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高校青年志愿服务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实践育人的重要载体，青年志愿者服务精神的培育与长效机制的构建构成志愿服务工作的两个核心维度。本文从制度逻辑与行动理论的双重视角出发，在梳理志愿服务精神培育的理论基础与现实意义的基础上，系统分析当前高校志愿服务面临的外部激励主导、工具理性异化、场景衔接断裂与价值认知偏差四重困境。研究表明，精神培育回答“为何奉献”的价值追问，长效机制解决“如何持续”的实践难题，二者之间存在“内化—外化—反哺”的动态关系。研究提出，高校应坚持精神引领与制度供给的辩证统一，以教育融入夯实认知基础，以制度整合优化管理生态，以平台协同拓展行动空间，以文化涵养内化精神认同，构建“认知—制度—行动—认同”四维互促的长效机制，推动志愿服务从阶段性参与走向生命化践，实现“奉献”的内生可持续。

【关键词】高校青年志愿者；服务精神培育；长效机制；制度逻辑；实践育人

一、引言

志愿服务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 在新时代社会治理格局中，志愿服务已从社会福利的辅助性功能上升为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社会治理共 力量中最具活力和成长性的群体，其参与深度与持续性不仅关乎个人的道德成长 务体系 2024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健全新时代志愿服务体系的意见》 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健全适应新时代要求、具 国特色的志愿服务体系” 这 顶层设计为高校志愿服务实践提供了根本遵循。

然而，回顾近年来高校志愿服务的实践图 性的追问始终萦绕其间：大学生参与志愿服务的初始热情，何以在时间的推移中逐渐消退？一部分志愿者在 悄然离场，另一部分虽仍在坚持，却逐渐沦为制度考核下的“打卡式”参与。这一现象折射出的深层问题在 务完成从道德自觉到制度规训的转换之后，其精神内核如何不被制度外壳所遮蔽？奉献精神的内生动力如何与外部的激励机制形成正向互促而非相互消解？

上述追问直指高校青年志愿服务工作的两个核心维度——服务精神的“培育”与长效机制的“构建”。前者关乎志愿服务的价值根基与精神源泉，回答的是“为何奉献”的道德追问与“如何奉献”的价值引领；后者关乎志愿服务的可持续运行与规范管理，回答的是“如何保障”的制度安排与“如何激励”的机制设计。二者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精神培育是长效机制的灵魂与根基，缺乏精神内核的制度终将沦为空洞的绩效考核；长效机制是精神培育的载体与保障，缺乏制度支撑的精神也难以走出“三分钟热度”的困境。正是在二者的辩证关系中，高校青年志愿服务的育人与服务功能才能实现真正的统一。

本文采用定性研究方法，在广泛梳理高校志愿服务理论与实践文献的基础上，运用制度逻辑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的分析框架，系统审视高校青年志愿者服务精神培育与长效机制构建的内在关系与协同路径。

二、高校青年志愿者服务精神理论基础（一）志愿精神的本质内涵与时代价值

“奉献、友爱、互助、进步”八个字，凝练了志愿精神的核心要义，不仅表征着志愿服务的基本伦理规范，更构成了一种完整的行为价值体系。从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角度审视，志愿精神体现了人的社会性本质。志愿者在服务他人的过程中实现自我价值，在奉献社会的实践里确证自身存在，这正是人类的本质在现实劳动中的展现。

具体而言，奉献是志愿精神的伦理起点， 与集体利益关系的道德调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志愿服务强调“公益至上”的道德理性。友爱体现了志愿者 情感联结，互助则揭示了志愿服务的双向受益特性助人者与受助者在互动中共同获得精神滋养。进步则是志愿精神的终极指向，既包括服务对象的福祉改善，更包含志愿者自身的道德成长与人格完善。

在高校场域中，志愿精神的时代价值集中体现为“立德树人”的根本使命。研究表明，参与志愿服务有助于青年大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促进团结奋斗，同时能使大学生有效提高社会实践能力、增强社会责任感[3]。志愿服务使“思政小课堂”得以融入“社会大课堂”，使抽象的价值理念化为具体的实践行动，在知与行的统一中完成道德内化。

