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走私犯罪严重危害国家经济安全与市场秩序，其成因涵盖“ 暴利驱动” “ 监管盲区” “ 制度缺陷” 及“ 执法滞后” 等多维因素，而当前司法实践主要聚焦法律适用难点，如绕关走私主观故意推定。为进一步加强当前防控体系，需构建“ 预防” “ 控制” “ 治理” 的多层次规制体系，进一步强调完善制度、加强智慧缉私、强化源头治理、实现社会共治。

关键词：走私犯罪；成因分析；防控对策

走私犯罪作为跨境经济犯罪的典型形态，在全球化背景下呈现出复杂化、专业化和隐蔽化趋势。据海关总署统计，2024 年全国海关缉私部门共立案侦办走私违法犯罪案件5719 起，案值高达905.6 亿元，涉税走私犯罪案件达3687 起，严重侵蚀国家财政基础与经济安全秩序。本文旨在通过解析走私犯罪的法律界定、犯罪成因与危害机制，结合司法实践最新动态，构建多层次防控体系，为新时代走私犯罪治理提供理论支撑。

一、走私犯罪概述

《布莱克法律大词典》中称走私是指“ 进出口商品而未付税的行为，同时包括以欺瞒的方式将法律禁止的商品带进或带出国家的行为” 1。根据《海关法》第82 条，走私行为是指“ 违反本法及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逃避海关监管，偷逃应缴税额、逃避国家有关进出境的禁止性或限制性管理” 的行为。由此可见，走私犯罪以“ 逃避海关监管” 为核心要件，包含三个基本要素：“ 违反海关法规” 、“ 逃避海关监管” 和“ 针对特定对象” 。从行为特征看，走私犯罪可分为“ 通关走私” “ 绕关走私” 和“ 后续走私”并根据犯罪对象不同，可以划分为走私特定类、禁止进出口类和普通应税类三类。

走私犯罪对国家治理体系构成多维度冲击。在经济层面，2024 年涉税走私造成国家税款流失达 905.6 亿元，直接挤压国内企业生存空间；在安全层面，疫区冻品、固体废物走私威胁生物安全，如2023 年连云港查获的走私牛肉等冻品来自均来自未经检疫的外籍船舶；在社会治理层面，走私衍生洗钱、虚开增值税发票等次生犯罪，广州海关侦破的“ 智胜 01^′′ 案中，走私团伙在走私23.6 亿元天然牛黄同时，虚开增值税发票价税合计55.1 亿元。

二、法律规制与司法实践

我国走私犯罪刑法规制体系历经多次修正，形成以《刑法》第151-157条为主干的规范框架。《刑法修正案（七）》将第 151 条第 3 款“ 走私珍稀植物及其制品罪” 拓展为“ 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物品罪” ，解决了古植物化石、疫区动植物等新型禁止物品的规制空白。而《刑法修正案（八）》废除走私普通货物罪死刑，标志着刑罚结构向“ 严而不厉” 转型。在司法适用层面，2014 年《关于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进一步对定罪量刑标准作出细化规定。

司法实践中，“ 绕关走私” 与“ 间接故意” 认定成为难点。在2023 年连云港海上绕关走私冻品案中，杨某犯罪团伙通过外籍船舶在公海接驳，转运至非设关码头，形成“ 海上-码头-陆路” 全链条犯罪网络。此类案件中，“ 主观故意” 多通过“ 明知货物来源非法 ⁺ 逃避监管行为” 予以推定。值得关注的是，2024 年拱北海关破获的走私淫秽书籍系列案，犯罪团伙利用行邮、旅检、海上三渠道走私 25299 本淫秽书籍，凸显分众化走私渠道与隐蔽化犯罪手法的挑战。

三、犯罪成因多维分析

走私犯罪高发态势源于经济、制度、地理等多重因素交织作用：

一是暴利驱动与经济落差。国际国内市场价差形成套利空间，如2018年走私冷冻肉每吨获利高达10 万元，远低于市场正规进口成本。同时，税制差异诱使企业铤而走险，加工贸易企业通过“ 飞料走私” （将保税料件擅自内销）规避高达 20% 的进口环节税。

二是监管盲区与制度缺陷。我国2.1 万公里陆地边界与1.8 万公里海岸线形成天然监管盲区，[2]而海关法对“ 禁限税” 三类货物分类规制存在立法缝隙，主要表现在禁止类货物未设置税额认定标准，导致刑法第 153 条无法适用。更突出的问题是，走私禁止进出口货物罪与走私普通货物罪存在规范竞合，导致同案不同判现象。

