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主要是陈述英占时期以来印度史学的变迁和转向问题。自英国人占领印度以后，史学也相应的在印度发展起来，从英国人构建的殖民主义史学，到印度受外来刺激而产生的民族主 义史学，这其中经过了漫长的变迁。1947 年印度获得独立之后，印度史学转向为意识形态和政治宣传服务，同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作为一种批判民族主义史学的新兴流派也开始迅速发展起来。在 20 世纪 70 年代之后，随着内部政治动荡和外部后现代主义、全球化的多重影响，印度史学出现了庶民学派，庶民学派将多种学术研究范式引入印度史学界，最终成为影响世界史学的重要流派。关键词：殖民主义史学 民族主义史学 庶民学派 后殖民主义史学 查克拉巴蒂

一.英占时期的印度史学

在中国人的一贯认知里，印度并不是一个具有史学传统的国家。与中国人长期以来保持的记述历史的习惯不同，印度是一个缺失历史感的国家。正如黑格尔所说：“中国人具有最准确的国史，前面已经说过了，中国凡是有所措施，都预备给历史上登载个仔细明白。印度则恰好相反。虽然在晚近发现印度文献的宝藏里，我们知道印度人在几何学、天文学和代数学方面曾经享有很大的名誉-他们在哲学方面曾经有很大的进展，而且他们对于文法学所下的功夫很深，当代就没有任何语言文字比较梵文更为发达完备-但是关于历史一门却完全忽略，简直可以说是没什么历史。”[1]中国人对于印度文化的概念基本上只停留在繁盛的宗教文化上，至于史学，则基本上没有什么了解。

印度进入英帝国殖民统治时期之后，受到外来的思想文化冲击，逐渐产生了西方意义上的近代史学，形成了他们所谓的“殖民主义史学”。关于印度早期的各种历史是由英国殖民者写就的，我们所熟知的《英属印度史》、《剑桥印度史》都是这样的作品。在这些书中，以前的印度被描述成一个落后的专制的东方帝国。殖民者们还认为印度本质上是一个印度教文明的国家，正如《剑桥印度史》的作者文森特·史密斯所说：“印度最深刻的统一性有赖于这一事实：印度各民族发展起了一种完全不同于世界上任何其他类型的特殊文化或文明类型。那种文明可以用‘印度教’这个名称来概括。印度根本上是一个印度教的国度，是婆罗门的土地。”[2]当然，这一时期的印度本土史学家们几乎都是王公贵族这一类的上层人物，例如曾经参与过编撰《剑桥印度史》第四卷(莫卧儿时期)的著名孟加拉史学家贾杜纳特·萨卡尔爵士(JadunathSarkar)就是其中典型代表。[3]可以说，英占时期的印度史学就是殖民者和印度本土上层精英知识分子们的共同产物。

二．1947-1975 年间的印度史学

早在英占时期，印度本土史学家就已经形成了一定的民族主义史学观念，这不仅是受到印度民族独立运动和殖民主义史学长期压制的影响，更有外部民族主义史学观传入带来的影响。印度本土史学家们将目光聚焦于早期印度史和印度王朝史(政治史)，以便为他们想象中的印度民族创造一个历史空间。[4]但是与欧洲传统的为形成主体民族统一价值观并凝聚本国内部力量的民族主义史学不同，印度民族主义史学有其特殊性。具体来说，印度本土史学家们在研究过程中，一直试图为想象中的印度民族创造一个连续不断的历史故事，这样才能为处在孕育过程中的统一印度民族国家提供相符合的正统民族意识。在此过程中，印度的史学意识不可避免的开始走上与传统殖民主义史学相左的道路，他们否认殖民者长期以来对古代印度是保守的专制主义东方帝国的说法，甚至试图寻找民主制和君主立宪制在印度历史上存在过的证据。但是现实情况是此时的印度民族主义史学难以摆脱英国殖民主义史学的长期桎梏，就像剑桥大学学者安尼尔·希尔所说：“印度的民族主义不过是受到英国高等教育并在殖民机构中任职的本地精英为了与殖民统治者分享权力和利益的一种行为。”[5]

1947 年印度独立之后，印度史学界也进入了迅速变革转型期。原来长期存在的殖民者突然消失了，印度史学进入了为期三十年的快速发展与繁荣期。这不仅是由于殖民主义史学影响的减弱甚至是消失，更是由其构建民族主义共同价值观的政治需要所决定的。民族主义史学观的构建在这一时期成为了一项国家工程。印度首位总统拉金德拉·普拉萨德就曾经说：“印度不只需要为它成功地将其再次置于世界地图上空前而独特的斗争，也需要为它的久远而荣耀的过去撰写一部真实而详尽的历史。”[6]在这一时期也相应的出现了一批为塑造印度统一民族意识而努力的本土史学家们，这也不禁会让人联想到兰克，洪堡等供职于大学的学院派历史学家们。这其中最为杰出的代表要属 R.C.马宗达(1888-1980)，以他为首的新一代印度史学家们，恪守兰克的客观性原则，为印度独立之后民族性的塑造做出了贡献。他们关注的比较多的是宏大的政治文化问题，即所谓的“宏大叙事”，并且在他们的著述中很容易就能发现背后政治力量的影响。马宗达的《印度人民的历史和文化》(The istory nd ulture f he ndian eople)，三卷本《印度自由运动史》(History of the Freedom Movement in India,1962-1963 年)就是这样的典型代表。马宗达本人虽然恪守兰克史学的客观性和中立原则，认为历史不应该成为宣传意识形态的传播工具，但是由于其身处印度刚独立的特殊历史时期，民族主义史学派难免成为了国家政治机器利用的对象。

