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残疾人题材的电影创作中，声音已从技术辅助手段升华为核心的叙事与伦理工具。本文以入选“第 42 批向全国中小学生推荐优秀影片”的《奇迹乐队》为范本，探讨导演在此类题材中声音创作的系统性思考。文章认为，导演的职责在于构建一种“非视觉中心”的叙事美学，这要求声音设计必须超越常规，承担起塑造空间、传递情感、构建视角乃至践行社会平等的多重功能。通过深入分析影片中“声音景观”的营造、主观听点的运用及“原生无障碍”声轨的设计，并借鉴中外相关理论，本文旨在阐明，一种自觉的、伦理先行的声音创作，不仅是艺术真实性的保障，更是打破健全人中心主义叙事模式，实现与特殊群体平等对话，并推动电影艺术社会功能拓展的关键路径。

关键词：电影声音；导演创作；残疾人题材；声音景观；《奇迹乐队》；视听美学一、 引言：声音作为叙事的伦理立场与时代使命

电影，长久以来被视为一门以视觉为主导的艺术。然而，当它的镜头聚焦于残疾人群体，尤其是视障人士时，这种以视觉为中心的固有范式便面临着巨大的伦理与美学挑战。正如学者周夏在《中国残疾人题材电影的历史演进与叙事研究》中指出的：“传统影像在处理残疾题材时，容易陷入两种极端：要么是将其‘病态化’以博取同情，要么是将其‘神化’以进行道德说教，这两种方式都未能触及残疾人真实、复杂的生命体验”【1】。导演的创作思考，首先必须回应这一叙事困境，寻求一种既不俯视也不仰视，而是真正平视的叙事姿态。

对于《奇迹乐队》这样一部以视障青少年为主角的影片而言，寻找与之匹配的电影形式，本身就构成了创作的核心。这部电影的创作初衷，超越了简单的故事讲述，旨在打造一部 “视障朋友也能‘听见’如同‘看见’一样的电影” 。这一目标的设定，决定了其声音构思绝非后期制作阶段的锦上添花，而是从剧本构思、选角、拍摄到后期混录全流程中，始终居于主导地位的叙事哲学。导演需要系统性思考：如何让声音成为观众认知的向导，如何通过听觉重建一个可信、可感、可融入的世界，最终实现与视障角色的深度共情？ 这标志着声音在电影创作中，从技术层面向叙事内核与伦理自觉的根本性跃升。

《奇迹乐队》的独特价值与社会意义，在其完成后得到了从国家层面到普通观众的多维度验证。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它成功入选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和教育部办公厅联合发布的“第42 批向全国中小学生推荐优秀影片”。本文即以《奇迹乐队》这一极具代表性的文本为分析对象，结合电影声音理论、残疾人影像研究以及本土化学术观点，系统阐述导演在残疾人题材电影中，如何通过一场自觉的“听觉转向”，以声音为笔，绘制出一幅融合了美学创新、伦理关怀与社会实践的创作蓝图。

二、 构建“声音景观”：从背景到前景的叙事转换

在常规电影制作中，声音设计往往服务于画面，用以增强环境的真实感或渲染特定情绪。但在《奇迹乐队》的创作中，导演必须引领整个团队完成一次认知上的转变：将“声音景观”从背景推向前景，使其成为叙事本身。法国学者米歇尔·希翁（Michel Chion）提出的“声音景观”（Soundscape）概念，强调声音是构成影片世界听觉环境的复杂整体，它与画面平行，甚至在某些时刻可以超越画面，独立承担叙事功能【2】。这一理论在《奇迹乐队》的实践中得到了本土化的、充满生命温度的诠释。

1、环境音的戏剧化提升与空间构建

影片对环境音的运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精细与自觉程度。这种创作意识，直接根植于长达五年筹备期内对全国各地盲人朋友的深入采访。创作团队发现，视障者感知世界的方式，是基于听觉信息主动构建一幅“心灵地图”。正如中国盲人协会主要负责同志在受访时谈到的：“光明从耳边升起。我们通过声音的轮廓、质感和流动，来理解空间的形状、物体的远近和环境的变迁。” 这一洞察成为影片声音设计的核心原则。

