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财富之源，是筑牢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坚实基础，更是应对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撑。本文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实体经济的理论内核，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系统阐释筑牢实体经济根基的理论逻辑与战略意义。通过梳理“十四五”时期中国实体经济发展的总体态势与阶段性成就，深入剖析当前实体经济在产业结构、创新驱动、要素保障、制度环境等方面面临的深层次挑战，包括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滞后、核心技术“卡脖子”、要素错配、融资约束及国际竞争加剧等问题。在此基础上，从强化创新驱动赋能、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完善要素保障体系、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构建开放合作新格局五个维度，提出筑牢实体经济根基的系统性实践路径。

【关键词】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创新驱动；产业升级；要素保障；制度改革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经济格局深度调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产业链供应链面临重构压力。在此背景下，实体经济的战略地位愈发凸显，成为各国争夺国际竞争主动权的核心领域。对于中国而言，经过四十余年改革开放，实体经济已形成规模庞大、门类齐全的产业体系，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为经济社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进入新发展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在新的发展形势下，筑牢实体经济根基，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一、筑牢实体经济根基的意义

（一）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核心要求

现代化经济体系是由产业体系、市场体系、收入分配体系、城乡区域发展体系、绿色发展体系、全面开放体系和经济体制等构成的有机整体，其中产业体系是核心，而实体经济是产业体系的主体。筑牢实体经济根基，能够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升产业竞争力，构建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从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内在要求来看，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是实现经济结构优化、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关键。只有实体经济根基牢固，才能为科技创新提供广阔的应用场景和资金支持，推动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才能为现代金融提供稳定的服务对象，引导金融资源流向实体经济，避免金融空转；才能为人力资源提供充足的就业岗位，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和优化配置。因此，筑牢实体经济根基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核心任务和必然要求。

（二） 应对全球经济不确定性的必然选择

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的背景下，实体经济具有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强的特点，是抵御外部冲击、维护经济安全的“压舱石”。虚拟经济受市场预期、投机行为等因素影响较大，波动性较强，而实体经济以物质资料生产为核心，其发展具有较强的刚性和可持续性。历史经验表明，在面临全球性危机或外部冲击时，实体经济基础雄厚的国家，经济复苏的速度更快、质量更高。

当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面临重构，发达国家推行“脱钩断链”“技术封锁”等政策，对中国实体经济发展构成外部挑战。筑牢实体经济根基，能够提升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和韧性，增强核心技术自主可控能力，降低对外部市场和技术的依赖，有效应对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三）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坚实基础

高质量发展是新发展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主题，其核心是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实体经济是高质量发展的主要载体，筑牢实体经济根基，能够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实现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的转变。同时，实体经济的发展能够带动科技创新、管理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持久动力。例如，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能够推动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的研发应用，带动上下游产业协同升级，提升整个产业体系的质量和效益。

（四）保障就业民生的关键支撑

实体经济是吸纳就业的主渠道，尤其是制造业、建筑业、服务业等领域，能够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涵盖不同层次的人力资源需求，是保障就业民生的关键。筑牢实体经济根基，能够稳定和扩大就业规模，提升就业质量，增加居民收入，改善民生福祉。据统计，中国制造业就业人数超过1亿人，加上建筑业、服务业等实体经济相关领域的就业人数，占全国就业总量的比重超过70%。实体经济的稳定发展，能够有效应对就业压力，维护社会稳定。同时，实体经济的发展能够提供丰富的物质产品和服务，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五）提升国际竞争力的核心抓手

在全球竞争格局中，实体经济的竞争力直接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核心，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筑牢实体经济根基，能够提升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推动中国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占据高端位置。例如，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的突破，能够提升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扩大出口份额，增强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同时，实体经济的发展能够带动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企业，提升中国经济的国际影响力。

二、当前中国实体经济发展面临的现实挑战

（一）产业结构存在短板，升级进程面临阻滞

尽管“十四五”时期中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取得一定成效，但整体进程仍相对滞后，成为制约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瓶颈。一方面，部分传统产业仍依赖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率的粗放式发展模式，技术装备水平落后，产品附加值低，如钢铁、水泥、纺织等行业中，小型企业占比仍较高，这些企业资金实力薄弱、研发能力不足，难以承担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的成本，导致行业整体技术水平提升缓慢。另一方面，传统产业与数字技术、绿色技术的融合深度不够，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水平不高，部分企业虽然引入了先进设备和技术，但缺乏相应的人才和管理体系支撑，未能实现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的大幅提升，“数字鸿沟”“绿色鸿沟”问题突出。

