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当前国家政策背景及乡村体育赛事蓬勃发展的社会背景下，乡村体育赛事在村社共同体建设中的价值应受到高度重视。通过对相关文献的系统梳理，本文明确了乡村体育赛事和村社共同体的概念及其下属的次级共同体，阐述了体育赛事的价值功能及乡村体育赛事在乡村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深入探讨了村社共同体的内涵、历史演进脉络、形成机制，以及村社共同体建设的时代价值与实践路径。指出目前鲜有学者对乡村体育赛事助推村社共同体建设进行深入研究，未来应着重发挥乡村体育赛事在新型村社共同体建设中的独特价值，切实探究其助推新型村社共同体建设的作用机制与实现策略。

关键词：乡村体育赛事；村社共同体；建设

2024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坚持农民唱主角，促进‘村 BA’、村超等群众性文体活动健康发展。”近年来，“村BA”、村超等乡村体育赛事火爆出圈，成为新农村建设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这些赛事在村社共同体建设中具有独特的传承、凝聚、治理等多重价值与优势，是村社共同体建设的重要桥梁，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村社共同体建设为乡村体育赛事赋予了新的内涵与使命，推动村社共同体建设不仅是乡村体育赛事发展的必然方向，也是其价值所在。

然而，目前乡村体育赛事在村社共同体建设中的价值尚未得到充分发挥。在国家政策背景和各类乡村体育赛事火爆的社会现象下，如何有效发挥乡村体 赛事在村社共同体建设 中的作用，激发乡村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成为当前体育学界亟需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因此，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对乡村体育赛事助推村社共同体建设进行文献综述，具有深远的学术意义。

1.相关概念梳理与界定

1.1 乡村体育赛事

关于在农村地区举办的体育赛事，目前学术界对其称谓尚未统一，有称之为“农村体育赛事”、“村赛”，也有称之为“乡村体育赛事”。根据文献检索结果，使用“乡村体育赛事”这一称谓的居多，且该称谓与当前乡村振兴的国家政策方针相契合，因此本文采用“乡村体育赛事”这一表述。乡村体育赛事不仅涵盖当前在农村地区广受欢迎的各类“村 BA”、村超、村排等活动，也包括农村地区传统的民间体育赛事，例如划龙舟、舞龙舞狮比赛等。

.2 村社共同体概念的界定

关于以农村地域为核心的共同体，其称谓在学界尚未统一，有称之为“村落共同体”1,2、“村庄共同体”3,4也有称之为“村社共同体”5。鉴于“村社”一词古已有之，意指乡下聚居的处所，且在现代社会中，“村社”还涵盖农村社区的含义，加之“村社”所蕴含的“社区”概念是对滕尼斯的“共同体”与“社会”二元范式的回应6，本文采用“村社共同体”这一称谓。

如今的村社共同体是由个人、群体及组织遵循特定规范构建的新农村开放式社区。成员们通过共享的价值观、一致的生活方式、共同的利益需求以及强烈的认同感，凝聚成有机整体，兼具经济性、社会化、心理支持、社会控制与参与等多重功能，成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基层治理单元和关键载体。

1.3 村社共同体建设的次级要目

关于村社共同体的次级共同体，学界观点存在一定差异。周永康（2014）认为其涵盖政治共同体、经济共同体、伦理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范和生（2015）则将其划分为政治共同体、经济共同体、伦理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甘娜（2019）提出包括政治共同体、经济共同体、文化共同体、生态共同体和社会共同体；曹军锋（2020）主张应涵盖产业共同体、人才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和组织共同体；王富帅（2023）则认为应包括治理共同体、 业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和空间共同体。高春凤（2024）指出，村社共同体是一个综合经济、政治、文化等多要素的社会结构，遵循农村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逻辑发展，且学界已形成“利益-共同体”“权力-共同体”“价值-共同体”等研究范式。通过深入研读这些学者的文献，发现其中的政治共同体和社会共同体实质上属于社会治理方面的共同体。综合学者们的观点及乡村体育赛事对村社共同体建设的价值功能，本文采用经济利益共同体、社区治理共同体与精神文化共同体三位一体的村社共同体概念。

