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现实的视角窥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建设正拥有中央大力支持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我国媒体传播能力得以提高、中国方案的国际关注度日益增强、西方民主制度输出受困的有利环境，当然，同时也面临西方政党制度“话语霸权”的冲击、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理论供给不足、新型政党制度的话语传播方式相对单一、现代政党文化发育不成熟的发展困境。关键词：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现实境遇

当前，我国日益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面对的风险挑战日益增加，加之国际局势动荡不安，面对这一系列情况，我们必须充分认识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建构的现实机遇与现实挑战，不断推进新型政党制度的建设与发展。

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构建的机遇

（一）有力保障：中央大力支持哲学社会科学的发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蓝图，在2016 年主持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首次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并明确指出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中央为深入推进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在2017 年印发《关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明确了哲学社会科学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三个方面的建设要求；在2022 年出台《国家“十四五”时期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进一步将哲学社会科学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总体建设当中。中央层面不仅给予政策支持，还给予经费保障，例如国家社科一项重大项目的经费在20 世纪90 年代只有8000 元而现在有60 万—80 万元，再例如教育部实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截止当下累计投入 47.9 亿元，支持了151个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30 个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建设。与此同时，中央强化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全国成立37 所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增设104 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博士学位授权点。

中央对哲学社会科学的支持还表现在学术创新与人才培育的立体推进上。全国成立17 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29 家国家高端智库，形成“学术研究-政策咨询-国际传播”的协同网络；中央还不断深化职称评定与收入分配改革，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激励学者潜心研究。中央还将“全过程人民民主”等本土概念转化为“参与式治理”等国际通识性表述，增强学术话语的国际衔接力。中央的持续支持正推动哲学社会科学从“解释中国”向“引领世界”跨越，为中国新型政治制度话语权建设提供了坚强保障。

（二）技术基础：我国媒体传播能力得以提高

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强调，要准确把握数字化发展的时代契机，通过自主科技创新加快推进网络强国建设。这一历史机遇的核心在于，中国正逐步成为全球数字技术革命中若干关键领域的创新引领者。正如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所言，“现代科技不仅具有生产力属性，同时也承载着意识形态功能 P 在信息多元化和数字化的背景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话语权建设既面临挑战，也获得了新的技术支撑。通过采用先进的智能算法，显著提升了政党制度的传播效能，同时，基于传播目标、受众需求和时效性构建的融媒体平台，有效促进了话语主体与受众之间的良性互动。

当前，以5G 通信、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大数据和人工智能（AI）为代表的核心技术正在重塑全球传播格局。与以往通信技术发展历程不同，中国在 5G 领域已实现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的跨越式发展②，这一技术优势显著提升了中国新闻传播的覆盖面和影响力。在国内传播领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成果，深化媒体融合发展。目前中国媒体融合已进入3.0 时代③，表现为融媒体中心资源整合、平台互联互通、全媒体人才培养等系统性创新。这种新型传播模式使主流媒体能够自主完成选题策划、舆情监测和多平台集成传播，实现了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协同发展，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建设开辟了新路径。

（三）认同环境：中国方案的国际关注度日益增强

中国方案的国际关注度日益提升，为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建构提供了认同基础。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等中国理念被纳入联合国文件，国际社会对中国治理模式的认可度显著增强。这种认可源于中国在经济全球化中的领航作用——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连续多年超过 30% ，并通过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机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公共产品。在气候治理等领域，中国以“言出必行”的减排承诺与西方国家的政策反复形成鲜明对比，塑造了负责任大国形象。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避免党派倾轧、整合多元利益的功能优势，恰与西方政党政治的极化困境形成对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斯彭斯等国际学者已注意到，中国通过协商民主实现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并重的模式，为全球治理提供了“另一种政治选择”。

国际认同环境的形成为话语权建构创造了条件。一方面，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通过实践验证了其效能——既保障了国家治理体系的高效运行，又通过民主党派参政议政实现了“民意的制度性吸纳”。这种“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的对比，使发展中国家开始重新审视政党制度评价标准，认识到“选举参与度≠治理有效度”④的政治现实。另一方面，中国主动设置全球治理议题，在G20、APEC 等平台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将政党制度优势转化为解决贫富差距等全球性问题的方案。这一系列的国际认同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建设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四）历史契机：西方民主制度输出受困

