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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牢视域下民族院校“中华民族史”课程开发与建设研究
摘要: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背景下,传统中国历史和中国民族史研究及其课程均存在缺陷,因而开发和建设一门主体鲜明、脉络贯通、血肉丰满、有魂有魄的“中华民族史”课程有必要且有价值。在实践上,它直接服务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主线;在思想上,它为抵御历史虚无主义提供了最有力的武器,引导各族学生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院校;中华民族史
引言
费孝通先生主张民族认同意识的多层次论,认为在多元一体格局中,56 个民族是基层,中华民族是高层。各民族在自我认同基础上都已具有高一层次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意识,自认为是中华民族的成员,中华民族各成员之间“共休戚、共存亡、共荣辱、共命运”,即今天我们所强调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近年来党和国家层面特别强调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目的就是要增强对“中华民族”这个高层次的认同意识。
民族院校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重要阵地,高质量地开发和建设“中华民族史”课程完全契合中央要求,能很好地服务国家需求,不仅能够有效丰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课程体系,还能帮助各族学生了解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有助于增进各族学生对中华民族的认同。
一、铸牢视域下中国通史与中国民族史及其课程存在的不足
中国通史和中国民族史等专业课程是民族院校加强民族团结教育的重要资源,但是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叙事框架下,以往的民族史和中国史研究范式和教学模式不能完全满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要求,其研究范式和教材编写存在不足之处,具体如下。
(一)铸牢视域下中国历史及课程存在的不足
中国历史著述的主流传统,历来以中原王朝的兴衰更迭为叙事轴心。从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钱穆的《国史大纲》,再到白寿彝、吕思勉等学者所著的各类《中国通史》几乎都沿袭这一书写范式。这一框架将“入主中原”视为历史进程的核心标志,而将未曾定鼎中原的各边疆政权置于叙事的边缘地带。当这些政权被提及时,往往仅作为中原历史的附注或干扰项,其自身的政治演变、社会结构、经济生活与文化创造,常常被切割成零散的片段,难以形成连续而完整的叙事脉络。
这种书写格局的形成,首先受制于史料的来源。传统中国史学所依据的文献,绝大多数是汉文典籍。这些典籍由中原士人所撰写,自然承载着以中原为正统的视角,对边疆族群及其政权的记录往往带有选择性、片段性。如匈奴、突厥、吐蕃、回纥、契丹、女真、蒙古、满洲等众多群体,在正史中多以“四夷传”或“外国传”的形式出现,记述简略且多聚焦于其与中原王朝的战争、朝贡或和亲关系,对其内部的社会运转、文化生态与历史自主性则着墨甚少。由此,一部以汉文史料为基础构建的“中国通史”,难免在结构上先天地向中原倾斜,成为一部以华夏—汉族王朝为主角的“中原王朝兴衰史”。
这一史学传统背后,潜藏着深厚的“中原中心主义”史观。它将中原视为文明之核心、历史之主线,而将环绕中原的广袤边疆视为文化的边缘或文明的化外之地。历史评价的标准,常以是否接受中原文化、是否纳入中原王朝的行政体系为重要尺度。于是,那些未曾或未能长期统治中原的边疆政权,即便曾在局部地区创造出辉煌的文明、建立过稳定的政治秩序、发展出独特的经济模式,也容易被简化为历史长河中的配角或过渡角色。
这种历史书写的局限,早为有识之士所察觉。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就曾坦言:“对过去以汉族为中心的观点写成的中国的历史一直有反感。”1 此言深刻指出了传统史述的本质缺陷——它或许能较为完整地呈现中原王朝的变迁,却难以承担“中华民族史”的叙述重任。受上述学术研究范式的影响,现今国内通行的大中小各学段的历史教科书,几乎都沿袭这一书写范式,一定程度上消解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效果。
(二)铸牢视域下中国民族史及其课程存在的不足传统中国民族史研究和课程教学则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不
一是存在“复数集合”的认识论根源缺陷。现有中国民族史研究范式深受两大传统影响。一是受苏联民族理论影响,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民族识别工作中形成的“56 个民族”的实体论与分类学框架;二是承袭了梁启超引入的近代西方“民族国家”(Nation-State)史学观念。两者合力,将“中国民族”天然地理解为一片国土上多个并立的民族实体(复数 nations)。其核心任务是为每个“民族”追溯源流、建构历史、书写文化,最终成果往往是“汉族史 + 各少数民族史”的汇编与总和。这种“分族叙史”的模式,虽详尽描绘了“多元”的图景,却在方法论上预设了分离的起点,难以内在地、有机地揭示“一体”的形成过程。
二是存在叙事逻辑的结构性缺陷。在上述认识下,历史书写形成了 “中心 - 边缘”的叙事惯性。一种是以中原王朝 / 汉族为主轴的“向心式”叙事,将周边民族的历史简化为“内附”、“朝贡”或“叛乱”;另一种是为求平衡而采用的 “多中心并列式”叙事,即各讲各的辉煌史,再将它们机械地置于同一时间轴上。前者无法平等对待所有历史主体,后者则无法解释这些“中心”为何及如何最终凝结为一个政治与文化共同体。两者都难以将“中华民族”本身作为具有独立生命和演进逻辑的历史主体来对待。
三是内容侧重方面,政治制度史优于社会生活史。传统中国民族史研究和课程偏重上层政治关系,着重描述民族政权更迭、战争、和亲、羁縻政策等,对民间层面的经济互通、社会交融、文化共享着墨较少。历史显得“干瘪”而“疏离”,缺乏温度与感染力,难以呈现各民族在日常生活层面如何自然而然地结成血肉联系。
