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北魏太祖道武皇帝拓跋珪在建立北魏政权后，处死明元帝拓跋嗣生母刘贵人，推行“子贵母死”制度并成为北魏宫廷定制，直到宣武帝时期才被废除。然而任何一项祖宗制度的废除都是在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完成的，在宣武帝废除“子贵母死”制度中，佛教慈悲思想等因素固然有推动作用，但宣武帝为维护皇权集中，避免外戚权臣乱政的原因绝对占极大比重，甚至成为宣武帝作为国家统治者的身份废除“子贵母死”制度的根本原因。

关键字：北魏宣武帝；皇帝集权；“子贵母死”制度；高肇；平衡政局

晋太元十一年（公元386年），鲜卑族拓跋部首领拓跋珪趁前秦四分五裂之际自称代王，重建代国，定都盛乐，同年四月，改称魏王，398年六月正式定国号为 “魏”，史称 “北魏”，同年迁都平城，称帝。在鲜卑族中，女性的社会地位极高，妇女掌权现象普遍，即便是太祖拓跋珪即位初期也要受到母后和外戚势力的掣肘，因为北魏的成功建立离不开拓跋珪的母族贺兰部、妻族独孤部、祖母族慕容部等外戚大家族的帮助。

然而自北魏建国以后，原先的部落联盟成为国家政权，北魏作为“父子家天下”的专制王朝，势必要打破母系社会遗风。在这种情况下，道武帝拓跋珪为保证皇权的绝对权威，对母权进行血腥镇压，开始清除外戚的政治影响。此外，拓跋珪为防止下一任皇帝执政时期出现外戚专权，皇权旁落的情况，效仿汉武帝立刘弗陵而杀钩弋夫人的旧例，下令处死明元帝拓跋嗣生母贵人刘氏，并且将“立子杀母”制度化，形成北魏宫廷的定例。

“子贵母死”制度传至宣武帝元恪执政时期，宣武帝元恪并未处死孝明帝生母灵太后胡氏，作为北魏祖制的“子贵母死”制度至此被废除，而宣武帝废除“子贵母死”制度的原因也众说纷纭。本文试图从宣武帝加强皇帝集权、平衡政治局势的角度来探讨“子贵母死”制度被废除的原因。

一、宣武帝早期的政治手段

拓跋恪（483年—515年），北魏孝文帝次子，母为文昭皇后高照容，“二十一年正月甲午，立为皇太子。二十三年夏四月丁巳，即皇帝位于鲁阳”1，北魏第八位皇帝，庙号世宗，谥号宣武皇帝，因父亲孝文帝改鲜卑姓“拓跋”为汉姓“元”，故又名元恪。

根据《魏书》记载孝文帝因“对太子元恪的政治才干有所顾虑；惧怕宗室咸阳王元禧、北海王元详联合发动军事政变”2，为避免皇权旁落，保证元恪能够平衡统治集团诸多势力，曾设六辅臣辅政：“诏司徒勰征太子于鲁阳践阼。诏以侍中、护军将军、北海王详为司空公，镇南将军王肃为尚书令，镇南大将军、广阳王嘉为尚书左仆射，尚书宋弁为吏部尚书，与侍中、太尉公禧，尚书右仆射、任城王澄等六人辅政。”3

孝文帝这一安排的本意是“形成汉族士人与北魏宗室共掌中枢的政治格局，而最终的决策权则交由皇弟元禧、元详二人。这样既可以保证辅政大臣施政的相对合理，又可以确保实际权力掌控在近属宗王手中”4。但由于辅政大臣自身的原因，六辅臣格局的确立为宣武帝初年的宗室专权乱政埋下伏笔。

六辅臣汉族士人中，根据记载孝文帝“及崩，遗诏以弁为之，与咸阳王禧等六人辅政，而弁已先卒，年四十八”5可知宋弁早死，而王肃常年在外作战，且因“坐刘藻等败，黜为平南将军”6，在中央的政治根基浅薄，孝文帝企图形成的汉族士人与鲜卑贵族共掌中枢的政治局面并未得到实现，而汉人士族力量的衰落也导致宗室掌握的权力得到扩大与集中。据《魏书》记载：“时咸阳王禧渐以骄矜，颇有不法。北海王详阴言于世宗，世宗深忌之。”7元禧和元详为攫取权力而斗争不断，宗室诸王与宣武帝之间关系逐渐恶化，矛盾日益加深。

