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是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根本保证，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本文以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为指导，系统探讨党的文化领导权的理论渊源、核心内涵、历史演进、现实挑战及实践路径。新时代背景下，党的文化领导权面临西方文化霸权渗透、国内思想多元分化、技术变革冲击及自身建设不足等挑战。为此，需从强化理论武装、完善体制机制、筑牢阵地防线、提升创新能力、建强人才队伍、拓展国际传播六个维度构建系统应对路径。

【关键词】党的文化领导权；习近平文化思想；意识形态；文化阵地；国际传播；文化强国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文化领导权作为政党执政能力的核心标识，直接决定着国家文化发展方向与民族精神凝聚状态。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明确指出，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是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文化领域成为国家竞争的战略高地与意识形态斗争的主战场。在此背景下，系统研究党的文化领导权能够为新时代巩固意识形态阵地、激发文化创新活力、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提供实践遵循，确保文化建设始终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前进，为民族复兴筑牢文化根基。

一、党的文化领导权的理论渊源与核心内涵

（一）理论渊源

一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奠基作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为党的文化领导权提供了根本世界观与方法论。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核心命题，指出“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明确了阶级社会中文化领导权的阶级属性。这一论断揭示了文化与经济基础的辩证关系，为党认识文化领导权的本质提供了理论基石。

列宁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转化为革命实践指南，强调“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提出无产阶级必须通过建立革命理论体系、培养无产阶级文化骨干、掌控舆论阵地等方式，确立在文化领域的领导地位。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建设的思想，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年代争夺文化领导权提供了直接借鉴，其强调的“理论武装”“阵地掌控”等原则，至今仍是党的文化领导权建设的核心遵循。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了系列创新成果。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明确“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的核心定位；邓小平将文化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相统一，提出“两手抓、两手硬”的战略方针；习近平文化思想则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大命题，将党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提升至新高度。

二是中国传统文治思想的创造性转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文治思想为党的文化领导权提供了深厚的历史滋养。儒家提出“为政以德”的治理理念，强调通过道德教化实现社会认同，形成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文化教化体系；道家主张“无为而治”，追求文化治理与自然规律的统一；法家重视文化规范的刚性约束，形成了“以法为教”的治理传统。这些思想虽带有封建时代的局限性，但蕴含的“文化育人”“价值引领”“家国同构”等智慧，为党的文化领导权建设提供了可借鉴的历史资源。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治思想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摒弃其封建等级属性，赋予“民本”思想以“人民至上”的时代内涵；将“道德教化”转化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把“家国同构”理念升华为“爱国统一”的价值追求。这种转化既保留了中华文化的基因密码，又赋予党的文化领导权以鲜明的民族特色，增强了其文化认同基础。

唯心主义倾向与资产阶级立场，确保其服务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需求。

（二）核心内涵

一是意识形态引领权。意识形态引领权是党的文化领导权的核心，决定着文化建设的根本方向。马克思主义认为，意识形态作为上层建筑的核心组成，直接反映统治阶级的利益与诉求。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其文化领导权的本质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确保文化建设服务于党和人民的事业。新时代意识形态引领权的核心是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这一思想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为文化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二是文化阵地掌控权。文化阵地是文化领导权实现的物质载体，“思想舆论阵地一旦被突破，其他防线就很难守得住”。党的文化领导权的实现，关键在于牢牢掌控各类文化阵地，确保其成为传播主流价值、弘扬先进文化的平台。党的文化领导权建设要求对各类阵地实施分类管理，确保所有文化阵地都牢牢掌握在忠于党和人民的人手中。

三是价值认同凝聚权。价值认同是文化领导权的核心目标，通过凝聚共同价值追求，实现全体人民的精神团结。党的文化领导权的本质是通过价值引领，将党的主张转化为人民的自觉认同，将民族复兴的共同目标转化为群众的行动自觉。

四是文化发展主导权。文化发展主导权体现为党对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的统筹规划与规范引导，确保文化建设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作为文化建设的领导者，党通过制定文化发展战略、完善政策体系、深化体制改革等方式，推动文化高质量发展。在文化事业方面，党坚持其公益属性，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如实施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行动、推进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等；在文化产业方面，党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引导文化产业健康发展，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侵蚀文化价值，如推进文化与科技融合、发展新型文化业态等；在文化创新方面，党鼓励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激发文化活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五是国际文化话语权。国际文化话语权是党的文化领导权在国际领域的延伸，体现为党领导下提升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塑造国家形象的能力。在全球化背景下，国际文化话语权的争夺直接关系国家文化安全与国际地位，党的文化领导权建设必然包括对国际传播格局的主动塑造。

