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乡村振兴战略深入推进与资源型地区转型发展的双重背景下，采煤沉陷区的发展问题愈发受到注。本研究聚焦采煤沉陷区农村人才振兴问题，以剖析其在乡村振兴进程中面临的现实困境与战略价值为核心。通过对采煤沉陷区人才吸引力衰退、专业效能抑制、人才生态系统失衡现实阻碍的分析，进一步揭示人才振兴现实问题的深层原因。针对上述系统性障碍，研究提出构建“引育用留”的多维度协同策略，积极推动形成人才驱动发展到发展吸引人才的良性循环，从而为采煤沉陷区实现乡村振兴提供坚实的智力支撑与可持续发展动力。

关键词:人才振兴;采煤沉陷区;现实困境;引育用留策略

随着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持续深入推进，采煤沉陷区作为资源型区域转型的特殊典型样本，其发展问题愈发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长久以来，煤炭开采活动给矿区周围带来了一系列问题，不仅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破坏，还进一步导致产业结构失衡以及社会发展滞后等状况，与乡村振兴所提出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宏伟目标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乡村振兴，必须把人才振兴放在重要位置。[1]人才作为推动发展的核心要素，在采煤沉陷区乡村振兴进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然而，当前沉陷区普遍面临着人才流失严重、专业人才短缺等现实困境，这些问题已然成为制约其转型发展的重要瓶颈。因此，深入研究采煤沉陷区农村人才振兴问题，积极探索有效的人才发展策略，对于推动沉陷区实现乡村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而言，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采煤沉陷区农村人才振兴的现实困境

在乡村振兴战略与资源型地区转型发展的背景下，采煤沉陷区农村人才振兴面临严峻挑战。沉陷区人才吸引力的减退、对人才专业效能的限制及社会网络的断裂是沉陷区农村人才振兴的困境所在，困境的交织导致人才要素与区域转型发展难以形成有效协同。

（一）人才吸引力衰退

生态退化与产业滞后是制约沉陷区人才集聚的重要阻碍。长期煤炭开采导致的空气扬尘、水质污染等生态环境问题，直接降低了区域内宜居性，而传统产业衰退与新兴产业发育不足的叠加影响，导致了就业结构单一化从而进一步削弱了人才的长期发展预期。受制于生态环境质量下降与职业发展前景受限的双重压力，使得沉陷区在区域人才竞争中处于劣势，技术型、管理型人才更倾向于选择生态环境优良、产业结构多元的非沉陷地区。

（二）人才专业效能受到抑制

传统治理模式与现代人才发展的多元化需求之间存在冲突[2]。其主要体现在行政化的管理逻辑与人力资本增值之间的冲突，具体到人才任用上，科层制管理惯性与行政化思维衍生出三重制约机制：论资排辈的晋升体系使专业能力让位于资历职级，行政事务的过度负载消耗了人才的有效工作时间，组织中缺乏明确的创新贡献评价标准导致人才创造的价值无法获得实质性回报。这些机制共同构成对人才专业效能的系统性消解，使人力资源配置与沉陷区转型发展的现实需求逐渐脱节。

（三）人才生态系统失衡

沉陷区呈现高端人才悬浮、本土人才断层的生态失衡局面。沉陷区本土社会资本网络的断裂表现在青壮年劳动力与返乡创业者的持续性外流，不仅导致熟悉地方生态特征、社会网络和产业痛点的本土知识主体流失，更使得外来人才失去了融入地方社会的重要桥梁，加剧了人才与本土社会的脱节。在沉陷区复杂的治理场景中，缺乏本土协作网络支撑的外来人才往往会因为对地方社会运行规则的认知隔阂，陷入治理实践中的孤立境地。与此同时，重外来引进、轻本土培育的倾向政策导向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生态失衡。本土成长的实用型人才凭借长期实践积累的宝贵经验，因制度化上升通道的缺失被边缘化，而外来人才的专业知识又难以与地方社会资本形成有效衔接，导致沉陷区人才体系呈现高端人才悬浮于政策表层、本土人才断层于实践基层的局面。