2.相关研究动态

2.1 体育赛事的价值功能

王子朴（2017）从“一带一路”的视角探讨了体育赛事的价值。体育赛事能够助力健康乡村、文明乡村和富裕乡村的建设（冯俊翔等，2023），具有夯实城市形象、丰富城市形象符号系统和搭建城市形象传播平台的重要作用（王永杰等，2022），同时满足个体和社会不同层面的文化需求（李采丰等，2016）。体育赛事具备社会教导与行为规范、社会凝聚、政治与形象、经济以及社会可持续发展五大功能（李小兰，2010），并能带动赛事举办地的旅游产业发展（赵承磊，2016）。

民族体育赛事在新农村建设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能够增强农牧民的凝聚力、促进乡风文明建设、提升举办地的知名度、推动新农村经济发展、改善新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并有利于新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王萍，2012）。此外，体育赛事还能促进农村体育文化的繁荣，提升农村形象，推动农村经济发展，满足广大农民群众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需求（张金鸰，2010）。国外研究则主要聚焦于体育赛事对城市经济和社会效益的积极影响（StephenJ. Page，2004）。综上所述，体育赛事在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文化繁荣等方面发挥着显著作用。

2.2 乡村体育赛事在乡村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国外关于乡村体育赛事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富，涉及价值功能等理论研究（Zadek，2006），以及个案考察和经验推广的实证研究（Thomson，2011）。由于农村地区经济相对滞后，体育赛事举办频率较低，国内对乡村体育赛事的研究相对较少。然而，自2022 年“村BA”爆火以来，相关研究虽有所增加，但总体数量仍显不足。

① 社会学界的研究表明，乡村体育赛事能够促进乡村振兴（安海燕等，2024；周立，2024），推动乡村经济社会发展（杨逐原，2023），助力乡村有效治理（许晓，2024；张友浪，2024），赋能乡村精神文明建设（李生柱，2025），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朱全国，2024；杨逐原，2023）。

② 体育学界的研究则指出，乡村体育赛事是形成凝聚力和促进社会互动的有效载体，在一定程度上对农村社会起到整合作用（梁日忠，2013）。此外，它还能助力乡村建设（冯俊翔等，2023），促使农村青壮年返乡回流，助推乡村社会经济发展（古晓晴等，2024），促进乡村治理（李敏等，2024；王若光等，2025），赋能精神文明建设（李生柱，2025），推动新农村建设，促进乡风文明建设（王萍，2012），并满足农民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需求（张金鸰，2010）。

综上，国内外研究均肯定乡村体育赛事多元价值，但国内研究起步晚、数量少，两学界成果存在交叉，未来需深化协同研究，强化实证探索。

2.3 中国村社共同体的历史演进脉络

关于村社共同体的历史演进脉络，学术界普遍认为其经历了三个阶段：传统时期的“自然共同体”、计划经济时期的“政治共同体”以及改革开放后的“利益共同体”（刘祖云等，2018）。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村社共同体逐渐走向衰落（郭圣莉，2010）。当前，我国乡村正经历深刻的变革：产业日益多元化，城乡融合加速推进，乡村从生存型向居住生活型社区转变，差序格局的“熟人社会”逐渐被血缘与契约并存的“陌生社会”所取代，亟需构建新型乡村共同体（雷明，2024）。

综上，村社共同体历经三阶段演变，当前乡村社会转型凸显构建新型共同体的紧迫性与必要性。

2.4 中国村社共同体的形成机制

在我国学术界，“村社共同体”通常被视为乡村社会的基本构成单位，学者们从多角度探究其形成机理与动力机制。研究表明，村社共同体的生成具有双重动力： 方面源于村庄内部的凝聚力，如基于血缘和地缘关系形成的互助机制、共同信仰以及乡贤等主体的作用；另一方面则依靠外部推动，包括政府的制度设计、资源配置与政策引导。

郑雨虹等（2023）认为，情感作为连接村落共同体的核心力量，构成构建村落共同体的精髓。卢晓（2022）提出，互助与共生是共同体形成的内在机制，而其稳定发展 益均衡和利益协调的基础之上。徐冠清等（2023）指出，增强农村集体经济政策的协同性有助于提升农民的 集体认同、激活乡村活力，从而推动村社共同体重构。

