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亨廷顿教授生前曾用一句话来概述他的观点：不是所有好事情都会同时到来。即发展中国家不可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保持政治上的稳定。“亨廷顿悖论”的精髓是，经济发展会带来社会结构的变化，而社会结构的变化往往是政府难以适应的。21世纪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比当年更深刻的社会变化，对政府而言，治理的挑战就更大。在现代化的浪潮中，发展中国家遭遇种种政治乱象，究其根本在于缺少政治权威以及证制度度化水平低，盲目照搬西方现代化的方式。而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则成功走出了“亨廷顿悖论”，主要路径有四点：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面推进与协调发展相结合。

关键词：“亨廷顿悖论”；发展中国家；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

美国政治学家萨缪尔·亨廷顿有两句非常流行的话，第一句话是“国家间最重要的区别是管治的程度，而不是政府的形式”，第二句话是“不是所有的好事情都会一起到来”，也就是说经济快速发展与政治社会稳定很难两全。几十年来，这个悖论被众多发展中国家反复验证，而中国则成为了一个特例，四十多年来，中国在实现经济腾飞的同时，保持了国家政治社会的安全与稳定，成功走出了“亨廷顿悖论”。“亨廷顿悖论”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在现代化过程中会产生“亨廷顿悖论”？中国的现代化又是如何走出“亨廷顿悖论”？

一、走进亨廷顿悖论：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乱象

“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和趋势，是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进程”，但“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产生秩序混乱的原因，不在于缺乏现代性，而在于为实现现代性所进行的努力。”[1]“如果一个国家出现动乱，那并非因为他们贫穷，而是因为他们想致富。”[1]这就是著名的“亨廷顿悖论”，也就是说经济快速发展与政治社会稳定很难两全。[2]特别地，他观察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经济发生转型的国家，政治上特别容易出现不稳定。

1. 军事政变频发、政府更迭不断

处于现代化之中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政治共同体分崩离析而危害自身；政治机构权力微弱，威望更差，不堪一击。[1]2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20年间，20个拉丁美洲国家中就有17个国家发生了军事政变，只有墨西哥、智利和乌拉圭还维持着宪法程序，而在北非和中东国家、西非和中非国家以及一批亚洲国家，军事政变也相继成功。甚至在近几年，非洲中西部地区仍然频繁发生军事政变。

2. 政治腐化现象丛生

亨廷顿认为，现代化滋生着腐化。由于现代化设计社会基本价值观的转变，社会内部的集团逐渐接受天下平等的观念，这意味着对国家来说，公民享有平等的权利并应尽平等的义务这一概念的传播，新旧观念的冲突为个人创造了以这两种规范所不承认的方式进行活动的机会。其次，现代化开辟了新的财富和权力来源，从而进一步助长了腐化行为，因为这些新的财富和权力与政治的关系在该内部居统治地位的传统规范中没有明确定义。第三，现代化通过它在政治体制输出方面所造成的的变革来加剧腐化。特别是处于后期现代化之中国家的现代化，涉及政府权威的扩大和各种各样受制于政府活动的增加。[1]

3.社会动乱频发、恐怖主义活动猖獗

现代化和暴力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一般来说，现代化程度高的社会较之现代化程度低的社会来得稳定，国内暴力事件也少。[1]政治秩序混乱的原因，不在于缺乏现代性，而在于为实现现代性所做出的的努力。[1]导致暴力的原因在于现代化，而不在于落后，现代性意味着稳定，处于现代化过程之中的国家里，较为富裕的地区发生暴动、骚乱或者极端主义活动比起较贫穷地区来的多。经济发展水平低，经济增长率和政治动乱之间成正相关；经济发展水平高，经济增长率和政治动乱之间程负相关；当经济发展水平中等是，两者之间无明显关系。至此，亨廷顿提出了“如果贫穷国家出现动乱，那并非是因为它们贫穷，而是因为它们想致富”。[1]

二、解构亨廷顿悖论；发展中国家遭遇亨廷顿悖论的原因

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的开篇，亨廷顿在分析了美国、英国和苏联能安邦定国的原因，他指出这三个国家尽管有着不同的政府形式，但都具备强大的、能适应的、有内聚力的政治体制。这三家政府有公民的忠诚，从而有能力去开发资源，征用民力，创制并贯彻政策。[1]1这正是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所缺失的。

1.政治制度化程度跟不上政治参与扩张的速度

美国、英国和苏联的政治体制，较之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多数国家的政府，区别是显著的。从浅层次来看，它们确实缺乏很多诸如文化、教育、健康水准和生产效率的东西，然而，还存在着一种更为严重的深层短缺，即政治上的共同体和有效能的、有权威的、合法的政府。[1]由于社会和经济急剧变革，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扫盲和教育的提高以及工业化、大众传媒的推广，进一步扩大了政治意识，拓宽了政治参与面，而政治上的组织化和制度化程度发展缓慢，不同程度的落后于社会和经济变革，最终导致了暴乱和动荡。据此，亨廷顿指出：“要想保持政治稳定，当政治参与提高时，社会政治制度的复杂性、自治性、适应性和内聚力也必须随之提高。”[1]

2.经济快速发展的诉求与财富分配不均的制度之间的矛盾

政治不平等可以说是政治动乱固有的一面。那么经济不平等的情况如何呢？ 在农业为主的国家里，土地所有权的不平等与思域暴力的人数之间的关联度大约是0.70。[3]在不发达国家里，现代化的、非农业部门的收入分配方式总要比农业部门的收入分配不平等得多。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打破了原有的财富分配方式的同时又没有建立起新的有效的分配方式，加之其往往采取追求效率牺牲公平的方式，加剧了财富分配的不均，社扩大了收入差距和对立社会结构。经济发展是经济上的不平等越发严重，与此同时，社会动员又在削弱这种不平等的合法性。现代化的这两个方面合起来变产生了动乱。