三是执法能力滞后与地方保护。部分关区执法设备更新缓慢，对新型走私手段（如无人机带货、跨境电商伪报）识别能力不足。更严重的是，执法腐败形成“ 保护伞” ，江苏某海关人员纵容走私案显示，单次“ 放水”受贿可达百万，刺激走私规模化。

四是消费市场协同效应。国内对奢侈品、珍稀动植物制品、数码产品的畸高需求，与境外灰色供应链形成“ 需求-供给” 闭环。如 2024 年广州海关查获的天然牛黄走私案中，境内药企以高于境外 80% 价格订购，催生专业“ 水客” 走私链条。

四、防控对策体系构建

针对走私犯罪的新趋势与新挑战，需构建“ 预防-控制-治理” 三位一体的防控体系：

在预防犯罪方面，一是法律制度完善路径。进一步填补立法缝隙，将刑法第153 条“ 偷逃应缴税额” 单一标准改为“ 价额+税额” 双轨制，对禁止进出口货物以货物价值定罪，如走私未列明禁止物品价额达 5 万元即入刑。二是明确法律适用。通过司法解释厘清第 151 条第 3 款“ 国家禁止进出口货物” 范围，限定于《禁止进出境物品表》中未纳入第 151 条第 1-2款、第152 条的对象。

在控制犯罪方面，一是提升综合执法能力。进一步加强智慧缉私建设，应用 AI 图像识别、区块链关务系统、大数据风险预警平台，如 2024 年海关通过智能审图查获走私案件量提升 37% ；二是建立全链条打击机制，建立“ 海上抓、岸上堵、市场查” 一体化执法[3]。如连云港市检察院联合海警、法院建立打击走私联席机制，在走私高发区设置侦查监督办公室，破获海上绕关走私冻品全链条。三是同时进一步加强反腐败协同，如在海关内部设立电子监察系统，对放行异常、查验豁免等环节实时监控，切断“ 保护伞” 形成机制。

在治理犯罪层面。一是强调是跨部门综合治理。推进贸易便利化改革，扩大跨境电商B2B 出口监管试点，降低企业合规成本，压缩走私经济动因；加强市场整顿协同，对重点商品（如集成电路、奢侈品）建立溯源码制度；同时建立公众参与机制，设立走私举报奖励基金，开展反走私宣传进码头、进企业活动。二是加强源头治理、升级国际协作产业。通过降低制造业税费成本，缩小国际国内价差，削弱走私套利空间。进一步加强跨境执法协作，通过加入《内罗毕公约》反走私互助机制，与东盟国家建立实时情报交换网，在非设关海岸线部署物联网传感器，应用无人机巡航与热成像监测，实现18000 公里海岸线动态监控。

五、结论与展望

走私犯罪治理是维护国家经济主权与市场秩序的核心议题。当前我国走私犯罪呈现对象多元化、手段智能化、链条隐蔽化三重趋势，需通过立法完善填补规制漏洞，依托智慧缉私提升执法效能，深化国际合作阻断跨境通道。2025 年海关“ 国门利剑” 行动将高压打击走私列为重点，但长效治理更需制度、技术与国际合作协同推进：在制度层面，应推动《反走私法》单独立法，构建禁限税货物全覆盖的规范体系；在技术层面，应用“ 海关元宇宙” 模拟查缉训练，提升对新型走私识别能力；在国际层面，深化与RCEP 成员国海关AEO 互认，建立区域走私预警共享平台。

而要从根本上遏制走私犯罪，更需缩小国内外市场价差、降低合规贸易成本、培育社会反走私共识，构建“ 企业自律-市场调节-政府监管-社会监督” 的共治生态。唯此，方能在高水平对外开放背景下筑牢国门安全屏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法治保障。

参考文献：

[1] [美] 布莱恩加纳：《布莱克法律大词典》（第十一版），圣保罗西方出版社，第1671 页。

[2]参见李强，徐明玉：《云南边境地区打击走私犯罪侦查难点及对策》，载《云南警官学院学报》2017 年第6 期。

[3]参见金华捷，李舒俊：《自贸区走私犯罪停止形态相关问题探讨》，载《四川警察学院学报》2015 年第27 期。

王晓薇

作者简介：王晓薇（1995.10—），女，汉族，四川内江人，硕士研究生，检察官助理，研究方向：中国刑法

* 本文为广东省人民检察院2024 年度检察理论研究课题“ 粤港澳海上跨境冻品走私的主观明知问题研究” （GDJC2024068C）的阶段性成果。

** 广东省检察官助理，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