中国实体经济产业层次整体偏低，仍处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中低端环节，高端产品和服务供给不足，难以满足国内消费升级和国际高端市场需求。在制造业领域，尽管中国是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但在高端芯片、高端数控机床、航空发动机、高端医疗器械等高端制造领域，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依赖进口，自主可控能力不足。实体经济内部各产业之间、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新兴领域之间的融合深度不够，协同发展效应不足，制约了产业整体竞争力的提升。从产业内部来看，制造业与农业、服务业之间的融合不够紧密，农业产业化水平不高，农产品加工链条短、附加值低；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不足，物流、金融、科技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支撑作用未能充分发挥。

（二）创新驱动能力不足，核心技术受制于人

尽管“十四五”时期中国研发投入持续增加，但研发投入结构不合理，基础研究薄弱的问题依然突出，制约了实体经济创新能力的提升。同时，研发投入集中在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领域，且多投向成熟技术的改进和推广，对颠覆性技术、前沿技术的研发投入不足，2023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前沿技术研发投入占比不足20%，导致实体经济在高端领域的技术突破能力不足。

中国实体经济领域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依然突出，在多个关键领域依赖进口，自主可控能力不足，成为制约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瓶颈”。在信息技术领域，高端芯片、操作系统、工业软件等核心技术长期被国外垄断，国产替代进程缓慢；在新材料领域，高性能碳纤维、光刻胶、高端轴承钢等关键新材料依赖进口，2023年高性能碳纤维进口依赖度达到70%以上，光刻胶进口依赖度超过90%，严重制约了下游产业的发展。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不仅导致实体经济企业利润空间被压缩，还面临着国外技术封锁和断供的风险，影响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三）创新生态不完善，成果转化不畅

实体经济创新生态不完善，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不畅，制约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一是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足，侵权成本低、维权成本高的问题依然存在，2023年知识产权民事案件平均审理周期为6个月，较发达国家3个月左右的水平仍有差距，知识产权保护不足影响了企业创新的积极性。二是科研体制机制改革有待深化，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科研评价体系仍以论文、专利数量为核心，缺乏对成果转化、产业化效益的考核，导致科研成果与市场需求脱节；科研经费管理过于严格，经费使用灵活性不足，影响了科研人员的创新积极性。三是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体系不完善，缺乏专业化的技术转移机构和人才，技术交易市场不健全，2023年技术合同成交金额虽然达到5.8万亿元，但其中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技术合同成交额占比仅为15%，大部分科研成果未能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四是企业创新人才短缺，尤其是高端研发人才和技能型人才不足，2023年实体经济领域高端研发人才缺口超过100万人，高技能人才缺口超过300万人，制约了企业的创新能力和成果转化能力。

（四）要素配置效率不高，保障体系存在短板

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不断加大，但金融资源配置失衡，实体经济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融资约束问题依然突出，成为制约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一是金融资源向国有企业、大型企业集中，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未能得到根本解决，2023年中小企业贷款余额占企业贷款余额的比重仅为35%，较大型企业低30个百分点。

随着实体经济的发展，土地与能源要素约束不断加剧，同时要素利用效率不高的问题依然存在，制约了实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土地要素方面，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土地资源供需矛盾日益突出，实体经济重点项目土地供应紧张，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工业用地价格持续上涨，2023年东部地区工业用地平均价格较2020年上涨25%，增加了企业的生产成本。能源要素方面，能源供需结构性矛盾突出，煤炭等传统能源占比仍然较高，新能源供应稳定性不足；同时，能源利用效率不高，部分高耗能行业单位产品能耗仍高于国际先进水平，能源浪费严重。此外，能源价格波动较大，2021-2023年国际能源价格大幅波动，国内能源价格随之调整，增加了实体经济企业的经营风险和成本压力。

