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卫生部（简称志后卫生部）对战场伤病员的救护与卫生工作是卫生勤务工作重要的组成部分。入朝作战前，尚未面临“出国作战、立体封锁、长期对峙”困难情况，因此志愿军入朝之初的医疗体系只能以国内战争经验为模板，在高度不确定的战场环境中“边战边改”。战场上敌我双方武器装备差距悬殊，战场环境极端恶劣，志愿军部队伤亡严重，伤病员数量激增，伤类复杂，救治任务异常繁重。如何及时有效地抢救、治疗、后送伤病员，不仅直接关系到部队战斗力的恢复与持续，也成为影响战争进程与结局的关键因素之一。

1 战时救护工作

沿袭国内解放战争传统，朝鲜战场上的卫勤工作以鸭绿江为界，划分为前方和后方两大区域。朝鲜为作战区，我国东北为后方区。作战区又划分为战术后方作战区以及战役后方兵站区。作战区指在第一线作战具体军的区域，仅能接受具有行动能力的伤病员；兵站区指作战区以后到我国边界的区域。野战区内的各单位受志愿军专职部门统一领导。此时，朝鲜战场志愿军医疗工作的领导机构尚未正式设立，由吴之理率领 14 名干部、战士组建了“东北军区后勤部卫生部前方指挥所”[1]，简称“前勤”指挥所卫生部。一方面，由指挥部纵向对各军战勤下达指令；另一方面，由后勤分部横向统辖兵站医院。既对伤病后送与药材补给进行统筹安排，又提前规划防疫计划并分配手术组。同时，利用定时统计以及上下贯通的信息流，形成“前接—救治—后转—补给—防疫”完整的卫勤指挥中枢功能。

表6.1 军队卫勤组织阶梯建制表

军队卫勤组织呈阶梯建制，依次为连、营、团、师、军，与之对应的医疗机构则分别为连抢救组、营绑扎所、团救护所、师卫生科及救护所、军卫生部及医疗所。这些处于不同层级的卫勤组织被称作医疗阶梯，逐级将伤员转运至更高级别的救治机构以接受更高水平医疗救治，形成完整的分级救治制度。[2]在作战区，连、营的救治组织是整个医疗阶梯的“毛细血管”。一个连通常有2 名在编卫生员，组织抢救时一般以卫生员为核心，再吸收卫生战士炊事员、理发员、文书等共 10～25 人，配备担架 2～4 副，由连副政治教导员统一领导。营绑扎所在编制上有军医、助理军医、调剂员、卫生班长各1 名、卫生员 4 名共 8 人，配备担架 5 副，由营副政治教导员领导，战时另抽调炊事员、饲养员等其他人员 30 人左右展开救治。[3]连、营两级的救治阶梯是整个前方救治阶梯的起点，主要负责在战斗火线上实施抢救，对伤病情严重需后送治疗的伤病员组织安排后送。运动战阶段部队的运动性强、阵地分散，寻找、抢救、搬运伤员的任务很重，但志愿军“前勤”指挥所卫生部和各医疗机构的联系并不紧密，实际工作存在诸多不足。五次战役之后，中国人民志愿军成立后方勤务司令部，全面统筹志愿军的医疗卫生工作。志后卫生部在战时救护工作中承担着统筹规划与指导监督的重要职责。它根据战场形势和伤病员情况，合理调配医疗资源，确保各个区域和层次的救护工作能够有序开展。在战术后方作战区，各作战军、特种师设立了相应的救护机构，这些机构靠近前线，能够在第一时间对受伤战士进行紧急处理和初步救治，为后续的转运和治疗争取宝贵时间。

伤病员后送是战场卫勤工作重要的一环，在条件恶劣的朝鲜战场，完善的转运机制能够最大限度地保持战斗力。伤病员后送指将伤病员从前方送往后方治疗的一项卫勤保障工作。后送方式有前接和后转。前接是上级救治机构派运力到下级救治机构接回伤病员，是主要的后送方式。前接又分为逐级前接和越级前接。逐级前接，指按建制由上一级到下一级救治机构接回伤病员；越级前接，指上级到下两级以前的救治机构接回伤病员。后转是下级救治机构用自己掌握的运力将伤病员送至上级救治机构。后转又分为逐级后转和越级后转。逐级后转，是按建制将伤病员送到上一级救治机构；越级后转，是下级将伤病员送到上两级以后的救治机构。[4]1950 年10 月，东北军区后勤部预设的“逐级后转”方案仍沿用解放战争经验：伤员由连、营、团、师、军逐级上送，再经兵站医院转回国内。以“作战区—兵站区—后方区”三级递进[5]。

