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社交媒体平台成为信息传播的主战场，当算法推荐重构了公众的认知方式，传统政工工作正面临传播失效、话语脱节、互动缺失的多重困境。纸质文件传达、会议宣讲等传统手段在短视频、直播等新兴媒介的冲击下逐渐式微，年轻群体对程式化教育模式的疏离感日益加剧。这种撕裂不仅暴露了工作方法的技术代差，更深层次反映了价值传递方式与数字社会肌理之间的错位。政工工作者如何在虚实交融的传播生态中重新掌握话语主动权，如何将主流价值编码为数字原住民可感知的文化符号，已成为关乎意识形态安全的关键命题。

关键词：数字技术；思想政治工作；模式创新；人机协同

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催生了“数字生存”的新型社会形态。第5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我国网民规模已达10.67亿，其中短视频用户占比超九成，算法推送内容占据个体信息接收量的62%。与此同时，数字技术的工具性创新与思想政治工作的价值性诉求之间尚未形成有效衔接，技术应用的表层化导致“数据鸿沟”与“价值悬浮”并存。这种双重困境倒逼政工工作必须跳出技术工具论的狭隘视角，转向构建以关系联结、情感共鸣、价值认同为内核的数字化转型范式。

一、数字时代背景下政工工作面面临的问题

（一）传统传播渠道与数字信息生态的结构性错位

纸质文件传达、集中会议宣讲等传统政工传播方式，在信息传播速率与覆盖范围上正遭遇技术性失效。数字平台基于算法推荐的即时传播机制，形成了以秒为单位的舆情扩散速度，而传统渠道从内容生产到层级传递往往存在数日的时间迟滞。这种时差导致官方信息在社交媒体的二次传播过程中频繁遭遇失真与解构，尤其在突发事件中易形成舆论真空地带。信息接收场景的迁移加剧了传播效能衰减，短视频平台的竖屏交互模式、弹幕文化的即时反馈生态，与传统政工单向输出的横屏图文形态形成认知惯性冲突[1]。

（二）政工话语体系与网络认知逻辑的价值性疏离

程式化的政策表述与网络原住民的话语解码模式之间，存在深层的符号系统断裂。数字社群中生成的“圈层黑话”、表情包文化、梗文化等非正式表达方式，构建了具有排他性的亚文化传播屏障。当政工内容沿用“宏观叙事—抽象概念—制度术语”的标准化话语结构时，难以穿透Z世代群体基于情感共鸣与圈层认同构筑的信息过滤机制。算法推荐技术加剧了价值传递的路径分化，平台根据用户偏好定制的信息流，使个体更易固守原有认知范式。

（三）单向灌输模式与双向互动需求的功能性失衡

层级式信息传递架构形成的“金字塔型”工作模式，难以适应数字时代“网状节点式”的社会联结形态。传统政工强调系统内部的信息闭环流动，而数字空间中每个个体既是信息接收者又是再生产者，这种权力中心消解带来的传播失控尚未在现有工作机制中得到制度性响应。实体空间中的组织化动员方式，与虚拟空间中自组织的、非正式的信息扩散规律之间存在行为逻辑冲突。基层单位普遍存在的“重内容生产、轻关系运营”倾向，导致数字政工停留在信息发布的基础层面，未能构建持续性的价值对话机制。

（四）技术工具创新与价值内核建设的整合性困境

对数字技术的工具性崇拜导致政工数字化转型出现价值悬浮风险。部分单位将开通短视频账号、采购大数据分析系统等同于工作创新，却未解决技术应用与价值传播规律的本质性适配问题。算法推荐技术强调“用户偏好优先”的传播逻辑，与政工工作“价值引领优先”的核心诉求存在内在张力，技术中立性原则可能无形中消解主流价值的导向作用。数据采集分析能力的提升并未自动转化为意识形态风险的预判能力，对网民情感倾向、价值立场的动态感知仍依赖人工经验判断。

