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韩中国朝鲜族身份认同问题是全球化背景下亟待探讨的重要议题。本研究基于族群历史文化、传统-现代文化和阶级文化三重视角分析了在韩中国朝鲜族身份认同的文化逻辑。在韩中国朝鲜族一方面抱持清晰的中国国家身份认同意识，同时因族群和文化因素对故乡国怀有眷恋。然而，由于传统和现代文化的不同存续状态和实现路径上的差异，在韩中国朝鲜族在经历文化冲突后，更加认同中国的文化观念。在阶级文化视域下，从事体力劳动的朝鲜族群体与从事白领工作及社会活动相关工作的朝鲜族群体，在身份认同方面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前者由于与韩国主流社会文化品味存在冲突，故而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感更为强烈；后者则通过多种途径，努力提升社会声望以获取主流社会的承认。

关键词：中国；朝鲜族；身份认同；韩国

身份认同构成了全球化时代的核心议题。[1][2][3]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和全球化步伐的加速，大量中国公民选择出国定居。据韩国法务部 2024 年数据显示，居住在韩国的中国人为 97.5 万，其中朝鲜族占 63.8 万，占侨居韩国中国人的 65.4%。朝鲜族群体的跨国迁徙不仅为他们个人、家庭以及地区生活带来了重构的机遇，同时也为中韩两国的文化交流搭建了桥梁。然而，这一群体在异国的流动与定居，也带来了中国朝鲜族地区社会发展的诸多问题，如身份认同的混乱、人口减少、老龄化以及地区发展动力不足等[4]。学术界对于在韩朝鲜族群体身份认同的研究已取得丰富成果，但对朝鲜族的身份认同的文化逻辑尚不清晰。鉴于此，本研究旨在通过梳理中外研究文献，在知网和韩国 RISS 网站中输入“朝鲜族”“韩国”“身份认同”“文化适应”等关键字，最终筛选使用有效研究论文，对既有研究进行深度分析，分析在韩国中国朝鲜族身份认同的文化逻辑。

一、族群历史文化的认同逻辑

中国朝鲜族的形成与发展历经了较长的历史演变进程。 19 世纪初至中期，朝鲜半岛的边民开始迁徙至中国境内；1910 年，日本对朝鲜半岛的侵略导致约 153 万朝鲜人迁徙至中国东北地区；1945 年日本投降后，随着朝鲜半岛的光复，数十万居住在中国的朝鲜人陆续返回朝鲜；1992 年中韩建交，中国朝鲜族人开始前往韩国务工、定居及流动[5]。

历史事件对朝鲜族的身份认同具有重要意义。庄国土的研究表明，重大历史事件对朝鲜族的身份认同产生了显著影响。1949 年后，未能返回朝鲜半岛的朝鲜族民众，在中国政府民族政策的引导以及历史变迁的进程中，逐步融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成为其组成部分。1952年，根据全国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设立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在此期间，众多朝鲜族青年投身朝鲜战争，为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并承受了本民族的巨大牺牲，进而获得了中国共产党和各民族人民的认可与接纳[6]。1958 年 9 月，依据中国宪法的相关条款，在吉林、黑龙江、辽宁及内蒙古等地陆续成立了朝鲜族自治州。自此，朝鲜族与全国各民族人民共同参与政治活动，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一部分。因此，中国朝鲜族群体的身份认同呈现出清晰的逻辑脉络，即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大家庭中的少数民族成员。

另一方面，故国的历史文化依旧影响朝鲜族的身份认同观念。朴婷姬（2008）的研究指出，第一代移民在抵达新居住地后，依旧保持故国的文化价值、习俗与生活习惯，对原籍国怀有深厚的情感，抱持“落叶归根”的观念，期望未来能够返回故土。作为跨境迁入民族的朝鲜族，不仅将朝鲜半岛祖籍国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及传统文化移植至人烟稀少的中国东北地区，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朝鲜半岛的文化。从原生论视角出发，朝鲜半岛的族源神话、集体记忆、语言文字、地域和生活习俗等历史文化因素，通过教育机构、广播电视、新闻媒体、文学艺术等渠道，为朝鲜族的身份认同提供了天然的情感基础[7]。因此，他们一方面抱持对中国的国家认同，同时对故国的历史文化留有眷恋。在这一背景下，有学者采用“生父母”与“养父母”的比喻，将韩国比作“生父母”，中国比作“养父母”，并认为“养父母”给予的关爱比“生身父母”更为重要。学者郑判龙（1996）通过“嫁出的女儿”的比喻，强调了“养父母国”相较于“原籍国”的重要性。在比喻中，朝鲜族被比作嫁入中国家庭的韩国女儿。这样的女儿应当首先侍奉丈夫和公婆，并学习夫家的规矩[8]。