二、党的文化领导权的历史演进与实践经验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文化引领下的领导权奠基

1921—1949年，党在革命斗争中初步建立文化领导权，核心任务是为革命胜利提供思想动员与精神支撑。这一时期，党明确提出“为着文化运动的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而斗争”，将文化建设与革命斗争紧密结合。在理论建设方面，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确立了“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方向，明确了无产阶级在文化领域的领导地位；在阵地建设方面，党创办《向导》《红旗》等刊物，建立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等文化机构，培育革命文化骨干；在实践路径方面，通过文艺创作、群众动员等方式，传播革命思想，如《白毛女》《黄河大合唱》等作品激发了群众的革命热情；在统一战线方面，团结进步知识分子，形成革命文化统一战线，孤立反动文化势力。这一时期的实践，为党的文化领导权奠定了思想基础、组织基础与群众基础。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社会主义文化探索中的领导权确立

1949—1978年，党在全国执政后确立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核心任务是构建社会主义文化体系，为国家建设凝聚力量。新中国成立后，党明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方针，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在体制建设方面，党在政府及文化部门设立党组或党委，建立起集中统一的文化领导体制，确保文化建设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在思想教育方面，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运动，推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普及；在文化实践方面，发展公共文化事业，建立覆盖城乡的文化服务网络，开展扫盲运动，提升人民文化素质；在对外传播方面，初步构建对外文化交流体系，传播社会主义中国形象。这一时期虽经历曲折，但总体上确立了社会主义文化的主导地位，巩固了党的文化领导权。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多元文化格局中的领导权发展

1978—2012年，党在改革开放背景下发展文化领导权，核心任务是适应多元文化格局，推动文化繁荣发展。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战略，将文化领导权建设与现代化建设相结合，确立“两手抓、两手硬”的方针。

在理论创新方面，党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明确文化建设的“二为”方向与“双百”方针，强调弘扬主旋律与提倡多样化相统一；在体制改革方面，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激发文化单位活力，推动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协调发展；在阵地建设方面，应对媒体技术变革，加强报刊、广播、电视等主流媒体建设，同时规范新兴文化市场；在价值引领方面，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应对多元思潮冲击；在对外交流方面，扩大文化开放，吸收借鉴国外优秀文化成果，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这一时期的实践，使党的文化领导权在开放环境中不断巩固，文化软实力显著提升。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文化强国目标下的领导权升华

2012年至今，党在新时代背景下升华文化领导权，核心任务是推进文化强国建设，为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支撑。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鲜明提出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形成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文化建设提供根本遵循。

在理论武装方面，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开展党内集中教育，实现理论武装全覆盖；在意识形态治理方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在文化建设方面，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更加完善，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在网络治理方面，构建全媒体传播体系，打赢网络意识形态斗争，营造清朗网络空间；在国际传播方面，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讲好中国故事，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这一时期，党的文化领导权实现系统性升华，为文化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三、新时代党的文化领导权建设面临的现实挑战

（一）国际环境的复杂变化带来的挑战

一是西方文化霸权的渗透冲击。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西方发达国家凭借经济科技优势，推行文化霸权主义，对我国文化领导权构成严峻挑战。西方通过电影、电视、网络平台、学术交流等多种渠道，传播其价值观与生活方式，宣扬“历史虚无主义”“普世价值”等错误思潮，试图动摇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消解群众对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例如，部分西方媒体通过选择性报道，抹黑中国形象，制造意识形态对立；一些网络平台被西方资本渗透，传播不良文化内容。这种渗透具有隐蔽性、长期性特征，对党的文化领导权形成持续冲击，考验着党应对国际意识形态斗争的能力。

二是国际文化竞争的日趋激烈。全球化背景下，文化成为国家竞争的核心要素，国际文化竞争日趋激烈。西方发达国家凭借成熟的文化产业体系、强大的传播能力，在全球文化市场中占据主导地位，我国文化产品出口与国际传播仍面临“西强我弱”的格局。据相关数据显示，全球文化产业市场份额中，西方发达国家占比超过70%，我国文化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有待提升。同时，西方通过制定文化标准、掌控国际文化组织等方式，主导全球文化治理格局，我国在全球文化治理中的话语权不足。这种竞争格局不仅影响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更对党的文化领导权的国际延伸构成挑战，如何在激烈国际竞争中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成为新时代的重大课题。