（二）精神培育的多学科理论支撑

社会资本理论为我们理解志愿服务的互惠属性提供了重要视角。社会资本包含信任、规范和网络三个核心要素，而志愿服务恰恰是这三种要素得以生产和再生产的重要机制。志愿者在服务中建立的人际信任、遵循的公共规范以及编织的关系网络，共同构成了个体所处社群的社会资本存量。社会资本对志愿服务持续性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稳定的关系网络、良好的信任基础和规范建设，可以显著促进大学生志愿服务参与[4]。这意味着，当志愿者服务精神的社会资本效应越强，其参与的内在动力就越稳固，越能形成良性的自我强化循环。

公民参与理论则从民主治理的维度揭 志愿服务的公共价值。志愿服务超越了单纯的行善逻辑，内在地包含着公民责任意识与社会担当精神。然而，有学者指 民志愿服务遭遇了“主体动力不足”与“信任危机”的双重困境，需要在把握志愿服务公民道德性的基础 志愿服务的中国道路[5]。高校作为公民意识培育的重要场域，理应通过志愿服务引导青年从“被动的道德接受者”成长为“主动的责任承担者”。

道德教育理论中的“知行合一 ”原则，为精神培育的方式方法提供了直接启 志愿服务之所以被称作“行走的思政课堂”，恰恰在于它把课堂上讲授的价值观转化为 可感 可触的实践情境。 生在服务 遭遇的真实问题、面对的伦理抉择、体验的情感冲击，远比书本知识更能触动心灵深处的价值认同。这一过程不是单向的信息传递，而是主客体交互中的意义生成——志愿者在服务他人时也不断地“被教育”、不断地完成自我的道德重塑。

（三）精神培育在育人体系中的功能定位

在高校“三全育人”的整体格局中，志愿服务精神培育占据着不可替代的功能位置。它既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补充，又构成了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的有机一环。

从思想引领的功能维度看，志愿服务精神培育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提供了桥梁。当学生在社区服务中看到弱势群体的真实处境，在支教活动中感受到教育公平的深刻意义，那些关于“友善”“平等”“敬业”的抽象理念便在具体的生命经验中获得了确证和强化。

从人格塑造的功能维度看，志愿服务精神培育促进大学生实现从“受助者”到“施助者”的角色转换。这一转换意义深远—它标志着学生从被动的教育对象走向主动的社会公民，从“我应当被给予什么”的索取思维转向“我能够贡献什么”的奉献思维。志愿服务动机通过身份认同来影响持续性志愿服务，而持续性志愿服务也能反过来巩固和发展身份认同，三者之间呈现动态的互惠关系[6]。这意味着，当志愿服务成为一种被认同的“身份”而非仅仅是一项被完成的任务时，奉献精神便从外部规训转化为自我要求。

三、高校青年志愿服务面临的现实困境及其成因分析

当下高校青年志愿服务在实践中遭遇了若干深层困境，不完全是管理不善或资源不足的表面问题，而是根植于制度设计与精神培育之间的结构性张力。

（一）外部激励主导与内生动力式微的失衡困境

当前高校志愿服务参与的动力结构存在一个显著的偏差：外部激励对参与行为的解释力远大于内部价值认同。部分高校将志愿服务时长作为评奖评优、推优入党的“硬指标”，一些学生出于功利性动机参与志愿服务活动，活动的精神内化效果被大幅稀释。有研究指出，外部激励主导致使志愿服务行为面临“工具理性异化”的困境，尚未形成基于内在驱动的长效机制[7]。

这一困境的产生有其制度根源。当制度安排过度倚重量化考核与物质奖励时，本就脆弱的奉献精神更易被功利计算所侵蚀。志愿服务作为一种利他行为，其最本真 的价值恰恰在于无偿性与自愿性 一旦这种“无价”的付出被换算为可量化的学分或荣誉，行为的道德意涵便悄然发生了转向。这不是否定制度和激励的必要性，而是提醒我们：制度设计需要审慎把握“显性激励”与“隐性涵育”之间的平衡，避免使志愿行为沦为一种精致的利己主义游戏。