二、数字时代背景下政工工作模式的创新优化策略

（一）构建全媒体传播矩阵的深度融合机制

政工工作数字化转型需建立跨平台的内容生产与分发体系，重点打通政务微信、微博、抖音等主流平台的账号协同。基层单位应当依据不同平台的用户画像特征，制定差异化的内容输出策略：在微信生态侧重深度政策解读与案例故事化呈现，在短视频平台采用15秒至60秒的剧情演绎、动画解说等轻量化形态，在问答社区策划主题讨论引导网民参与价值共建。需要建立市县乡三级账号的联动响应机制，上级账号发布的核心政策解读，下级账号应及时转化为方言版、图解版等地域化适配内容。内容生产流程中嵌入实时舆情监测模块，对网民在评论区的高频疑问设置自动触发应答机制，形成“政策发布—意见收集—反馈优化”的闭环传播链。定期组织政工干部参与平台运营实操培训，重点提升短视频剪辑、直播互动、数据看板解读等数字生存技能，确保传播矩阵的持续活力。

（二）开发网络化话语表达的转换编码系统

建立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与网络亚文化符号的转译通道，需组建由青年政工骨干、网络编辑、文化学者构成的内容智库团队。该团队的核心任务在于解码Z世代群体的情感需求图谱，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象化为可感知的场景符号。例如将“敬业”价值转化为职场vlog中的奋斗故事，将“诚信”理念嵌入电商直播的消费场景叙事。开发动态更新的网络热词数据库，建立政策术语与网络流行语的关联映射模型，在确保价值内核不变的前提下完成话语外壳的年轻化转换。重点培养政工干部的“网感”素养，通过模拟网络社区辩论、新媒体文案创作实训等方式，强化对网络话语深层逻辑的把握能力。创作规范中需设置双重校验机制，既避免为追求传播效果过度娱乐化消解政策严肃性，又防止因话语转换不到位形成新的传播隔阂。

（三）建立基于用户行为的精准服务供给模型

依托政务服务平台积累的用户行为数据，构建分众化、差异化的政工服务推送体系。在保障数据安全的前提下，整合党员管理系统的组织数据与新媒体平台的兴趣数据，绘制包含政治素养、知识结构、媒介偏好等多维度的用户画像。针对农村党员群体开发语音播报、大字版图文等适老化信息产品，面向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设计碎片化学习模块与在线答疑通道。在线上学习平台引入游戏化机制，设置知识闯关、积分兑换等激励措施，将理论学习转化为可交互的沉浸式体验。

（四）完善数字政工的效果评估与迭代体系

构建以价值传播效能为核心的多维评估指标，改变单纯以阅读量、点赞数为导向的粗放评价模式。设计包含认知度、认同度、践行度三个层级的评估框架：认知度通过在线知识测试、政策要点复述准确率等量化指标衡量；认同度运用情感分析技术解析评论区、弹幕中的态度倾向；践行度则关联实际工作场景中的行为改变数据。建立季度性的数字政工健康度诊断机制，运用A/B测试比对不同内容形态的传播衰减曲线，识别最优的内容生命周期管理策略。开发智能化的效果预警系统，当某项工作的认同度指标连续两月下降超过预设阈值时，自动触发内容优化流程。评估结果直接反馈至年度工作计划制定环节，形成“效果评估—问题诊断—策略优化”的持续改进闭环[2]。

总结

综上所述，数字时代的政工工作模式创新是在技术迭代与价值传承之间寻找动态平衡点的系统性工程。随着数字文明形态的演进，政工工作或将衍生出虚实交融的思想交互界面、基于情感计算的价值传播算法等新型实践形态，这要求理论研究与实践创新保持同频共振，共同绘制具有中国特色的数字政工发展蓝图。

参考文献

[1]曾琳娜. 论新时代政工干部队伍素质能力的强化 [J]. 山西警察学院学报， 2024， 32 （06）： 116-119.

[2]崔文. 数字时代企业政工模式创新研究 [J]. 现代企业文化， 2023， （35）： 53-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