正是因为宣武帝根基浅薄，没有足够的力量对抗宗室专权，因此迫切希望培养自己的势力，于是作为外戚的高肇和高氏一族得到重用。且与位高权重的鲜卑贵族相比，高肇所在的高丽高氏作为当时的“东夷外乡人”并不被各大家族重视，朝堂势单力薄，家族门荫不高，因此宣武帝认为其对皇权不具备觊觎性与威胁性，便大力扶持高肇及高氏一族在朝堂的势力以此对抗宗室专权。

与此同时手握北魏禁军的于烈也成为宣武帝与宗室诸王的斗争焦点。于烈，鲜卑姓勿忸于氏，鲜卑八大姓之一，于氏一族自道武帝建国以来便位高权重，宣武帝时期于烈掌管禁卫军权，他的向背甚至决定着宣武帝与宗王斗争的胜败。然而咸阳王元禧企图谋求军权，“出领于烈为恒州，非烈情愿，固强之，烈深以为忿。”因此于烈与宗室诸王产生矛盾，“密令忠（于烈之子于忠）言於世宗云：诸王等意不可测，宜废之，早自览政。”8于烈及于氏一族的势力彻底倒向宣武帝一方。

在于烈与高肇等人的帮助下，宣武帝在景明二年“宣旨召咸阳王禧、彭城王勰、北海王详，卫送至帝前。诸公各稽首归政”9。宣武帝罢黜诸王，剥夺诸王政治权力，虽然由于宗室诸王被罢黜权力从而引起朝野恐慌，宣武帝为稳定朝堂不得不重新赋予其参政权力。但宣武帝借助外戚势力与鲜卑贵族势力削弱宗室专权，维护皇权集中的目的得以实现，宣武帝的政治智慧可见一斑。

二、高肇专权

高肇，字首文，是文昭皇后高照容的兄长。根据 《魏书》中记载高肇“自云本渤海蓨人，五世祖顾，晋永嘉中避乱入高丽”10。渤海高氏，本为十六国以来河北著名高门大族，素有“天下之高出渤海”之称，南北朝时期，渤海高氏正式成为山东门阀氏族的代表。11但根据主流历史观点认为高肇所在氏族应为高丽高氏，然而高肇一族自称渤海高氏，这是为了追求更高的地位和权力因此攀附威望极高的渤海高氏一族，这一行为也间接证明高丽高氏的社会地位之低微。

然而宣武帝亲政以后，高氏一族作为外戚逐渐被宠任，宣武帝“追思舅氏，征肇兄弟等”，于是肇、显兄弟及太后父飏嫡孙猛等“三人同日受封”为郡公。高肇“被任命为尚书左仆射、领吏部、冀州大中正。冀州大中正一职正是为了提高外戚高氏社会地位而做出的一种姿态，它意味着北魏朝廷承认了该家族为渤海高氏的比附。”12此外高氏一族中高显历任侍中、护国将军；高猛历任中书令、雍州刺史、殿中尚书等职位。高氏一族的社会地位和政治资本日益雄厚。

除此之外，“咸阳王禧诛，财物珍宝奴婢田宅多入高氏。考《魏书·咸阳王禧传》，其‘奴婢千数，田业盐铁遍于远近，臣吏僮隶，相继经营’。可知高氏由此成为巨富”13；最后高氏的外戚身份也不断加强：高肇“先是娶帝姑平阳公主为妻，不久去世，又尚帝姑高平公主。其侄高猛则是娶了宣武帝的同母妹妹长乐公主，拜驸马都尉。景明四年，高肇之兄高偃的女儿被宣武帝纳为贵人，永平元年又被封为皇后。”14高氏一族的经济实力和外戚地位得到提高为高氏一族的发展提供了保障。