（二）工具理性异化与价值理性退隐的价值困境

与外部激励主导密切相关的，是工具理性对志愿服务的深层渗透。在部分高校，志愿服务的管理日趋“行政化”——活动由学校统一安排、参与以班级为单位、考评以时长为依据，学生缺少对服务项目、服务时间和服务方式的自主选择空间。这种自上而下的组织模式虽然在管理效率和覆盖面方面有其优势，却可能抑制志愿行为最可贵的自主性品质。

从制度逻辑理论的视角审视，这 间的 冲突。行政逻辑强调效率与可控性，倾向于将志愿服务纳入制度化的考核轨道；市场 为竞争的筹码；而本应主导志愿服务精神的意识形态逻辑，却在与行政逻辑和市场逻辑的交锋 风险[7]。其结果是，学生参与志愿服务时常处于“被分配”而非“我选择”的状态，活动过程遵循“被安排”而非“我创造”的路径，价值层面的精神孕育退居次席。

（三）场景衔接断裂与系统联动不足的结构困境

高校志愿服务还面临一个结构性的障碍：多元制度逻辑各自运行，缺乏有效的场景衔接与系统整合。校内与校外、课堂上与课堂外、专业学习与志愿服务之间，未能形成有机贯通的行动链。

这种现象具体表现为“三个断裂”。其一，专业教育与志愿服务之间的断裂。学生在课堂上习得的专业知识较少有机会在志愿服务中得到迁移应用，而志愿服务中的实践智慧也难以及时反馈到课堂教学中，形成“学非所用、用非所学”的尴尬。其二，校内活动与校外服务之间的断裂。高校内部志愿服务活动（如校园迎新、大型赛事保障）与校外社区服务往往由不同组织部门分别管理，学生在不同场景中的服务经验难以形成累积效应。其三，短期项目与长期深耕之间的断裂。许多志愿服务以“一次性”或“突击式”形式开展，缺少持续追踪与深度嵌入，志愿服务精神难以在持续的关系建构中生根发芽。

（四）价值认知偏差与身份认同模糊的心理困境

从志愿者的主观体验出发，普遍存在的价值认知偏差与身份认同模糊构成第四重困境。相当一部分大学生对志愿服务的理解停留在“做好事”的表面层次，未能体认其在公民责任、专业成长和人格完善等方面的深层意义。当志愿服务被窄化为“道德的表演”而非“生命的实践”，参与者便难免在新鲜感消退后感到倦怠与空洞。

更值得关注的是志愿者身份认同的脆弱性。高校学生通常以“轮流坐庄”的方式被纳入志愿服务体系，尚未形成稳定的自我认知，志愿服务状态便已匆匆结束。在这种情形下，学生难以将“志愿者”视为自我概念的核心组成部分，志愿服务行为便始终停留在偶发性的外部行为层面，而非内化为身份一致的持续行为模式。如前所述，身份认同在志愿服务动机与持续行为之间发挥着关键的中介作用——身份认同越稳固，动机越能从外部激励转向内部认同。反之，缺少这一点，志愿服务便极易沦为“一次性”的体验式活动[6]。

综上所述，四重困境形成了一个“制度逻辑冲突—行为异化—价值消解”的闭环困境[7]。这一闭环的核心症结在于：单纯依靠制度建设而忽视精神培育，制度本身也可能成为异化志愿 服务价 源头；而单纯强调精神号召而不解决制度之困，精神倡议又难以转化为持续的行动实践。出路在于跳出“制度优先”或“精神优先”的二元选择，走向“精神引领”与“制度支撑”的辩证统一。

四、精神培育与长效机制四维协同的构建路径

直面上述困境，本文提出一个“四维协同”的建构路径，从认知、制度、行动和认同四个层次构建精神培育与长效机制互促互进的良性循环。这一模型的内在逻辑是：以教育融入夯实认知基础（认知维度），以制度整合优化管理生态（制度维度），以平台协同拓展行动空间（行动维度），以文化涵养内化精神认同（认同维度）。四个维度相互支撑、层层递进，共同服务于“奉献何以可持续”这一核心命题。

