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环保理念的驱动下，越来越多的企业投入到改善环境、减少污染的活动中，绿色并购就是其中一个重要手段。作为一种新兴投资策略，绿色并购可以为企业带来诸多益处，因此被认为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本文通过对绿色并购研究文献的梳理，明确了绿色并购的概念，以及从政策导向、管理者特征和其他角度三方面厘清了绿色并购的动因，并阐述了绿色并购对企业经济后果、绿色后果以及实质性转型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评述了现有研究取得的成果和存在的不足，并提出了未来研究可能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绿色并购；动因；后果

一、引言

在“双碳”目标和绿色发展背景下，环境因素的考量已深入人心，企业在决策时越来越多地将环保条件纳入考量范围，并积极开展改善污染问题的活动，绿色并购就是其中之一。绿色并购是指在企业并购过程中融入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理念，以推动企业实现绿色发展。作为绿色管理和企业环保投资的延伸，它本质上体现了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情况。绿色并购强调在并购目标选择、交易决策以及并购后资源整合的各个环节中贯彻环保理念。通过这一方式，企业不仅可以降低环境问题和未来潜在绿色成本，还能提升社会形象、优化资源配置、增强市场竞争力，从而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协同发展，推动企业迈向可持续发展目标。

二、绿色并购动因

企业的绿色管理战略是外部环境与内部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企业绿色并购的驱动因素主要可归纳为三类：第一，政策导向作为外部驱动力，促使企业通过绿色并购获取合法性；第二，管理者作为内部驱动力，因其个人特质或受某些约束而选择绿色并购；第三，其他因素，如企业文化和媒体压力，也可能促使企业实施绿色并购。

1.政策导向

鉴于愈发严峻的生态环境，绿色产业政策的实施对企业绿色并购具有重要推动作用。首先，“低碳”政策通过节能约束激励机制，驱动重污染企业实施绿色并购（张娆和李天虹，2023）。其次，相关税收政策的支持对企业环境投资也有积极影响。汪海凤等（2023）发现，环境保护税通过提升企业内部ESG 表现和外部合法性要求，促进了重污染企业的绿色并购。吴烨伟等（2023a）的研究也表明，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提高了试点重污染企业绿色并购的概率。此外，正式或非正式的环境规制均会对企业绿色并购产生影响，但作用方向并未达成一致。邱金龙等（2018）认为，非正式环境规制对绿色并购有正向影响，但对于正式环境规制的影响，吴烨伟等（2023b）认为是正向影响，而邱金龙等（2018）认为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与绿色并购呈现倒U型关系，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并购的影响不显著。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是对正式环境规制的度量方式不同：邱金龙等（2018）采用的是每年新颁布的环境保护有关的地方政府规章总数和环境行政处罚案件数这两个指标，体现的是整体环保规制情况对绿色并购的影响；而吴烨伟等（2023b）采用的是以《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作为外生冲击进行的检验，体现的是这种环境规制对绿色并购的影响。同时，国家还设立了环保司法机构，如环保法庭（王凤荣等，2023），以及《环境信息依法披露制度改革方案》以推动企业绿色发展（许金花等，2023）。

2.管理者特征

根据高阶理论，管理者特征是影响企业战略实施的关键因素之一，管理者的环境认知或外部压力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企业未来的发展方向。现有研究主要从“自身”和“外部”两个视角探讨管理者对企业绿色并购的影响。从“内部”视角来看，杨融等（2023）指出，开放型CEO 能够通过增强高管团队的绿色关注度和抑制短期行为倾向，推动重污染企业开展绿色并购；裴旭东等（2023）发现，拥有绿色联结的董事会成员能够显著提升重污染企业在绿色并购后的绿色技术创新能力。从“外部”视角来看，曹玉珊和马儒慧（2021）认为，领导干部的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能够显著促进辖区内企业实施绿色并购；潘爱玲和吴倩（2020）指出，由于政府环境绩效考核压力，地方官员更替对重污染企业的绿色并购具有明显推动作用；罗进辉等（2023）则发现，清廉且有为的政商关系能够通过优化企业环保关注配置和缓解融资约束，增强企业实施绿色并购的动力与能力。

3.其他角度

关于绿色并购动因的研究还涉及其他角度。比如，有学者研究了外部关注，如媒体压力（潘爱玲等，2019）、中小投资者环境关注（潘爱玲等，2023）对绿色并购的影响。结果显示，这些外部关注加大了企业的监管和声誉压力，强化了管理层的环保意识，从而促进重污染企业实施绿色并购。此外，企业的双向业绩反馈情况（潘爱玲等，2021a）以及儒家文化的影响（潘爱玲等，2021b）均对绿色并购具有驱动作用。

