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教育行政管理廉政风险主要在经费分配、项目招标以及校企合作等环节存在，其具有利益关联复杂、权力作用范围扩大与责任主体交叉等特点。控制策略是强化制度限制以减少主观操作余地，借助标准化流程确保权力行使过程能够追溯，利用信息技术手段增强实时监督与风险识别能力，并整合多方力量构建协同监督网络，这些方法相互配合、紧密衔接，共同形成涵盖风险预警、过程管控以及结果评价的完整防控机制。

关键词：教育行政管理；廉政风险；控制策略；效果分析；协同监督

引言：

从历史发展视角来看，中国廉政文化自古就有，根据史书记载，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期就孕育了廉政文化，从夏商周到春秋战国，廉政文化不断完善[1]。教育行政管理部门负责资源分配、项目审核、人员调度以及校企协作监督等事务，该部门掌握数量可观公共资金且权力运行环节繁杂，廉洁风险管控工作面临巨大压力且刻不容缓，随着产教融合不断深化发展，合作主体类型增多、利益结构更趋复杂、资金流动范围扩大等因素，都对当前既有的监管机制形成了严峻考验。如何建立涵盖前期防范、过程管控、后期评估的完整监管机制，并对实施成效进行准确评估与持续改进，已成为提升教育治理水平、确保教育事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议题。

1.教育行政管理廉政风险的表现形态与生成逻辑

廉政风险的有效控制须以精准识别为前提，经费管理、招标采购、校企合作等领域因权力集中与利益密集而成为高发地带，厘清其表现形态与生成机理具有基础性意义。

1.1 经费拨付与财务管理中资金挪用、虚报冒领的风险成因

教育经费包含专项资金、生均拨款、项目补助等多样形式，其资金划拨环节既繁琐且周期还冗长，这就为廉政隐患的产生创造了条件，个别单位内控机制存在不完善情况，预算编制与实际执行处于相互脱节状态，导致资金运用缺乏有效的约束力量。在此情形之下，专项经费被挪作他用或用于非指定支出的现象时有发生，专款专用的执行原则难以得到真正落实。虚报冒领则主要通过伪造培训项目、夸大参训规模、编造劳务开支等手段达成，借助虚假票据或冒名签字等方式骗取财政资金[2]。

财务审批体系中权力过度集中的问题比较突出，审批权限未进行合理划分与有效制约，同时财务信息公开程度较低，使得外部监督难以发挥应有作用。由于违规资金使用一般发生在单位内部封闭运作环节中，相关单据与账目经过人为修饰，这类风险具备较高的隐蔽性，往往在专项审计、财务检查或巡视巡察时才会被发现，事后的责任追溯与认定工作存在较大困难。

1.2 招标采购环节围标串标、利益输送的隐蔽运作机理

教育系统招标采购工作包含基建工程、设备添置、教材选配以及信息化搭建等诸多方面，鉴于项目投资规模极为庞大且技术标准要求严格，其中潜藏的腐败问题不能忽视。围标串标通常表现为企业间私下商议报价、轮流中标或者设置虚假陪标等行为，更有采购单位内部人员可能与投标企业存在利益输送，通过泄露标底、设定不合理评分标准或抬高准入门槛等手段，为特定对象谋取中标机会进而破坏市场竞争公平性。

利益输送的形式则更为隐蔽多样，可能通过咨询服务、中介服务或顾问服务等形式转移利益，或利用关联企业开展项目分包从而截留利润，甚至采用延期结算或者分期返还等手段逃避即时监管。招标文件具备的专业性给暗箱操作提供了技术方面的便利，评标专家选择与回避制度执行不到位也损害了评审的独立性与公正性。与此同时，事后监管存在证据难以获取、利益链难以查明、责任划分难以认定等问题，使得此类违规行为查处难度大、成本高，难以形成足够的威慑力。

1.3 校企合作领域合作准入、项目实施、利益分配中的风险传导链条

校企合作作为产教融合的重要载体，涉及共建实训基地、定向培养、技术支持与成果应用等多种方式，合作方主要由学校、企业以及相关行业组织构成，各方利益彼此关联且合作过程通常耗时较长，廉政风险贯穿全流程并呈现跨主体、跨环节传导的特征。在合作准入阶段，风险主要体现为企业筛选机制不够公开、评审流程不够严谨，个别决策者可能滥用职权给关系企业提供便利，进而引入了资质不符的合作单位。

项目实施阶段的风险集中于过程管控存在不足，容易出现夸大合作成果、虚报工作内容以及重复申领补贴等问题，这使得资金拨付与项目实际进度不符的情况时常发生，而校企间的信息壁垒进一步增加了监管难度。在利益分配方面风险集中于技术服务收益、实习管理费用以及设备捐赠估值等领域，分配方案缺乏规范依据或未经集体商议，可能为侵占合作收益埋下隐患，这类问题通常在合作结束或者审计介入之后才会暴露。

