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交往思想是唯物史观逻辑的展开和实践运用。以现实个人为前提为逻辑前提，马克思恩格斯分析了生产、分工与交往之间的辩证关系。系统阐释了交往在社会“共同体”演进历程、世界历史的形成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作用，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世界文明交往新秩序的构建以及人的全面发展中凸显出巨大的当代价值。

关键词：《德意志意识形态》；交往思想；人类命运共同体；文明交往秩序

当今世界是一个多元化与一体化并存的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间有自己的特殊性更有普遍性的追求。“命运共同体”越来越成为各国的共识，构建新型的文明交往秩序也成为世界各国需要努力的方向。在此背景之下，“交往”理论再次成为理论研究的热门。《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中提及了大约150次“交往”，较为系统地阐述了“交往”思想，是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对《形态》中交往思想的研究，有的学者侧重交往[1]、交往形式[2]以及生产关系的概念解读和关系辨析；有的学者对《形态》中生产力、分工、交往与交往之间的关系进行阐述[3]；有的学者阐述了交往思想逻辑建构[4]。总体而言，国内学者都极大肯定了马克思交往思想的重要理论价值，但是对于《形态》中交往思想对当代中国交往实践的指导作用的研究还尚有欠缺。重新研读《形态》中的交往思想，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一、《形态》交往思想与唯物史观的逻辑建构

《形态》中的交往以现实的人为前提，阐述了交往与生产、分工之间的辩证关系，发现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交往思想则内蕴于唯物史观，是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现实的人交往思想的逻辑前提

马克思恩格斯在《形态》中以“现实的个人”为逻辑前提，实现了由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转变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在马克思之前，德国哲学的最大问题是对自己哲学的前提问题指认的缺失。青年黑格尔派哲学的出发点是宗教观念、神学上的东西，和老年黑格尔派一样认为“宗教、概念、普遍的东西统治着现存世界。”[5]515 费尔巴哈虽然对黑格尔以绝对精神为出发点的哲学做出了否定，但是“费尔巴哈设定的是‘人’，而不是‘现实的历史的人’。”[5]528当面临经验无法统摄于自己唯物主义方法中时，费尔巴哈不是从实现中去探索解决方法，而是诉诸“最高的直观”“类的平等化”，最终再次陷入唯心主义。《形态》中马克思摒弃了以往哲学家对人的概念的错误认识，将“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作为人类社会存在的前提。将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现实的人为逻辑前提，克服了以往哲学家对人的抽象的理解。以现实的人为前提，马克思的交往观具有唯物主义性质。

（二）交往与生产间的辩证关系

交往与生产二者互为前提，相互依存。首先，生产以交往为前提。“现实的人”生存依赖于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现实的人”“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5］531，即首先要满足人的物质生活需要。第一需要满足的基础上，会产生满足新需要的再生产。然后是生产自己生命的人进行人口生产。最后是进行社会关系的生产。其次，“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5]520一定的交往形式是与一定的生产力相适应的，当交往形式无法适应新的生产力的时候就会由新的交往形式所取代。《形态》中阐述了部落所有制、古代所有制、封建所有制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四种所有制度的更替。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交往形式终将被共产主义革命所摧毁，建立起新的交往形式。

（三）交往与分工间的辩证关系

分工是交往的强大推动力，加深了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辩证关系。“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5]520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在资本主义所有制下，分工得到极大发展。民族内部分工致使工商业和农业之间分离，进而形成了城乡的分离和对立。分工除了对行业之间的划分产生影响，更重要的是会对同一行业间不同的劳动进行划分。

二、《形态》中交往思想在社会“共同体”、世界历史及人的发展中的作用

交往是考察社会共同体演进、世界交往形成和个人发展的重要视角。《形态》中不仅系统分析了交往与生产和分工的辩证关系，而且阐述了交往促进社会共同体的演进、世界交往的形成以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一）交往促进“共同体”的演进

马克思恩格斯立足唯物史观，以交往发展程度为视角，依据分工的发达程度，揭示了从“自然形成的共同体”到“虚幻的共同体”最后到“真正共同体”的演进历程。关于“自然形成的共同体”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这种共同体是在私有制形成之前，生产力不发达，人们为了生存联合起来自然形成了“父权制的部落”共同体。此时的交往局限于家族及部落内部之间。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分工关系发展水平不断深化，私有制形成。以大工业为基础的现代资本以自身的增值为最终目的，不再服务于“共同体”，但是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又不得不依靠于一种普遍性的形式。“正是由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同时采取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5]536在“虚幻共同体”之下社会交往被异化地交往。分工成为阻碍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的桎梏。只有到“真正的共同体”才能扬弃异化劳动和私有制，消灭分工，个人才能获得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二）交往促进世界历史的形成

