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以合浦儒艮为例，运用多物种民族志框架，剖析其在“海上丝绸之路”背景下的功能性灭绝根源。研究发现，儒艮的消失并非源于单一因素，而是以“物流效率与经济增长”为核心的“新海丝”网络，通过航道疏浚、围填海等实践，覆盖并重塑了其赖以生存的“地方性共生网络”的结果。为此，本文批判了聚焦单一节点的保护思路，进而提出“编织与协同”的整合路径，以期通过重构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实现多物种的和谐共生。关键词：命运共同体；儒艮；可持续发展；多物种民族志；海上丝绸之路

儒艮作为合浦的“三宝”与“美人鱼”原型，曾深度嵌入地方生产生活，却在中国水域被宣布功能性灭绝，尽管早在1986 年当地就已设立自然保护区。这一悖论促使我们超越单一归因，以多物种民族志为视角，将非人类物种视为能动行动者，剖析“新发展网络覆盖地方性网络”这一深植于中国语境的剧变。尽管西方研究为此提供了启发，但张云鹤与张先清等本土研究[1]已揭示了地方性知识在官方规划中被边缘化的类似张力。本文以“海洋命运共同体”为价值旨归，借助行动者-网络理论（ANT）[2]，旨在回应核心发展悖论——为何旨在“联通”的丝路网络，反而导致儒艮的“失联”？并探索将物流通道转变为多物种共生生命网络的可行路径。

一、儒艮在地方网络中的角色变迁

在合浦历史中，儒艮是深度嵌入地方网络的关键行动者，通过与人类及非人类要素的互动，共同编织了地方性民族生境。本研究基于对合浦地区的老渔民，地方工作者以及长期居民的深度访谈，试图重构儒艮在这一网络中的多元角色。

（一）儒艮的互动网络

儒艮作为关键行动者，通过与海草床的互动共生，共同构建并维系了一个支撑地方性生计的“海洋生产力网络”。儒艮的“刨根式“觅食能疏松沉积物、更新海草床，维持其高产状态。健康的海草床为小鱼、小虾、海马等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庇护所，为多种经济鱼类创造了理想的育幼场，也为沿海社区的渔民提供了持续的捕捞机会。

儒艮通过海草床将周边的人类社区纳入了一个稳定的共生网络之中。在此网络中，儒艮通过维护海草床的健康，间接地确保了整个渔业资源体系的丰沛。正如一位受访者所言：“小时候，退潮后便可以到滩涂上捡海马，它们会用尾巴勾住海草，不至于被冲走。”2这个由儒艮、海草床、鱼虾和渔民等人类与非人类行动者共同构成的网络，在历史中达成了一种动态平衡。儒艮的觅食成为维系网络生产力的关键环节。

因此，儒艮的消失绝非单一物种的损失，而是地方共生网络中关键节点的断裂，直接引发了网络的结构性崩溃。我们难以断定是儒艮消失导致海草床退化，还是反之。这正印证了行动者网络理论的核心：灭绝从不是孤立事件，而是关系网络的整体瓦解。随着儒艮的缺席，海草床加速退化，其生态功能被削弱，最终导致近海渔业资源从网络中“退场”，正如渔民所言：“过去近海中常见的鱼，如今已非常少见。”3 可见，儒艮本是网络的能动编织者与维系者，其悲剧正源于它过于关键却未被新发展网络所接纳，最终在剧烈的网络冲突中成为牺牲品。

（二）儒艮的文化符号

儒艮更多的是以一种强大的文化力量参与了合浦地方认同与世界观构建，超越其物质性。在合浦的民间叙事中，儒艮于美人鱼的形象出现，这些故事以弘扬善良为核心，且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3]但近些年来，儒艮传说在当地的流传减少了，转变为作为一种当地特色的旅游宣传符号。访谈中，当地民众热情介绍并推荐相关纪录片，自豪于儒艮作为合浦的象征符号。

合浦案例呈现了一个尖锐的悖论：真实的儒艮正走向功能性灭绝，其形象却被打造为“美人鱼古镇”的旅游符号。这表明，在行动者网络中，“符号”与“实体”正在分离与竞争。当“儒艮”之名在为导致其灭绝的发展模式服务时，它作为生态警示符的能动性便被其作为经济符号的效能所消解。[4]