（五）制度环境有待优化，发展活力受到制约

实体经济领域市场准入与竞争机制不完善，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尚未完全形成，制约了市场活力和创新动力的释放。一是市场准入门槛依然较高，部分行业存在行政垄断和准入限制，尤其是在公用事业、服务业等领域，民营企业难以公平进入。二是是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滞后，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市场分割，配置效率不高，如城乡土地市场分割，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面临诸多限制，2023年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规模仅占建设用地总规模的5%，制约了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

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体系不断完善，但政策执行不到位和营商环境存在短板的问题依然存在，影响了政策效果的发挥。一是政策执行“最后一公里”问题突出，部分地方和部门对支持实体经济的政策理解不深入、执行不严格，存在政策落实慢、打折扣、搞变通等现象，如减税降费政策虽然力度较大，但部分中小企业未能及时享受到政策红利。二是营商环境仍有提升空间，行政审批流程依然繁琐，审批时间较长，2023年企业办理营业执照平均需要3个工作日，较发达国家1个工作日左右的水平仍有差距；同时，政务服务信息化水平不高，不同部门之间信息不共享、数据不通畅，企业办事需要多头跑、重复提交材料，营商环境便利度有待进一步提升。

（六）国际环境复杂严峻，外部竞争压力加剧

当前，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面临重构，发达国家推行“脱钩断链”“近岸外包”“友岸外包”等政策，对中国实体经济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带来冲击。一是发达国家加大对本土制造业的扶持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回流，。二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区域化、集团化趋势加强，发达国家主导形成了多个区域贸易协定，如CPTPP、DEPA等，设置了较高的技术标准、环保标准和劳工标准，将中国排除在部分区域产业链供应链之外，影响了中国实体经济企业的国际市场准入。三是全球供应链中断风险加剧，地缘政治冲突、疫情反复、自然灾害等因素导致全球供应链不稳定。

发达国家为维护其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主导地位，加大对中国实体经济领域的技术封锁和打压力度，国际技术竞争日益激烈，制约了中国实体经济的技术升级和创新发展。一是发达国家加强对高端技术和关键零部件的出口管制，如美国将中国多家实体列入“实体清单”，限制向其出口高端芯片、数控机床、航空发动机等产品和技术。二是发达国家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投入，试图在高端制造领域形成技术垄断。三是发达国家在国际标准制定中占据主导地位，通过制定较高的技术标准、环保标准等，限制中国实体经济产品的出口，中国高耗能行业出口将面临额外成本。

三、筑牢实体经济根基的实践路径

（一）强化创新驱动赋能，提升核心竞争能力

1、优化研发投入结构，强化基础研究支撑

加大研发投入力度，优化研发投入结构，强化基础研究支撑，提升实体经济原始创新能力。一是提高基础研究经费占比，设立国家基础研究专项基金，引导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同时，聚焦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基础学科，以及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新材料、生物医药等前沿领域，部署一批重大基础研究项目，力争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取得原始创新突破。二是调整研发投入方向，加大对颠覆性技术、前沿技术的研发投入，设立战略性新兴产业前沿技术研发专项，支持企业开展重大技术攻关；同时，鼓励企业加大对现有技术的迭代升级，提高产品质量和附加值。三是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建立企业基础研究投入激励机制，对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的经费给予税收减免、财政补贴等优惠政策，引导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共建基础研究平台；同时，完善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建立高校、科研机构与企业之间的人才交流、成果共享机制，提高基础研究成果转化效率。

2、攻克核心技术瓶颈，实现自主可控发展

聚焦实体经济领域“卡脖子”技术问题，实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工程，集中力量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实现高端技术和关键零部件自主可控。一是建立“卡脖子”技术清单动态更新机制，围绕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重点领域，梳理关键核心技术瓶颈，制定针对性攻关方案；同时，整合全国创新资源，组建跨学科、跨行业的攻关团队，实行“揭榜挂帅”“赛马”等攻关模式，集中力量攻克难题。二是加大对核心技术研发的支持力度，设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专项基金，对攻克“卡脖子”技术的企业和团队给予重奖；同时，支持企业建设国家级技术创新中心、制造业创新中心等创新平台，提升核心技术研发能力。三是加强知识产权布局，建立核心技术知识产权保护体系，鼓励企业申请发明专利，尤其是PCT国际专利，构建自主知识产权壁垒；同时，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制定，争取在关键领域的国际标准话语权，提升核心技术的国际竞争力。

