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这篇研究论文探讨了克莱斯特（Heinrich von Kleist）的中篇小说《米夏埃尔·科尔哈斯》中的正义、社会矛盾和个人道德的主题。论文分析了科尔哈斯的正义追求及其理性局限，贵族与平民之间的社会矛盾与治理技术。此外，本研究探讨了小说如何深刻地反映了社会道德和正义观念的复杂性，以及个体在权力下的道德逻辑。最终，论文还比较了克莱斯特的作品与福柯（Michel Foucault）的权力理论和启蒙思想之间的联系。

关键词：福柯，克莱斯特，米夏埃尔·科尔哈斯，治理技术

在克莱斯特的中篇小说《米夏埃尔·科尔哈斯》中，正义的观念和治理技术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引人深思的议题。故事开始于16世纪的德国，主人公米夏埃尔·科尔哈斯，原本是一个正直善良的马贩子。然而，正义感将他推向了一场艰难的道德斗争。小说中的正义逻辑指示出哈斯如何从一个普通市民转变为强盗和杀人犯的路线。而福柯关注权力如何运作，如何影响个体和社会。他提出了“治理技术”的概念，这是一种权力运作的方式，旨在控制和规范人们的行为。正义的实践通常受到权力机构的制约和引导，而小说中的角色是这一权力关系的产物。小说中的正义观念与社会治理技术的相互作用形成了复杂的道德和伦理挑战。科尔哈斯的起义不仅是为了追求个人正义，还反映了他对社会矛盾和不公平的强烈反感。他的正义实践形成了一种抵抗权威的力量，并且与当时的社会权力结构展开斗争从而突围权力。克莱斯特通过科尔哈斯的故事提出了对启蒙理性的质疑。启蒙理性强调理性思维和法治，但在小说中，法律和理性并不能解决科尔哈斯面临的正义问题。本文研究小说如何反映了对启蒙理性的挑战，以及科尔哈斯如何寻求非传统的正义途径，超越了理性法治的局限。正如福柯质疑启蒙理性的效力，科尔哈斯恰恰反映了这一批判。福柯的视角提供了一种可能性，把正义和理性置于权力的框架下，从而深化对人性、伦理和社会道德的思考。

一、正义逻辑与正义实践

在小说中，科尔哈斯的自我认同和言辞表现出他对国家权力的强烈不满和抵制。他自称为“只服从上帝的帝国自由民和世界公民”，这强调了他的个体性和独立性，以及对自由和权利的坚定追求。科尔哈斯对妻子说：“我不愿留在一个不愿保护我、不愿保障我的权利的国家里。假如我该让人随意践踏宰割，那我宁可不做人，而去做一条狗！”这一言辞表达了他对国家权力的不满，同时表明他愿意为了捍卫自己的权利而与国家权力抗衡。科尔哈斯试图在非法领域中寻求合法的意义，这体现了福柯所提出的观点，即要考察在不正常的领域发生的事情，以了解“正常”的社会意义。他的言辞表达也反映了权力形式在个体身上施加影响，同时个体具有自我认知和身份，从而形成了复杂的权力关系。

小说中，科尔哈斯面临了来自皇帝陛下的律师的起诉，指控他破坏了帝国治安法。尽管科尔哈斯试图以他与萨克森选帝侯的和解协议来为自己辩护，声称他的行为已被勾销，但律师告诉他，这里控告他的是皇帝陛下的律师，而皇帝不需要受理他与选帝侯的协议。此外，律师向他解释了他控告文策尔·封·特隆卡容克一案，德累斯顿方面将作出满意的判决，容克将全额赔偿他的损失。这一情节突显了权力关系中的复杂性和不对称性。科尔哈斯在面对皇帝陛下的律师时感到无力，他的和解协议无法为他提供保护。权力的施展以及法律体系的作用使得科尔哈斯不得不接受自己的命运，感到自己倒霉，不再申辩。这个情节反映了福柯所强调的权力的征服性和权力关系中的不平等，同时也揭示了权力形式在个体生活中的具体表现。

科尔哈斯的正义逻辑表现出复杂性和多重层面的考量。尽管他面临着来自国内的不利诉讼和负面情绪，他的正义逻辑与对正义的坚决信仰相关。首先，科尔哈斯显然坚信他没有责任，这表明他认为正义要求他维护自己的清白和无辜。他或许认为，正义是不冤枉无辜之人，不对其产生不公的指责。他可能坚信自己的权利受到侵犯，因此应该寻求正义。然而，这也揭示了社会舆论对科尔哈斯的不满。人们普遍认为他过于坚持复仇心理，不愿放下个人恩怨，而采取暴力手段。这种反感情绪可能是因为大多数人更倾向于维护社会和解、秩序和稳定，而不是个人的复仇。在这里，正义的定义因个体和社会的不同观点而变化，科尔哈斯的正义逻辑与社会舆论之间存在差异。这反映了福柯所强调的权力和正义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正义定义的相对性。

