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为全面展示周恩来、邓颖超两位伟人的崇高思想和丰功伟绩，2019年6月，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对基本陈列进行提质改造，历时约两年完成，以献礼建党百年。本文以我馆改陈为例，浅谈对人物类革命纪念馆展览质量提升的几点思考：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他在周恩来诞辰12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为指导，再结合近十年来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我们精心编写展览大纲；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对革命纪念馆、革命文物等的重要作用进行多次论述，为呼应时代需求，我们深挖文物内涵，新增大量文物，创新展示方式，坚持政治性、思想性、艺术性三者统一，用史实说话，增强表现力、传播力、影响力，努力打造精品展览。

关键词：呼应时代需求；深挖文物内涵；创新展示形式

革命纪念馆是党和国家的红色基因库，是传承党和人民英勇奋斗的光荣历史的重要场所，是展示中国革命的伟大历程和感人事迹的重要平台，是开展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基地。

本文以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基本陈列提升改造工程为例，谈一谈关于提升人物类革命纪念馆展览质量的几点思考。

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红色旅游先进单位、全国廉政教育基地、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国家4A级风景名胜区，也是天津红色旅游的重要阵地、天津标志性的现代文化设施之一。为综合提高文化服务水平，全面展示周恩来、邓颖超两位伟人的崇高思想与丰功伟绩，弘扬革命精神和时代主旋律，更好地发挥纪念馆作为公益性文化单位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社会价值，献礼建党100周年，我馆自2019年6月起对基本陈列进行提质改造，历时2年左右最终完成。

改陈后的纪念馆基本陈列分为四大展区，即主展馆、仿建的北京中南海西花厅展区、周恩来总理专机展区和“新海门”号船舶展区。

主展馆一层为周恩来生平展“人民总理周恩来”，按照时间顺序，分为“为追求真理不懈探索”“为民族解放建立功勋”“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三个部分，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贯穿始终，充分运用近十年来关于周恩来思想生平和中共党史的最新研究成果，展现了周恩来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光辉一生，以及他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杰出楷模”所发挥的历史作用。

主展馆三层将邓颖超专题展“邓颖超——20世纪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提升为邓颖超生平展“20世纪中国妇女的杰出代表邓颖超”，以时间为序，分为“探索妇女解放之路”“投身民族解放运动”“引领妇女参加建设”“肩负国家重要使命”四个部分，全面展示邓颖超的卓越贡献和高尚的人格风范，增加了她晚年在党的建设、国家统一、外交、统战工作和妇女儿童等诸多方面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作出的重要贡献，更完整地体现她伟大的一生。

西花厅展区设有复原陈列和主题文物展“伟大的情怀”，以景述情，情景交融，展现周恩来、邓颖超两位伟人的亲情、友情、爱情故事。

周恩来总理专机展区陈列着苏联政府赠送给周恩来的伊尔—14型678号飞机。

纪念馆基本陈列还增加了“新海门”号船舶展区，将新征集的最大一件文物，即承担当年邓颖超骨灰撒海任务的“新海门”号游轮安置于馆内，使该游轮作为基本陈列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加完整地体现邓颖超充满奉献精神的一生。

此次改陈，我们充分运用本馆馆藏资源的独有特色，呼应时代需求，突出精品意识，坚持政治引领、内涵丰富、形式新颖，努力打造出一个融政治性、思想性、艺术性于一体的精品展览。

一、主题鲜明，导向正确，提升展览的政治性。

我们国家有大量的革命纪念馆，伟人纪念馆也不在少数，截至2021年，全国革命博物馆、纪念馆已超过1600家，其中《中国革命纪念馆概览》一书中收录了1341家革命纪念馆。革命纪念馆中有等级馆196家，其中包括一级馆50家，二级馆67家，三级馆79家。很多革命纪念馆中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周恩来生平业绩和革命思想，作为同类型的纪念馆，我们一直在思考，我馆与他们的共通之处在哪里，所具有的独特之处又在哪里？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确定了改陈工作的指导思想。

（一）以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为指导

进入新时代，革命类纪念馆被赋予了新的使命和特征。作为我馆这样的伟人纪念馆政治性强，要为国家新时期宣传工作的主旋律服务。因此，只有深刻领会中共中央精神，吸收最新研究成果，才能够把握陈列内容的总体导向。

2018年3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周恩来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回顾了周恩来伟大、光荣的一生，接连使用六个“杰出楷模”来概括周恩来的伟大人格，高度评价了他的丰功伟绩，号召全党全国人民学习他的崇高品德和精神风范。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为我们全面学习和深刻理解周恩来精神提供了理论指导，也为我馆的改陈工作指明了方向。

