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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综述
摘要:数字经济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是学界热点,本研究通过文献整合与分析,从理论机制、制约因素及研究争议切入,探讨两者关系。现有研究认为,数字经济通过推动农村产业升级、优化就业结构、提升人力资本及资源分配效率,可缩小城乡差距;但数字鸿沟、区域差异与政策失衡可能抵消其作用。当前理论机制研究深化,但实证结论仍存分歧。未来需聚焦微观传导路径、非经济维度效应、长期动态影响及政策评估,以释放数字经济红利,促进均衡发展。
关键词:数字经济;城乡收入差距;理论机制;制约因素;研究现状
一、引言:数字经济浪潮下的城乡发展新命题
2023 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53.9 万亿元,占GDP 比重为 42.8%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2024),数字经济的战略价值在国民经济运行中持续攀升。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城乡二元结构特征显著,尽管近年来城乡收入比有所下降,但绝对差距依然较大(国家统计局,2024)。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推动均衡发展,是共同富裕目标的核心要义。依此时代背景,探究数字技术渗透对区域收入格局的重构效应,兼具理论价值与应用紧迫性,深入剖析两者关系,更能为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为制定科学合理的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二、核心概念界定
(一)数字经济
数字经济是以数据资源为核心要素、依托数字基础设施实现要素互联、通过智能技术深度应用赋能产业升级的经济活动总称(OECD,2021)。其核心特征包括数据驱动、平台支撑、普惠共享、跨界融合等。主要形态涵盖数字产业化,如电子信息制造业、互联网行业等,以及产业数字化,即传统产业应用数字技术带来的产出增加和效率提升。数字经济通过创新商业模式、提高生产效率、优化资源配置等途径,深刻改变着经济运行方式和人们的生活方式。
(二)城乡收入差距
城乡收入差距即城镇与乡村居民人均自由支配收入的差异。该差距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在居民收入层面的直接体现,其成因复杂,涉及资源禀赋、制度政策、产业结构、人力资本等多方面因素。
2024 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1314 元,城镇居民54188 元,农村居民23119 元,城乡居民收入比从上年的2.39 降至2.34(国家统计局,2025),数据表明我国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方面取得一定成效,但差距仍在。此外,城乡收入差距不仅体现在货币收入上,还表现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的获取以及生活质量等方面。
三、数字经济发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理论机制
(一)产业升级效应
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及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智能技术集群正在全面渗透产业链,依托数据与算法的深度融合推动生产要素配置效率的系统性提升。在农业领域,智能化生产工具与精准化管理模式正加速重构传统耕作体系,实现生产提效与品质优化,促农增收;技术普惠降低门槛,便于技能习得与生产升级,驱动收入增长;数字红利衍生电商、文旅等新形态,激活乡村经济。研究表明,数字技术开始与农业、农村深入融合,无人农机、智慧农业、数字乡村等以数字技术为依托的新举措为新时代乡村振兴之路奠定了坚实基础,促进了农村的发展,也显著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李伟嘉等,2023)[1]。
(二)就业结构效应
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已经改变了城乡就业格局。一方面,数字技术应用促使劳动力市场技能需求发生变化,对劳动者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城市依托数字技术集聚高端技能人才,提升居民高薪岗位竞争力,客观上强化城乡收入分化;而智能设备替代低技能劳动岗位,挤压传统就业空间,叠加技术适配性差异,进一步加剧城乡经济落差。另一方面,数字平台经济创造了大量灵活就业机会,降低了农村劳动力进入非农产业的门槛,刘锦怡等(2020)认为数字经济为农村居民提供了更多创业机会,通过数字渠道了解市场需求,提高收入[2]。赵利(2024)提出产业数字化和产业结构升级为农村居民提供了更多就业机会和更加便利的创业条件,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且这一效应在发达地区更为显著[3]。