随着宣武帝对朝堂的掌控日益成熟，高肇及高氏一族也逐渐成为北魏炙手可热的一支政治新秀，随后相继对统治集团中妨碍其权力发展的各种势力采取措施予以致命打击，主要是恩倖、诸王、皇后于氏及其家族。15高肇在宣武帝默许下相继除去多位威胁皇权的宗王，大肆削弱北魏朝堂宗室势力；高肇还打击宣武帝原东宫恩倖赵脩、茹皓势力，由于诸王党附恩倖，且恩倖地位低下，因此宣武帝并未怀疑高肇的用心。

然而除了压制宗室势力和恩倖势力，高肇在朝堂还大肆打压于氏一族，在宣武帝后宫也爆发了于皇后和高夫人之争。宣武顺皇后于氏是于烈弟弟于劲的女儿，根据记载：“（于皇后）有容德，世宗乃迎入为贵人。时年十四，甚见宠爱，立为皇后。”16

根据主流历史观点，皇后于氏与其子元昌去世的原因大都因为高氏一族的谋害：“（于皇后）生皇子昌，三岁夭殁。其后暴崩，宫禁事秘，莫能知悉，而世议归咎于高夫人。”17高夫人即宣武皇后高氏，文昭皇后弟弟高偃的女儿，在被立为皇后之后，“性妒忌，宫人希得进御”18，后宫诸多嫔妃长年累月无法侍君，且由于“子贵母死”制度，宣武帝后宫嫔妃“以国旧制，相与祈祝，皆愿生诸王、公主，不愿生太子。”19宣武帝唯有胡充华即胡灵太后所出孝明帝元诩一子得以存活。

在宣武帝的纵容下，高肇大肆打压异己，削弱宗室权贵与门阀士族的政治影响，尽管宣武帝的权力更加集中，但北魏朝堂逐渐形成高肇专权的局面，且后宫中高氏独大，外戚的势力过于庞大，因此宣武帝迫切需要其他政治力量平衡高氏一族的权力，以此维护自身及下一任皇帝的权威不被削弱。

三、维护皇权的工具：胡太后

灵太后胡氏（491年—528年），又称胡充华、胡贵嫔， 祖父胡渊攻打统万时“以降款之功赐爵武始侯。后拜河州刺史”20，父亲胡国珍袭爵武始伯。胡氏一族不是门阀士族，只是普通官宦世家，且胡氏是靠在内廷讲经的姑姑比丘尼僧芝法师进入后宫被封“承华世妇”，后因“即诞肃宗，进为充华嫔。”21

由于宣武帝唯有孝明帝元诩一子，因此元诩必定成为下一任帝王，然而按照北魏的“子贵母死”制度，孝明帝生母胡充华必须被处死，元诩将会被皇后高氏抚养，再加上朝堂高氏一族的显赫，元恪死后高皇后很大可能成为第二个冯太后临朝称制，元诩作为皇帝的权力必将被限制，甚至会出现高氏弑君夺位等不可控等变化。因此宣武帝故技重施，扶持其他政治势力以对抗高肇专权，维护皇权集中，而保住元诩生母胡氏成为宣武帝首要手段。

胡太后的家庭出身比高皇后所在的高丽高氏更低，因此胡氏很难凭借家族势力把持朝政，最有可能出现的胡氏和高氏以及宗室、门阀互相牵制的局面，也十分有利于元诩平衡朝政，掌控国家大权。在这种情况下，宣武帝为掣肘高氏一族权力，必须保证胡太后得以存活，“子贵母死”制度至此成为过去，因此胡太后尽管是宣武帝维护皇权、平衡政局的工具，但还是成为废除北魏“子贵母死”制度的最大得利者。

而宣武帝没有意料到的是胡太后和宗王势力和门阀士族的联合。515年宣武帝去世，“于忠即与侍中崔光遣右卫将军侯刚迎肃宗即位。并因肃宗年幼，不能亲政，安排太尉、高阳王元雍入居西柏堂，省决庶务；任城王元澄为尚书令，总摄百揆”22并且由于“世宗夜崩，时事仓卒，高肇拥兵于外，肃宗冲幼，朝野不安”23，因此尊高氏为皇太后，胡氏为皇太妃，以此迷惑高肇。最终“由孝明帝下诏‘暴其（高肇）罪恶’而‘自余亲党悉无所问’。彻底粉碎了高氏外戚集团。高太后见大势已去，出家为尼，居瑶光寺。”24随后皇太妃胡氏被立为皇太后。