三是文明交流中的认知差异与误解。文明交流互鉴是时代趋势，但不同文明间的认知差异与误解，也给党的文化领导权国际传播带来挑战。中西方文化在价值理念、思维方式、话语体系等方面存在差异，西方社会受长期意识形态偏见影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存在误解。一些西方媒体刻意曲解中华文化，传播负面形象。这种认知差异导致我国国际传播面临“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困境，影响了中华文化的国际认同，对党的文化领导权的国际塑造构成挑战。

（二）国内环境的深刻变革带来的挑战

一是社会结构转型引发思想观念多元分化。我国正处于社会深度转型期，经济结构调整、社会阶层分化、利益格局重构，引发思想观念的多元分化。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功利主义、个人主义等价值观的蔓延，对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等主流价值观形成冲击；另一方面，社会阶层分化导致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与价值观念差异增大，如青年群体、新兴社会阶层的价值观念呈现多元化特征，主流价值引领难度加大。这种多元分化既为文化创新提供了活力，也给党的文化领导权带来挑战，如何在多元中立主导、在多样中求统一，成为意识形态引领的重要任务。

二是文化需求升级对供给能力提出更高要求。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呈现个性化、高品质、多元化特征，对文化供给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当前，我国文化建设仍存在供给与需求不匹配的问题：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水平有待提升，农村与偏远地区文化资源不足；文化产品质量参差不齐，精品力作数量不足，部分文化产品存在低俗化、同质化问题；文化服务精准性不够，难以满足不同群体的个性化需求。如果文化供给不能满足群众需求，就会削弱主流文化的吸引力，给非主流文化留下传播空间，对党的文化领导权构成潜在挑战。

三是传统文化传承创新面临多重困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党的文化领导权的重要文化根基，但当前传统文化传承创新面临多重困境：传承人才匮乏，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失传风险；传承方式单一，多依赖博物馆、纪念馆等传统载体，与现代生活脱节，难以吸引青年群体；创新转化不足，对传统文化的挖掘不够深入，缺乏兼具传统底蕴与时代特色的文化产品；商业化过度，部分地区将传统文化作为旅游开发工具，导致文化内涵被稀释，出现“同质化”“低俗化”倾向。传统文化传承创新不力，会削弱党的文化领导权的文化根基，影响文化认同的形成。

（三）技术变革的深度影响带来的挑战

一是网络空间成为意识形态斗争主战场。互联网技术的发展重塑了文化传播格局，网络空间已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阵地、主战场、最前沿。一方面，互联网的开放性、匿名性特征，使错误思潮能够快速传播，如历史虚无主义通过网络论坛、社交媒体等渠道散布虚假信息，误导公众认知；另一方面，西方势力利用互联网技术优势，实施“网络渗透”，传播负面信息，煽动社会情绪。据统计，我国网民规模已超过10亿，网络舆论对社会认知的影响日益增大，如何掌控网络舆论主导权，打赢网络意识形态斗争，成为党的文化领导权建设的重大挑战。

二是算法技术带来的舆论引导难题。算法推荐技术的普及，导致“信息茧房”“回声室效应”等问题，给舆论引导带来难题。算法根据用户兴趣推送信息，使用户陷入个性化信息圈层，难以接触到主流信息与多元观点，导致群体极化现象加剧。部分平台为追求流量，算法推送倾向于低俗化、娱乐化内容，甚至推送错误思潮，挤压主流文化传播空间。同时，算法技术的隐蔽性的，使舆论引导难以精准发力，传统传播方式的效果被削弱。如何规范算法应用，突破“信息茧房”，提升主流文化的传播效能，成为党的文化领导权建设的新课题。

三是新兴媒体对传统领导模式的冲击。新兴媒体的发展改变了传统的文化传播与管理模式，对党的文化领导权实现方式带来冲击。传统媒体时代，党通过掌控主流媒体实现信息垄断与舆论引导；新兴媒体时代，传播主体多元化，人人都可成为信息发布者，传统管理模式难以适应。例如，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等新兴媒体的崛起，使信息传播速度更快、范围更广，监管难度加大；部分新兴媒体平台为追求商业利益，规避监管，传播不良内容。如何创新文化领导方式，实现对新兴媒体的有效治理，既保障其创新发展，又确保其服务于主流价值，成为党的文化领导权建设的重要挑战。