（三）儒艮角色的当代转变

儒艮的消失是一个相对持续的过程。它从一个鲜活的，可互动的邻居正在转变为，环保宣传册上的图片宣传，旅游的一个符号和新闻报道中的悲剧主角。儒艮从一个活跃的行动者转变为一个缺席的行动者，他的肉身已然消失，但其缺席的本身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强大的方式在行动，它作为一个沉痛的生态警示符，持续不断的质问着现代发展的可持续性。儒艮的消逝并非一个孤立的物种灭绝，而是一个由其参与编织的丰富的民族生境的变迁。

二、发展网络与生态网络的张力分析

儒艮在合浦的消失并非一个孤立的环境事件，而是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内部两种运行逻辑、两种价值尺度发生的深刻断裂。这场断裂的一方是延续千年，强调互惠依存、节奏缓慢的地方性共生网络，而另一方则是追求速度与效率极致转化的新发展主义网络。

“海上丝绸之路”将复杂的海洋治理重新定义为物流与基建问题，从而成功征召了地方政府、工程公司与国际资本。然而，这个以效率为核心的新网络，却将儒艮、海草床等非人类行动者及其共生的人类盟友系统性排除在外，导致保护诉求被边缘化，造成了共同体的内部断裂。

（一）空间的侵占

新发展网络的冲击始于对物理空间的争夺，受新海丝网络中强功利性逻辑驱动，原本生态多样的海岸线被重塑为追求经济效益的“生产空间”。过去，海草床退化主要源于台风、高温等自然因素；如今，人为干预已成为其退化的主导驱动力。一老渔民便提及：“在 86 年的一次台风过后，便能明显感觉到海草的减少。”5但人为因素对海草的破坏才是造成近年海草减少的主要原因。[5]粗放的开发方式，如电拖鱼、高压水枪冲沙虫等，对海草床造成巨大伤害。山口镇、沙田镇有浅海拖网船400 多艘，主要在淀洲沙、高沙头、英罗港一带 10m 以浅的海域作业，这些海底底拖网作业会给海草造成毁灭性破坏。[6]研究数据表明，北暮盐场外的海草床在 1999 至 2001 年间经历了面积的剧烈波动后，近十年来呈现出持续的退化趋势，长势与产量均显著下降。[7]

目前，此类行为虽被明令禁止且保护区积极宣传，但高效的开采行为仍时有发生。在功利性发展思维主导下，海草床的生态价值在决策中被系统性低估，其生存空间让位于经济诉求。由海草床、儒艮与地方知识构成的共生网络，已被以“发展”为单一目标的功利化网络所覆盖与取代。

（二）发展的挤压

速度挤压同样显著：海洋保护站记录显示，多具儒艮尸体带有螺旋桨切割创伤。如果说螺旋桨的切割是追求“物流速度”的间接伤害，那么炸鱼则是追求“捕捞效率”的直接屠杀。爆炸产生的冲击波在水下传播，对周围所有生物实施的是无差别的“死刑”。1976 年至 1986 年间儒艮出现的十次记录中便有 6 次数是以被炸死的儒艮被发现的。[7]这些高效却非法的捕捞行为，在功利网络的逻辑中被默认为快速获益的捷径，但其代价是整个水生生态系统的崩溃与儒艮等珍稀物种的直接死亡。因此，儒艮的消亡，不仅是与快速航运的“慢速”生命形态的冲突，更是其在“高效”发展逻辑下，被那些更具破坏性的“捷径”行动者从物理上直接清除的必然结果。这实质上是共同体内部，一种生命节奏对另一种生命节奏的暴力倾轧。

（三）叙事的标准化

实际发展中的两种叙事无法自主相容，甚至产生竞争：在地方性共生叙事中儒艮是“美人鱼”，是温柔的邻居；海洋是生命的赐予者，需要敬畏与回馈。人是自然关系网中的一环。而在海丝政策这个视角下，海洋是“资源的仓库”和“贸易的通道”。儒艮如果不能被标价，就被在权衡中置于次要地位。这本质上是一种叙事对另一种叙事的“话语权垄断”。

叙事垄断导致共同体记忆断裂。当儒艮符号被异化为消费商标时，我们失去了物种，也失去了与自然共处的集体记忆。构建真正的生命共同体，要让不同的声音、不同的智慧——无论是科学的还是地方的，人类的还是非人类的——都能在共同的生存与发展议题中获得一席之地。