因此，在影片中，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被“观看”的世界，而是一个被“聆听”的世界。例如：风扇规律性的嗡鸣，不仅是环境声，更成为角色判断时间流逝的“听觉时钟”。

不同小区的不同背景音，被精细地呈现出来，成为角色判断所在空间属性与空旷感的“声学标尺”。角色行走时，从水泥地到盲道再到木质地板所引发的脚步声变化，构成了一条清晰、可信的“听觉导航路径”。这些声音细节，经过导演与声音指导的有意设计与强化，从通常的“背景噪音”中脱颖而出，成为传递关键信息、塑造人物处境的核心叙事元素。

国内学者周传基先生在其《电影·电视·广播中的声音》一书中曾强调：“电影声音的任务，在于创造一个具有艺术真实性的声音环境。”【3】《奇迹乐队》的创作团队正是以此为目标，进行了大量的现场拟音与同期声采集，旨在还原那种独一无二的、无法被模拟的“空间质感”。这种对声音真实感的极致追求，使得观众得以暂时关闭主导的视觉，学习用耳朵去“阅读”环境，从而无限贴近角色的感知模式，实现了一种深度的沉浸式体验。

2、沉默的情感张力与听觉焦点

除了对有声元素的精心雕琢，导演对“静默”的运用也展现出极高的艺术控制力。此处的沉默，并非物理学意义上的绝对无声，而是一种充满了心理张力的听觉空间，是角色内心世界的“负形”呈现。影片拍摄于疫情期间，剧组需要每天小心翼翼地带盲人小演员们做核酸，确保他们在一个充满未知与潜在危险的环境中的安全。这段特殊经历，让创作团队切身感受到视障群体在陌生环境下那种高度依赖听觉的专注、警惕以及内在的不安。

导演将这种观察融入创作。在影片中，当角色处于探索陌生环境或内心激烈挣扎的时刻，背景环境音会被刻意地削弱，甚至在某些关键瞬间完全抽离。这种手法创造出一个听觉上的“真空”地带，迫使观众的听觉感官变得异常敏锐，将所有注意力聚焦于留存下来的、被放大的细微声音上——或许是角色因紧张而变得粗重的呼吸声，或许是他指尖摸索墙壁时发出的沙沙声，又或许是远处飘来的、象征希望的一缕微弱旋律。这种对“静默”的经营，正如电影理论家李铭在《电影声音艺术》中所论述的：“静默，是声音的另一种形式，是情感的蓄水池。当万籁俱寂，内心的波澜便轰然作响。”【4】导演通过操控声音的“有”与“无”，成功地引导观众进入一种与角色同频的、高度集中的感知状态，去体验那份不依赖于视觉的内在宁静或情感风暴。

三、 运用“主观听点”：实现视角的听觉转换与共情

为了彻底打破将残障群体客体化的叙事窠臼，导演必须创造性地运用“主观听点”，实现从“观看他们”到“成为他们”的视角转换。这不仅是声音技术的选择，更是一种叙事伦理的自觉实践，是构建平等对话关系的核心环节。

1、作为“听觉特写”的主观声音

在电影语法中，特写镜头用于强调关键细节，主观镜头用于呈现角色的视觉观点。《奇迹乐队》的导演将这一逻辑成功地移植到了听觉领域。通过精密的录音技术与混音设计，影片系统地模拟了角色的听觉焦点，创造出功能上等同于“听觉特写”或“听觉主观镜头”的效果。