这一时期的印度另一大史学流派则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派。差不多自印度独立之初起，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也登上了印度史学的舞台。印度并非是一个共产党执政的国家，所以其马克思主义史学也并不会因为官方意识形态输出控制的需要而发展，故而其并不是僵化死板的教条主义。虽然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民族主义史学同属于“宏大叙事”类的史学，但是相较于后者对政治文化问题的关注，前者更关心的是更实际的经济社会等问题。他们利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方法论(特别是辩证唯物主义)来思考看待问题，他们非常强调维护历史学的科学性和客观性，反对将历史学变为意识形态和政治宣传的工具。印度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的代表性人物是达莫达尔·达尔马南达·高善必(Damodar Dharmanand Kosambi,1907-1966)，他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提出了著名的“历史新界说”，他说：“如果历史只意味着一连串杰出的自大狂的名字和气势恢宏的战役，那么印度历史将很难去书写。然而，如果知道一个特定的民族是否有犁要比知道他们的国王的名字更重要的话，那么，印度就有历史了……我将采用如下定义：历史是按照年代顺序，对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持续变化的描述。这一定义的优势在于，历史可以不再是一系列历史事件的书写。”[7]虽然高善必的研究仍属于“宏大叙事”的范畴，但是他所提出的跳出历史大事、透过历史事件表面看历史发展本质的研究方法确实为诸多史学家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研究范式。高善必一直致力于构建一个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历史，即他所谓的“没有事件的历史”[8]正是因为高善必在和其研究领域息息相关的社会生活史领域的杰出探索工作，使得其成为印度史学史上一位享有极高评价的承上启下式的人物。在他之后很快便兴起了研究视角更为下沉的庶民学派。

三．庶民学派

进入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之后，印度史学界受到了种种影响开始发生转向。自 1975 年印度国大党宣布全印进入紧急状态以来，国大党历经了下野、内部分裂等一系列政治危机，印度由此进入了一个有别于之前所谓的建设“社会主义类型”社会的新时期；在国际史学界，后现代主义的浪潮已开始影响全球。在这样的多方因素综合作用之下，印度史学界开始发生转向，全新的史学思想和史学派别即将登场。时间追溯到 1980 年，尚在读博的迪佩什·查克拉巴蒂(Dipesh Chakrabarty)遇到了借调到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任教的、以研究印度农民运动著称的拉纳吉特·古哈(Ranajit Guha)。古哈当时正在酝酿一个以研究印度下层人民历史为方向的“庶民研究”(subaltern studies，亦译“底层研究”)计划，该计划旨在打破英国资产阶级史学和印度本土民族主义史学对印度下层人民历史的曲解，以一种反精英主义和反本质主义的方式重新书写印度农民和工人阶级的历史。[9]在这之后的 1982 年拉纳吉特·古哈创刊《庶民研究》，从此庶民学派作为一股新生力量正式登上了印度史学舞台。以古哈为代表的庶民学派史学家们，以印度底层民众视角为出发点，反对欧洲中心主义、传统精英主义、殖民主义，试图让过去曾经长期在印度历史中不受重视甚至消失的庶民们开口说话，充分发挥其在过去被遮蔽的能动性和主体性。

庶民学派的史学家们首先批判了过去由英国殖民者们带来的民族主义史学观，他们强调民族国家这些概念不应该强加给印度，印度从古至今更像一个文明共同体，并不能适用于欧洲那套民族国家理论体系。阿希斯·南迪就指出：“在被大英帝国征服以前，印度地区没有综合的政体，所以独立以后也很难编织出数千年统一的民族历史，必须更为多元复杂的理解它的过去。”[10]“如果不检讨民族国家的弊病，就无法真正清算英国殖民主义。”[11]这些观点非常鲜明的体现出庶民学派史学家们的立场，虽然庶民学派的思想是脱胎于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的，但是相较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的“宏大叙事”，庶民学派更热衷于解构“宏大叙事”，他们的研究对象更为具体下沉，视角更为反传统，试图真正深入社会底层群众中去寻找庶民对历史进程的主体能动性。