二、传统-现代文化相异视野下的身份认同

中韩两国虽共享部分儒家文化基因，但在近代化进程中形成了截然不同的“传统 —现代”融合模式，这种差异体现在传统价值的存续形态与现代性的实现路径上，也影响了在韩中国朝鲜族身份认同的深层文化逻辑。中国对传统价值采取 “多元包容” 的传承逻辑，尤其在少数民族地区形成 “族群传统 - 中华文化传统” 的双层结构，形成 “族群传统为表、中华文化为核” 的价值体系。金虎雄等在《中国朝鲜族的双重文化身份及其潜在创造性》中指出，中国朝鲜族的“知识分子虽然融进了中国主流社会并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但是却依然固守着自己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传统，这就是中国朝鲜族的文化实体，是双重文化身份的一种表现”。 韩国则走 “单一民族传统重构” 之路，在现代化进程中对传统进行 “去多元性” 改造。为强化单一民族认同，韩国将朝鲜半岛传统提炼为 “韩民族核心文化”，剔除历史上与周边族群的文化交融痕迹，并通过政府主导的 “文化遗产工程”进行符号化重构。崔章集在《韩国资本主义发展与民主主义》中强调，韩国的传统传承 本质是服务于民族国家建构的工具，具有比较强烈的排他性与标准化特征。[

在韩朝鲜族带来的中国朝鲜族传统，因不符合韩国的 “单一传统标准” 而被贴上 “不纯粹” 的标签。韩国学界与媒体常将中国朝鲜族的传统习俗视为 “文化混杂的产物”，否认其作为 “朝鲜民族传统” 的合法性。李梅花通过对 120 名在韩朝鲜族的访谈发现，78% 的受访者 “曾被韩国同事质疑不懂真正的朝鲜族传统”，这种质疑直接冲击其族群认同。[11]另外，家族伦理是朝鲜族传统的核心，但中韩的家族观念在现代社会呈现不同形态。中国朝鲜族保留“大家庭互助” 的传统，家族成员间的经济支持、生活帮扶是常态，这种 “差序格局” 下的家族观与中华文化的家族伦理一脉相承。而韩国在现代化中形成 “核心家庭优先” 的观念，强调个体对小家庭的责任，传统大家族的互助功能大幅弱化，且融入 “等级分明” 的家族礼仪规范。这种差异在在韩朝鲜族的家庭实践中引发剧烈冲突。许多在韩朝鲜族因 “资助中国亲属” 被韩国配偶或雇主视为 “负担过重、不懂规划”，而其保留的 “平等化家庭沟通模式”（如夫妻共同决策、弱化长幼等级）又被韩国社会视为 “不合传统礼仪”。一位在韩朝鲜族女性因频繁汇款给中国父母，被韩国婆家指责 “不忠于小家庭”，其试图在家庭中推行 “节日共同做饭” 的中国朝鲜族传统，又被认为 “破坏韩国家庭的长幼秩序”，这种冲突最终使其形成 “我的家族传统在他国都不被接受” 的认同认知。

中国的现代性进程呈现 “政府主导、多元包容”特征，在经济发展中保留了对传统社群关系的尊重。朝鲜族聚居区的现代化既引入市场经济机制，又通过集体协作、族群互助的传统模式降低现代性冲击，形成 “传统社群网络 - 现代市场体系” 的互补结构。韩国则形成 “市场主导、排他性较强”的现代性路径，将 “效率至上”“竞争优先” 的现代价值观与 “单一民族优越论” 结合，对传统社群关系进行彻底解构，其劳动力市场、社会评价体系均以 “符合韩民族现代标准”为核心，传统仅作为文化符号存在，而非社会运行的实际逻辑。韩国劳动力市场的现代性逻辑是 “技能 - 文化双重筛选”，既要求专业能力，更强调对韩国企业文化的 “绝对适配”。这种差异导致在韩朝鲜族陷入 “技能有用，认同无用””的困境。他们虽因语言优势能快速进入制造业、服务业等领域，但在晋升中常因 “文化不适配”被边缘化。调研研究显示，62% 的在韩朝鲜族表示 “能胜任工作却无法融入团”队，其根源在于：中国朝鲜族习惯的 “平等协作”职场文化，与韩国企业 “等级森严、集体服从””的现代职场传统存在根本冲突。[13]

三、阶级文化视野下的身份认同逻辑

布迪厄（Bourdieu, 2002）提出，阶级是社会条件（资本）与内在性情（习性）的综合体现。不同阶级所处的社会位置不同，其资本组合方式所塑造的习性存在显著差异[14]。阶级差异导致个体在新的社会场域中融入主流社会的意愿、能力、资本和策略各异[15]。