三、绿色并购后果

关于绿色并购后果的研究，现有学者主要集中于其对经济绩效的影响，并取得了积极成果。Salvi 等人（2018）通过研究绿色并购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发现，绿色并购不仅促进了主并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还改善了企业形象，从而帮助企业实现更优的经营与财务业绩。高汉和胡超颖（2019）同样发现，绿色并购能显著提升企业的经济绩效。何帆和孟凡臣（2022）基于绿色并购的特点，提出了能改善企业经济绩效，特别是创新绩效的对策建议。Zhou 等（2022）研究认为，绿色并购对不同行业的经营效率均有提升，且这种影响具有地域差异。

企业绿色并购的后果不仅包括经济效果，还涵盖了“绿色效果”。其中，最显著的“绿色效果”是对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的积极促进作用，这一观点得到了黄维娜和袁天荣（2022）、Huang 和 Yuan（2022）、陈琪和尚宇（2023）等研究的支持。绿色并购通过获得政府、上下游企业和客户等利益相关者的支持，进而促进了企业的绿色创新，且这种影响会因企业的产权属性、地域和行业性质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并且，绿色创新还进一步提升了企业的环境绩效。企业通过绿色并购获得的绿色资源提升了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有利于企业实现末端治理技术创新、绿色工艺创新和绿色产品创新。同时，为了支持绿色创新，企业还会积极利用并购后的环保技术和经验，增加环境支出，加强环境治理，从而提高环境绩效（吴烨伟等，2023b）。此外，绿色并购还促使企业增加环保投资。基于信号传递理论，绿色声誉对投资者和消费者更具吸引力，而绿色并购向社会传递了企业对绿色发展的重视，有助于降低融资成本，提升品牌意识。因此，企业通过增加环保投资来维护声誉，并通过改善违规环境行为来实现环境治理（Lu，20

21）。绿色并购带来的绿色创新和社会责任的提升，有助于改善企业的绿色形象（张饶等，202

4），从而推动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

然而，也有学者对于绿色并购实质的探讨提出了不同的观点。潘爱玲等（2019）发现，在媒体压力下，重污染企业可能实施绿色并购以转移舆论关注，其动机更偏向策略性而非真正的绿色转型。高汉和胡超颖（2019）指出，高耗能企业的绿色并购虽带来一定经济绩效，但对社会绩效改善有限，且部分企业可能借绿色并购名义谋取经济利益。黄维娜和袁天荣（2021）进一步发现，在绿色产业政策影响下，主并企业更倾向于收购受政策扶持的目标企业，这可能主要是政策套利行为，而非实质性绿色升级。然而，章砚等（2023）认为，尽管绿色并购会消耗企业资源，但其仍可能改善媒体评价、提升社会责任绩效并增强投资者信心，从而实现绿色转型与企业形象管理的“双赢”。Zhang 等（2022）通过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指出，绿色并购能否推动实质性绿色转型取决于三个必要条件：专业买家、内部主导与内外部联动，缺一不可。综上，绿色并购是否能够真正实现企业的绿色转型，仍需进一步研究与验证。

此外，部分学者从合法性视角探讨了绿色并购对企业风险承担能力的影响，认为绿色并购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减少税收负担来提高企业的风险承担能力（Li 等，2020）。风险承担能力的提升有助于企业从事更具挑战性的活动，如出口和创新。Lu 等（2022）发现，绿色并购可以提高企业的出口绩效，促进出口边际扩张，且绿色并购的频率和规模与出口绩效正相关，企业地理距离与出口绩效负相关。

四、现有研究评述及未来展望

当前，绿色并购的研究已在理论与实践层面展开广泛讨论，并为深入探讨该领域奠定了坚实基础。然而，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以及未来值得深入研究的方向：

（1）关于绿色并购动因的探讨多数基于政策导向或管理者视角。然而，绿色并购的产生不仅受到外部制度、官员变更等因素的驱动，企业自身的文化和经营理念也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鲜有文献从这一角度进行深入分析，仅有潘爱玲等（2021b）基于传统儒家文化探讨了对绿色并购的影响，尚未有文献从现代经营理念的视角探讨对绿色并购的驱动。

（2）尽管学者们普遍认为绿色并购有助于提升企业的经济绩效，但对于其“绿色”绩效，相关研究仍较为有限，亦有研究对绿色并购的真实动机提出质疑。有研究认为，尽管绿色并购可能带来良好的经济绩效，但未必会改善社会绩效，可能只是以环境保护为名进行经济利益输送的工具，并未真正促进企业的绿色转型。因此，绿色并购能否真正实现环境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有待进一步研究和验证。

梳理现有关于绿色并购的研究脉络，不仅可以丰富和深化绿色并购动因和后果的理论研究，而且可以为企业加快推进绿色转型发展提供有效途径。在全社会倡导生态文明建设的大背景下，企业面临着改善污染问题和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的迫切需求。绿色并购作为一种外生式绿色发展路径，能够帮助企业迅速获取目标绿色资源，提升企业绿色声誉，并带来并购后的经济效益。因此，绿色并购成为企业绿色转型的优选方案。本文的研究为企业在选择绿色转型路径时打破传统路径依赖提供了依据，有助于企业选择更适合自身的绿色低碳发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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