廖军华等（2024）强调，村社共同体的秩序重建是村集体、政府与社会等多方主体互构的过程，具体表现为治理、经济、生活与文化四个维度共同演进、动态整合。张春燕与周梦（2023）则认为，国家权力、资本运作与社区居民的主体性行动相互交织，构成了推动共同体演变的核心动力。因此，现代村社共同体应构建以内生动力为核心、政府支持为保障、社会协同为辅助的发展模式（卢晓，2022）。

综上，村社共同体形成是内外动力协同作用的结果，未来需强化多元主体协同，构建动态整合的现代共同体发展路径。

2.5 中国村社共同体建设的多重时代价值

建设村社共同体已成为众多学者基于乡村社会现实达成的共识，被视为破解当前“三农”问题、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有效途径。村社共同体的建设能够充分发挥农村在我国现代化发展中的稳定器和劳动力蓄水池作用（李艳丽，2024）。其在增进农村社会认同（唐胡浩，2021）、凝聚农民力量（徐祖祥等，2021）、提升农村文化自信（毛一敬等，2021）、推进乡村社会治理（唐胡浩，2021）、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范和生，2015）、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高春凤，2024）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唐胡浩与赵金宝（2021）提出，村社共同体能够强化乡村社会凝聚力，促进村民整合与参与，为多元共治奠定基础。曹阳与赵旭东（2024）指出，依托血缘、地缘与亲缘关系，村社共同体可以激活内生资源，推动乡村自主发展。邓玉函与罗国奡（2023）以昆明月季村为例，表明文化传承与多元利益共生机制有助于共同体的形成，因此需通过合理的利益分配、尊重居民主体性和塑造地方认同来增强社会凝聚力。在文化传承方面，曹阳与赵旭东（2024）认为，以乡村精英为核心的村社共同体是文化延续的重要主体，发挥其主动性是推动文化振兴的关键。而在转型方面，冉华与耿书培（2021）指出，新媒体催生了“线上村落共同体”，为传统村落注入了新的发展动力。

综上，村社共同体建设对乡村振兴意义重大，需整合内外资源，激活内生动力，创新发展路径。

2.6 中国村社共同体建设的实践路径

乡村建设与发展离不开村社共同体的有力支撑。村社共同体的消解不仅加速了乡村的衰败，还严重阻碍了乡村振兴的步伐。如何有效重建村社共同体，已成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曹军锋，2020）。村社共同体的重建是一项长期的、全方位的系统工程（曹军锋，2020），需要在城乡统筹的框架下进行，保持开放性，并与城市社会实现和谐互动与有效链接（周永康等，2014）。此外，重建工作应因地制宜，充分考虑各地的实际情况（甘娜等，2019）。

自20 世纪80 年代以来，我国传统乡村共同体加速解体，学界对此展开了积极的探索，力求找到有效的重建路径。多位学者（高春凤，2024；刘丽等，2023；曹军锋，2020；甘娜，2019；范和生，2015；周永康，2014）从政治、经济、文化、治理、生态伦理等多个维度提出了具体的重建策略。具体而言，有学者主张通过数字赋能（李春茹等，2023）、加强情感互联（郑雨虹等，2023）、发展集体经济（徐冠清等，2023；安治民等，2022）、加强文化建设（曹阳等，2024；邓玉函等，2023；毛一敬等，2021；朱志平等，2020）、借力礼仪习俗（杨逐原，2022；王凤梅等，2021；唐胡浩等，2021；徐祖祥等，2021）、重塑公共空间（梁永佳，2018）、弘扬公共精神（PaulHopper，2010）、国家权力介入（李华胤，2023；吴业苗，2020；杨郁等，2018）、社区自组织推动（杨慧等，2025）、集体记忆重塑（黄田，2024）、情感治理推动（朱浩，2024）以及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华伊纯，2024）等方面来综合建设村社共同体。李艳丽（2024）提出，通过回归村民的主体地位，带动村庄共同体的回归，从而保持村庄的生机、活力与稳定，维持和谐的城乡关系。