针对中国朝鲜族身份认同的研究中，众多学者已经关注到阶级、习性和文化品味对身份认同的影响。周建新和黄超（2011）的研究指出，从事底层工作的在韩朝鲜族倾向于认为“韩国的交通规则严格，纪律良好，但中国更胜一筹，因为那里才有家的感觉”（第31 页）。韩国主流社会阶级的习性给他们造成很大的生存压力与不适。“韩国的生活节奏快速，社会阶层分明，生存压力巨大”“他们的礼仪比我们还要繁复”。对韩国等级文化和礼仪制度的不适应，促使他们更加强烈地认同自己的中国人身份[16][17]。除了文化礼仪之外，也有研究指出语言差异和文化品味的差异对朝鲜族身份认同产生影响。沈澈的研究表明，朝鲜族在前往韩国之前，认为语言将为他们在韩国的务工和社会融入提供便利。然而，到达韩国后，他们发现朝鲜族的发音和口音与韩国语存在显著差异。换言之，语言的接近性并不保证文化的自然融入[18]。语言文化和品味的差异造成了两个群体间身份的隔阂[19]。“早在国内的时候，我就已经粗略地知道二者的区别。然而，来到韩国后，我才真正体会到这 种差异带来的压力。韩国社会注重同一性，不一样的发音很容易让人觉得难堪……在很长一段时期，我都不愿意在公开场合说话。”（ （第

在学术界，除了对低社会阶层的文化适应性进行深入探讨外，亦有研究者将关注点投向高社会阶层群体的身份认同特征。该群体因拥有与低社会阶层不同的资本形式，表现出更为强烈的荣誉感以及提升社会声望的内在驱动力。朴今海与姜哲荣的研究对象包含在 2016 年参与韩国国会选举的韩籍朝鲜族群体。尽管他们的竞选动机各异，但这一现象标志着部分朝鲜族群体正逐渐从社会边缘走向中心，从封闭状态转向开放，利用多样化的资本资源寻求与主流社会的交流与融合[20]。在 Jang 和 Kang 共同进行的另一项研究中指出，韩籍朝鲜族人最早参与韩国政治的记录可追溯至 2010 年 6 月的地方选举，当时有三名韩籍朝鲜族人作为比例代表被提名为大田浦、九老和根川地区的在野党候选人。高社会阶层群体还成立了多种类型的组织，积极参与社会公民活动，以提升自身在社会中的地位，并以更为主流的方式融入韩国社会。这些组织包括旨在维护华裔群体权益的联盟组织、提供关键支持的机构、研究型机构以及支持特定朝鲜族群体的组织（如留学生、女性、教师等）。这些组织不仅举办学术会议、赞助各类活动，还为当地孤儿院和残障人士中心提供志愿服[21]。较高社会阶层个体的行动动机与底层社会群体存在显著差异，其主要目标在于实现与韩国主流社会的融合，并恢复其社会声望。

四、小结

本研究认为，在韩中国朝鲜族的身份认同文化逻辑呈现复杂特征。一方面，受长期的中国生活经历和民族历史事件的影响，让中国朝鲜族有着清晰的国家身份认同。在经历了民族自治和朝鲜战争后，他们以主人是身份融入了中华民族大家庭。另外一方面，故国的文化、习俗依旧以代际传递的方式渗透在朝鲜族的生活中。文化的存续与联通，让他们对故国的文化怀有眷恋。然而，由于传统-现代的存续状态和实现方式上存在的差异，在韩中国朝鲜族在经历了系列的文化观念冲突后，更加认同中国多元平等文化，难以适应韩国社会的单一、等级文化。从阶级文化认同的视角看，从事体力劳动的朝鲜族因文化品味差异遭遇韩国主流社会排斥，在语言和习惯上的差异让他们更加认同中国，而从事白领、企业和社会活动的朝鲜族则通过举办活动、成立组织等方式，希望提升社会声望，得到韩国主流社会的承认。

当前学术界在跨境与身份认同领域缺乏系统性的比较研究。跨境与身份认同的模式可划分为三类：第一类模式涉及主权国家不同，且缺乏历史和文化联系，例如菲律宾公民向加拿大的移民；第二类模式涉及主权国家相同，存在共同的历史文化与族群纽带，但在意识形态、语言和社会结构方面存在差异，如中国大陆居民移居至香港；第三类模式涉及主权国家不同，存在历史文化、族群和语言的联系，但在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方面存在差异，例如居住在韩国的中国朝鲜族。对在韩中国朝鲜族的系统研究，不仅能够帮助我们更加全面深入地理解跨境民族身份认同的多维复杂性，还能为相关民族政策的科学制定提供重要参考依据，同时对于促进中韩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与国际交往也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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