（一）认知维度：以教育融入夯实志愿服务精神的价值根基

精神培育的根基在于认知的形成。在高等教育的知识生产与传播体系中，志愿服务精神不应仅停留在学生活动的层面，而应被“课程化”与“通识化”——也就是说，它有资格、有必要进入课程教学的正式空间。

具体而言，高校可以在思想政治教 清志愿服务的历史源流、伦理内涵与社会功能，帮助学生建立关于志 身特点嵌入志愿服务精神的教学元素。部分高校已在这一方向上进 教学实践有机结合，信息技术专业助力社区智慧助老服务，电子 “检验场”和“应用田”[8]。这种“专业+志愿”的融合模式表明，认知维度 教 “长”在专业根基之上，使其获得持续的实践动力。

（二）制度维度：以管理整合优化志愿服务的长效运行生态

精神培育需要制度支撑，其核心命题是如何在“规范管理”与“保持活力”之间寻找恰切的平衡点，以及如何从“单兵作战”的外在要求走向“协同整合”的生态优化。

在组织管理层面，构建“校—院—班”三级联动的组织网络是当前较为成熟的做法。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成立了青年志愿者联合会，健全三级组织协同联动机制，依托专业优势和学生社团优势组建特色服务团队，聘请专业人员担任指导教师，确保志愿服务延伸到校园各个角落。这一组织架构既保证了管理的系统性，又为基层的创新留出了空间。

在激励评价层面，关键在于构建“复合式”激励机制 既承认外部激励的促进作用，又不让外激励的光芒遮蔽内激励的灯火。可行的策略包括：将志愿服务纳 分挂钩，激发学生参与的内生动力，实现从“要我做”到“我要做”的深刻转变 感激励与价值激励——如设立“最美志愿者”评选、举行志愿者事迹分享会、建立志愿服务档案制度等， 情感共鸣强化学生的价值获得感。山东外事职业大学每年表彰优秀志愿者、志愿服务集体和项目百余人，并举办优秀事迹 享会对志愿者的先进事迹和典型做法进行大力宣传推，就是这一导向的典型实践[9]。

在培训保障层面，应建立“基础培训+专业培训+实战演练”的分层培训体系。基础培训覆盖志愿礼仪与规章制度，专业培训邀请公益专家、资深志愿者和社区工作者围绕项目策划、应急救援、心理疏导、沟通技巧等主题开展系统培训，实战演练则通过模拟情境与真实项目相结合的方式检验学习成效，确保学生“助有所长、助得其法”[8]。

（三）行动维度：以平台协同拓展志愿服务的社会实践空行动维度的关键在于搭建“校内校外贯通、线上线下融合、短期长期结合”的多层次服务

第一，深化校地协同机制。高校应积极与社区、乡村、公益机构合作共建稳定的志愿服务实践基地，为学生提供常态化、多样化的实践场域，确保志愿服务“有地方去、有事情做、有机制管”[8]。深化校地合作机制，通过“需求点单—组织派单—志愿者接单”的模式精准对接社会痛点，既拓展服务半径，又为学生提供扎根基层的实践窗口，实现志愿育人与社会服务的双向赋能[9]。

第二，推动品牌化与项目化运作。 将志愿服务从零散的、偶发 持续的品牌项目。中央财经大学在五育融合视域下探索的志愿服务实践育人模式创新表明，品牌化的项目 服务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将短期参与深化为品牌深耕[10]。洛阳科技职业学院“衡心筑梦”支教项目持续深耕乡村三 ，志愿者接力奔赴16 所乡村学校，累计服务超5000 小时，不仅实现了服务的可持续，也让学生在持续的接力中深化了情感认同与价值认同。

第三，运用数字技术赋能志愿服务。 “志愿汇”平台在共青团中央指导下建设，实行实名制注册，具有志愿者身份识别、加入志愿服务组织、报名志愿服务活动、志愿服务记录查询等功能，能够及时掌握志愿者到岗服务情况，为志愿者管理工作提供准确的数据保障。需注意，技术手段始终是工具而非目的，不能让冰冷的数字取代温暖的关怀，不能以“数据考核”遮蔽“人的成长”。