展览以习近平总书记在周恩来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指导，将讲话精神贯穿展览始终，更好地展现周恩来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杰出楷模”所发挥的历史作用。

在“人民总理周恩来”展览的开篇，我们引用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为整个展览定下基调。展览第一部分，突出周恩来在五四运动中的领导作用以及旅欧时期在党团组织建设中的重要贡献，表现他是不忘初心、坚守信仰的杰出楷模；第二部分充实南昌起义、红军长征、团结抗战等重大历史事件的内容，表现周恩来是对党忠诚、维护大局的杰出楷模；通过周恩来在整风运动中亲笔起草的《我的修养要则》，表现他是自我革命、永远奋斗的杰出楷模；第三部分重点展示周恩来主持国家建设，心系人民群众，表现他是热爱人民、勤政为民的杰出楷模；同时反映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苦撑危局，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表现他是勇于担当、鞠躬尽瘁的杰出楷模。

西花厅复原陈列以实景实物的直观展示手段，还原了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工作生活环境，表现周恩来是严于律己、清正廉洁的杰出楷模。

在周恩来生平展的结尾，我们将习近平总书记“六个杰出楷模”的高度评价雕刻在墙上，作为整个高度概括了周恩来光辉而伟大的一生，以及为祖国、为人民鞠躬尽瘁的优秀品质和崇高精神，是对展览内容的概括和升华，更能够激发广大观众的爱国情怀。

（二）呼应时代要求，打造精品展览。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充分发挥革命纪念馆“红色基因库”的作用，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承下去，是革命纪念馆责无旁贷的责任。我们呼应时代需求，主动担当作为，努力打造精品展览。通过基本陈列提升改造，进一步完善展示与陈列、文物保护与研究、社会教育以及公共文化服务，把纪念馆打造成功能齐全、设备先进、国内领先的红色文化阵地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纪念馆充分发挥陈列展览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面推进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和公民道德建设中的阵地作用，弘扬革命精神、继承革命文化，推进革命文物保护利用传承，把周恩来、邓颖超两位伟人的崇高精神发扬光大，自觉承担起新时代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引导人民群众学习周恩来、邓颖超的崇高品德和精神风范，坚定理想信念，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二、深入挖掘文物内涵，加强学术研究，提升展览的思想性。

陈列展览的成功与否，直接取决于陈列大纲编写水平的高下。对于博物馆、纪念馆的陈列而言，陈列大纲的重要性就像戏剧的剧本一样，起到了谋篇布局和提纲挈领的作用。因而可以说编写陈列大纲是改陈的关键环节，应当摆在改陈工作的首位。“陈列大纲不能一蹴而就，要深入研究文献资料，了解学术动态，征询有关方面意见，往往要反复推敲、修改，几易其稿。”如何写好陈列大纲，我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加强学术研究，提升理论水平和策展能力。

展览内容的策划是一项集学术、文化、思想和技术的工作，除了需要具备专业的学术知识、博物馆学的业务功底，还要求策划人对传播学、心理学和美学有一定的研究。

经常举办临时展览，无疑给纪念馆的工作人员提供了一系列操作实践的机会。周恩来和邓颖超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建立了不朽功勋，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打造优秀展览，充分发挥展览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作用，我馆在近年来不断拓展思路，对两位伟人的生平业绩、精神风范进行深入研究，积极拓展思路，以馆藏文物为依托，深挖文物内涵，积极策划和制作了一批高水平、有特色、颇受观众欢迎的临时展览，取得良好的社会反响，充分发挥了纪念馆的社会教育功能。

在临时展览制作过程中，通过关注人物学术研究动态、展览主题的定位和归纳、展览文本的提炼等环节，我馆业务人员对周恩来、邓颖超的生平事迹和卓越功绩有了更加深入的研究与了解，提升了学术科研能力、展览文本策划能力，既提升了理论水平，又增加了实践经验，为纪念馆打造了一支高素质、复合型的专业团队，也为我馆的改陈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深挖藏品内涵，展示最新文物征集成果。

在编写大纲的过程中，我们坚持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让文物活起来”的重要指示精神，不断挖掘馆藏文物资源，对馆藏文物进行了充分的研究，在选择展品时精心挑选具有典型性的文献、文物，尽可能多地展示馆藏精品文物和文献。本次改陈中，新增展品达到50%以上。