(三)人力资本效应
数字资源的普及优化了农村人力资本积累条件,通过革新城乡知识获取、技能提升及价值实现路径,展现出重塑创新创业模式的潜力,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提供了关键驱动力。其核心在于:
1.知识资源普惠接入
优质教育资源突破地域壁垒,低成本惠及农村,显著降低了居民技能提升的门槛。在线教育显著缩小城乡在获取前沿知识和技能方面的初始差距,为农村人力资本提升奠定基础。互联网和移动应用使农村居民能便捷地获取市场行情、先进技术、政策信息、成功案例,如其他农村的致富经验,打破信息闭塞,加速知识溢出。
2.赋能本地资源和传统技能
数字经济使农村人力资本更高效地开发和转化本地特色资源,在本地创造高附加值。数字经济利用电商运营、社交媒体营销、短视频制作等途径,赋能农村居民将其传统技能,如手工艺、特色种植养殖,与本地特色资源,如农产品、生态、文化相结合,通过电商平台、社交电商、直播带货等直接对接全国乃至全球市场,使农村创业者跳出初级农产品供应商的角色,向价值链中高端延伸,获取更高利润。数字经济使农村居民更直接了解市场需求,利用数字平台拓宽农产品的销售渠道(熊子怡等,2022)[4]。
农村电商、数字化乡村旅游及智慧农业等新兴模式的崛起,有效提升从业者收入水平的同时,还推动了本地对电商运营、物流管理等专业人才的需求。这些业态为具备数字技能的本地青年创造了“离土不离乡”的高质量就业岗位,还为拥有技能、创意或特色资源的农村居民提 低门槛、 覆盖的创业增收路径。在此过程中,返乡青年、留守妇女及传统技艺传承者等潜在人力资本得以激活,其价值转化为经济收益,为乡村发展注入新动能。
3.吸引人才和技能从城市向农村流动
家乡数字经济(如电商、乡村旅游)的兴起,叠加较低的创业成本与生活压力,吸引城市务工青年返乡,这些掌握数字技能的人才带回知识、技能与资源,打破城乡人才单向流动的固化模式,推动技术、经验与理念的逆向输出,从而提升农村人力资本水平,激发创新创业活力。
(四)资源配置效应
数字经济通过提升城乡要素配置效率,推动城市基建投资、中小企业成长及劳动力市场信息透明化(侯世英等,2020),加速了资本、技术与人才的城乡流动。 同时数 经济的 发展使市场信息更加透明,减少了信息不对称(苏岚岚等,2020)[6],使城乡居民更 息。数字金融的发展尤其改善了农村地区的金融服务可获得性,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了资金支持,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深度、覆盖广度、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是连接数字经济与农民增收的重要纽带,其发展水平直接影响农民融资能力和市场参与度(郭峰等,2020)[7]。
四、数字经济发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制约因素
数字经济发展整体上助力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其成效受到多种因素制约。数字鸿沟是最主要的限制因素,还有区域异质、政策制度等因素。
(一)数字鸿沟
城乡数字鸿沟是指城乡间在数字基建、技术应用及信息素养等维度的差异化表现。
1.城乡数字基建水平差异
截至2023 年底,山区信号盲点问题尚未完全消除(工信部,2024),农村家庭电脑拥有率仅为城市的1/3(国家统计局,2024),且老年群体功能机占比超 40% ,农村地区网络基础设施(如宽带覆盖率、智能手机普及率)仍显著滞后于城市,部分偏远区域存在“数字盲区”(温涛等,2022)[8]。即使在数字接入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电力供应、交通物流等传统基础设施的差距仍会导致城乡从数字经济中获益程度不同。
2.数字技能差异
即使具备接入条件,农村居民在数字技术应用能力、数字素养等方面普遍弱于城市居民(邵宜航等,2021)[9]。数字技术迭代快,在数字技术应用能力上,城市居民能更快掌握新的数字技术和应用,如利用电商平台创业、使用数字金融服务等;农村居民由于文化水平相对较低,对数字技术的学习和应用能力不足,难以充分利用数字经济带来的发展机遇。数字素养方面,城市居民对数字信息的获取、分析和利用能力更强,而农村居民往往缺乏数字信息辨别能力,无法有效利用数字信息提升自身经济收益。
3.数字服务可及性不平等
数字服务可及性不平等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制度设计、市场逻辑与社会结构多重作用下的系统性排斥。农村居民在数字时代遭遇的不仅是“用不起”,更是“不能用”、“不会用”乃至“用了也无价值”的复合型困境。数字服务可及性需超越单纯的基础设施投入,转向适配农村场景的技术设计,如低宽带应用,包容性服务供给制度,共享经济等,只有当数字服务真正嵌入农村生产生活闭环时,“可及性”才能转化为“发展动能”。
(二)区域异质性