（四）自身建设的不足带来的挑战

一是文化领导体制机制仍需完善。虽然我国已建立较为完善的文化领导体制，但仍存在一些不足：部门协同机制不畅，宣传、文化、网信、教育等部门之间存在职责交叉或脱节现象，难以形成工作合力；基层文化领导能力薄弱，部分基层党组织对文化工作重视不足，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实不到位，缺乏专业文化工作者；考核评价机制不健全，对文化领导权成效的考核缺乏量化指标，难以有效评估工作成效；监督问责机制不完善，对文化领域违规行为的问责力度不足，导致部分问题屡禁不止。这些体制机制问题制约了党的文化领导权的有效发挥。

二是文化人才队伍建设滞后。文化人才是党的文化领导权建设的核心支撑，但当前人才队伍建设滞后于实践需求：高端人才匮乏，在文化创作、理论研究、国际传播等领域，缺乏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领军人才；人才结构不合理，传统文化领域人才较多，新兴媒体、数字文化等领域人才不足；基层人才短缺，农村、偏远地区文化人才严重不足，导致基层文化工作难以开展；人才培养机制不健全，高校人才培养与实践需求脱节，人才激励机制不完善，难以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人才队伍建设滞后，直接影响文化领导权的实现效能，制约文化创新发展。

三是文化创新能力有待提升。文化创新是党的文化领导权保持活力的关键，但当前我国文化创新能力仍有待提升：理论创新深度不足，对新时代文化建设的重大问题研究不够深入，理论成果转化为实践的能力不强；内容创新质量不高，文化产品同质化、低俗化现象突出，缺乏兼具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的精品力作；传播创新不足，国际传播方式单一，缺乏针对性，难以适应不同国家受众的需求；体制机制创新滞后，文化体制改革仍需深化，制约了创新活力的激发。文化创新能力不足，导致主流文化的吸引力、影响力不够，难以有效应对多元文化挑战。

四、新时代巩固党的文化领导权的实践路径

（一）强化理论武装：筑牢文化领导权的思想根基

一是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教育。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新时代党的文化领导权的根本指导思想，必须持续深化学习教育。完善学习教育体系，构建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专题培训、基层宣讲、学校教育等多层次学习体系，实现学习教育全覆盖；创新学习方式方法，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通过专题研讨、案例分析、情景教学等形式，增强学习的吸引力与实效性；推动理论通俗化阐释，组织理论工作者编写通俗读物、制作短视频等，将党的创新理论转化为群众易懂的语言与故事；强化学习成效转化，建立理论学习与实践应用相结合的机制，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转化为文化建设的具体举措，转化为群众的行动自觉。

二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根本制度。落实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是巩固文化领导权的制度保障。要将马克思主义指导贯穿文化建设各领域，在文艺创作、理论研究、教育教学、新闻出版等领域，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要完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强化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培育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要加强意识形态阵地管理，严格落实阵地审批、内容审核等制度，确保各类阵地传播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要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研究，聚焦新时代文化建设重大问题，推出高质量理论成果，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

三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新时代文化领导权的价值核心，必须推动其广泛践行。要强化教育引导，将核心价值观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开展针对性教育活动；推动融入社会发展，将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社会治理、公共服务等各方面，转化为具体政策与行为规范；创新传播方式，利用主流媒体、新兴媒体、公共文化阵地等，开展主题宣传活动，制作优秀文化作品，增强核心价值观的感染力；注重实践养成，开展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等创建活动，组织志愿服务、公益活动等，使核心价值观转化为群众的行为习惯。

（二）完善体制机制：强化文化领导权的制度保障

一是健全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体制。优化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体制，确保领导效能。要完善协同机制，建立党委统一领导下的文化工作协调小组，统筹宣传、文化、网信、教育等部门职责，形成工作合力；要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提升基层党组织文化领导能力，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将文化工作纳入基层党建考核；要规范文化领域决策机制，建立科学民主的决策程序，确保文化建设决策符合实际需求；要加强对新兴文化领域的领导，建立适应新媒体、数字文化等领域的领导机制，实现对文化领域的全面领导。