我馆共有7000多件（套）文物，尤其是2009年以来，我馆新征集文物近500件（套）、资料5700余（套）。“文物的历史作用在于文物是历史的参与者，它以自己的经历和自己的存在提供给观众原始的感性材料。尽管这些材料是历史的片段，但是，具有不可争辩的说服力和不容置疑的真实性，这是任何第二手材料所不可代替的。”要从数量众多的展品中选择最适合、最经典的藏品以供基本陈列展出，是我们工作的一大难点。随着近年来贯彻党中央传承红色文化的部署精神，对周恩来、邓颖超相关资料和文物研究工作不断开展，我们充分运用近十年来关于周恩来、邓颖超思想生平和中共党史的最新研究成果，对文物资料进行梳理展出，丰富展示内容，提升展览水平。

我们把所有藏品目录和基本档案进行了通读，对藏品进行梳理、筛选和比较，根据展览主题和展出形式的需要，选择出最合适的展品。为进一步丰富展览内容，展示最新文物征集成果，我们将新征集的一些重要文物如“周恩来编纂的《南开学校毕业同学录》”“周恩来出席外事活动时使用过的公文包”、周恩来使用过的节目单等都充实到展览中。

“周恩来编纂的《南开学校毕业同学录》”，是我馆历时一年，动员伉乃如之孙伉大器将其捐赠给纪念馆的，为国家一级文物。伉乃如是周恩来在南开学校时的化学老师，与周恩来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1917年初，周恩来所在班在四年级第二学期开学伊始，即开会议定，由周恩来负责编辑这本同学录。经过几个月的筹划，1917年6月编辑完成并出版。该同学录刊载了周恩来所在班每位同学的照片和小传以及四年的班史，为后人留下了珍贵史料。在这次改陈工作中，我们把这件文物列入其中，丰富了周恩来在南开学校时期的展览内容。

“周恩来出席外事活动时使用过的公文包”是周恩来的卫士高振普于2019年捐赠给我馆的，为国家二级文物。众所周知，周恩来是举世公认的伟大外交家，也是新中国外交事业的主要奠基者之一，他同毛泽东一起，制定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卓有成效地领导了党和国家的外事工作。周恩来首倡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我国外交政策的基石。这件文物正是周恩来光辉外交生涯的生动见证。

我馆收藏了一千多件节目单类文物，这些文物是周恩来和邓颖超的秘书在整理两位伟人遗物时发现并捐赠给纪念馆的，有些节目单上还留有周恩来的字迹。它们不仅是文艺团体演出的历史记录，是研究新中国文艺发展史的重要资料，更是周恩来关心新中国文艺事业的珍贵历史见证。从一千多份节目单文物中，我们精心选择了四十份左右的节目单，设计成节目单展区，这些节目单有的装帧设计精美，有的具有明显的国家或民族特征，有的体现出明显的时代性，有的则反映了和新中国外交相关的重要历史事件，均能代表周恩来对文艺事业各方面的关心和指导。

在西花厅的东西厢房中，我们还设计了主题文物陈列“伟大的情怀”，精选99件/套精品文物，以情为主线，展示周恩来和邓颖超的爱情、亲情、友情和国际友谊，以及他们对祖国、对人民的无限深情。

“新海门”号船舶为我馆新征文物，原为天津港轮驳有限公司所有，1992年承担邓颖超骨灰撒海任务，在以后运营过程中，又多次承担邓颖超逝世纪念日的祭奠活动。该船舶退役后，为保护好这一历史文物，天津港轮驳公司将该船舶无偿捐赠给纪念馆，纪念馆将“新海门号”船舶安置于馆区内，丰富基本陈列。“新海门”号将充分发挥文物的社会教育作用，广泛宣传邓颖超的伟大精神内涵，并与周恩来总理专机陈列遥相呼应，充实了伟人夫妻纪念馆的展览内容，更加全面地诠释了他们为祖国、为人民鞠躬尽瘁的优秀品质和崇高精神。

（三）认真提炼人物精神，保证陈列大纲的严肃性、严谨性、准确性。

“公众将博物馆视作知识和学问的来源，因此博物馆必须保证陈列中展示的内容是通过自己的研究得来，并建立在最准确和最及时的信息基础之上。”在大纲编写过程中，我们力图保证史实的准确性，所用史料经过严密考证，以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等权威机构的出版物为准，展示最新研究成果，使大纲内容更具权威性与公认度。

我们将周恩来和邓颖超置于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中，力求处理好历史人物与历史环境的关系，不虚构，不夸张，不回避，不掩饰。实事求是，是人物类纪念馆陈列工作的科学基础。我们本着这一理念打造精品展览。在大纲编写中，我们始终坚持尊重历史、反映历史人物的真实面貌这一原则，拉近伟人与观众之间的距离。我们希望能够在展现两位伟人功绩以外，能够挖掘他们身上更鲜活的东西，让他们的形象更加生动和立体。