胡太后联合宗王势力和门阀士族不仅打击了高氏一族的势力，还“临朝听政，犹曰陛下，下令行事。后改令为诏，群臣上书曰陛下，自称曰朕。太后以肃宗冲幼，未堪亲祭，欲傍《周礼》夫人与君交献之义，代行祭礼，访寻故式”25，在处理朝堂政务时也“亲览万机，手笔断决”26，大大削弱身为皇帝的元诩应有的权力，成为北魏又一位临朝执政的太后，宣武帝企图通过胡氏维护皇权集中、平衡政治局势的意图彻底流产。

四、结论

根据目前主流历史学家的观点认为宣武帝元恪之所以废除“子贵母死”制度是因为元恪性格温顺，且崇尚佛教，佛教的慈悲思想为“子贵母死”制度被废奠定了一个客观有利条件。而野史则普遍认为灵太后胡氏深受元恪宠爱，且胡氏拉拢朝中大臣为其游说元恪，因此得以免于处死。

但在北魏时期，佛教成为统治阶级尤其是少数民族政权可以依靠的宗教力量，因此作为统治者巩固皇权的工具得到北魏统治者的不断推崇，因此也许佛教慈悲思想对宣武帝废除“子贵母死”制度有助推作用，但宣武帝仅仅因崇佛的原因而废除“子贵母死”制度的说法便大打折扣。

而灵太后胡氏在历史记载上家室低微，因其姑僧芝得以入宫侍奉，在未生育前仅是宣武帝后宫的普通的低位嫔妃，是母以子贵得封高位，并不受宣武帝宠爱。而朝中大臣之所以帮助胡氏保住性命还增添胡氏的政治权力，更多也是想借助胡氏及孝明帝的力量打压政敌和获取利益。

因此，“子贵母死”制度的废除更多的是因为政治因素，即宣武帝为维护皇权集中而要保住胡氏，避免皇权旁落。然而宣武帝过分倚重平衡政治力量来维护皇权集中，最终导致了政局的失衡，造成了胡太后架空孝明帝临朝执政的局面，还加速了北魏王朝的衰亡，但宣武帝维护皇权、平衡政局的思想和手段值得肯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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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魏书》 卷二十一下《献文六王下·彭城王元勰传》，第466页

[8]《魏书》 卷二十一下《献文六王下·彭城王元勰传》，第4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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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柳娇丹：《高肇专权问题的再认识》 ，《西北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19年11月第6期

[12]张金龙：《高肇专权与北魏宣武帝时期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兰州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

[13]张金龙：《高肇专权与北魏宣武帝时期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兰州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

[14]柳娇丹：《高肇专权问题的再认识》 ，《西北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19年11月第6期

[15]张金龙：《高肇专权与北魏宣武帝时期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兰州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

[16]《魏书》 卷十三《宣武顺皇后于氏传》，第261页

[17]《魏书》 卷十三《宣武顺皇后于氏传》，第261页

[18]《魏书》 卷十三《宣武皇后高氏传》，第262页

[19]《魏书》 卷十三《宣武灵皇后胡氏传》，第262页

[20]《魏书》 卷八十三《外戚下·胡国珍传》，第1547页

[21]《魏书》 卷十三《宣武灵皇后胡氏传》，第262页

[22]石少欣、陈洪：《北魏世宗高皇后出俗为尼考》，《文学与文化》，2012年第2期

[23]《魏书》卷十九中《任城王元澄传》，第371页

[24]马望英：《北魏末年灵胡太后述论》，《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7年第19卷第2期

[25]《魏书》 卷十三《宣武灵皇后胡氏传》，第263页

[26]《魏书》 卷十三《宣武灵皇后胡氏传》，第263页

作者简介：1966～ 林业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林木、观赏植物组培育苗技术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