2.教育行政管理廉政风险的控制策略

针对廉政风险的多元形态与复杂成因，控制策略须从制度约束、流程再造、技术赋能、主体协同四个维度协同发力，形成相互支撑、有机衔接的综合防控格局。

2.1 健全权责清单与内控制度以明晰权力边界

权责清单制度主要目的在于系统整合各部门与岗位行政职权，厘清各项职权责任主体、操作流程、监督机制及问责办法以减少权力滥用可能性并规范行政行为[3]。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应针对经费审核、招标投标、人员调配、校企协作等高风险领域逐一制定职权目录与责任说明，清晰界定决策、执行、监督各环节责任归属以确保权力分配合理公开。

内控制度建设则需聚焦关键风险节点，构建包含预算管理、资产管理、合同管理、采购管理等领域的完整规范体系，以促成各项制度之间的协同联动。在制度制定过程当中需强化其实用性与精准性，减少抽象表述并增加具体执行指引，同时清晰界定违规情形判定标准及处置流程。内控机制的持续有效运作需借助常态化效果评估与灵活调整机制，通过对实施过程进行动态监管，迅速识别制度缺陷与执行偏差，从而保障制度约束力能够得到切实执行。

2.2 推行流程标准化与全程留痕以实现阳光运行

流程标准化旨在将权力运行的各个步骤变为固定程序，以此压缩人为操纵与幕后操作的可能性，确保行政活动具有可预见性与可审查性。教育行政管理中的经费划拨、项目立项、招标投标、校企协作等事务均需建立规范化的操作规程，详细规定各环节的办结期限、审核条件、负责单位与交接标准，从而实现权力运行的规范化管理，流程优化还需聚焦于环节压缩，在保证监督效果的同时避免出现流程冗余情况。

全程留痕机制能够确保权力运行每个环节都可以追溯，涵盖申请材料、审批意见、会议纪要、签字确认等书面或电子档案，方便事后进行核查与追责。配套实施的信息公开制度可将重大决策过程置于社会监督下以提高权力运作的透明度，借助电子档案管理系统，能够实时记录并长期保存文件流转、审批签章、资金拨付等流程，从而为后续审计与责任认定提供完整的证据支持。

2.3 搭建数字化预警平台以增强风险动态监测能力

数字化预警平台通过汇集教育行政管理体系中各业务系统的数据资源，依靠信息化技术手段对资金运转、项目进展、合同执行等重要指标进行即时采集与智能剖析，以对廉政隐患开展动态监控与快速提醒，有效解决了人工监督在及时性与全面性方面存在的局限。平台构建需涵盖风险信息采集、分析研判、预警通知以及处理反馈等功能模块，建立起“数据汇聚—风险识别—预警响应—闭环处置”的完整流程[4]。

平台实现高效运作需依靠科学构建的风险预警指标体系，立足教育行政管理实际情况，针对资金异常流动、审批周期延迟、供应商反复中标以及合同频繁变更等核心风险特征设定警戒标准。在平台运行期间还需强化数据安全与个人隐私防护工作，实行层级化授权与访问权限管理措施，另外预警功能的有效发挥需融入日常监督流程之中，应构建预警响应与后续处置跟踪体系以防预警机制变成表面形式。

2.4 构建多元主体联动机制以形成协同监督合力

教育行政管理领域廉政风险防控工作难以由单一部门独自承担，需依靠纪检监察部门、审计机构、教育主管单位、院校内部监督组织以及社会公众等多方力量共同协作构建监督网络。在联动机制构建过程中应清晰界定各主体责任分工与协作流程，搭建信息互通、线索移交、联合审查等协作平台以消除部门间信息流通障碍，优化监督资源配置效能以减少重复监督并防范监督漏洞。

在涉及校企协作等多方利益协同的领域中，联动机制应将合作单位与行业组织纳入监管架构，依靠签署廉洁协议、构建信用档案以及推行联合惩戒等措施强化约束力度。社会监督路径的畅通也必不可少，应当优化投诉举报的受理流程，保障举报人正当权益以激励师生群体与社会大众参与监督，构建多元主体协同格局能够有效化解单一监管主体在信息采集与专业素养等方面的短板，从而打造全方位的防控体系。

3.教育行政管理廉政风险控制的效果分析

控制策略的科学性与可持续性需经由效果检验予以确证，建立涵盖指标测度、因素识别、案例比较、动态优化的分析框架，能够为策略迭代提供实证依据。

3.1 效果评价指标体系的维度构成与量化测度

效果评价体系的建立应紧密围绕控制策略主要目的设立全方位衡量标准。从成果层面可选用违规行为出现频率、案件办理数量、涉案金额增减等数据，体现廉政风险管控实际效果；从操作层面可制定制度落实完成率、程序合规遵循度、预警反应速度等标准，评估控制措施实施水平；从认可度层面可引入利益相关方反馈，反映管控策略社会接受程度。