二是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以改革激发文化活力，完善文化领导权实现机制。要深化文化事业单位改革，推动公共文化机构法人治理结构改革，提升服务质量与效能；要完善文化产业管理体制，坚持社会效益优先、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规范文化市场秩序，防止资本无序扩张；要推进媒体深度融合改革，构建全媒体传播体系，推动主流媒体主力军全面挺进主战场；要创新文化投融资机制，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文化建设，形成多元投入格局；要建立文化创新激励机制，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激发文化工作者的创新活力。

三是构建科学的考核评价与监督问责机制。建立科学的考核评价机制，强化文化领导权落实成效。要制定考核指标体系，将意识形态工作、文化建设成效、群众文化满意度等纳入考核，设置量化指标；要完善考核方式，采用日常考核与年度考核相结合、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相结合的方式，确保考核客观公正；要强化考核结果运用，将考核结果与干部任免、奖惩挂钩，激励干部履职尽责；要健全监督问责机制，建立日常监督、专项督查等机制，对文化领域违规行为严肃问责，确保党的文化领导权各项要求落到实处。

（三）筑牢阵地防线：掌控文化领导权的实践载体

一是加强主流媒体阵地建设。主流媒体是党的文化领导权的核心阵地，必须强化其引领作用。要提升主流媒体传播能力，加强内容建设，推出精品栏目与作品，增强吸引力与影响力；要推动媒体深度融合，构建“报、刊、台、网、端、微”一体化传播体系，实现内容生产与传播的全方位融合；要强化主流媒体舆论引导能力，建立快速反应机制，及时回应社会热点，引导公众舆论；要支持主流媒体国际化发展，提升国际传播能力，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媒体品牌，争夺国际话语权。

二是推进网络空间治理现代化。网络空间是文化领导权的关键阵地，必须推进治理现代化。要构建清朗网络空间，开展网络空间专项整治行动，清理不良信息，打击网络谣言；要规范算法应用，建立算法安全评估机制，引导平台优化算法，推送主流内容，突破“信息茧房”；要加强网络内容建设，创作优秀网络文化产品，提升主流文化在网络空间的传播力；要强化网络安全保障，完善网络安全法律法规，防范网络攻击与渗透，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要培育网络文明，开展网络文明建设活动，提升网民文明素养，营造健康网络生态。

三是优化公共文化阵地建设。公共文化阵地是服务群众、传播主流文化的重要平台，必须优化建设与管理。要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推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加强农村、偏远地区文化设施建设；要提升公共文化服务质量，创新服务方式，开展个性化、精准化服务，满足群众多样化需求；要强化公共文化阵地内容建设，传播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要推动公共文化阵地数字化转型，利用互联网技术提升服务效能，扩大服务覆盖面；要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阵地建设与运营，形成多元共建格局。

（四）提升创新能力：增强文化领导权的活力与效能

一是推动文化内容创新。内容创新是文化领导权的核心竞争力，必须提升内容质量。要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推动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打造具有传统底蕴的文化产品；传承红色文化基因，深入挖掘革命历史资源，创作红色题材文艺作品，开展红色教育活动；聚焦新时代实践，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展现新时代精神风貌；鼓励多元文化创新，在坚守主流价值的基础上，包容多样化表达，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立内容创新激励机制，奖励优秀文化作品与创作人才，提升创新积极性。

二是创新文化传播方式。传播方式创新是提升文化领导权影响力的关键，必须优化传播策略。要积极构建全媒体传播体系，整合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资源，实现多渠道、全方位传播；创新国内传播方式，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如短视频、直播、情景剧等，提升主流文化的传播效能；优化国际传播策略，开展分众化传播，根据不同国家受众的特点，定制传播内容与方式；利用数字技术创新传播手段，如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技术，提升文化传播的沉浸式体验；培育专业传播队伍，提升传播人员的专业素养与跨文化沟通能力。

三是推动文化与科技融合创新。科技是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必须推动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要发展数字文化产业，推动动漫、游戏、数字影视等新兴业态发展，打造数字文化品牌；利用科技提升文化传承创新能力，如数字技术保护文化遗产，推动传统文化数字化传播；创新文化服务方式，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实现公共文化服务精准化、智能化；构建文化科技融合创新体系，建立产学研合作机制，支持文化科技企业发展；加强文化科技人才培养，培育兼具文化素养与科技能力的复合型人才。