马克思恩格斯否认世界历史是自我意识的展开的观点，认为社会发展是由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推动的。人类社会历史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世界交往的形成才具有世界性的。从交往的范围来看，人类历史可以划分为地域性和世界历史性两个层面。在资产阶级社会之前，生产力水平低，交往局限于狭小的范围内。工业革命后生产力得到极大发展，交通工具不断革新，世界市场形成，交往的范围扩大，新的交往关系形成，整个世界成为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各民族的经济、政治以及文化在世界交往中得到全面的交流、联系和发展，各民族国家形成了密不可分的世界性生存关系。交往范围扩大，交往思想完善促进了世界历史的形成。

（三）交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6]在人类社会发展初期，人们之间的交往局限在狭小的范围内，个体的人无法得到实现自由、全面的发展。普遍交往的形成，可以打破传统的地域分工局限，打破地理和文化的隔阂，人们能够接触和了解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和社会实践，能够开阔视野，认识到存在多种可能性和观点，并且能够对自己的意识形态进行批判性思考，超越狭隘的局限性，拓展自己的思维和认知边界，从而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生产资料私有制形式下的共同体是一种虚假的共同体，单个人的发展要受到他所隶属阶级的限制，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无法真正实现的。世界交往推动了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觉醒、帮助其树立共同斗争的意识，推进了真正共同体的形成，进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条件。

三、《形态》交往思想对中国当代交往实践的指导意义

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背景下，《形态》中的交往思想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文明交往秩序、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具有指导意义。

（一）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顺应了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同时也体现中国在世界治理问题的智慧担当，是马克思恩格斯交往理论的实践。马克思的世界交往理论批判了资本主义主导下的世界交往，为未来“世界是什么样”“人类社会的发展前景”以及如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了科学的预测和一定的启发。首先，树立共同责任意识。马克思的世界交往理论认为，全球化过程中各国之间的交往和联系是相互依存的，因此各国需要承担共同的责任。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只有各国共同承担责任，才能够共同应对全球性问题，推动全球发展进程。其次，坚持合作共赢。批判了以资本为中心交往形式。资产阶级的世界交往是建立在对其他阶级利益的无偿占有和剥夺之上。为了实现更加合理的世界交往，应该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时坚持合作共赢的原则，在保证本国发展的同时，兼顾他国的合理关切，推动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旗帜鲜明地反对冷战思维。最后，坚持全球治理和国家治理相结合。一方面要坚持参与到全球治理过程中，借鉴他国优秀治理理念解决国内治理问题。另一方面，以国家治理推动全球治理取得新进展。以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引领全球治理理念，以解决全球治理难题。

（二）推动构建新型文明交往秩序

资本主义主导下的世界文明交往秩序具有非正义性，有必要构建世界文明交往新秩序。首先，坚持世界文明交往主体的平等地位。资本主义文明主导下的世界交往以牺牲其他国家的利益来完成资本积累，最为典型的就是通过暴力、战争的交往方式掠夺资源。发展到现在，世界文明交往呈现出以西方为中心的文明等级秩序。新的文明交往秩序应当转变这种思维模式，让文明交往以更正义的方式进行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交往主体，相互尊重、互利共赢。努力变革不平等的文明交往秩序，广大发展中国家一同推进各国在交往中权力、机会和规则的平等。其次，坚持世界文明交往的共商共建共享。在共商的过程中，促使各个文明主体达成共识，最大程度地凝聚重构交往秩序的力量。通过共建公正的舆论环境，共建公正合理的秩序规则，共建沟通对话平台等一系列措施不断推进文明交往秩序的变革，将共识落实到实践中。最后，以共享为结果形成公正合理的文明交往的完整环节。

（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形态》中交往以“现实的人”为逻辑前提，要求交往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一切脱离人民的理论都是苍白无力的，一切不为人民造福的理论都是没有生命力的。我们要站稳人民立场、把握人民愿望、尊重人民创造，集中人民智慧……”[7]首先，在交往中要注重通过提高交往主体的素质，规范交往行为，培养人的自主创新能力。其次，要坚持不懈地扩大对外开放，顺应全球化发展潮流，提供交往机会，为人的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创造更多的国际资源。最后，注重提高人们的国际交往能力，世界范围内交往，能接触到多样的思想观念、艺术形式和社会实践，从而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曹浩瀚．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交往”概念新论[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5，（2）：57．

[2]王旭东．重释《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中交往形式概念的作用和意义[J]．社会主义研究，2018，（5）：31．

[3]田雨晴．再论《德意志意识形态》交往思想[J]．思想教育研究，2019，（10）：44．《德意志意识形态》交往思想理论的逻辑构建及当代指向

[4]李舒蕊.《德意志意识形态》交往思想理论的逻辑构建及当代指向[J].池州学院学报，2020，34（05）：41-45.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486.

[7]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