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新发展阶段，制度型开放已成为我国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核心战略。在制度型开放的视角下，作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纽带，我国 FDI 正从传统的要素与政策驱动，向以规则、规制、标准对接为核心的制度驱动转型，呈现出规模稳中有进、结构向高技术产业与服务业优化、来源地多元化的积极态势。同时，FDI 高质量发展仍面临多重核心挑战，为应对挑战，本文提出应通过打造包容性国际化创新生态与破除要素流动壁垒、以及强化产业链韧性与构建风险应对机制等路径，将我国的超大规模市场与产业配套优势相结合，为我国 FDI 高质量发展营造稳定、公平、透明的制度环境。

关键词：制度型开放；FDI；高质量发展

1.绪论

开放发展是新时代中国的鲜明标志，我国对外开放持续深化拓展，贯穿强国建设与民族复兴全过程。学界普遍以2018 年为制度型开放关键节点，此前侧重协调国内开放政策、推进要素流动型开放，此后制度型开放成为高水平对外开放主攻方向，核心是推动规则、规制等与国际高标准衔接，实现从“边境开放 ”向“边境内开放 ”深化，提升国际规则话语权，这是新发展阶段的重大战略部署。扩大以制度型开放为核心的高水平对外开放，是新发展阶段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形势变化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新时代新征程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

作为连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纽带，FDI 的高质量发展不仅是衡量我国对外开放水平的关键指标，更是推动产业升级、技术创新、制度完善的核心动力。2024 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 1162.4 亿美元，高技术产业引资态势良好，FDI 呈现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但全球“友岸外包 ”“近岸布局 ”兴起，部分国家设置投资壁垒，我国引资竞争与外部风险加剧。因此，以制度型开放破解 FDI 高质量发展瓶颈、转化制度优势为引资竞争力，成为当前重要课题。

2.制度型开放视角下我国FDI 高质量发展现状与趋势

2.1 制度型开放视角下我国 FDI 高质量发展现状分析

制度型开放，是指一国主动对标与融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通过系统性、深层次地优化国内法律法规、监管标准、管理规则等制度环境，构建一个稳定、透明、公平、可预期的市场化与法治化营商环境，其核心具备三大特征：一是开放维度从“边境上 ”向“边境后 ”深化，聚焦国内经济治理与规制统一；二是发展模式从“政策驱动 ”转向“规则驱动 ”，以法律与普适性规则构建稳定制度框架；三是参与姿态从“被动接轨 ”转为“主动引领 ”，积极参与并引领全球经贸规则制定。

在制度型开放持续深化的背景下，我国抵御逆全球化、封锁打压等外部冲击的能力显著增强，始终保持利用外资大国地位。2024 年，面对外部环境复杂性、不确定性上升的严峻形势，中国政府坚定不移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充分发挥中国市场规模超大、产业配套完备、创新要素丰富等综合优势，持续打造“投资中国 ”品牌，积极出台稳外资政策，加强对外资企业的服务保障，大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推动吸引外资规模总体稳定、结构持续优化，为经济高质量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图 2. 1 为 1979-2024 年我国吸收外资情况，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自 1979 年以来总体呈上升趋势，期间经历若干阶段性波动。1979-1991 年为起步探索期，FDI 规模小、波动大，开放试点推进，制度与准入限制较多；1992-2001 年为加速增长期，市场经济体制确立，沿海开放扩大，政策型开放带动外资涌入劳动密集型产业；2002-2012 年为制度接轨期，加入 WTO 后 FDI 高速增长，对接国际规则，制度型开放初步形成；2013 年至今为高质量转型期，引资规模稳增、增速放缓，企业数量有所回落，外资从重规模转向重质量，与制度型开放的政策导向高度契合。

图 2.1 1979-2024 年中国吸收外资情况

数据来源：商务部外资统计

在制度型开放的持续推进下，我国FDI 引资结构呈现显著优化态势。制度型开放引导外资向高端化、高质化领域集聚，引资结构也实现了从规模扩张向结构升级的转型。从图 2.2 来看，2024 年，外商投资主要集中在制造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房地产业，金融业，上述 7 个行业的新设企业数量占比为 87.4% ，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占比为 90. 1% 。由此可见，我国FDI 正逐步从传统制造业向新能源、智能制造、医药健康等新兴领域延伸，这与我国积极探索制度型开放的大方向形成深度契合。