（五）建强人才队伍：夯实文化领导权的人才支撑

一是培育高端领军人才。高端领军人才是文化领导权建设的核心力量，必须重点培育。要实施文化领军人才培养计划，选拔具有潜力的优秀人才，进行重点培养与扶持；引进海外高端人才，制定优惠政策，吸引国际知名文化人才、理论人才与传播人才；搭建人才发展平台，支持领军人才开展科研、创作与传播活动，打造人才创新团队；完善人才激励机制，给予领军人才相应的荣誉与待遇，激发其创新活力；发挥领军人才引领作用，带动人才队伍整体发展，提升人才队伍质量。

二是完善人才培养体系。建立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确保人才供给。要优化高校人才培养，调整专业设置，培养文化创作、理论研究、国际传播、数字文化等领域的专业人才；加强职业教育，培育文化产业技术人才与基层文化服务人才；开展在职培训，提升现有文化工作者的专业素养与业务能力，适应时代发展需求；建立实践培养机制，鼓励人才深入基层、深入实践，在实践中提升能力；加强人才梯队建设，形成老中青相结合的人才队伍，确保人才队伍可持续发展。

三是加强基层文化人才队伍建设。基层文化人才是文化领导权落地的关键，必须强化建设。要充实基层文化人才力量，通过公开招聘、定向培养、志愿服务等方式，补充基层文化工作者；提升基层文化人才能力，开展专题培训，提升其文化服务、舆论引导、活动组织等能力；完善基层人才激励机制，提高基层文化人才待遇，落实社会保障，吸引人才扎根基层；培育乡土文化人才，发掘民间艺人、文化能人等，发挥其在基层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建立城乡文化人才交流机制，组织城市文化人才支援基层，提升基层文化工作水平。

四是优化人才发展环境。良好的人才环境是吸引和留住人才的关键，必须优化保障。要完善人才政策体系，制定针对性的人才培养、引进、使用政策，为人才发展提供政策支持；营造尊重人才的社会氛围，宣传优秀文化人才的先进事迹，提升人才的社会地位；搭建人才交流平台，组织学术交流、创作研讨、国际合作等活动，促进人才成长；加强人才服务保障，解决人才住房、子女教育、医疗等问题，解除人才后顾之忧；健全人才评价机制，建立以能力、实绩、贡献为核心的评价体系，确保人才评价客观公正。

（六）拓展国际传播：提升文化领导权的国际影响力

一是构建国际传播新格局。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国际传播格局，提升传播效能。要完善“大外宣”工作格局，整合政府、媒体、企业、社会组织等各方资源，形成国际传播合力；加强主流媒体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在海外建立传播机构，拓展传播渠道；推动民间文化交流，鼓励社会组织、文化企业、个人参与国际文化交流，提升民间传播效果；利用国际文化平台，如国际电影节、文化博览会等，展示中华文化魅力；加强与国际媒体合作，开展联合报道、内容交换等，扩大传播覆盖面。

二是创新国际传播内容与方式。提升国际传播的针对性与实效性，创新内容与方式。要打造国际传播精品，挖掘中华文化中的普世价值元素，创作具有国际吸引力的文化产品，如影视作品、文学作品、纪录片等；讲好中国故事，聚焦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人民奋斗圆梦、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等主题，增强故事的感染力；采用本地化传播策略，结合不同国家的文化特点，定制传播内容，使用当地语言与传播渠道；利用新媒体开展国际传播，通过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等，提升传播的互动性与时效性；运用视觉传播、情感传播等方式，增强中华文化的亲和力与认同感。

三是提升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提升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是拓展党的文化领导权国际维度的核心目标，需从多个层面协同发力。要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常态化，举办“中国文化年”“欢乐春节”等品牌活动，建立中外文化交流长效机制，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华文化的认知与认同；打造中华文化国际品牌，重点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文化企业与文化产品，如推动中医药、武术、书法等传统文化品牌走向世界，同时培育数字文化、网络文学等新兴文化品牌；参与全球文化治理，积极加入国际文化组织，参与文化标准制定，推动建立平等对话、包容互鉴的全球文明观，反对文化霸权；加强海外文化中心建设，优化海外文化中心布局，提升其服务能力，使其成为展示中华文化、开展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合作，开展文化遗产保护、联合创作、人才培训等合作项目，构建“一带一路”文化共同体，提升中华文化在沿线国家的影响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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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4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