从“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视角看，“新海丝”网络将海洋窄化为“资源仓库”与“贸易通道”，片面强调经济诉求，背离了“互融共生”的理想。[10]由于儒艮与海草床无法被转译为“商品”或“高效单元”，它们在这一功利性价值体系中被判为“无价值”，从而遭遇系统性淘汰。儒艮的灭绝，正是一个古老的地方共生网络因生态价值未被整合而崩溃的失败案例。

三、多元协同的共同体构建

儒艮的灭绝并非偶然，而是“新海丝”建设带来的航道疏浚、噪音污染等“人为不确定性”风险超越生态阈值的必然结果。这种系统性风险已通过渔业资源枯竭等形式反噬人类，揭示了发展模式的内在悖论。面对此困境，出路并非放弃现代性，而是通过对现代化进程进行制度性的自我批判与公众参与，实现其自我修正。

（一）构筑空间共同体

我们需重新编织海洋共享生境：通过海洋生物学研究与渔民口述史，精准识别关键海草床与儒艮历史活动区，并推动航运部门据此微调航线。其实质是直面“空间侵占”与“速度压力”，通过空间政策将海洋生物的生存需求转化为航运网络必须遵守的规则：“生态航道”通过规避核心生境回应空间冲突，“动态限速区”则通过强制船舶在特定时空减速，缓解速度带来的生态冲击，使海洋生命的“慢”与航运的“快”得以共存。

（二）构筑治理共同体

针对地方性知识被边缘化的问题，需建立"社区-专家-政府"三方共管的海草床监护委员会。在此平台上，渔民的地方性知识将被系统记录并与科学数据共同研究，作为审批航运项目的依据。此举旨在让被边缘化的地方性知识重获能动性，在多元智慧的碰撞中形成更稳健的治理方案。

（三）构筑叙述共同体

必须重构海上丝绸之路的叙事，将其从人类中心的贸易史诗，转译为一个人与万物共生、能引发共鸣的多物种伦理故事。在此叙事中，儒艮将从一个已灭绝的生物，转变为值得我们永远怀念与反思的昔日邻居。这旨在确认未来发展蓝图，不仅能容纳钢铁巨轮的航迹，也永远为那些缓慢而珍惜的生命节律保留一片得以呼吸和回响的空间。

四、结论：迈向多物种共生的丝路未来

儒艮在合浦的功能性灭绝，是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断裂的沉重警讯。当非人类成员被系统性排除在发展叙事之外时，共同体的根基已然动摇，其反馈便是渔业资源的枯竭与生态风险的加剧。本文提出的“网络重织”路径，正是对这一共同体的积极修复。它要求“海上丝绸之路”超越商品与资本的逻辑，升华为一种能包容不同生命节律、实现生态与繁荣共赢的文明新范式。让钢铁航迹与儒艮的悠游共存，不仅是物种保护的呼吁，更是为我们共同的未来，编织一个更具韧性的命运共同体的必然要求。

参考文献：

[1] 张云鹤， 张先清. 地方知识与海岸带规划— 一个东南渔村环境抗争的人类学分析[J]. 北方民族大学学报， 2024，（02）： 76-83.

[2] Latour， B. （2005）.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An 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The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 谢振红. 北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荟萃综合卷[M]. 桂林：漓江出版社，2010.

[4] 居伊·德波. 景观社会[M]. 王昭风，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 12.

[5] 邓超冰. 北部湾儒艮及海洋生物多样性[M]. 南宁：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12.

[6] 连友农，刘君，唐成良. 北海市志 1991-2005[M].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9.12.

[7] 罗星烈，庄宗球. 北海市海洋志[M].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13.

1 基金项目：2025 年广西自治区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计划项目“民族生境视角下合浦海牛文化研究”（课题编号：

2 受访者 1 渔民奶奶访谈地点：沙田港码头 2025 年 9 月 26 日

3 受访者 2 明哥（长期居民） 访谈地点：合浦县海战村 2025 年 9 月 25 日

4 受访者 3 退休的水产管理员 访谈地点：合浦县沙田村 2025 年 9 月 26 日

5 受访者 1 渔民奶奶访谈地点：沙田港码头 2025 年 9 月 26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