3、完善创新生态体系，加速成果转化应用

完善实体经济创新生态体系，优化创新环境，加速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应用，推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落地见效。一是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知识产权法律法规体系，加大对侵权行为的查处力度，降低维权成本，提高侵权成本；同时，建立知识产权交易市场，完善知识产权价值评估、质押融资等服务体系，促进知识产权流转和转化。二是深化科研体制机制改革，完善高校和科研机构科研评价体系，将成果转化、产业化效益纳入评价指标，激发科研人员创新积极性；同时，优化科研经费管理，赋予科研人员更大的经费使用自主权，简化经费审批流程，提高经费使用效率。三是健全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体系，培育一批专业化技术转移机构和人才，建立科技成果转化公共服务平台，提供技术咨询、成果评估、交易撮合等服务；同时，鼓励企业建立中试基地，支持科研成果进行中试放大，加速科研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四是强化创新人才支撑，加大高端研发人才和高技能人才培养力度，完善人才引进政策，吸引海内外高端人才；同时，完善人才激励机制，推行股权期权、项目分红等中长期激励方式，提高人才薪酬待遇，营造良好的人才发展环境。

（二）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1、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升质量效益

以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为方向，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升产业质量效益，夯实实体经济发展基础。一是加大传统产业技术改造力度，设立传统产业技术改造专项基金，支持企业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开展节能降碳改造、智能化改造。二是推动传统产业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实施“数字赋能传统产业”行动，支持企业建设智能工厂、数字化车间，推广工业机器人、智能传感器等智能装备，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到70%以上；同时，加快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推动上下游企业数据互联互通，实现产业链协同制造，提升产业整体效率。三是引导传统产业向高端化转型，支持企业开展产品创新、品牌创新、商业模式创新，提高产品附加值和品牌影响力，如推动钢铁行业向特种钢材、汽车板等高端产品转型，纺织行业向高端面料、品牌服装等领域转型。四是淘汰落后产能，建立落后产能退出机制，通过环保、安全、能耗等标准倒逼落后产能退出，优化产业布局，提高产业集中度。

2、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打造增长引擎

聚焦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大培育和支持力度，打造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一是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出台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设立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基金，支持企业开展技术研发、产能扩张和市场拓展；同时，优化产业布局，在东部沿海地区建设战略性新兴产业先导区，在中西部地区建设特色产业基地，形成各具特色、协同发展的产业格局。二是突破关键核心技术，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领域，实施重大技术攻关项目，支持企业建设创新平台，提升核心技术研发能力。三是扩大产业规模，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龙头企业，支持中小企业配套发展，形成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的产业集群。四是拓展应用场景，建立战略性新兴产业应用示范基地，推动新技术、新产品在交通、能源、医疗、教育等领域的应用，如推动新能源汽车在公共交通、物流配送等领域的普及，推动人工智能在智能制造、智慧城市等领域的应用，以应用带动产业发展。

3、促进产业深度融合，提升协同发展水平

推动实体经济内部各产业之间、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新兴领域之间深度融合，提升产业协同发展水平，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一是推动制造业与农业融合发展，实施“农业+制造业”行动，支持农产品加工企业开展精深加工，延长产业链条，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同时，推动制造业企业向农业领域延伸，提供农业机械、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和技术服务，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二是推动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发展，实施“制造业+服务业”行动，支持物流企业开展一体化物流服务，降低制造业企业物流成本；鼓励金融机构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为制造业企业提供供应链金融、融资租赁等服务；支持科技服务机构为制造业企业提供研发设计、检验检测、技术咨询等服务。三是推动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实施“数字经济+实体经济”行动，加快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和应用，推动数字技术在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营销服务等全流程应用；支持数字经济企业与实体经济企业合作，共同开发数字化产品和服务，培育新业态、新模式，如智能网联汽车、工业互联网、数字孪生等。四是推动实体经济与绿色经济融合发展，实施“绿色经济+实体经济”行动，支持企业研发和应用绿色技术，推广绿色生产方式，发展绿色制造；培育壮大绿色产业，如新能源、节能环保、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等产业。