科尔哈斯的正义逻辑展现出了一种内在的权衡和审判机制。他的正义感就如同一个精密天平，细致地权衡着他的情感和怒气。尽管他对总管的言辞感到气愤，但他不轻举妄动，而是试图在内心的法庭中审判对手的行为。这个内心的法庭象征着他的思考过程，他在其中寻求真相和公正。他通过向总管询问马夫的过错来展现了他对正义的执着。科尔哈斯的行为与福柯所述的权力关系中的行为模式相契合，他并未采取直接作用于他人身上的暴力，而是选择了与他人的行为发生作用，通过理性的对话来寻求解决。这一情节揭示了科尔哈斯内在的行为方式，他的正义逻辑旨在通过审慎思考和合理的行动来追求正义，而非盲目狂热的愤怒。

二、治理技术与权力突围

信函是路德派人通过书面方式向萨克森选帝侯提出建议和诉求的行为，显示了治理的一种形式。科尔哈斯的案件成为了一个问题，需要通过治理机构（君主和其侍从、宰相、大司寇等）来解决。这一情节中的各个角色都在权力关系中扮演不同的角色，从侍从孔茨先生的签字权到大司寇弗雷德伯爵的意见发表，都展示了一个典型的封建式治理机构的层级结构和运作方式。以下是这个机构的主要角色和层级。首先是萨克森选帝侯，作为最高统治者，他在这个治理机构中拥有最高的权力和权威。他需要面对各种问题和决策，包括科尔哈斯案件的处理。其次是宰相卡尔海姆伯爵。宰相在封建社会中是国家的高级官员，通常负责政府的日常管理和政策制定。在这个情节中，宰相是一个重要的参与者，可能为选帝侯提供政策建议。再次是大司寇弗雷德伯爵。大司寇通常负责司法和法律事务。他在科尔哈斯案件中担任一个关键的角色，提供法律意见和观点，以帮助选帝侯做出决策。最后是侍从孔茨先生和兴茨先生。这两位侍从在治理机构中担任高级官员的角色，有权以君主的名义签字画押，处理秘密信件，以及提供建议和见解。这个治理机构的层级结构非常清晰，从最高统治者（选帝侯）到辅助官员（宰相、大司寇、侍从）都有明确定义的职责和责任。他们在处理重大事务时需要协同工作，包括科尔哈斯案件的处理。这种层级结构反映了封建社会的政治组织方式，其中各个层级都有自己的权力和职能，但最终服从于最高统治者。

另一方面，路德派人的信函中明确提到了“公众舆论”和科尔哈斯的煽动能力，这反映了治理理论中关于公众的角色。科尔哈斯成功激发了公众对他的同情和支持，使他们愿意为他的正义事业而斗争。这呼应了福柯在治理中关于公众参与和影响力的论述。最后，侍从孔茨先生提到马贩子采取残暴行动的行为不合法，这反映了治理机构对法律和秩序的维护。科尔哈斯采取的报复行动被视为不合法，需要通过法律程序解决。这强调了福柯治理理论中法律和规则的重要性，以确保社会秩序和权力的合法行使。

在小说中，治理技术的展示是通过科尔哈斯的处境来呈现的。科尔哈斯作为一个外来者，置身于特隆卡城堡，面临着城堡管理层和权力机构的审查和控制。审查体现在城堡总管的指责和城堡内部的规则，包括对马夫的处理。言辞则是科尔哈斯试图用以表达自己的正义感和不满，但也被用来审查他的言行。小说中的治理技术强调了封建社会中的权力和控制机制，以及个体在这种体制下的困境。通过展示审查、言说、忏悔和服从，小说呈现了治理如何在特定社会背景下塑造和管理个体的行为可能性领域。科尔哈斯在这一过程中试图通过言辞表达自己的情感，但最终也被迫接受城堡体制的绝对掌控。这突显了治理技术的力量和复杂性，以及对个体自由的限制。

