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也是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要通过文化融合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新疆塔城地区托里县作为多民族聚居的边疆县，境内居住着哈萨克族、汉族、回族、维吾尔族等多个民族，社区作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基本单元，其文化融合成效直接关系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落地生根。近年来，托里县依托邻里节、民族团结一家亲等文化活动，在社区文化融合实践中积累了一定经验，但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人口结构变化及文化需求多元化，现有融合机制仍面临适配性不足等问题。本文以新疆托里县为研究对象，聚焦社区文化融合机制创新，探讨其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实践路径。

一、托里县社区文化融合的现状

（一）政策框架与地方实践的深度耦合

费孝通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指出，中华民族是由56 个民族构成的“多元一体”共同体，各民族在历史长河中通过交往交流交融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紧密联系。这一理论为理解托里县社区文化融合提供了重要视角：一方面，托里县各民族在语言、习俗、宗教等方面存在差异，构成“多元”基础；另一方面，通过社区文化活动、政策引导等方式，推动各民族在价值认同、情感归属上趋向“一体”。

托里县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构建了“政策引导+文化浸润+实践创新”的三维融合体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明确“培育邻里互助精神”，托里县在此基础上出台《托里县“十四五”社区发展规划》，将民族团结与社区文化建设深度绑定，形成“以节庆活动增强凝聚力”的治理共识。拜格托别社区《邻里节实施方案》（2023 年修订）确立“党总支牵头、共建单位协同、居民自治参与”的三方联动机制，2025 年邻里节预算8 万元中， 60% 来自社区惠民资金， 30% 由共建单位赞助，形成多元投入模式。库普乡库甫新村创新“三联三融三领”治理模式，通过党建联动、文化融合、产业引领，整合11 个牧业村资源，新建定居房876 套，配套污水管网 7.8 公里，实现“游牧散居”到“幸福聚居”的转变。

（二）文化活动与民族认同的双向建构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民族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并指出“文化认同是最深层的认同”。托里县的实践正是以文化为纽带，通过举办邻里节、非遗展示等活动，促进各民族在文化共享中增进理解与信任，将“五个认同”转化为居民的自觉行动。

托里县以“宴、庆、评、颂”四大板块为载体，推动文化符号与情感联结的深度融合。拜格托别社区邻里节自2014 年起已举办13 届，参与人数从200 人增至 800 人，覆盖 90% 家庭，通过百家宴、冬不拉弹唱、金婚老人红毯仪式等活动，将哈萨克族刺绣、汉族剪纸等非遗元素融入社区生活，形成“文化共生”场景。喀拉盖巴斯陶社区元宵节猜灯谜活动设置“民俗体验课”，居民通过包粽子、打馕等互动，在“共学共乐”中深化文化认同。托里县还依托“阿肯之乡”“冬不拉之乡”品牌，举办万人同奏冬不拉吉尼斯活动，创作《民族团结守护者——古力孜亚·哈孜别克》等短视频，将文化符号转化为共同体意识的具象表达。

（三）治理效能与社会结构的动态调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必须抓好基层治理现代化这项基础性工作。”托里县深入贯彻落实这一重要指示，以“网格化+精细化”服务矩阵为核心抓手，构建起文化融合与社会治理深度协同的良性互动格局，为边疆多民族地区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实践样本。 在组织架构层面，库甫新村率先构建“综合服务中心+村党支部+网格党小组+党员中心户”四级联动体系，将党组织触角延伸至治理末梢。通过35 名党员中心户“点对点”对接群众需求，累计带动解决民生诉求 80 余件，涵盖教育、医疗、就业等关键领域；同时依托网格矛盾调解机制，推动辖区矛盾纠纷发生率同比下降60% ，实现“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新区”。在居民自治维度，拜格托别社区创新推行“党员包片+群众自治”双轮驱动模式，将社区划分为11 个卫生责任区，通过“最美庭院”评选、文化积分兑换等激励机制，引导居民从“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社区治理满意度达 92% ，有效强化了多民族居民的共同体意识。在平安建设领域，托里县公安局突破传统治理范式，构建“民警+党员楼长+网格管家”三联工作机制，组建“枫城义警”“马背警务队”等群防群治力量，针对辖区企业、牧区等不同场景开展精准治理，2025年涉企警情同比减少 47% ，切实将治理效能转化为企业发展动能与群众安全感，为边疆地区高质量发展筑牢治理根基。

二、托里县社区文化融合面临的挑战

（一）结构性矛盾与文化差异的张力

在边疆多民族聚居区基层治理语境中，文化异质性引发的潜在冲突是影响社区整合的核心变量之一。以托里县为例，呈现少数民族聚居的格局，哈萨克族占比 78.23% ，多民族交错居住特征显著，不同民族在传统节庆仪式、婚丧嫁娶礼仪等文化实践领域存在明显的认知差异。这种差异在社区文化建设中具体表现为：部分社区引入的“传统节气活动”等不被理解的认知偏差，本质上反映了社区文化供给与多元群体文化需求的适配性不足，暴露出文化治理中“单一供给”与“多元需求”的结构性矛盾。

