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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贬官记》以县令边一笑查案为主线，围绕公正执法的清官与犯人及其亲族的冲突展开。以格雷马斯结构主义叙事学为理论支撑，通过构建“行动元”模式图和符号矩阵，探究叙事文本的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及结构背后的叙事逻辑。由表层结构可知，查案过程也是各方势力的斗争过程，表现出民众惩恶扬善、呼吁正义清官的朴素愿望。由深层结构可知，亲族能够乱法的原因，是公共道德与私人关系在法律实施上的混融，反映了“不论对错，只论关系”的集体无意识对法律实施过程的负面影响。

关键词：《贬官记》；结构主义；格雷马斯；行动元；符号矩阵

闽剧《贬官记》改编自同名梅林戏，曾入选“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十大剧目，获奖无数。该剧讲述了被贬县令边一笑在处理案件过程中，偶然将佯装私访的上级崔云龙收为学生，一同查案追凶的故事。由于凶手为地方官吏金知府的外甥，二人受到金知府的威胁和阻拦。首次判决时，崔云龙佯装释放真凶以讨好金知府，考验边一笑。边县令大怒，将其打入狱。狱中，崔云龙被边县令的廉洁品质打动，对案件的态度由冷眼旁观转向尽力支持。二次判决时，边一笑顾不得金知府的威胁和顶撞，坚持公平判案，赢得崔云龙的完全信任。最后崔云龙亮出身份，力挽狂澜，惩恶扬善。本剧由侦破“花花案”的明线与“考官”的暗线相互交织而成，在破获案件、主持正义的同时，也“考”出了一个贬官而不贬志，官嬉而政不荒的官员。值得关注的是，清正廉洁的官员希望获得正义的审判结果，并依规努力追凶，但近乎失败，最后依靠更高权力的援助才转危为安。在现实与理想的巨大反差背后，蕴含着深层力量的斗争。现运用格雷马斯的结构主义方法进行情节拆分，构建本剧的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发掘矛盾背后的深层理念分歧。

法国结构主义学者格雷马斯认为，“结构是意义的存在方式，其特征是两个义素之间的接合关系的显示。”[1]文本的意义寄存于叙事结构中，通过义素之间的关系表现出来。叙事结构分为外显的表层结构及内隐的深层结构。深层结构是叙事的最初表达形式，可演化为不同的表层结构，最后形成具体的不同的叙事文本。在具体方法上，格雷马斯归纳普罗普在《故事形态学》中提出的“功能”与“行动元”理论，提出了三组二元对立的“行动元”概念，以拆解行动模式构建表层结构。同时，吸收列维·斯特劳斯的“二元对立”理论，创建“符号矩阵”揭示主要矛盾对立关系，绘制深层结构，表现深隐其中的政治、文化等宏观理念冲突。

一、格雷马斯行动元模式与表层结构

叙事过程呈现了情节的起承转合，为提炼结构的基础。现以情节转折点为参照点，将《贬官记》的情节划分为四个叙事过程。

首先，五品官员边一笑，被崔云龙贬为地方县令。他刚上任，便接到艾春兰的夫死案，遭到崔的微服暗访。两人相遇后，边一笑不知底里，硬将崔云龙收为学生，一同办案。其次，边一笑得知实情，捉拿奸夫不成，反而被咬了一口，铩羽而归。再次，崔云龙代理审判时，为避免得罪刘强的背景金知府，主张释放艾春兰，了结此案，被判入狱，对此县令的印象大为改观。最后，终审时金知府出面干涉，崔云龙官袍加身，亮出身份，支持边一笑判罚，取得正义结果。

通过对四个叙事过程的梳理，可看出人物的主要个性及角色之间的基本互动关系。普罗普提出，人物的“功能”是构成叙事文本的基本要素，不论由谁、以何种方式实现，它永远是故事中不变的因素。[2]格雷马斯结合语言学研究方法，将普罗普的角色功能论进行总结简化，呈现为三组二元对立的行动元范畴。叙事文本中的角色都可归入主体与客体、发送者与接受者、辅助者与反对者三组关系中。现运用格雷马斯行动元模式进一步分析本剧行动元关系，以构建表层结构。