（四）认同维度：以文化涵养内化志愿服务精神的生命自觉

认知的形成、制度的规范、行动的拓展，最终都要归于个体对志愿者身份的深层认同— —只有当“奉献社会”成为大学生自我概念的核心组成，志愿服务的行为才能跨越外部激励与制度安排的局限，成为一种“生命化的自觉实践”。

文化涵养的核心路径在于营造浸润式的志愿文化氛围。高校可以通过志愿人物评选表彰、志愿服务月系列活动、志愿者故事征集与传播等多种形式，让志愿服务精神以喜闻乐见的方式融入校园日常文化生活。通过在校园中不断强化志愿者的榜样引领效应，学校可以用身边的志愿故事感染人、鼓舞人，在榜样示范中引领学生完成从“旁观者”向“实践者”的身份转换。

值得注意的是，文化涵养并非孤立的举措，而是与认知、制度、行动三个维度相互交织的潜移默化过程。学生在课程学习中建立价值认知，在制度框架中获得规范引导，在行动实践中积累经验感悟，这些共同构成其对志愿者身份认同的原料。而文化涵养的作用，恰在于将这些分散的经验“织”成一块完整的意义之网——使抽象的价值观念具象化为可感的“校园故事”，使碎片化的参与经历凝结为连贯的“我的志愿者人生”。当志愿服务真正成为学生生命叙事中不可分割的篇章，奉献精神便从“外在于我”的规范要求转变为“内在于我”的自觉选择，其可持续性也由此获得了最坚实的保障。

五、结语

回到本文的核心追问：志愿服务精神 长效机制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本文的分析表明，二者并非孰先孰后、孰轻孰重的对立关系，而是一个“内化—外化—反哺”的辩 运动过程。精神培育通过教育唤醒、文化浸润与价值引导，完成奉献意识的“内化”；长效机制通过组织管理、制度激励与平台保障，实现奉献行为的“外化”；而当个体的奉献行为在持续参与中获得情感确认、能力增长和社会认同之后，又会“反哺”精神层面，使奉献意识得到强化和深化。

在政策层面，2024 年《关于健全新 系的意 服务制度化建设进入新阶段，但制度化的深化过程必须时刻保持对志愿服务精神内核的敬 制度 而非“控制”，目标应当是“赋能”而非“规训”。未来高校志愿服务体系的完善，需要在制度效能与精神基因之间持续寻找动态平衡，推动志愿服务从阶段性的“项目参与”走向生命化的“生活方式”，从“要求我奉献”的被动立场转向“我选择奉献”的主动姿态。

从这个意义上说，“奉献何以可持续”这一追问的最终答案，不在于设计出多么精巧的管理方案，而在于让每一个青年都能在志愿服务的实践中，真切地感受到“被需要”的快乐、“能贡献”的尊严和“在成长”的满足。当奉献成为一种生命的自然表达，可持续便不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价值已然生根的必然结果。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健全新时代志愿服务体系的意见[EB/OL]. (2024-04-12)

志愿服务的价值基础与理论依据探析[J]. 广东青年干部学院学报, 2011(4).

[3] 以志愿服务为载体的高校立德树人路径探究——基于南京城市职业学院的实践探索[J]. 科教文汇, 2025(2)

[4] 张冰, 章晓懿. 政治效能感、社会资本对大学生志愿服务的影响[J] 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

[5] 公民参与志愿服务的道德困境与出路[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15(15)

[6] 韦泉, 屈国梁, 张志欣, 陈煦海, 罗扬眉. 大学生志愿服务动机、身份认同与持续性志愿服务的纵向互惠关系[J]. 心理科学, 2026.

[7] 制度逻辑视角下大学生志愿服务长效性机制构建研究[J]. 泰山学院学报, 2025(5): 137-144.

[8] 洛阳科技职业学院：以志愿服务“大思政课”锻造时代新人[EB/OL]. 河南省教育厅, 2025-12-19

[9] 山东外事职业大学：“四力协同”打造志愿服务育人新格局[EB/OL]. 中国教育在线, 2025-04-30.

[10] 五育融合视域下高校志愿服务实践育人模式创新与实践——以中央财经大学为例[J]. 吉林教育, 2024(17).基金资助：2025 年河源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百千万工程”视域下大学生赋能乡村振兴实践研究（HYSK25P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