图 2.2 2024 年外商直接投资行业结构概况

数据来源：商务部外资统计

2.2 制度型开放视角下我国FDI 高质量发展趋势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 2024 年底，外资企业贡献了全国约7%的就业岗位和三分之一的进出口总额，其研发投入与专利产出持续增长，体现出外商投资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然而，近些年全球地缘政治冲突加剧，部分国家对华投资政策趋紧，我国外资利用正面临增速放缓、撤出压力加大等严峻挑战。在此背景下，制度型开放作为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关键路径，为破解外资难题带来了新机遇。

随着“一带一路 ”倡议深入推进，我国与沿线国家双向投资累计超 5000 亿美元。如图 2.3 所示，2024 年，共建国家在华投资新设企业 17206 家， 占比 29. 1% ，实际投资167.2 亿美元， 占比 14.4% ，双边货物贸易占比首次突破 50% ，重大项目落地见效，沿线国家成为全球 FDI 重要增长极。新兴经济体崛起重塑全球投资格局，我国依托双向投资大国优势，拓宽了FDI 来源渠道。

图 2.3 2013-2024 年“一带一路 ”共建国家在华投资情况

数据来源：商务部外资统计

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FDI 的模式正在发生深刻变革。传统上依赖低成本要素和超大规模市场的“数量型 ”吸引模式，已难以适应全球产业链重构与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在这一背景下，制度型开放作为一种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更具系统性的开放战略，成为引领我国FDI 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

制度型开放通过规则对接、要素流动便利化等制度创新，推动 FDI 从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向高质量领域转型。FDI 新兴化呈现多维度突破，新兴领域投资规模与质量双升，如表 2.1 所示，高技术产业吸收外资表现突出，其以 25.7%的新设企业数占比，吸引了 3 4.6%的实际使用外资金额，成为外资集聚核心。高技术制造业新设企业数仅为 826 家，但实际使用外资达 135. 1 亿美元， 占比 11.6% ，说明流入制造业的外资项目具有单体投资规模巨大、技术含量高的特点，主要集中在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等资本与技术高度密集的关键环节。

表 2.1 2024 年高技术产业吸收外资情况

数据来源：商务部外资统计

3.制度型开放视角下我国FDI 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挑战

3.1 科技创新协同与高端要素集聚能力存在短板

FDI 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能是技术溢出与高端要素集聚，而制度型开放的关键目标之一便是通过制度创新打破要素流动壁垒，实现内外资创新资源的深度融合。当前，我国在科技创新协同机制、高端要素跨境流动制度等方面的短板，导致外资的技术引领作用难以充分发挥，高端要素集聚能力与制度型开放要求存在显著差距，制约了 FDI 从“规模增长 ”向“质量提升 ”的转型。

一方面，创新生态国际化水平偏低。我国科研成果转化的市场化与产学研利益联结机制不完善，创新成果对接市场效率低；面向外资的创新服务体系存在短板，技术孵化、融资支持等服务能力不足，外资研发中心获资源支持不均，创新生态包容性欠缺，难以持续吸引高质量 FDI。

另一方面，高端要素跨境流动制度性障碍未破除。技术流动上，核心技术引进审批严格、市场化定价机制缺失，外资先进技术落地转化慢，技术溢出效应受限；数据流动上，跨境数据监管规则模糊、出境评估流程繁琐，数字经济领域外资难以实现全球数据与中国市场协同，阻碍高端产业 FDI 流入。

3.2 全球产业链重构与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冲击

制度型开放下我国FDI 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但逆全球化、地缘政治冲突、产业链重构等因素，带来巨大外部压力，与产业链协同需求相矛盾，加剧 FDI 发展的不确定性。