量化测度方法的选择应与指标特性相匹配，定量指标可借助数据统计、趋势分析等方式度量，定性指标则能够运用问卷调研、专家打分等方式达成数值化[5]。分配指标权重应当全面考量各要素对管控目标的实际影响，避免某一个指标过度左右评价得出的最终结论，安排评估周期需在实时性与持续性之间做好平衡，短期评估重点关注即时产生的效果，中长期评估着重考察长期发展的走向，将二者结合起来形成全面认知。

3.2 影响控制策略有效性的关键因素识别

控制策略的实施成效与组织氛围、执行水平、技术支持等条件紧密相关，组织层面的影响因素包括高层关注度、跨部门配合度以及资源投入强度，这些条件决定控制策略能否获得充足支持力度，执行层面的关键在于执行人员的能力水平与责任心，执行力不足或有所侧重地落实是控制策略效果欠佳的主要因素。

数字化平台功能完善度与数据质量受技术因素制约，技术局限可能会削弱风险监测与预警效能，同时外部监督机制、上级考核标准以及社会舆论环境也会对控制策略实际效果构成影响。准确识别并驾驭这些关键变量有助于策略设计精准优化，实现有限资源向高效环节集中投放，防止因资源分散导致整体效果衰减。

3.3 典型案例中控制成效的横向比较与经验提炼

在筛选典型案例时需注重典型性与多样化相结合，广泛纳入各类以及各层级的教育主管机构，通过横向对照剖析控制策略成效差异的根源。案例研究可从策略推行的环境、具体方法和最终成果三方面入手，着重考察实施前后廉政风险态势的演变情况，对于效果突出的案例要深入解析其取得成功的经验，对于成效不佳的案例则需要探究制约条件并总结相关教训。

经验提炼应注重从个案中抽象出具有普遍适用性的规律，避免简单复制特定情境下的具体做法。各机构由于规模、业务以及资源禀赋各不相同，控制方法的应用需做到因地制宜，跨案例分析还应考察同一策略在不同环境中的表现差异，明确影响成效的关键情境变量，为分类施策与精准管理奠定基础。

3.4 基于效果反馈的策略动态调适与闭环优化

效果反馈机制在串联成效评估与方案调整方面是重要纽带，其核心作用在于将评估结论转化为方案优化基础。反馈路径应整合周期性评估报告、专项督查通报与审计整改意见等多元来源，确保反馈信息具备完整性与时效性，反馈材料除呈现成效数据与问题目录外，还需剖析问题根源并明确优化路径，从而为方案修正提供清晰且明确的指导。

策略动态调整需依据执行结果与外部变化持续改进管控措施，调整范围可包括完善制度条款、优化操作流程、重新设定预警标准以及转移监管焦点等，闭环管理需构建“策略实施—效果评价—反馈分析—策略调适”的循环机制，确保管控体系能够应对风险模式演变与管理环境变迁以维持长期有效性。

结语

教育行政管理廉政风险控制属于综合性工作，需制度建设、流程优化、技术应用与多方协作共同推进且各部分缺一不可，严格制度规定可减少权力滥用机会，透明操作流程便于对风险进行全程监督，先进技术手段能及时发现并应对风险信号，各监督主体密切配合为防控体系提供持续支持。效果分析需改变单一评估方式，构建“风险识别—策略实施—效果检验—持续优化”的循环机制，通过动态跟踪与及时调整增强防控措施精准性和实效性，促进教育行政管理廉政建设取得更好成效。

参考文献

[1] 徐小华. 加强法治推进检企合作共建廉政机制[J].现代企业,2021,(05):110-111.

[2] 张绪娥. 新《会计法》实施背景下校企合作业务财务管理风险控制——以公办职业院校为例[J].财会通讯,2025,(14):146-153.

[3] 茆艾磊. 以高品质党建引领学校高质量发展的实践探索——以盐城机电高职校为例[J].江苏教育研究,2022,(18):44-47.

[4] 刘薪. 高校校企合作领域廉政风险分析及对策研究[J].才智,2021,(22):114-116.

[5] 陈 欣 . 中 职 校 企 合 作 廉 洁 风 险 防 控 现 状 分 析 及 对 策 研 究 [J]. 教 育 现 代化,2020,7(33):152-155.

作者简介：

黄磊（1972.12-），女，汉族，河南南阳人，硕士，正高级讲师；

全志雄（1992.6-），男，汉族，河南南阳人，硕士，助教；

王宏（1975.3-），女，汉族，河南开封人，硕士，高级讲师，河南省党的教育政策研究专家库专家。

课题名称：教育系统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研究 课题批准号：2025-DDJYZC-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