3.盲目照搬西方经验与急于求成的现代化进程

自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率先实现现代化以来，广大发展中国家或主动或被迫走上了寻求自身现代化的道路，但由于存在着道路选择与自身国情的不匹配，导致其在现代化过程中产生了各种难以克服的矛盾和问题。[4]遵循以往现代化道路的发展经验，发展中国家在发展初期通常以工业化，特别是重工业的发展作为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基础。这种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思路通常伴随着生态意识的严重缺乏，往往会带来两种殊途同归的结果，即不管是由于缺乏经验技术创新还是以承受发达国家环境污染来换取本国工业发展，最终都会导致资源浪费以及环境恶化，影响后续发展。亨廷顿由此指出一国在某一时期的现代化进程中无法同时实现所有的现代化目标，这种整体性的历史变革只有在一定的时间跨度中才可能全面展开。[5]

三、走出亨廷顿悖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

亨廷顿指出，“国家与国家之间最为关键的政治差别，并非来源于他们各自所遵循的政体模式，而是他们各自政党的有效水平”[1]。从本质上看，“中国式” 就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一点规定了现代化的本质属性。“现代化”是工业革命以来由生产力发展引起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深刻变革的运动，其主要以工业化为引擎，使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化，并且传导到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从而使之发生巨大变化。[6]

1.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以党的领导为独特的政治保障

亨廷顿指出，对于致力于现代化的国家，“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一个强大的政党能够以一个制度化的公共利益来取代四分五裂的个人利益……成为维系各种社会力量的纽带，并为超越地方观念的效忠和认同奠定基础。”[1]所以走出亨廷顿悖论首要在于要建立一个坚强统一的政党领导下的中央政府，实现政治稳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制度的最大优势，也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独特的政治保障。[7]党的领导有利于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党的百年奋斗史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于坚持党的领导。[8]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最大的优势就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我们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

2.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作为独特的制度优势

亨廷顿对于暴乱和动荡的基本论点是：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社急剧变革、新的社会集团被迅速动员起来卷入政治，而同时政治体制的发展却又步伐缓慢造成的。[1]从这个角度看，在中国辉煌的“发展奇迹”背后，还有一个同等重要的“稳定奇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制度稳则国家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属于马克思恩格斯所构想的最高历史形态的低级阶段的初级阶段，符合人类从“物的依赖”向“自由个性”发展的必然规律和历史趋势[9]，理论上根植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制度构想，其优势在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真理性。[10]从历史时间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在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的制度实践中焕发出强大的生机与活力，推动党和国家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不断朝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奋进。

3.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以人民性为独特的价值立场

我国的基本国情是人口基数庞大，决定了我国的现代化是建立在众多人口基础上的巨型现代化。习近平指出：“在人类200多年的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不超过30个、人口不超过10亿。”[11]而我国仅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就走完了西方国家几百年走过的路。中国现代化新道路，是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发展目标和价值取向，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12]。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我们要精准把握并重点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以新发展阶段为立足点，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于追求共同富裕的全过程、各方面，使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越走越宽广，让人民有真正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13]

4.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以全面性与阶段性为独特的鲜明标志

从 1954 年毛泽东提出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14]。1965 年，周恩来正式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到党的十三大邓小平提出现代化发展“三步走”战略，再到党的十九大习近平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两步走”战略，中国共产党在现代化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中，成功开辟出独具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建设之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一条各个领域全面推进、协调发展的现代化道路，“全面性特征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的鲜明标志”[15]。无论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还是从“三位一体”到“四位一体”再到“五位一体”总体布局，都凝结了协调推进现代化建设的智慧。习近平指出，“要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协调发展”[16]。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全会强调，要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17] 。这五个方面既有各自独特的地位和作用，又相互促进、相得益彰。这五个方面协同发力，使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越走越宽广。

参考文献：

[1] 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

[2] 叶小文：中国何以能走出“亨廷顿悖论”[J].求是，2011（17）：63-64

[3] Bruce M. Russett， “Inequality and Instability： The Relation of Land Tenure to Politics，” Word Politics， 16（April 1964）， 442-454

[4] 韦泽秦，王伟峰. 现代化和现代性的矛盾——对“亨廷顿悖论”的一些思考[J]. 学理论. 2013（17）： 17-19.

[5] 严翅君.发展的悖论和发展理论的境域[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5，（2）

[6] 罗荣渠. 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增订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102．

[7] 董德福，齐培全. 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独特性与超越性[J]. 思想教育研究. 2022（04）： 57-63.

[8] 刘红凛.坚持党的领导：内涵演进、实现机制与历史启示[J].教学与研究，2022（04）：5-13.

[9] 宇文利.新中国70年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J].学术论坛，2019，42（04）：14-19.

[10] 朱海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生成的理论逻辑探析[J].理论导刊，2021（02）：48-52.

[11] 阎树群，黎日明. 习近平关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重要论述的原创性贡献[J]. 学习论坛. 2022（03）： 16-25.

[12] 习近平.扎实推动共同富裕[J].求是.2021.（20）.

[13] 郭晗，任保平.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共同富裕：实践历程与路径选择[J/OL].改革：1-10[2022-06-06].

[14] 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5]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基本问题[Ｍ]．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20：157、154．

[16]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17]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1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