（三）完善要素保障体系，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1、优化金融服务，缓解融资约束

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量和效率，缓解实体经济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融资约束。一是健全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政策体系，实施差异化货币政策，加大对制造业、中小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重点领域的信贷支持力度；同时，完善财政贴息、担保补贴等政策，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二是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扩大直接融资规模，支持实体经济企业在A股市场、科创板、创业板等上市融资，鼓励企业发行企业债券、公司债券、中期票据等直接融资工具；同时，发展股权投资市场，支持创业投资基金、私募股权基金投向实体经济领域。三是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针对实体经济企业特点，开发供应链金融、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应收账款质押融资等特色金融产品；支持金融机构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优化信贷审批流程，提高信贷投放效率。四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加强金融监管，规范金融机构经营行为，防范信贷资金违规流入房地产、股市等领域；建立金融风险预警机制，及时处置不良贷款，维护金融体系稳定，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金融环境。

2、强化人力资源支撑，优化人才结构

深化教育体系改革，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完善人才引进和激励机制，强化人力资源支撑，优化实体经济人才结构。一是完善人才培养体系，调整优化高校学科专业结构，新增智能制造、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新兴领域专业点，扩大招生规模；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建设一批高水平职业院校和专业，推行“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培养模式，定向培养技能人才。二是加大职业技能培训力度，实施“技能提升行动”，针对制造业工人、农民工、退役军人等群体，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重点培训先进制造、数字技术、绿色技术等领域技能；同时，完善职业技能等级制度，畅通技能人才职业发展通道。三是优化人才引进政策，实施“高端人才引进计划”，针对实体经济重点领域，引进海内外高层次研发人才和技能型人才，提供住房补贴、科研经费支持、子女教育保障等优惠条件；同时，建立人才柔性引进机制，吸引高校和科研机构专家兼职服务企业。四是完善人才激励机制，提高实体经济企业人才薪酬待遇，推行股权期权、项目分红、岗位分红等中长期激励方式；建立健全人才评价体系，以能力、实绩和贡献为核心评价人才，激发人才创新积极性和创造性。

3、保障土地能源供应，提高利用效率

优化土地和能源要素配置，保障实体经济重点项目要素供应，提高要素利用效率，推动实体经济可持续发展。土地要素方面，一是优先保障实体经济重点项目土地供应，建立“重点项目土地供应绿色通道”，对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重点项目优先安排用地指标。二是盘活存量工业用地，实施“低效用地再开发”行动，通过收购储备、协议置换、自行改造等方式，盘活闲置土地和低效用地；同时，推进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完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机制，增加工业用地供应。三是优化产业用地布局，引导产业向工业园区集中，推动工业园区提质增效，完善园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提高产业集聚效应。

能源要素方面，一是优化能源供给结构，加大风电、光伏、水电、核电等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力度，提高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同时，加强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电网、油气管网等能源输送网络，提高能源供应的稳定性和安全性。二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实施“节能降碳行动”，支持企业开展节能改造，推广先进节能技术和装备，淘汰高耗能设备；同时，推进能源价格市场化改革，完善峰谷分时电价、尖峰电价、阶梯电价等机制，引导企业合理用电、节约用电，钢铁、水泥等行业单位产品能耗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三是保障重点领域能源供应，建立能源供应应急保障机制，对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重点领域优先保障能源供应，确保企业正常生产经营。

（四）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优化营商环境

1、完善市场准入与竞争机制

深化市场化改革，完善市场准入与竞争机制，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激发实体经济企业活力。一是放宽市场准入限制，进一步缩减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取消不必要的行政许可和资质认定，尤其要放宽民营企业在公用事业、服务业、制造业等领域的准入限制，实现“非禁即入”；同时，清理规范地方隐性壁垒，严禁在资质认定、审批流程、标准制定等方面设置歧视性规定，保障民营企业公平参与市场竞争。二是强化公平竞争审查，建立公平竞争审查第三方评估机制，对地方和部门出台的政策进行公平竞争审查，坚决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同时，加大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力度，严厉打击行政垄断、价格垄断、假冒伪劣、侵犯知识产权等违法行为，维护市场秩序。三是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深化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市场化改革，建立健全要素市场体系，打破要素市场分割，促进要素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例如，深化土地市场化改革，完善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深化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建立数据确权、交易、监管等制度，培育数据交易市场。