如上图所示，主人公边一笑为故事主体，其他行动元以其为中心运作。追捕凶手、解决案件为主人公追求的客体。主体为追求客体，受到来自身体与精神上的双重折磨，但始终没有放弃，直至成功解决案件。发送者为对清正廉洁、公平审判的追求与愿望，支持主体行动。虽然边一笑在私人生活中有失官员风度，兴趣失雅，但他在仕途上追求公平正直，清正廉洁，励志做一个清官、好官。此种意愿始终支持他前行。边一笑自身作为清正廉洁追求的接收者，受到激励，坚持排除万难，还原真相，惩罚恶人。崔云龙和金知府为实际的辅助者和反对者，不仅推动了情节的顺承发展，而且导致了关键性转折，影响主体的行动。在辅助者的建议和帮助下，边一笑顺利查明真相，并完成公正判决。因受到反对者的强势干涉，边一笑的维护清廉官场之路才会如此艰难，甚至近乎失败。

在充分厘清人物关系，分析行动元及其功能的基础上，可进一步把握《贬官记》的表层结构。在格雷马斯理论中，文本的表层结构指义素层上的行动模式。他将行动模式分为四个阶段，分别是产生欲望、具备能力、实现目标和得到奖赏。[3]这些阶段共同组成了文本的表层结构。

（一）产生欲望

欲望是促进主体行动的动机，也是支持主体不断前进的动力因素。主体的欲望可能受到外部事件的刺激而产生，也可能源于内心的某种追求与信念。边一笑并非一个传统的包公式“清官”形象，他既坚守传统原则，又有世俗感性。在日常生活中放达乐观，不拘小节，好色爱俗，好为人师。在大是大非面前又能坚持底线，维护规则，追求正义。捉拿真凶、维护公正的欲望是他行动的起因与动力，也是故事文本叙事的开始。对于道德底线的坚守，对于还原真相的信念，对于百姓负责的情怀，都是支持他行动的动机。

（二）具备能力

主体必须具备一定的能力才可持续推进事件发展，追求欲望，实现目标。首先，边一笑作为县令，有审议判决权与充分的人力资源。他有权断决案件，并派遣捕快。其次，他识人能力强，在茶馆众多顾客中认定崔云龙非等闲之辈，将其纳入自己的查案队伍。这位“学生”在一次次关键节点帮助他找寻出路，并最终帮助他化险为夷，维护公正。最后，他的执着坚持和乐观的处世态度，让他在负伤后想到利用伤情对案件进行突破，在被威胁后依然执着守护初心。他强大的心理素质和抗压能力，帮助他渡过一个个难关，达成最终目标。

（三）实现目标

实现目标指主体对目标的追求行为获得了一定成果，是四个阶段的核心。实现目标包括从无到有与从有到无两种方式。边一笑的翻墙追捕、负伤审问、二次开庭等一系列行动，都促成了最后的成功审判，达到了维护清廉、公正判案的目标，获得最终胜利。

（四）获得奖赏

获得奖赏部分是对事件的最后状态做判断，对目标实现情况与成果进行评价。由于边一笑个人能力受限，崔云龙最后亮明身份，支持边县令判案，惩处勾结官吏，促成了公正审判。他对边一笑清正廉洁和追求公平的肯定，对其官运前途的保护，是对主体行动的肯定评价与奖赏。

“结构之所以为结构，就在于它给人物故事以特定形式的时间和空间的安排，使各种叙事成分在某种秩序中获得恰如其分的编排配置。”[4]四个阶段的行动模式呈现了各叙事成分的编排逻辑，组成了故事的表层结构。边县令受到为官清廉、断案公正的观念的激励，努力追捕案件凶手，遭遇了金知府的强硬阻止。因始终不妥协于霸权，坚持彻查案件，得到了崔云龙的认可与帮助，最终成功查明案件真相，作出公正审判，维护清正廉洁的官员作风。