首先，全球经济复苏乏力与政策分化加大外部压力。世界经济复苏放缓，主要经济体紧缩货币政策导致跨国投资低迷，各国竞争性引资政策加剧 FDI 资源争夺，我国稳外资政策竞争力仍需提升。同时，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抬高外资企业在华产品出口成本，降低其投资积极性，增加制度型开放引导 FDI 高质量发展的阻力。 其次，地缘政治冲突与“脱钩断链 ”加剧投资不确定性。全球地缘政治紧张，美国主导的相关政策干扰全球 F DI 流动，发达国家在高技术领域的出口管制、技术封锁，让外资在华高技术产业投资趋于谨慎。此外，地缘冲突引发的能源价格波动、供应链中断，增加外资经营与投资风

险，部分外资缩减或推迟在华投资，削弱我国对高质量 FDI 的吸引力。

4.制度型开放视角下促进我国 FDI 高质量发展的优化路径

4.1 强化科技创新协同，破除高端要素跨境流动制度障碍

首先，通过完善科研成果转化市场化机制，以破解产学研协同壁垒。建立内外资企业平等参与的产学研协同平台，健全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联结机制，鼓励外资研发中心与国内高校、科研机构、本土企业联合开展技术攻关，搭建创新成果转化服务平台，整合技术交易、知识产权运营、市场化推广等服务资源，为内外资企业创新成果提供“研发—孵化—产业化 ”全链条支持，提升科技成果产业化效率。

其次，通过健全面向外资企业的创新服务体系，来提升创新生态包容性。在技术孵化方面，建设国际化科技企业孵化器，为外资初创企业提供办公场地、设备共享、技术指导等一站式服务。在融资支持方面，鼓励设立中外合资创业投资基金，拓宽外资企业融资渠道，对符合条件的外资创新型企业给予科创板、创业板上市绿色通道支持，确保外资企业创新资源与国内产业链高效协同，从而实现制度型开放背景下我国FDI 高质量发展。

最后，通过简化核心技术引进审批流程，建立技术引进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优化技术跨境流动制度，从而充分释放技术溢出效应，支持数字经济领域外资企业实现全球数据资源与中国市场的高效协同，吸引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高端产业 FDI 集聚。

4.2 应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构建产业链协同开放新格局

首先，优化稳外资政策工具箱，提升政策针对性与竞争力。对高端制造等领域外资实行阶梯式所得税优惠，对长期投资额外减免；借鉴精准补贴经验，对研发、绿色转型等定向补贴；扩大金融、医疗等服务业市场准入，满足外资多元化投资需求。

其次，加强政策宣传与国际合作，提升制度型开放话语权。通过多渠道宣传我国开放成果与稳外资政策，增强外资信心；深化与“一带一路 ”、RCEP 成员国的投资合作，签署双边协定，扩大 FDI 来源地；积极参与全球投资规则制定，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营造良好国际环境。

最后，构建“ 内外联动、安全可控 ”的产业链体系，增强 FDI 集聚稳定性。精准吸引产业链高端环节的高质量 FDI ，弥补产业链短板；鼓励外资与本土企业建立合作模式，深度参与国内分工；建立外资风险监测与预警平台，推动跨境产业链园区建设，动态监测外资依赖度并制定备份方案，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5.结论与展望

制度型开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也是我国在经济全球化新阶段赢得竞争主动的战略抉择。制度型开放也为我国FDI 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核心动力与制度框架.未来，我国将进一步以 CPTPP 、DEPA 等国际先进协定为参照，推动制度供给的系统性升级，着力破除纵向执行壁垒与横向部门分割，建立全国统一的外资管理协同机制，通过数字化监管平台实现跨部门、跨区域政策联动，消除“政策碎片化 ”现象，构建“全国一盘棋 ”的开放格局。针对高技术产业、绿色经济、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出台与国际接轨的专项支持政策，聚焦外资企业研发创新、产业链配套、市场拓展等核心需求，构建“准入—运营—退出 ”全生命周期政策支持体系，使制度型开放的规则红利成为吸引高质量 FDI 的核心竞争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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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崔岩（1983.04-），男，吉林长春人，汉族，吉林财经大学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国际贸易理论、国际金融、国际经济。

孙家璐（2002.10一），女，辽宁锦州人，汉族，吉林财经大学国际商务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商务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