流动人口管理的“碎片化”问题进一步加剧治理难度。库甫新村在整合11 个牧业村流动人口过程中，因基层行政单元与牧业村自治组织间缺乏统一的治理权责清单，导致公共服务供给（如垃圾清运、环境保洁）出现责任真空，初期垃圾清运责任推诿现象频发，印证了流动人口治理中“条块分割”与“协同治理”的理论张力，凸显出跨主体治理机制缺失的弊端。

此外，部分社区还存在“形式化文化建设”问题，即“文化空壳化”。如铁斯巴汗社区虽通过文化墙、民族文化展板等硬件载体构建文化空间，但缺乏“活动赋能”机制，常态化跨民族文化互动（如民族技艺培训、文化对话沙龙）的缺失，使文化空间沦为“视觉符号”，居民实际参与率长期低于 30% ，违背了社区文化建设“以居民为中心”的治理逻辑。同时，文化融合实践仍处于“表层化”阶段：多数活动聚焦于民族歌舞展演、服饰展示等文化表征层面，未能深入挖掘各民族共享的价值内核（如邻里互助、家国情怀），导致文化融合缺乏情感共鸣与价值认同支撑；而冬不拉制作、哈萨克族刺绣等非遗项目因缺乏市场化运作机制与传承激励政策，面临“活态传承”困境，进一步制约了民族文化资源向社区治理动能的转化。

（二）资源分配与参与机制的失衡

从边疆多民族地区文化治理的资源配置逻辑来看，托里县文化融合资源呈现显著的“二元失衡”特征，具体表现为“城区强、乡村弱”与“硬件强、软件弱”的双重分化。在空间维度上，城区社区文化资源密度显著高于乡村牧区：拜格托别社区书屋藏书达 1100 册，服务覆盖 3000 余名居民，形成基础文化服务闭环；而偏远乡村受地理区位限制（交通不便）与治理能力不足（管理主体缺失）双重制约，文化资源处于“沉睡”状态，暴露出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建设的短板，也反映出资源配置与牧区居民文化需求的错配。

在资源可持续性维度，“硬件强、软件弱”的矛盾突出。以 2025 年拜格托别社区邻里节为例，其活动预算中共建单位赞助占比达 30% ，这种“外源型”经费依赖模式缺乏内生性资源供给机制——若企业因战略调整撤资，易导致文化活动陷入“停摆”困境，凸显出社区文化建设在资源保障体系上的脆弱性。

从参与主体维度看，文化融合实践存在“精英化”与“不均衡性”双重问题。托里镇各社区文体团队中退休干部、教师等具备较高组织能力与时间弹性的群体占比超 60% ，而普通居民尤其是青年群体因工作节奏快、活动吸引力不足等因素参与度偏低，形成参与主体的结构性失衡。同时，部分社区文化活动“行政化”色彩浓厚，如某社区将文化活动简化为政策宣传的载体，居民被动参与率高达 70% ，主动策划活动占比仅 15% ，这种行政主导的“单向输出”模式弱化了居民的主体性，抑制了文化融合的内生动力。此外，参与主体的年龄与身份分化进一步加剧困境：老年群体（闲暇时间多）、青少年（学校组织参与）参与度较高，中青年群体因“时间贫困”参与不足；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则面临语言服务缺失、文化融入支持政策缺位等“制度性障碍”，难以有效参与社区文化实践，导致文化融合的覆盖面与深度不足。

（三）代际断层与传播载体的局限

在边疆多民族地区文化治理的现代化转型中，数字技术的普及未完全弥合文化融合的代际裂痕，反而因“数字鸿沟”加剧了代际参与差异。以托里县为例，其15%的老龄化率意味着60 岁以上老年群体构成文化融合的重要参与主体，但该群体普遍存在数字素养断层——受操作能力不足、适老化设计缺失等影响，对线上文化活动（如云端非遗展、线上邻里互动）的接受度与参与度显著偏低；与之相对，青年群体更倾向通过抖音、微信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获取文化信息、参与互动，形成“数字在场”与“线下参与”的分化。2025 年拜格托别社区邻里节短视频在抖音平台播放量超10 万次，印证青年群体的新媒体参与热情，但老年群体线下活动参与率不足 40% ，凸显数字时代文化治理在代际需求适配中的结构性短板。

传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后继乏人风险进一步制约文化融合深度。冬不拉制作技艺传承人米努尔·艾明虽成功培育20 余名徒弟，但年轻匠人因传承生态失衡（市场化转化机制缺失导致收入偏低、非遗产品消费市场狭窄），多数选择转行谋生。这一现象本质是非遗传承从“技艺传递”向“生态培育”转型的滞后性——仅依赖个体传承人的技艺传授，缺乏产业扶持、收入保障等系统性政策支撑，导致非遗保护陷入“传承断层-技艺流失”的恶性循环。

