。三是拓展社会包容性与可持续发展研究。将社会包容性与可持续发展的概念融入数字教学工具的评估，本研究拓展了这两个概念在教育技术领域的应用，为理解教育技术如何促进社会包容性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研究结果有助于指导教育资源的合理分配和有效利用，尤其是在技术和资金有限的情况下，如何最大化教育投资的社会效益，推动教育技术的可持续发展，确保教育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