西方长期以“民主教师爷”自居，将多党竞争、普选制等西式民主要素包装成普世价值强行向发展中国家输出，但实践结果彻底暴露了这种霸权话语的虚伪性。从“颜色革命”到“阿拉伯之春”，被强制移植西式民主的国家普遍陷入政权更迭、社会撕裂的困境。据统计，叙利亚内战导致400 万人沦为难民，占全国人口近1/5；埃及、利比亚等国民众在“民主化”后人均GDP 甚至低于变革前水平，这种“民主万能论”的破产，不仅标志着西方中心主义话语范式的衰落，更为多元民主话语体系的崛起创造了历史契机。当前全球46%的民众对美式民主思想持负面态度，这反映出国际社会对西式民主感到厌倦。

西方民主输出的灾难性后果体现在经济、政治、社会各领域。经济上，俄罗斯及独联体国家历经30 年转型，多数仍未恢复苏联解体前的经济水平；政治上，扎伊尔实行多党制后涌现300 余个政党，导致国家陷入持续暴力冲突；社会层面，利比亚、叙利亚等国在政权被颠覆后形成权力真空，成为恐怖主义的温床。更讽刺的是，美国作为主要输出者，其国内80%民众要求政府“专注国内事务”，民主输出经费已削减至二战后的最低水平。这种内外交困的局面，印证了法国学者莫瓦希的论断：西方仅占全球人口 10% ，却企图将自身价值观强加于多元文明世界，本质是“独占世界的霸权心态”。

历史转折中，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为全球治理提供了新范式。不同于西方政党间的零和博弈，中国的多党合作制通过协商民主整合多元利益，既避免了“一党专制”的监督缺失，又克服了多党制的社会撕裂。这种制度效能吸引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皮尤调查显示，金融危机后新兴国家更倾向探索“一元化非专制”的政党模式。总而言之,“新型政党制度”正极大地改变世界民主话语权力格局，这一现状为“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的国际建构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构建的困境

（一）西方政党制度“话语霸权”的冲击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建设面临的首要现实困境，是西方政党制度“话语霸权”的冲击，葛兰西最早提出“话语霸权”理论，其指出“强势集团为实现自身的垄断地位便通过文化渗透或强力操纵和控制弱势群体。”⑤这一霸权通过历史积累、理论垄断和传播控制，长期挤压中国政党制度的话语空间，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理论体系的垄断性压制。西方政党制度凭借 300 余年的历史先发优势，将多党竞争、轮流执政包装为“普世民主”的唯一标准，并通过学术话语体系固化这一认知。这种理论垄断导致国际学术界长期以西方政治学的“元话语”解读中国实践，使中国政党制度的理论创新陷入“削足适履”的困境。

第二，意识形态的偏见性输出。西方将政党制度与意识形态捆绑，通过“民主—专制”二元对立框架，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污名化为“反民主”。冷战结束后，西方并未放弃“和平演变”战略，而是将政党制度作为意识形态工具，通过“民主峰会”“人权报告”等方式，系统性诋毁中国政党制度的合法性与优越性。

第三，传播平台的单向度控制。西方凭借技术优势垄断全球 80% -90%的新闻传播渠道，使中国政党制度的真实情况难以被国际社会知晓。更严峻的是，西方通过技术霸权封锁中国话语传播，这种“信息茧房”导致中国陷入“说了传不开”“传开无人信”的被动局面。

二）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理论供给不足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建设面临的核心困境还有理论供给不足，主要表现为学术研究滞后、概念阐释模糊以及国际学术话语权薄弱。

学术研究对西方理论的过度依赖削弱了本土话语的原创性。国内部分学者习惯以西方政治学理论为框架分析中国政党制度，这种研究范式导致中国政党制度的独特性被西方概念所遮蔽，理论建构沦为对西方学说的注脚。更严峻的是，学术成果多集中于政策解读⑥而非理论创新，缺乏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历史逻辑、文化根基与实践机理的系统性提炼。