二、采煤沉陷区农村人才振兴现实困境的成因分析

采煤沉陷区农村人才振兴困境是多重结构性矛盾交织的结果。这些矛盾既包含因资源型产业衰退引发的经济结构转型阵痛，也涉及城乡二元结构下公共服务资源配置失衡的社会矛盾，以及涵盖生态环境恶化与人才宜居诉求之间的冲突。这些因素相互作用，形成了阻碍人才振兴的深层次成因。

(-) 产业与政策双重制约下的人才排斥

单一产业结构与短视政策的叠加致使沉陷区人才吸引力不足。沉陷区人才集聚能力的衰退，本质上是资源型地区发展路径锁定的必然结果。长期以煤炭开采为核心的单一产业结构，在创造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形成了资源依赖——生态破坏——产业锁定的恶性循环。一方面，高强度的煤炭开采导致地表沉陷、水土污染等生态负外部性，直接降低人居环境质量，削弱人才定居意愿；另一方面，由于产业资本长期固化于煤炭及相关工业，导致新兴产业培育动力不足[3]，进一步加剧了就业岗位单一化，迫使技术型人才因缺乏发展机会向外部产业结构更丰富的区域流失。政策层面短视加剧了这种排斥效应，当前以编制补贴、短期奖励为主的引才政策未能紧密结合沉陷区生态修复与产业转型的现实需求，构建起制度保障与生活配套有机衔接的支撑体系，导致外来人才被政策吸引短暂流入之后不适应进而持续性流出。深挖这种困境的深层根源，在于地方治理没有突破资源开发优先的传统思维，将人才政策简化为短期成本投入而非系统性生态构建，最终造成人才集聚的基础性制度供给缺失。

（二）科层制模式与教育体系的路径依赖

行政化的治理模式与教育体系的固化造成人才供需脱节。行政化治理模式对人才效能的抑制，是科层制管理体系与多元治理需求的深层矛盾显现，这种矛盾的核心在于，传统科层制依赖标准化流程与行政层级的管理逻辑，与知识经济时代人才所需的创新弹性之间存在不兼容[4]。具体到人才任用上，以行政职级为核心的评价体系与论资排辈的传统惯性相互强化，实质上是将职业发展路径与行政职级体系过度关联，导致技术人才的专业价值被行政职级评价标准弱化；行政事务对专业领域的过度介入，暴露出治理体系尚未完成从管控型向赋能型治理的转型，仍以标准化流程管理知识密集型劳动，忽视了这类劳动需要灵活创新空间的特性，违背了人力资本增值的内在规律。教育培养层面的结构性错配，则源于职业教育对煤炭产业的路径依赖，不仅导致学科调整滞后于产业需求变化，更因校企合作机制流于形式，造成实践性知识供给与沉陷区转型需求的显著脱节。这种制度惯性的深层影响，在于在于治理体系仍沿用工业时代的标准化思维看待人才而非需要动态赋能的发展主体，最终形成供给端传统专业人才过剩与需求端新兴领域人才匮乏并存的结构性矛盾。

（三）本土与地方社会网络构建失效

社会资本网络建构断裂破坏了人才发展生态。从社会资本理论的核心框架出发，社会资本作为嵌入社会网络中的资源，通过信任机制、规范共识和关系网络影响个体与组织的行动效能[5]。沉陷区人才生态失衡的深层根源，正在于这一理论框架下核心机制的系统性失效。其一，扎根于地方社会的知识网络断裂削弱了人才生态的内生支撑。长期人口外流导致熟悉区域生态特征、社会网络和产业痛点的本土人才持续流失，实质是瓦解了承载地方性知识的社会网络，这些知识不仅包括显性的技术经验，更包含嵌入地方规则中的治理智慧（如非正式沟通技巧等）。当外来人才失去了由本土社会网络构成的认知中介，其专业方案往往因脱离地方实践语境而难以转化为有效治理效能。其二，重引进轻培育的导向本质上忽视了社会资本理论中规范共识的构建需求。政策设计未能尊重社会资本的共生逻辑，导致人才体系与地方社会的制度性割裂。对本土实用人才的制度性忽视，实质是否定了地方治理中内生性知识的价值，破坏了人才与地方社会通过长期互动形成的信任规范；而外来人才政策缺乏与本土社会网络的对接机制，使得其专业知识因缺乏共同认可的实践规范而成为“悬浮性的存在”。

