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书写了光辉的一页。学界对延安时期共产党领导人在中国共产党建设过程中所做的努力和贡献已经进行了大量的探讨，但是，对于延安时期党内理论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探索和做出的贡献，目前学界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实际上，在延安期间，党内的理论家们已经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它的内涵，它的原则，它的伟大成就——毛泽东思想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并且已经有了很好的发展。这些探索、研究及取得的成果，对当时党内正在兴起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它对于研究、宣传毛泽东思想及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指导地位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延安时期；理论工作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引言：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在理论界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是党史国史研究领域的一个重大课题，它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需要，而且也是对中国社会实际发展的需要，中国共产党在延安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书写了永恒的一页，为新中国的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延安期间，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创造者，除了毛泽东，刘少奇，张闻天等几位主要领导人之外，也有一批在其中扮演着不同角色，发挥着积极作用的理论研究人员，这些人对延安期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路的萌芽

“五四运动”之前，人们对于中国原有的政治、伦理秩序并未有很大的动摇，这是由于“五四”之前的社会环境所决定的。因此，在文化意识的层面上，还没有进行文化反思。近代以来，中国人一直被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所困扰。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知识分子，都深陷于中西文化之争中，陈寅恪、钱穆、梁漱溟就是其中之一。梁漱溟这一代的知识分子，其根本观点是“既要吸纳西方的新文化，又要保持对自己的认同感”，这种人不能接受“进步”与“落后”这种单纯的二分法，他们追求新，却又不愿抛弃旧，难免会在时代大潮中出现严重的冲突。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尤其是“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社会的文化冲突更加严重，不但西方社会对西方文明持怀疑态度，就连中国的学者，在目睹了这场战争的残酷后，也对它表示了轻蔑和蔑视。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原本较为开明的文化学者们，更是大叫“西学破产”，跌入“东学救赎”的复兴论的泥潭。然而，由于中国“巴黎和会”的失利，国家危机的加剧，又与一系列的政治复辟活动相交织，使这种文化复辟现象引起了国人的强烈反感。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打倒孔家店”就是一种极端地反对，此时，中国文化界呈现出一种“全盘西化”与“复古主义”两种文化思潮暂时对峙的局面。“十月革命”的一次大爆炸，逐渐打破了这一僵局，但随后出现了“以俄为师”的口号，“苏俄模式”无论在革命的道路、未来还是文化的选择上，都与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文化一脉相承。这种新的文化范式的引进，固然打破了原本封闭的二元文化范式，但也很快在文化争斗中，造成三元（全苏化，全西化，复古主义）的三元对立局面。

这是一种文化意识的萌芽。但是，中国人在这种情况下，对于这种异质的文化诉求，分析以及辨别能力还不够成熟。此外，由于文化的跨越和时代的矛盾，以及民族间的冲突，也给中国人对其他文化的学习制造了一个无形的障碍。所以，这三大文化的拥护者，以“文化对立”的方式看待“他者”，强调文化的差异与不协调，偏执地走向“教条主义”，并不能很好地理顺自己所主张的文化，更谈不上走中西融合的创新之路。但是，“文化混战”却让中国人有了更多的选择，也让他们的文化眼界变得更开阔了，这也让他们有了更好的文化心态。革命失败后，中国人逐步深入地研究自己的历史，社会，随后展开了关于社会史的争论，关于社会的争论，关于农村的经济的争论。这一争论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深化的文化自觉，其结果，就是一个民族文化自觉心理的生成。这场辩论的出发点在于恢复民族自尊，恢复民族自信，寻找救亡图存之路，这一学术上的准备，为后来的“中国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尽管如此，中国的文化界依旧是一片茫然，新成立的民国政府更是崇尚孔明，所以“复古主义”才会被人津津乐道，而“全盘西化”的人则口口声声说着“师夷长技以制夷”。然而，历史早已表明，这两条路都无法将中国“从根救起”。在此情况下，必然要有一种新的文化态度和文化道路，文化发展的新的“中国化”思想正是由此而产生的。九一八事件发生之后，由于国人的民族主义情感上升，对国家的否认显得尤为不合时代，文化辩论出现了短暂的停滞，但是，在战争结束之后，究竟应当构建什么样的社会和文化秩序，又成了文化界争论的焦点。日本入侵的这一天，也是中国向西方学习的一天，中西文化的碰撞和民族情绪的激荡，从两个方面影响了中国文化的未来，于是，“中国化”这个词，在“民族化”的呼喊下，开始了自己的演变。在这种情况下，强调“中国化”就等于强调中国特色，强调民族自尊和民族自信，强调民族特色和民族形态就是“中国化”的本质，于是，“中国化”就有了新的含义，一个新的“中国化”概念就出现了，这是一个民族意识的结果。在此基础上，一方面可以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现代化的升级，另一方面可以将其优良的传统因素与现代文明相结合，寻找一条适时适地的文化发展之路。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基础的奠定