四是现实功能的脱节与风险。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时代核心任务的今天,传统的分族叙史模式,若不加以范式转换,其客观效果可能存在张力。过度强调族别源流的独特性和差异性,虽出于保护文化的好意,却在无意中可能固化甚至强化群体边界,与“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方向形成微妙矛盾。这使得学术研究与国家民族工作的核心目标之间,未能完全同频共振。
概言之,现有中国民族史研究和课程存在的不足,核心在于其基础框架仍深受近代以来“民族国家”史学范式的影响,未能完全适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更高层次的理论与实践要求。而现有的民族史课程基本受到传统民族史研究范式的影响,因而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相似的问题。如以往在“中国民族史”课程设置中,大体上对“多元一体格局”理解的重心集中于“多元”,过分强调地域性、民族性和独特性,从而固化了民族个性与民族之间的差异,这在一定程度弱化了该课程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效果。
此外,作为铸牢核心课程的通用教材——《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于 2023 年出版,作为一门新兴课程的奠基性教材具有开创性价值,它标志着从传统“民族史”叙事向“共同体”叙事的自觉转向。然而,作为一项探索性工程,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概念的历史化阐释不够充分,未能完全内化为一套分析历史进程的有机工具。例如,对于共同体在不同历史时期(如秦汉、隋唐、元清、近代)的具体形态、凝聚方式、内在张力与演进动力,缺乏差异化的、有历史感的理论剖析。
二、铸牢视域下《中华民族史》课程开发与建设的实施路径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背景下,中华民族史亟待摆脱过去传统中国通史以中原王朝及其更替为主线,将各边疆政权的历史放在次要位置,以及传统中国民族史多采用族别史进行研究和教学的方式,转而立足以“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为主线,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抓手进行课程开发与建设。因而,在铸牢视域下,《中华民族史》课程开发与建设的实施路径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一)构建“中华民族史”课程的内容主线和框架
“中华民族史”课程的核心内容与主线,应当是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即各民族通过长期深入的联系、互动和深度交融,最终百川归于大海,汇聚成一个休戚与共的整体。
课程的聚焦点必须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以展现不同源流的群体如何在中华大地上实现文化交流、经济互补与政治认同,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因此,《中华民族史》课程的内容主线绝非简单罗列各民族各自的起源与独立演变历史,也不是停留于表面的各民族之间孤立的交往事件,而是中国各民族怎么经过联系和融合,最后百川归于大海成为中华民族的历史,是“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的族群交往交流交融史,而不是56 个民族各自的演变史与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史。
在确定“中华民族史”课程内容的主线后,则需要围绕课程内容主线构建“中华民族史”课程的授课框架,这个授课框架须跟以往的民族史课程授课框架要有所区别,要将关注重点由此前单个族体的源流发展、族际联系转向各民族“五个共同”的历史内容和脉络过程,转向“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的族群交往交流交融史。围绕上述思路,“中华民族史”课程的授课框架初步计划围绕以下几个主题来展开:第一讲:中华民族的起源(传说时代);第二讲:中华民族共同体- 华夏民族的出现(夏商周时期);第三讲:华夏及华夷五方格局的形成(春秋战国时期);第四讲: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建立- 汉民族的形成(秦汉时期);第五讲:中华民族的交融与重组(魏晋南北朝时期);第六讲:中华民族的发展与强盛(隋唐宋时期);第七讲: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中华民族的兴盛(元明清时期);第八讲:民族危机与中华民族的自觉历程(近代时期)。新框架着眼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弥补以往课程体系教学力量分散的状况,同时借此发挥中华民族史课程在阐释各民族形成与发展历史脉络上的独特优势,让学生在了解各民族自我认同和发展基础上,逐步建立具有高一层次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意识,突出各民族主动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
(二)加强“中华民族史”课程资源库建设
在建构“中华民族史”课程框架后,中华民族史课程的另一项重要的研究内容是建立各种类型的课程资源库,以便配合课程教学使用。
首先是要建设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课程资源库。根据课程目标,结合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真实鲜活、有说服力的史料,将各族人民在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中所形成的史实、民间传说、历史古迹等与课程内容有机结合,多层次、多维度深入挖掘各地区、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和现实案例。如王桐龄所著《中国民族史》(文化学社,1934 年)在每章的“附录”部分以表格的形式详尽地开列了从历史典籍中查找出来的有关各族群“接触”事件、跨境移民、“归化部落”、以及各朝代皇族中的族际通婚(后妃族属、公主宗女下嫁)、朝臣族属、朝臣更改异族姓名等等的情况,书中共有这样的表格约161 幅。对这些资料加以整理,在教学中为我们展示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族群交往与融合,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基础。概言之,通过对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课程资源库的开发和建设,希望让学生们深刻理解中华民族是历史形成的,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历史上一次又一次的民族融合,民族融合不仅是中国历史的主流,也是中华民族形成与凝聚的根本。