综上，村社共同体重建需系统施策，整合多元路径，强化村民主体地位，因地制宜推进城乡协同，构建可持续发展新格局。

2.7 乡村体育赛事与村社共同体建设

社会学界在村社共同体建设的研究中，尚未引入体育或乡村体育赛事的元素。然而，一些从文化及礼仪习俗角度探讨村社共同体建设的文章，对研究者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例如，郑雨虹（2023）基于互动仪式链理论框架，设计了整合空间、聚焦焦点、生成仪式以及塑造符号等综合性策略，旨在优化村社共同体的情感强化路径。毛一敬等（2021）提出，“激活社会”式文化建设通过优秀道德观念凝聚村民价值共识，借助民俗活动营造村民互动空间，再造村民间的社会性联结，从而促进村社共同体的振兴。唐胡浩等（2021）指出，筛选具有“地方性”特质的传统文化事项，利用其角色转换、社会联结、回馈调适等功能，为重塑村社共同体提供了公共场域、认同基础和秩序规范。

体育学界目前仅检索到两篇涉及村社共同体建设的文章。一篇探讨了民俗体育重塑乡村共同体的生成逻辑与实践理路，认为民俗体育与乡村共同体在历史同向、发展同步，为民俗体育重塑乡村共同体提供了理论支撑，并提出了三条实践进路（刘爱军，2024）。另一篇阐释了太极拳嵌入乡村社会关系、生产结构及民俗传统的共同体建构路径（杨青等，2021）。与村社共同体建设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乡村体育赛事助力乡村治理（许晓，2024；李敏等，2024；王若光等，2025）及乡村振兴（陈旭东等，2023；谭淼等，2024；吴晓婷，2024；姜韩，2024）。综上，乡村体育赛事与村社共同体重建关联研究较少，未来可深挖其在社会联结、文化认同等方面的独特价值，构建跨学科研究框架。

3. 总结与展望

3.1 总结

学界从多个视角对乡村体育赛事及村社共同体建设等议题进行了广泛研究，探讨了村社共同体的内涵、历史演进脉络、形成机制，以及村社共同体建设的时代价值与实践路径。村社共同体建设研究的基础理论逐渐完善，特别是学者们前期对如何进行村社共同体建设所进行的系统深入研究，为相关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前提条件。然而，通过对文献的细致研读发现，目前鲜有学者探讨乡村体育赛事对村社共同体的助推作用。因此，既有研究为本研究提供了良好的理论铺垫，同时也留下了以下亟待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①现有研究虽已证实乡村体育赛事在促进乡村社会教导与行为规范、增强社会凝聚力、提升村民团结力以及推动乡风文明建设方面具有积极作用，但对于其在村社共同体建设中的具体作用机理及其助推建设的现状，尚未进行系统性的探讨，亟需引入数字人文方法进行深入研究。

②既有研究大多局限于探讨乡村体育赛事的经验启示，忽略了其在村社共同体建设中的重要价值，未能将二者作为因果变量进行深入阐释。

③现有成果多集中于微观个案分析或宏观理论推演，而基于乡村体育赛事经验事实材料，提炼村社共同体建设因果机制的中观研究亟待进一步深化。

3.2 展望

乡村体育赛事在村社共同体建设中的价值优势不容忽视。近年来，“村BA”、村超等乡村体育赛事作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新动力，在新型村社共同体建设中展现出社会资本积累、情感认同生成、治理效能转化等多重价值优势。然而，现有研究尚未充分关注其独特价值与理论机制，在当前国家政策支持和赛事蓬勃发展背景下，如何有效发挥乡村体育赛事作用、探究其助推新型村社共同体建设的作用机制与实现路径，已成为体育学界亟待研究的重要课题。

相关研究呈现出明显发展趋势：①研究范围从单一体育学界扩展至社会学界，乡村体育赛事社会价值将受更多关注；②研究方法由经验归纳提升至个案研究，未来更注重理论与实证结合；③研究视角从微观过渡到宏观层面，需加强中观层面研究力度；④研究重点由村社共同体重建转向新型村社共同体建设，适应新农村发展的新型村社共同体建设成为亟待深入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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