“七七”事件发生后，随着北平和上海的失守，艾思奇，周扬和何干之等人从上海被派往延安，而陈伯达则迂回经过天津和青岛，又被派往延安。另外一批知识分子也先后退居抗日大本营，如武汉和重庆，新启蒙一度陷入了低谷。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四日，延安建立了经济圈，当时中国中共中宣部副部长兼秘书处秘书长洛甫（张闻天）发表了一份题为《十年来文化运动的检讨及目前文化运动的任务》的报告，报告提出未来文化学者的工作一是为了抗日，二是为了大众化和中国化，这为新启蒙下一步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明确的道路。其后，陈伯达在《我们关于目前文化运动的意见》中对新启蒙思想进行了适当的定位，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重新定位。从那时起，党内理论家对“新启蒙”问题的论述，就以“通俗化”和“中国化”为主要内容。这个思想的发展，通过毛泽东在中国中共第六届六中全会上发表的《论新阶段》进一步加深了。于是，可以说，新启蒙已经偏离了最初的本意，“五四”思想也没有再被提及，取而代之的是“将理论变为现实，将学术变为中国化”成了一种思潮。也就是这个变化，在一定程度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义被确定下来，可以说，“新启蒙”并未消亡，而是出现了一个转折，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的出版，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新启蒙运动中获得了一个重要的位置，并且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始按照它原有的思维方式前进。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崭新的理念产生之后，第一次在文化上展开了对人类思维方式的改革，即对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崭新标准相违背的种种错误的观念展开了批评，并以开展文化运动的方式来扩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力，在文化批评的实践中对这一理念进行了不断的检验和修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文化上的建立，同时也是这种思维方式在政治上的延伸，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对其在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的有意识和无意识地运用，这就是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种源泉，使其能够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在文化和政治两个层次上的探讨，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念不断走向完善。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获得最后的成功，就是因为这种联系的必然性，所以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文化研究的过程中对其进行“修正”，以符合实际，没有“修正”就无法与实际相融合，在那种情况下，他们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削足适履”。这是一个十分辩证的问题，并没有所谓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文化上寻求对与在政治上寻求错之分。事实上，我们一直用两套标准、两种绝对对立的观点来对待这两大探索，因此不能客观、公正地对待这两大探索，唯有用一种更加客观的态度去审视和呈现这一历史事件，才是合理的。

三、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的实现

苏德之战争、太平洋之战，彻底改变了二战之格局，同时也给中国的抗日战争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在国内方面，日伪军的扫荡活动加强了，在国民党统治区内，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遭到了很大的破坏。在内外交战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在抗战胜利后，制定了一系列的方针与举措，如在政治上实行“三三制”，大力推行减租减息，大力进行大生产等。这种“地方治理”的具体做法，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同时，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政府，在面对国民党顽固分子大肆宣扬反共言论和进行军事挑衅的严峻局面的时候，果断地展开了一场宣传攻势，在这场宣传攻势中，理论工作者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他们的这种转化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首次跨越持续进行的一个进程，在这个进程中，他们在巨大的政治环境的压迫下，极大地推动了主张以马克思主义为中心的改变，为马克思主义在这个改变的进程中，做出了重大的理论贡献。

四、结语

中国共产党理论工作者在“中国化”思想上的探寻，在“新启蒙”时期就有了很好地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文化领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现在的活动，虽然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尤其是在北方局的领导下进行的，但无论他们的出现，还是他们在运动中的表现，都更像是“五四”时期的自由知识分子。“五四”时代的启蒙运动是他们投身其中的动机，理论工作者期望以“思想自由”的主张来突破国民党的文化垄断，从而实现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自由选择。在此基础上，理论工作者在“五四”时代的追寻，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渴慕、学习、研究的过程中，在文化层次上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思维。

在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过程中，将其在文化方面的探讨和在政治方面的探讨和实践结合在一起，推动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研究。党内理论工作者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为基本指导思想，将学术自主的追求和现实的政治需要相结合，在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的前提下，实现了“学术性”和“阶级性”的统一，在毛泽东看来，他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站在党的立场。随着文化教育改革的深入，文化教育改革的本意在于改变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立场，但由于政治形势的紧张，文化教育发生了偏移。在此之前，“政治”和“文化”从“合作者”的关系，变成了“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首先，从中国共产党所面对的现实情况来说，这是最为合乎情理的，而“一元化”的领导权所需要的“文化”，也必定具有同样的效力。随着“政治”和“文化”的新型关系的建立，党内理论工作者完成了适应性转型，形成了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作模式，其基本特征是：“政治”或“领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作中的绝对主导地位得到了确认，从而完成了从“自我探索”到“规范解读”的转型。此后，中共的理论在延安以“以吏为师”的传统为指导，以宣传、研究毛泽东、毛泽东思想为核心，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最后，中共的领导们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推动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首次跨越。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文化领域的拨乱反正，一系列正确的文化政策再次得到落实，对知识分子的地位进行了重新评估，对党的理论工作者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作用也得到了充分地关注，他们对自己的自主性追求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持续发展带来了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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