其次是建设民族史领域错误史观典型案例剖析库。在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中国史和民族史领域过去的一些传统观点对当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不利的,因而需要以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方法论,对民族史领域一些比较典型的传统错误认识进行剖析,如对“崖山之后无中国”“有教无类”“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华夷之辨”等等传统观念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视角进行溯本清源,还原这些观念背后的本意。其次要对西方的“新清史”观、“内亚史观”与“王朝征服论”等错误史观进行剖析驳斥,否则将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极为不利,如以“新清史”学者为例,他们把宋元朝代更迭作为“中国”灭亡的依据,认为元朝是“蒙古帝国”的组成部分,人为割断中国历史的连续性。概言之,通过建设民族史领域错误史观典型案例剖析库,引导学生正确处理“多元”与“一体”的辩证统一关系,正确把握差异性与共同性的关系,在尊重和包容差异性的同时增加共同性,由此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
(三)打造“中华民族史”线上线下混合式通识课程
数字化时代,利用现代数字信息技术进行教学方法改革,提升任课教师信息化能力素养,并推动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已成为当今教学改革的导向。党的二十大已将“推进教育数字化”写进党代会报告。因此,课程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将“中华民族史”课程打造为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课程,将课程资源进行数字化教学改革与创新,建设完备的动态共享数字化教学资料库,提升教学针对性、实效性及学生的获得感。通过“互联网 +”为主导形式构建课程体系,以网络作为课堂之外的延伸,突破教室等固定场所的限制,扩大课程规模。此外,教师可通过线上交互平台,发布案例视频、知识链接等,在线下利用短视频、图片等载体,使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相关内容呈现更加生动,通过平台发布史料、论文、专著导读、电子书籍、史料数据库等资料,供学生课后参考。总之,希望通过采用新科技、新手段和新媒介,为各民族学生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史提供便捷条件。
三、结语
在党和国家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背景下,民族院校《中华民族史》课程的开发和建设显得十分必要并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在实践方面,它直接服务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主线。通过教育、传播,将这部新的中华民族史内化为全体国民,特别是青少年的共同历史记忆与认同基石,能够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起最为深沉、最为持久的精神力量。在思想方面,它为抵御历史虚无主义提供了有力的武器。通过系统、正面地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宏大叙事,能够从根本上批驳各种“征服王朝论”、“汉族中心论”、“文明断层论”等割裂历史的谬说,巩固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的历史观根基。综而言之,通过《中华民族史》课程的开发和建设,使这门课程能够深刻回答“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如何走到一起”这一根本问题的、有魂有魄、有血有肉的核心课程,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不可撼动的历史认知基石。
参考文献
1. 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 年。
2. 萧君和:《中华民族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1 年。
3. 刘锋焘:《艰难的抉择与融合——浅论“华夷之辨”观念对中华民族史的负面影响》,《文史哲》2001 年第1 期。
4. 石硕:《从中华民族整体格局与视野开展我国的民族研究——改革开放初期费孝通反思民族研究的启示》,《民族研究》2021 年第3 期。
5. 马戎:《如何思考和理解中华民族史》,《青海民族研究》2023 年第1 期。
6. 杨须爱:《研究和书写中华民族史应把握五个维度》,《中国民族报》2021 年 11月2 日第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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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许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的中国民族史课程建设》,《青海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4 期。
*[ 基金项目 ] 2023 年度国家民委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民族院校《中华民族史》课程开发与建设研究”(项目编号:23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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