伤病员后送需要将阶梯式救治链与高效后送手段紧密衔接，努力把时效救治真正落到实处。在朝运输工具除兵站掌握少数常备担架和临时组织当地爬犁牛车外，大部分由回空汽车、火车负责转运伤病员，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自初入朝至第五次战役前，于陌生环境中开展工作，伤员数量众多，彼时尚不明确分类后送之法。在工作推进过程中，逐渐认识到后送工作的重要性，且迫切需要解决分类、隔离、保暖、护送等相关问题。[6]第二阶段是自第五次战役至整编（1951 年 7 月），兵团卫生部提出阶梯治疗、分类后送之策，虽对其进行了研究，但尚未引起足够重视，仅有部分非勤务人员参与此项工作，故而照料极不周全。军后勤平均每日前送60 辆汽车的物资，但途中发生翻车、撞车事故20 余起，物资损失过半。运送伤员方面，从火线送至团救护所平均70 小时，送至师医疗所平均 96 小时，均大大超过野战外科处理的时间要求。[7]第三阶段是自整编（1951 年 7 月）后，通过学习朝鲜医院的工作方法，医护人员的认识得以提高，对自身思想上的错误进行了批判，工作态度从不安心逐渐转变为安心。志愿军后送工作从临时应急转变为一项制度化、标准化、社会化的系统工程。伤员平均能在 5个小时内到团，10 个小时内到师[8]，有效减少战地前线的死亡率。除了后送手段，承载能力也影响着伤病员的死亡率。在整个战争中，每天有 400 名左右的伤病员后送，对兵站区医院来说是一件十分繁重的工作。以 1953 年夏季进攻战为例，第13 兵站医院一个月收转伤员14302 名，平均每日后送伤员 261 名，最高的一天达 1500 余名。[9]据统计，一个分部或一条兵站线需要床位数为8900 张，但收治任务最重的东线二分部仅有4500 张，加上军医疗所的 3600 张床位也未达到要求。[10]医院床位有限，如后送阻滞，伤员大量停积，会引起供应和医疗护理上的很大困难。所以兵站区医院必须想尽一切办法，保持后送顺畅，及时排空床位，以便接受新的收容任务。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志后卫生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加强了对医护人员的培训，提高他们对伤情评估的能力，制定并推广了较为科学合理的伤情评估标准和后送指征，明确了什么伤情可以后送、什么伤情必须就地治疗或暂缓后送。[11]其次，对后送工具进行了改进和优化，根据不同的伤情和后送距离，合理调配担架、汽车等后送运力，提高后送的效率和安全性。[12]通过这些措施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不该后送导致的死亡率，提高了战场救护工作的质量和效果。

2 战时卫生工作

在卫生工作方面，志愿军也丝毫没有松懈。鉴于朝鲜战场气候寒冷，盖马高原 1月均温低至－21℃，极端值可达－40℃，积雪期自 11 月延续至翌年 4 月；南部平原 8月均温高达 26℃，年降雨量 1500mm ，形成“北寒南湿”双极环境。由此导致冻伤、呼吸道感染与虫媒传染病同期并存；雨季集中，粪污极易随树枝状水系扩散，引发霍乱、痢疾暴发。由于上述情况，部队相继发生了大批冻伤和虱媒传染病，造成了大批非战斗减员。据统计，全军冻伤减员率为 14.9%。第二次战役东线战场冻伤伤员占总卫生减员的 52%，多于战伤减员，其中 21.4%为重度冻伤。1950 年末虱媒传染病开始出现，至第四次战役后，全军虱媒传染病发病率达到 0.4%。[13]为预防冻伤增加非战斗减员，部队及时总结长津湖战役的教训，采取了防寒措施并迅速补齐冬装以及保暖用品。志后卫生部组织了大规模的卫生防疫运动。通过开展健康教育，提高官兵的卫生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加强对水源、食物的卫生管理，防止病从口入；定期对营区进行消毒杀菌，消灭病菌滋生的环境。这些措施有效地降低了传染病的发病率，保障了战士们的身体健康。但此时的防疫工作以防冻伤和控制虱媒传染病为主，并未足够重视其他传染病和营养不良引起的病状。