例如，在一场排练戏中，当由奚美娟、李传缨等表演艺术家与六位盲人素人演员共同演绎的主角，需要专注于一段至关重要的对话时，导演会指示声音团队进行如下处理：外边环境音、车水马流等环境音逐渐淡出、虚化，仿佛被一层听觉的“柔焦”效果所笼罩；而对话双方的声音则被提纯、放大，音质变得异常清晰饱满，稳稳地占据听觉画面的绝对中心。这种技术处理，产生了一种强大的强制性，它迫使观众的听觉感知与角色的听觉感知完全同步。我们不再是一个置身事外的旁观者在“听”一段故事，而是“作为”那个角色在“聆听”关乎自身命运的信息。这种视角的强制性代入，是建立深度共情最有效的途径之一。

2、音乐作为内心的外化、抗争与超越

音乐在《奇迹乐队》中扮演着多重角色，它既是剧情核心——乐队从组建到成长的客观内容，更是角色内心世界最直接、最炽热的外化表达。影片用大量篇幅展现了盲人少年们如何从零开始，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学习乐器。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曲关于毅力与尊严的无声赞歌。

导演需要精准地把控音乐在叙事中的切入与淡出，使其节奏与角色的情感起伏严密契合。一段由角色即兴弹奏的、略显生涩却充满真诚的旋律，可能就是一次内心的独白与挣扎；而当乐队成员历经无数次磨合的失败与气馁，最终在舞台上达成完美和谐的那一刻，那澎湃激昂的合奏声浪，已远远超越了乐曲本身的完成度。它是一次灵魂的集体呐喊，是一次对自身生理局限的华丽超越，是生命价值获得确证的辉煌瞬间。学者周星在《论电影艺术的审美情感建构》中指出：“当音乐与叙事高度融合，它便能穿透情节表层，直接叩击观众的心灵，完成情感的升华与净化。”【5】《奇迹乐队》中的音乐，正是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它在这一刻，成功消解了残疾与健全的二元对立，升华为一种普世的、能够直抵个观众心灵的情感语言。

四、 声音作为平等的实践：从“原生无障碍”到广泛社会共鸣

导演的声音思考，其终极价值在于能否超越银幕的物理边界，产生积极的社会回响。《奇迹乐队》在这方面树立了一个标杆，它立志打造 “原生无障碍电影” 。“原生无障碍”这一概念至关重要，它意味着影片的无障碍无障碍解说版本，并非在影片完成后才作为补充物添加，而是在剧本开发、拍摄构图乃至后期制作的每一个环节，都同步进行设计与考量，使其成为影片肌理中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

1、“听见”如同“看见”的平等权利

无障碍解说的创作，是一项要求极高的二次创作。导演与专业撰稿人需要合作，用精准、凝练、富有文学性和画面感的语言，将那些无法通过对白和自然声音传达的视觉信息——如人物的微表情、关键的眼神交换、环境的特定色调、以及富有意味的镜头运动等——转化为流畅、自然、不干扰原片对白和音效的听觉信息。正如国内无障碍电影研究专家赵晓春在《无障碍电影：从理念到实践》中所强调的：“优质的无障碍解说不是‘看图说话’，它是一次审美的再创造，要求撰稿人深刻理解导演意图与影片风格，用声音为视障观众绘制一幅‘心灵的银幕’。”【6】据《中国电影报》报道，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副理事长王永澄 与 全国政协第十四届委员、中国盲人协会主席李庆忠在专门聆听了《奇迹乐队》的无障碍版本后，一遍又一遍地落下热泪。他们激动地表示：“感谢您为我们视障朋友拍摄了这么励志感人的电影。我们‘看’懂了，也深深地被鼓舞了！”【7】这个瞬间，成为了影片社会价值最有力的注脚。导演“希望这是一部残疾人也能听见像是看见一样的电影”的朴素而伟大的初衷，在此时此刻，得到了来自视障群体最高层级、最真挚的确认与回应。

2、打破文化参与的壁垒与广泛的社会共鸣

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及教育部等部委的推动下，《奇迹乐队》的成功入选推荐片目，意味着其影响力将借助全国中小学的观影系统，覆盖至数以千万计的青少年。这不仅是影片的荣耀，更是中国电影在社会教育功能上的一次重要实践。正如《光明日报》相关评论文章所言：“将这样一部关注弱势群体、弘扬自强不息与团结互助精神的影片纳入推荐片目，对于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的生命观、平等观，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深远意义。”【8】