2、提升政策执行与营商环境质量

加强政策协同性，提升政策执行效能，优化营商环境，增强实体经济企业获得感。一是加强政策协同与落实，建立跨部门政策协同机制，统筹制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避免政策交叉、冲突；同时，加强政策宣传解读，建立政策落实跟踪评估机制，对政策落实不到位的地方和部门进行问责，确保政策红利及时传导至企业。二是优化行政审批服务，深化“放管服”改革，推行“一网通办”“一窗受理”“并联审批”等审批模式，简化审批流程，压缩审批时间；同时，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实现政务服务事项“跨省通办”“全城通办”。三是提升营商环境便利度，完善营商环境评价体系，以企业满意度为核心评价指标，定期开展营商环境评价；同时，加强营商环境投诉举报机制建设，及时解决企业反映的问题。四是加强法治环境建设，完善市场经济法律法规体系，依法保护企业合法权益。

3、强化产权保护，增强企业信心

加大产权保护力度，完善产权保护制度，增强实体经济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的投资信心和创新积极性。一是完善产权保护法律法规，修订完善知识产权法、公司法、物权法等法律法规，明确产权保护的范围和标准，加强对知识产权、股权、债权、物权等各类产权的保护；同时，出台产权保护具体实施细则，增强法律的可操作性。二是加大产权保护执法力度，严厉打击侵犯产权的违法行为，如知识产权侵权、违法查封扣押企业财产、合同违约、拖欠账款等，提高违法成本；同时，建立产权保护案件快速审理机制，缩短维权周期，降低维权成本。三是加强民营企业产权保护，出台保护民营企业产权的专项政策，严禁侵犯民营企业产权的行为，对历史遗留的产权纠纷案件进行依法甄别和纠正；同时，建立民营企业产权保护投诉举报机制，及时解决民营企业反映的产权问题，增强民营企业的经营信心。四是加强产权保护宣传教育，提高全社会产权保护意识，营造尊重产权、保护产权的良好氛围。

（五） 构建开放合作新格局，提升国际竞争水平

1、稳定产业链供应链，提升抗风险能力

积极应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采取多元化措施稳定产业链供应链，提升实体经济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韧性和抗风险能力。一是加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建设，聚焦核心零部件、关键材料、高端设备等“卡脖子”环节，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实现自主替代；同时，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链龙头企业，支持龙头企业整合上下游资源，构建自主可控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二是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多元化发展，实施“产业链多元化”战略，拓展多元化的原材料供应渠道和产品出口市场，降低对单一国家和地区的依赖；同时，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东盟、非洲等地区的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建设境外产业链供应链基地。三是加强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合作，建立产业链供应链协同机制，推动上下游企业、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共享资源、共担风险；同时，加强产业链供应链信息共享平台建设，及时发布供应链信息，帮助企业应对供应链中断风险。四是完善产业链供应链风险防控体系，建立产业链供应链风险监测预警机制，对重点领域、重点企业的产业链供应链风险进行实时监测；同时，建立应急保障机制，储备关键零部件和原材料，应对突发供应链中断事件。

2、应对贸易保护主义，拓展国际市场

积极应对国际贸易保护主义，采取多元化措施拓展国际市场，提升实体经济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一是优化出口产品结构，提高出口产品质量和附加值，推动出口产品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减少低附加值产品出口；同时，加强出口品牌建设，培育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出口品牌。二是拓展多元化国际市场，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在巩固欧美、日韩等传统市场的同时，加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东盟、非洲、拉美等新兴市场的开拓力度，建立海外营销服务体系。三是应对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建立贸易摩擦预警机制，及时发布贸易摩擦信息，为企业提供法律咨询和应对服务；同时，支持企业积极应诉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利用WTO规则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四是深化区域经济合作，积极推动加入CPTPP、DEPA等区域贸易协定，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降低市场准入门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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