国内数字技术应用对居民收入差距的调节效应呈现明显的区域异质性。通常,在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较好的东部地区,缩小效应更早、更显著; 部地区,扩大效应或初期负面效应可能更突出(张车伟等,2021)[10]。但随着国家对中西部地区数字 发展支持力度的加大,以及中西部地区自身对数字经济发展重视程度的提高,近年来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速度加快,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也逐渐显现。
(三)政策制度差异
政策制度差异亦需关注,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土地、户籍及社保制度可能导致数字红利分配不均,而地方保护主义对数据要素流动的限制,进一步弱化了数字经济调节收入差距的效能。城乡在数据要素确权、流通、交易规则,平台监管,数字治理能力等方面存在差异。针对农村的数字经济支持政策,如电商进农村示范工程的实际效果可能因地方执行能力、配套措施不足等原因而打折扣。
五、数字经济发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研究现状
(一)显著的缩小效应
学界普遍认为数字经济发展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李成明等(2022)指出数字化基建完善能有效缓解多维贫困问题,进而推动城乡收入趋衡[11]。张涛等(2022)揭示网络设施通过激发创新活力、优化创业环境及推动数字金融普惠,成为包容性增长的重要驱动力[12]。黄先海等(2022)证实跨境电商综试区政策显著缩减了城乡经济差距,验证了数字贸易对均衡发展的促进作用[13]。黄永春等(2022)从要素优化视角出发,论证了数字经济通过资源高效配置缩减区域发展鸿沟的传导机制[14]。
(二)存在扩大效应或效应不显著
部分研究指出,数字经济可能扩大城乡收入差距:数字鸿沟通过加剧收入分化与数字素养差异阻碍消费结构升级,且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负向调节作用显著(黄漫宇等,2022)[15];技术差异与资源分配失衡则进一步加深城乡收入分化(赵文等,2024)[16]。
(三)非线性关系与门槛效应
还有学者指出数字化红利初期可推动均衡发展,但跨越拐点后技术深化可能加剧区域分化,呈现数字经济与城乡收入差距的“U 型”非线性关联(陈文等,2021)[17],且存在区域差异(米嘉伟等,2022)[18]。与之形成对比的是,程名望等(2019)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互联网渗透对城乡收入差距呈倒U 型影响,并认为当前已进入数字红利释放阶段[19]。李晓钟等(2022)进一步验证了该影响的门槛特征,发现人均收入与研发投入强度构成关键调节变量[20]。张丽君等(2023)的分区研究表明,东中西部呈现正U 型轨迹,东北地区则相反,产业集聚与金融支持分别承担中介和调节角色[21],而杨习铭等(2024)认为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与收入差距呈倒U 型关联,城镇化水平改变调节强度,营商环境则发挥中介效能[22]。值得注意的是,郑国楠等(2022)提出动态演进视角,强调数字鸿沟初期扩张导致收入差距阶段性攀升,最终形成M 型波动轨迹[23]。
六、研究评述与展望
(一)研究评述
学者们对数字经济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在理论机制方面,数字经济通过促进农村产业升级、改善就业结构、提升人力资本和优化资源配置等机制,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然而,数字鸿沟、区域异质性和政策制度差异等因素可能削弱这一积极效应,当前研究虽在理论机制上逐步深化,但实证结论仍存分歧,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是复杂多维的,其本质是一场深刻的生产力变革对传统城乡二元结构的冲击与重构。
(二)研究展望
未来研究需聚焦微观机制解析、非经济维度拓展、长期动态追踪、区域差异细化、数字鸿沟测度创新及政策评估优化,同时加强跨国比较,为塑造包容性数字时代城乡关系提供理论与政策的双重支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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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数字经济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基于湖南省县域面板数据的分析”(23C0520);衡阳市社科基金项目 信用体系建设助力优化衡阳营商环境的机制和路径分析”(2024D036);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 木 业研发费 除税务风险管控研究”(项目编号:24C0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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