科尔哈斯在小说中表现出了一系列暴力行为。最显著的是他多次放火烧毁特隆卡城堡，这是他采取的极端暴力行为之一。他不仅一次点火，而是三次烧毁城堡的部分建筑，导致了财产损失和混乱。这些放火行为被视为对特隆卡家族的报复，因为他认为他的马被不公平地赶出城堡。此外，科尔哈斯在与城堡管理层和权力机构的冲突中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身体暴力。他在某种程度上使用威胁和暴力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尽管这些行为并不像城堡管理层所宣称的那样残暴。

科尔哈斯的行为可以被视为一种尝试突围权力的努力。他采用了多种手段，包括暴力行为，以尝试推翻特隆卡城堡管理层的权力和恢复他认为被剥夺的权益。暴力成为他的一种手段，用以表达对不公平待遇的不满和愤怒。科尔哈斯的放火行为代表了他采取的极端暴力，试图通过破坏城堡的财产来突围，迫使管理层重新考虑对他的案子。这种暴力行为是对城堡权力结构的抗议，同时也是一种尝试将他的权利问题置于公众舆论的焦点之下。科尔哈斯采取的这种行为模式是一种力图改变权力关系的尝试，通过引发回应和可能的反应，以期实现他的目标。这反映了权力关系和行为模式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暴力作为一种可能性行为的使用，以突围和影响权力的施展。

三、启蒙理性的局限性

小说中存在一些启蒙理性的局限性，这主要体现在科尔哈斯的行为和他所期望的社会反应之间的冲突。首先是个体理性与社会理性的对抗。科尔哈斯作为个体，怀着启蒙理性的信仰，认为他的权利受到侵犯，因此采取了激进的行动，包括暴力手段。然而，社会中的启蒙理性和法律制度更强调通过合法途径解决争议。科尔哈斯的行为在社会中引发了不满和反感，因为它与社会规范和法律相冲突。

其次是社会秩序与个体复仇。小说中的情节反映了社会秩序和个体复仇之间的冲突。科尔哈斯选择了以牺牲城堡的财产和暴力手段来实现他的复仇目标，这与社会秩序和法治原则背道而驰。这表明，在某些情况下，个体的理性和复仇欲望可能会导致社会秩序的动荡。再次是公众舆论和社会反应。科尔哈斯期望公众舆论会站在他这一边，支持他的行动，但社会舆论却在某种程度上反感他的行为。这表明，即使个体行为基于启蒙理性，社会反应也可能不同于个体期望的那样，因为社会中存在更广泛的价值观和法律规则。最后是反抗与权力结构。科尔哈斯试图反抗城堡管理层的权力结构，但他的反抗主要是基于个体的力量，而非建立在更广泛的社会运动或组织之上。这限制了他的能力来影响权力结构的真正变革，因为社会中的权力关系复杂而强大。

福柯认为，康德之后的哲学任务是将理性限定在经验给定的范围内，以避免过度的理性化。这种限定理性的努力表明，理性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不是一种无限的力量，而应受到限制。科尔哈斯在寻求正义时将暴力作为手段，而不是仅仅依赖理性的辩论。这与康德的理性道德观念形成对比，后者要求行动应当建立在纯粹的理性原则之上，避免暴力和情感的干扰。科尔哈斯的行为突显了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在特定情境下，理性可能需要受到限制，以确保社会秩序和公平正义。

四、结论

小说中主人公科尔哈斯的正义逻辑及其实践揭示了他对于正义的追求是通过暴力手段实现的，反映了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紧张关系。贵族阶级与市民阶级的矛盾则反应了社会阶级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科尔哈斯作为一个市民阶级的代表，如何试图挑战贵族的特权和权力。同时，克莱斯特在康德危机中的写作活动折射出理性限定的必要性，以避免过度的理性化。最后，通过小说反思了德国启蒙理性及其现实意义，认为在特定情境下，理性可能需要受到限制，以确保社会秩序和公平正义的实现。小说中的情节并不复杂，但却能引发对于理性、权力、社会阶级和正义的深刻思考，对于探讨启蒙理性的局限性和现实应用具有重要启发。

参考文献：

[1] 海因里希·克莱斯特：《米夏埃尔·科尔哈斯》，赵登荣译，见《克莱斯特作品精选》，译林出版社，2007。

[2] 米歇尔·福柯：《自我技术》，汪民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3] 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 杨远婴译，新知三联书店，2012。

[4] 米歇尔·福柯：《什么是批判》，汪民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基金项目：天津市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资助 项目编号：2022SKY296

作者简介：谢泽强（1998—），男，汉，籍贯黑龙江省绥化市，硕士研究生，单位天津外国语大学，研究方向德语语言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