核心概念的阐释模糊加剧了理论解释力的不足。诸如“参政党”“政治协商”等关键术语的内涵随实践发展不断变化，但学界尚未形成具有共识的定义。部分研究仍停留在政策表述的重复阐释，未能通过学理化提炼构建起逻辑自洽的概念体系。这种理论滞后性导致国际传播中难以用精准的学术语言回应西方对“一党专制”的误读。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研究的高水平成果多集中于国内统战系统，国际主流政治学期刊和学术平台中鲜见中国学者的原创性理论。相较于西方政党理论数百年的学术积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建构尚未形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学术范式。

（三）新型政党制度的话语传播方式相对单一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建设面临的重要困境在于话语传播方式相对单一，主要表现为叙事模式固化、传播渠道局限以及跨文化转化不足。

叙事模式固化削弱了话语吸引力。当前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宣传多集中于政策解读和历史回顾，对外传播时过度依赖“中国特色”“制度优越性”等抽象概念，缺乏具象化、生活化的故事载体，导致国际受众难以理解其实际含义。正如学者指出，统战系统内宣讲“似乎已畅通无阻”，但国际社会仍存在认知隔阂，甚至产生“民主党派是花瓶”的误解。这种“重理论轻叙事”的倾向，削弱了话语的渗透力。

传播渠道的局限性加剧了“传不开”的困境。国内宣传主要依托传统媒体和官方平台，对外传播则受制于西方主导的国际舆论格局。尽管尝试运用新媒体技术，但多数传播仍停留在单向输出阶段，相比之下，西方政党制度通过影视、社交平台等多元化渠道渗透全球，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传播尚未有效利用短视频、虚拟现实等现代技术手段。

跨文化转化不足阻碍了国际认同的生成。现有传播多采用国内政治话语体系，缺乏对国际受众认知习惯的适配性。此外，传播中较少触及人类共同价值，如社会稳定、民生改善等可引发共鸣的议题，反而过度强调制度特殊性，加剧了国际社会的认知壁垒。这种“自说自话”的传播逻辑，使得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实践优势难以充分显现。

（四）现代政党文化发育不成熟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建设面临的重要困境在于现代政党文化发育不成熟，“政党文化是一个政党所具有的为其党员所认同的意识形态、组织心理、制度规范和行为作风，以及由此决定的一个政党区别于他党的政党形象。”⑦主要表现为理论积淀薄弱、文化认同不足以及实践转化乏力，制约了制度优势的文化表达与传播效能。

理论积淀的薄弱性削弱了政党文化的思想支撑。现有研究多集中于政策解读，缺乏对多党合作历史逻辑、文化根基与实践机理的深度提炼，例如民主党派“参政议政”职能的独特性常被简化为“咨询参与”，难以回应西方“政治花瓶”的误读。更严峻的是，理论创新受限于西方政治学框架，部分学者仍套用“竞争性政党制度”分类标准，导致中国协商民主的本质特征被遮蔽。

文化认同的碎片化加剧了价值共识的缺失。政党文化需融合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但当前实践中存在双重脱节。一方面民主党派历史传统未能充分转化为现代政党文化资源，成员对党派特色理念认知模糊，甚至出现“加入动机功利化”现象；另一方面西方政党文化通过影视、学术等渠道渗透，部分公众将多党合作简单类比为“权力制衡”，忽视其“和而不同”的协商民主内核。

实践转化的滞后性阻碍了文化活力的释放。政党文化需通过组织行为与制度实践具象化，但当前参政党的组织活动存在“形式化”倾向。此外，政党文化传播仍依赖单向宣传，缺乏与民生议题、社会治理等实践场域的深度结合，导致公众对其认知停留在抽象口号层面，难以形成情感共鸣。这种“文化—实践”的割裂，使得政党文化既无法有效塑造成员行为，也难以赢得社会广泛认可。

三、结语

由于本人学科背景与研究水平的限制，加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建设是一项理论性、实践性互动很强的工程，本文的研究还有很多不足，还有不少的问题需要继续跟进研究。例如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建设的规律进行探讨，等等。这些理论问题与实践问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从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理论，进而指导实践，助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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