第五次战役后，转入阵地战阶段，志愿军防疫工作面临着新的困难。为了巩固阵地，部队日夜大力赶修工事，部队因长期缺少蔬菜水果，爆发了大批由于维生素缺乏而导致的病状，雪盲症最为严重。1951 年 9 月，甲种维生素缺乏病发病率为 2.3%；1952 年 2月为 3.1%，有的战士因此失明。为了制止营养缺乏病的发生，采取了一些紧急措施，如发给部队维生素制剂，喝松针浸液，收集利用肝脏（如马、猪、鸟、蛙肝等），利用战斗空隙自种蔬菜和采食野菜等等。由于部队逐渐移驻坑道，减少了与居民接触的机会，加以居民卫生状况也有很大改善，虱媒传染病有所减少。为进一步控制该病的流行，全军普遍建筑了干热灭虱室（前线部队灭虱仍以用滴滴涕杀虫剂为主），并重点接种斑疹伤寒疫苗。由于条件的改善和措施的采取，1952 年 1 月虱媒传染病发病率降为0.3%。1952 年 1 月，四十二军的一则报告引起了志后司的注意。报告中提及在三七五团阵地（金谷外远地、龙沼洞、龙水洞）雪表中发现三种虫，“一类像虱，但善跳跃不善爬行；二类像黑蝇，在野外生活；三类像小蜘蛛又似壁虱”[14]，随后投撒面扩大，“前线部队十二军、二十六军、三十九军也有发现”[15]引起了中央军委的高度注意。志后随即成立了各级防疫委员会，统一领导和指挥卫生防疫工作。各部队积极组织力量，对被污染的区域进行消毒处理，对可能接触细菌的人员进行预防接种。同时，卫勤部门广泛开展卫生宣传教育，提高官兵和群众的防疫意识，让大家了解细菌战的危害以及预防方法。十二军在半个月内“增修了 130 个灭虱室、45 个澡堂、46 个厕所、443 个理发馆”[16]，志愿军各部也迅速响应，1952 年共建筑水井23000 多口，澡堂 8000 多处，灭虫室 3500 多间，厕所 110000 多所[17]，极大改善了战士们的生活环境并提高他们的卫生意识。战士们慢慢养成了喝熟水、在厕所里如厕的习惯。朝鲜战场上的传染病发病率得到了有效控制，为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坚实的健康保障。

据统计，志愿军卫勤部门在战争三年间共救治伤员38 万余名，治愈归队率超过56%，病员治愈归队率接近 69%[18]，显著提升了伤病员治愈率与归队率，有效缓解了战场伤亡压力，保障了部队的作战持续能力。这一成绩不仅在当时具有重大军事意义，也为新中国军事医学体系的正规化与现代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参考文献：

[1]请示组织卫生部前方指挥所（1950 年 10 月），《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编辑委员会.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卫生勤务类[G].北京：金盾出版社，1986：10.

[2]《抗美援朝战争卫生工作总结》编辑委员会.抗美援朝战争卫生工作总结卫生勤务[M].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1987：5.

[3]董文琪.抗美援朝时期中国人民志愿军伤病员救治工作研究[D].中共中央党校，2022.

[4]徐继昌.军事大辞海[M].北京：长城出版社，2000：1014.

[5]第二军医大学卫勤系.抗美援朝战争卫勤工作基本经验总结（初稿）[M].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1977：11.

[6]前沿兵站医院分类后送工作报告（1951 年 12 月），《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编辑委员会.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卫生勤务类[G].北京：金盾出版社，1986：252.

[7]《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编辑委员会.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后勤战例选编[G].北京：金盾出版社，1986：485.

[8]志愿军第二届卫生工作会议决议（1951 年6 月），《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编辑委员会.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卫生勤务类[G].北京：金盾出版社，1986：205.

[9]《抗美援朝战争卫生工作总结》编辑委员会.抗美援朝战争卫生工作总结卫生勤务[M].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1988：175.

[10]《抗美援朝战争卫生工作总结》编辑委员会.抗美援朝战争卫生工作总结卫生勤务[M].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1988：158.

[11]在志愿军第一届医院工作会议上的总结报告（1951 年 12 月），《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编辑委员会.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卫生勤务类[G].北京：金盾出版社，1986：296.

[12]李计森.志愿军伤病员后送工作研究（1950-1953 年）[D].中共中央党校，2020.

[13]《抗美援朝战争卫生工作总结》编辑委员会.抗美援朝战争卫生工作总结野战科卫生防疫[M].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1987：128.

[14]注意敌机投掷东西（1952 年 2 月），《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编辑委员会.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卫生勤务类[G].北京：金盾出版社，1986：320.

[15]关于敌空头带菌昆虫及处置意见（1952 年 2 月），《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编辑委员会.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卫生勤务类[G].北京：金盾出版社，1986：325.

[16]志愿军防疫组织工作情况（1952 年 3 月），《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编辑委员会.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卫生勤务类[G].北京：金盾出版社，1986：347.

[17]朱直光.为一九五三年的更大胜利而努力[J].野战卫勤通讯，1953，（15）：1028-1031.

[18]《抗美援朝战争卫生工作总结》编辑委员会.抗美援朝战争卫生工作总结卫生勤务[M].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198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