三、采煤沉陷区农村人才“引育用留”协同振兴策略

为破解沉陷区农村人才振兴的难题，需要从系统的视角构建“引育用留”的协作策略。立足于产业转型与人才发展痛点，从打破制度壁垒切入，靶向对接生态文旅等新兴产业的人才需求，从引才、育才、用才、留才提出建议，进而形成破解沉陷区人才振兴难题的立体化方案。

（一）以产业需求为目标靶向引才

以产业需求为导向精准对接人才资源。本质上，采煤沉陷区人才引进的核心在于关联人才价值实现与地方发展需求，要使人才在解决沉陷区问题的过程中实现职业价值，而不是简单的人才数量积累，更注重人才与地方发展的基因适配[6]。因此锚定沉陷区产业发展的靶向引才是核心逻辑，针对沉陷区生态农业、文旅融合、循环经济等新兴产业需求，坚持目标导向，制定产业与人才相对应的匹配机制。针对沉陷区人才吸引力不足的深层矛盾，需以《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提出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为导向，突破传统补贴驱动的粗放引才模式，结合沉陷区生态文旅等新兴产业的特点，精准识别其产业需求，联合行业协会制定沉陷区转型产业人才能力标准，以实现靶向引才。其次是扩宽人才招引路径。重视高校优质资源，应当组织进校园活动招贤纳智，为高校毕业生提供区内不同岗位的优质资源，进一步与校招活动相联系，搭建起高效的供需对接平台。另外是持续实施柔性引才的策略，围绕沉陷区生态修复等具体项目，高校科研团队及企业技术人员可以通过定期驻点的方式提供“候鸟式指导”，一方面沉陷区得到了专业性的服务，另一方面挂职人员可将沉陷区具体治理场景转化为学术研究或实践案例，从而实现个人职业价值与地方发展需求的良性互动。

（二）多元主体协同人才培育策略

立足本土构建多元主体协同的人才培育机制。采煤沉陷区人才培育需突破外源输入依赖，立足本地实践需求，建立多元主体协同培育与的内生性机制，从而破解培训无效与能力断层的深层矛盾。多元主体协同的培育网络有助于打破政府单一供给模式，构建“政校企村”四位一体的培育共同体，依托政府资金优势，以高校作为人才培育载体，协同企业承担技能培训并结合村集体组织技术人员进行实践课堂活动，由此拓宽多维度育才工程。另外，政策设计需强化就业安置与技能提升的联动性。针对失地农民及转岗工人等群体，可采取定向培训结合岗位匹配的模式，在搬迁安置社区的基础上配套产业园区，优先吸纳本地劳动力参与生态治理项目，在规避掉重安置轻就业的治理短板同时，通过提升人的能力重建区域社会纽带。对掌握成熟沉陷区治理技术的农民，可认定为生态修复乡土人才，赋予其参与政府生态项目论证的资格；对成功开发矿区文旅资源的创业者，给予乡村振兴专项人才补贴和创业支持。这种制度设计既认可了基层实践经验的价值，也促进了本土知识与专业技术的有机融合，使基层人才的实践智慧能够在制度框架内转化为实际治理效能。这种策略不仅提升人力资本积累效率，更通过培育过程重塑乡村主体意识，为沉陷区从被动接受帮扶转向主动创新发展奠定人才与文化基础。