二、格雷马斯符号矩阵下的深层结构

格雷马斯吸取列维·斯特劳斯的“二元对立”理论，将故事中的矛盾方式由二元扩展到四元，以三种不同性质的关系将各方连结，展现故事的主要矛盾结构，形成符号矩阵。符号矩阵包括相反对立和矛盾对立两种不同性质的对立关系，以意义项的对垒表达故事结构。在这一结构中，以对立关系为主，矛盾关系为辅，矩阵中的四个义素包括具体的人、事、物，和抽象的观念、价值，文本意义在四个义素的运转中生成。现参照格雷马斯矩阵，将《贬官记》的人物关系抽象为下图。

边一笑作为矩阵中的X，他与要追捕的凶手刘强（反X）形成了强对立关系，全剧以县令与凶手的相互斗争为情节发展的主要矛盾。边一笑伪装成江湖人士潜入茶馆探听消息、与崔云龙共同设计引出刘强、亲身翻墙抓捕、与金知府当堂对质等行为构成了情节的主要部分，间接引出多种势力的参与。崔云龙身在暗处，虽有“考官”之意，以旁观者的态度陪伴、考验边一笑，但在案件立场上，他与边县令同处一方，致力于把凶手和其背后势力绳之以法，与边一笑没有明显的矛盾与对立关系，为非X项。金知府舞弄权势，不仅包庇罪人，而且试图代替边县令断案，掌控并改变案件性质。他与刘强在逃脱惩罚上处于同盟关系，企图借助权势躲避罪行，与主体有矛盾关系，但不直接对立，为非反X项。

由格雷马斯矩阵可得，本剧的深层结构以执法者与违法者的对立为主，以执法者与包庇者的矛盾为辅，以官府与亲族的势力斗争为表现形式，以公共道德与私人关系在法律层面的较量为内核。在此结构中，表面上持续进取的执法者们在实际较量中节节败退。边县令翻墙追捕不得，反而负伤被诬为贼；不畏金知府的威胁坚持判案，险些再次被贬。表面上处于被动的违法者们却在暗中得到某种深层社会伦理的默许，得以依仗亲族势力、地方名望逍遥法外。深层结构暗含的反差现象，是公共道德与私人关系在法律实施时的混融导致的。社会伦理既主张社会公德和平等审判，又无法避免私情的掺杂，导致公私界限不明，判罚时出现问题。

三、结语

“一篇叙事作品的结构，由于它以复杂的形态组合着多种叙事部分或叙事单元，因而它往往是这篇作品的最大的意义之所在。”[5]由结构主义叙事学角度对文本进行结构分析，可在叙事单元的组合逻辑中，发掘深隐的人物矛盾和思想理念冲突，更进一步把握文本内涵。以格雷马斯“行动元”理论与符号矩阵作为结构主义分析的理论支持，在梳理故事内容的基础上，构建表层与深层结构，探索表面矛盾背后的深层原因。首先，通过四个行为模式阶段，建立人物行动的逻辑顺序，建立行动元关系与模式图，构建文本的表层结构。其次，根据格雷马斯符号矩阵，构建以执法者与违法者的对立为主，以执法者与包庇者的矛盾为辅的深层结构，反映了公共道德与私人关系在法律实践中的冲突，表达了民众对公平正义的追求。最后由结构可得，

本剧中，依据公法，刘强应在正当的审判流程中获罪，给受害者一个交代。而实际上，为凶者屡屡胜利，而执法者节节退败，反映出私人关系对法律判决的负面干预，体现了人们“不论对错，只论关系”的集体无意识。由于多数官员屈服于更为强势的私人关系，造成大量冤假错案，如边一笑一颦的清官才显得弥足珍贵，受到百姓爱戴。

参考文献

[1]（法）A.J.格雷马斯著，蒋梓骅译：《结构语义学》，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36页。

[2]（俄）普罗普：《故事形态学》，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7页。

[3]刘小妍：《格雷马斯的叙事语法简介及应用》，《法国研究》， 2003年第1期，第200页。

[4]杨义：《中国叙事学》，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61页。

[5]杨义：《中国叙事学》，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