此外，文化活动形式的“路径依赖”与资金保障的“行政依赖”，共同削弱文化融合的可持续性。部分社区存在供给侧创新缺位问题，如某社区连续三年固化举办“广场舞比赛”，未结合居民需求迭代形式，导致居民参与意愿以年均 12%的幅度下降，活动从“文化纽带”沦为“程式化任务”。资金层面，以邻里节为代表的文化活动 60% 依赖社区惠民资金，社会资本参与度低，这种“行政依赖型”资金模式存在预算刚性、创新投入不足的弊端，既制约活动规模的扩大，也难以支撑沉浸式、体验式等新型文化活动的开发，进一步限制文化融合的广度与深度。

三、托里县社区文化融合的对策

（一）政策创新：构建协同治理新机制

1.完善多元投入体系。设立社区文化融合专项资金，按常住人口数核定基数，其中 30% 用于非遗传承、20%用于青年文化项目，建立“政府主导+企业赞助+居民自筹”的资金池。推广库甫新村“企业+新区+牧民”就业联动模式，通过定向技能培训、公益性岗位开发，将文化活动与产业发展结合，实现“以产促融”。

2.优化治理架构。推行“1+N”社区文化委员会模式，由社区书记任主任，吸纳非遗传承人、乡贤、青年代表等组成委员，负责活动策划、资源分配和效果评估。建立“需求—供给—反馈”闭环机制，通过“居民点单、社区派单、志愿者接单”模式，精准对接文化需求。

3.强化法治保障。制定《托里县社区文化融合条例》，明确文化活动中各主体的权利义务，规范文化冲突调解流程。将文化融合纳入干部考核体系，设置“文化治理效能”指标，占绩效考核权重的 20% 。建立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站，提供就业指导、法律咨询等“一站式”服务。

（二）文化赋能：打造特色融合新场景

1.创新活动形式。推行“文化+”模式，开发“非遗研学游”“红色文化体验游”等线路，将冬不拉制作、哈萨克族毡房搭建等非遗项目转化为旅游产品。拜格托别社区可借鉴广西壮族自治区宋厢社区“相亲相爱家长学校”经验，开设“跨民族家庭文化工作坊”，通过亲子手工、语言互学促进代际融合。

2.培育文化人才。实施“双百人才计划”，每年培养100 名非遗传承人、100 名社区文化骨干。与新疆艺术学院合作开设“社区文化管理”专班，定向输送专业人才。设立“文化创新奖”，对优秀活动方案给予最高5 万元奖励。

3.拓展传播载体。建设“托里社区文化云平台”，整合活动信息、非遗资源、居民反馈等模块，实现“线上预约—线下体验—线上反馈”全流程服务。针对老年群体，开发“文化大篷车”流动服务，定期到牧区播放红色电影、举办政策宣讲。

（三）机制优化：深化互嵌式发展路径

1.空间重构。在社区规划“文化共享空间”，设置民族服饰展示区、非遗工坊、多功能活动室，确保文化设施面积占社区公共空间的 30% 以上。推广库甫萨尔吾孜克村“牧歌广场”经验，在牧区建设集体育、文化、议事功能于一体的“草原会客厅”。建立“文化需求清单”，根据不同民族、年龄层的特点设计活动，如针对青少年开发“非遗+研学”产品，针对商户举办“民族特色市集”。

2.代际融合。实施“银龄—青禾”结对计划，组织老年非遗传承人带徒授艺，青年志愿者为老人提供数字技能培训。托里县文联可牵头创作《邻里节上的石榴花》等文学作品，通过诗歌、散文等形式记录社区故事，增强代际情感联结。

3.区域联动。建立“塔城地区社区文化联盟”，定期举办“文化融合论坛”“社区艺术节”，推动经验共享。与辽宁本溪等援疆省市开展“文化结对”，通过艺术展览、青少年交流等活动，构建“边疆—内地”文化互动网络。

结语

托里县社区文化融合实践表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将政策刚性约束与文化柔性浸润相结合，通过“治理创新—文化赋能—机制优化”的三维路径，实现从“形式融合”到“深度认同”的跨越。托里县也通过文化仪式、空间重构、治理创新等机制创新，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融入社区治理全过程，实现了从“形式融合”到“实质认同”的跨越。其经验表明，边疆多民族地区的文化融合需坚持“以文化人、以情动人、以机制促人”，通过构建“党建引领+文化浸润+居民自治”的协同机制，推动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人心归聚、精神相依”的共同体意识。未来，需进一步深化文化润疆工程，加强非遗活态传承、数字技术应用与跨区域协作，为边疆地区社区治理提供“托里样本”，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更坚实的实践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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