（三）打破科层壁垒构建协同用才体系

打破壁垒，促进专业人才与本土经验协同发挥效能。沉陷区人才任用的核心挑战在于突破科层制行政化管理惯性，构建与转型治理需求相适配的能力转化体系。当前治理实践中，专业人才的技术方案常因脱离地方社会网络遭遇执行阻力，而本土人才的实践经验又因缺乏制度性对接渠道难以转化为治理效能。破解这一困境需要重构任用逻辑。首先，基于治理情境细分人才角色，在生态修复、产业转型等技术密集型领域，建立人才主导结合本土辅助的协作架构，由具备专业背景的人才制定技术方案，同时吸纳熟悉地方资源禀赋、社群关系的本土能人担任桥梁中介,负责识别民意诉求、协调利益冲突，弥补专业方案在地方适应性上的盲区。其次是搭建跨领域知识融合平台，通过推动高校科研团队、企业技术骨干与基层实践者常态化协作，在塌陷地文旅开发、生态农业项目中将技术工具与本土经验相结合，通过问题共商共议生成兼具科学性与本土适配性的治理方案。最后，要建立起多维的动态评价体系，改变唯行政职级、唯项目成果的短期考核导向，对本土实践人才强化治理参与度的考核，将其在社群动员、矛盾调解及知识传递中的实际作用纳入评价体系[7]。这种任用机制的本质，是承认沉陷区治理作为技术与社会复合系统的特殊性，进一步打破行政化壁垒、促进异质知识互动、强化长期价值导向，从而使得专业能力能够嵌入地方情境，使人才在与沉陷区转型需求的持续互动中实现能力增值与价值认同，最终形成可持续发展格局。

（四）从利益到情感的多层次留才策略

打造服务、认同、情感多重的人才留存生态。在采煤沉陷区人才留存与发展的实践中，需构建从基础保障、社会认同、情感联结这几个层面去考虑，以破解人才留任意愿薄弱的深层困境。在基础保障层面，应突破传统政策工具的单一性，将人才发展与地方公共服务体系升级深度融合。通过建设集居住、教育、医疗于一体的复合型人才社区，系统性的解决人才家庭化定居后顾之忧，使优质公共服务从单纯的吸引要素转化为人才发展赋能的要素。在社会认同建构层面，需打破外来与本土的二元分割状态，通过制度性参与渠道的搭建重塑治理共同体意识，吸纳外来人才进入村集体经济决策、搬迁安置协商等基层治理场景，使其专业知识在具体事务中转化为可见的治理效能，以此积累本土社会的信任资本；同时，挖掘沉陷区特有的工矿文化遗产与抗灾奋斗历史，通过编撰地方志的形式，将人才的创新贡献嵌入地方发展叙事，赋予其身份认同。最后，要清晰双方不是简单的利益交换，更是情感的连接。支持人才发起留守儿童教育、老年数字技能培训等社区公益项目，在日常服务中建立与地方社群的互动，让人才从外来建设者成为地方共同体。当职业发展机会、社会尊重体系与情感归属网络形成协同效应，人才的留任意愿将从基于政策红利的被动权衡，进而转向基于认同归属的主动选择[8]，最终形成人才发展与沉陷区振兴同频共振的可持续生态。

四、结束语

采煤沉陷区的人才振兴不是单一政策的局部突破，而是涉及产业、治理、社会资本的系统性重构。本研究揭示的人才生态失衡困境是资源型地区现代化转型中制度惯性与发展需求冲突的缩影。“引育用留”协同策略的核心，在于打破被动倚靠政策的输血，通过产业靶向引才激活发展动能、多元培育厚植本土根基、协同用才弥合知识断层、情感留才构建治理共同体，来实现采煤沉陷区的人才振兴。值得进一步思考的是，沉陷区作为乡村振兴与资源型地区转型的双重特殊场域，其人才振兴实践不仅关乎个体发展机会的重塑，更涉及城乡要素流动、工农关系重构等深层结构性问题。需进一步拓宽研究视角，优化人才体系的构建。未来研究在聚焦沉陷区的人才振兴探索同时，也要尽可能为同类型地区提供可复制的范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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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赵勇,杜皖露,赵斌斌.城市人才政策对青年人才居留意愿的影响研究——基于全国70 个大中城市的数据[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23,21(03):66-76.

作者简介：马青山(1999-),安徽淮南人， 2023 级农村发展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农村社区治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