此外，影片在全国范围内举办公益及无障碍放映近百场，所到之处，反响强烈。一个尤为打动人心的场景发生在北京中慈联的放映现场：一位坐在导演身旁的小学生，全程深深投入剧情，最终情不自禁地流下眼泪。这个孩子的眼泪，与中残联副理事长张伟在疫情最严峻时期亲临片场探班慰问时所说的 “你们做了一件伟大的事情，希望你们坚持完成” 的殷切鼓励，形成了跨越时间的呼应。它证明，《奇迹乐队》成功地构建了一个能够跨越年龄、身体条件等一切壁垒的共享情感空间。

它使电影从一种潜在的“视觉特权”文化消费，转变为一项可被全民平等共享的文化权利与精神盛宴。这不仅是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所倡导的“促进无障碍环境”与“促进机会均等”原则在文化领域的生动实践【9】，更以其真实的艺术力量与深刻的人文关怀，为在全社会，特别是在下一代中，推广平等、尊重、互助的核心价值观，提供了无比生动而深刻的教材。

五、 结论：声音创作的伦理、美学与社会价值的统一

《奇迹乐队》历时五载的创作历程，是一场将艺术探索、伦理自觉与社会责任紧密融合的艰难远征。在这部作品中，导演对声音的思考与运用，已远远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技术范畴，它是一项融合了哲学思考、美学创新与社会实践的复杂系统工程。

通过系统性构建叙事性的“声音景观”，影片让观众“听”见了视障者感知世界的方式；通过创造浸入式的“主观听点”，它成功地实现了观众与角色之间的视角转换与深度共情；最终，通过开创性的“原生无障碍”实践，影片有力地打破了横亘在残障群体与文化参与之间的无形壁垒，将银幕上的美学实验转化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切实力量。

影片能够入选时隔五年的国家级推荐片单，并在海内外荣获多项大奖，绝非偶然。它证明，当声音被一位有自觉、有担当的导演提升到叙事的主导地位时，电影所能达到的深度与广度将得到极大的拓展。它不仅能够更真实、更深刻地讲述特殊群体的生命故事，更能以其形式本身，生动地践行包容、平等、共享的现代文明精神。

《奇迹乐队》所代表的这场自觉的“听觉转向”，不仅为残疾人题材电影乃至现实主义题材的创作开辟了充满人文关怀与新锐气象的新维度，也为整个中国电影艺术如何突破自身的感官局限，探索更为多元、包容的叙事可能性，并将深刻的社会责任感内化为强劲的美学驱动力，提供了一个极具启发性的卓越范本。它的成功，是艺术规律、伦理追求与社会价值高度统一的必然结果。

参考文献：

【1】 周夏. 中国残疾人题材电影的历史演进与叙事研究[J]. 当代电影， 2021（5）： 88 92.

【2】 [法]米歇尔·希翁. 声音 视觉：屏幕上的声音[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3.

【3】 周传基. 电影·电视·广播中的声音[M]. 北京：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1.

【4】 李铭. 电影声音艺术[M].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5： 156.

【5】 周星. 论电影艺术的审美情感建构[J]. 艺术百家， 2019， 35（2）： 45 50.

【6】 赵晓春. 无障碍电影：从理念到实践[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22， 44（7）： 110 115.

【7】 《奇迹乐队》为视障人士带来“光明”观影体验[N]. 中国电影报， 2023 08 25（3）.

【8】 用光影照亮特殊群体——评电影《奇迹乐队》[N]. 光明日报， 2023 09 01（12）.

【9】 联合国. 残疾人权利公约[A]. 2006.

作者简介：徐春玲（1976 年 10 月生），汉族，女，河南省新乡市，硕士研究生，二级导演、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上海电影家协会会员，研究方向：影视导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