值得注意的是，庶民学派的史学家们在一开始是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的影响的，例如赫赫有名的爱德华·帕尔默·汤普森（Edward·Palmer·Thompson）、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obsbawm）、克里斯托弗·希尔（Christopher·ill）和乔治·鲁德（George·Rudé）等人。正如汤普森书写的英国人民史发端于“下层人民在英国民主历史中有何贡献？”[12]这一问题一样，《庶民研究》书系的历史学家也以一个相似的问题开场：庶民阶层自身在印度民族主义政治的历史中有何贡献？进而对印度历史有和贡献？[13]针对这一问题，古哈在其 1982 年发表的文章《论殖民地印度史编纂的若干问题》这一庶民学派早期研究纲领性文件中这样回答：印度的史学研究长期以来被两种精英主义所主宰，一种是英国殖民统治时期的殖民精英主义，另一种是印度民族独立时期的本土精英主义。这两种精英主义史学存在一个共同问题，就是把印度民族及其民族主义的形成和发展，归结为各种精英的成就。[14]古哈在文中举了 1919 年的“反罗拉特”（anti-Rowlatt）运动和 1942 年的“离开印度”（QuitIndia）运动的例子，深刻印证出印度下层人民在历史进程中，独立于精英阶层之外的贡献。这不仅体现出庶民学派史学家们充分肯定人民在历史中的能动性，也引出另一个重要观点：人民在历史中是具有自发性的，并不需要所谓的精英领导或外部冲击就可以产生活动。这与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的 E^∙P ·汤普森的观点是一致的。庶民学派将这种能动性称之为“庶民性”（subalternity），他们认为庶民性的根源是来自于庶民日常生活中的行为—诸如抵抗运动等，这使得庶民性带有强烈的阶级色彩，自成一体。

随着研究的深入，庶民学派史学家们遇到了各种困难，其中最为明显的是有关庶民材料的搜集难度很大，这些材料要么是不成系统非常残缺；要么是来源于精英阶层的记录，带有非常强烈的主观性。面对史料严重缺失的现实情况，一些史学家站出来表示不能再让对庶民历史的构建置于精英阶层记录的材料之下，斯皮瓦克提出了一个非常引人深思的问题：“庶民可以说话吗？”[15]这也标志着庶民学派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斯皮瓦克借助德里达的后结构主义的方法论，使得学派内的其他学者们也开始发生观念转变。从此之后，庶民学派的研究对象从以工农为主开始继续下沉继续扩大，在方法论上则开始结合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解构主义和女性主义的内容，开始对文本进行批判性的分析，关注庶民历史如何再现，以及研究庶民如何被表述。[16]由此，庶民研究也可以不再局限于农民起义、工人运动，诸如学院和大学、报纸和出版社、医疗体系、人口普查都可以成为历史写作和研究的主题。[17]

参考文献

[1]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67 页。

[2] Vincent Smith, The Oxford History of India: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End of 1911, Clarendon Press,1919, p. x.

[3]王立新：《现代印度史学的谱系和趋向》，《史学理论研究》2022 年第 4 期。

[4]王立新：《现代印度史学的谱系和趋向》，《史学理论研究》2022 年第 4 期。

[5] nil eal, he mergence f ndian ationalism: ompetition nd ollaboration

in the Later Nine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8; John

Gallagher, ordon ohnson, nd nil eal, ds, ocality, rovince, nd ation: ssays

on Indian Politics, 1870-194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

[6] Vinay Lal,“History and Politics”, in Marshall Bouton and Philip Oldenburg,

eds, Indian Briefing: A Transformative Fifty Years, M. E. Sharpe, 1999, p. 203

[7] D. D. Kosambi, The Culture and Civilization of Ancient India in Historical

Outline, p. 10.

[8] D. D. Kosambi,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India History, p. 1.

[9]王晴佳，张旭鹏主编《当代历史哲学和史学理论：人物、派别、焦点》，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78-79 页。

[10]张颂仁，陈光兴，高士明主编《后殖民与历史的诡计：迪佩什·查卡拉巴提读本》，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前言第9 页。

[11]王晴佳：《论民族主义史学的兴起与缺失——从全球比较史学的角度考察》（下），《河

北学刊》2004 年第 5 期。

[12]E·P·汤普森《辉格党人和猎人》。

[13] 张颂仁，陈光兴，高士明主编《后殖民与历史的诡计：迪佩什·查卡拉巴提读本》，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0 页。

[14]拉纳吉特·古哈《论殖民地印度史编纂的若干问题》，张云筝、林德山译，载刘建芝、

许兆麟选编《庶民研究：印度另类历史术学》，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3~5 页。

[15]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Can the Subaltern Speak?” in Gary Nelson and

Lawrence Grossberg (eds.), Marxism and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88.

[16]邓欢：《庶民学派：非西方史学新范式的构建—兼及后殖民史学与全球史关系论析》，

《天津社会科学》2016 年第 2 期。

[17]陈义华：《后殖民知识界的起义：庶民学派研究》，第 7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