例如，周恩来初入南开学校时成绩并不突出，周恩来生平展览中引用了老师对他作文评语不佳时他自勉自责的感言，表现他此后自我反省，努力上进，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这使周恩来形象更加丰满，对青少年起到更好的引导作用。

在邓颖超生平展中，为了使展览具有充分的说服力和强烈的感染力，每一张历史照片都配以邓颖超的一句原话，更好地诠释了她作为“20世纪中国妇女的杰出代表”这一主题。对于这些原话的查询与考证是一项繁琐且艰难的工作，尤其是还需要平衡原话的通俗性与展览语言的专业性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配以合适的照片，以精准地传递展览信息，使观众产生共鸣与共情。

（四）广泛调研，听取各界观众和专家意见，精心打磨展览大纲。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升，人民对精神文化的需求也越来越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为更好地满足观众的需求，改陈前，我馆进行了深入调研，通过广泛发放观众调查问卷及举办座谈会等形式，详细了解观众对我馆展览的反馈，对改陈的方向进行了初步探讨。

在此基础上，我馆多次召开专家论证会，邀请原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主任廖心文，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周恩来研究处处长潘敬国，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处长唐蕊，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专家相瑞花，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展陈设计部原部长、研究馆员李跃进，天津市文化和旅游局博物馆处处长赵耀双，天津博物馆原书记、研究员陈克，天津博物馆历史研究部主任岳宏及我馆原副馆长、研究馆员李爱华同志等专家进行研讨。与会专家学者就我馆改陈事宜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对我馆现有展览的脉络、内容等方面给予了肯定，又对在新形势下如何推动纪念馆的整体提升改造提出宝贵的建议。

根据调研结果及专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我馆对陈列大纲进行了多次修改和打磨。经过修改完善的陈列大纲交给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审定后，交由中宣部审查。中宣部对我馆的改陈大纲进行了充分肯定，并提出具体修改意见。纪念馆高度重视，严格按照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和市文旅局领导的相关批示，立即抓好落实，组织大纲编写组人员对修改意见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讨论，翻阅了大量历史资料，进行核对和考证，并且请教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专家，对展览大纲进行了认真修改，为之后的形式设计工作奠定了基础。

三、创新革命文物展示形式，提升展览的艺术性。

革命类纪念馆题材严肃，教育性偏重，文物多为历史文献，相对比较单调，照片加文字的展陈形式更是目前国内大多数纪念馆的统一模式。如何改变革命纪念馆陈列概念化、模式化和千篇一律、千馆一面的状况，是我们在展览设计中需要重点考虑的。对此，我们做了以下几方面尝试。

（一）优化设计，突显人物品格。

材质和色彩是整个展览视觉符号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展陈空间中，它具有传达展览主题、烘托情感的重要作用，恰当的色彩选择有助于精准地表达价值观念和展览内涵。在确定展厅设计风格和整体色调的过程中，我们尽可能得从一名参观者的角度去思考，同时以艺术家审美角度去考量，尽可能使展览风格符合人物特点。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这样说道，“每当我们提起这个名字就感到很温暖、很自豪。”据此，我们确定了周恩来生平展的展标，采用“平易近人的人民总理，微笑着向观众走来”这一浮雕形象，拉近了与观众的心理距离，呼应展览主题。

展厅整体色调选择以简洁、雅致的颜色配合木材的质朴，在保持伟人纪念馆庄重大气的同时，以质朴、明快为特色，给观众留下深刻而温暖的感受，形成符合主人公性格特点的展览表情。展览的前两部分和第三部分选用了不同的颜色，一方面，避免观众因为展线颜色完全一样而出现审美疲劳；另一方面，用颜色为内容作出区别。展览前两部分主要介绍的是周恩来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事迹，历史年代稍远，因此，采用浅黄色系营造历史的厚重感，后半部分展现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的历史贡献，采用了淡雅的银灰色，突出周恩来的辛劳和生命中最后十年的艰难历程。

邓颖超生平展的展标背景采用浅米色的大理石，中间圆形镂空，镶嵌发光展题，底部则是盛开的海棠花浮雕，两边用黑胡桃木的格栅作装饰，与展厅书籍装帧的展陈方式相呼应，简洁大方，素净淡雅。

展厅整体色调选用了相对柔和的暖色调为基色，既展现了女性的温婉柔美，又体现了邓颖超作为一名革命家、政治家的坚定与沉稳。除此之外，为避免视觉上的单调、重复，我们在展览中选取一版或两版内容，配以浅浅的鹅黄色作背景，突出重点内容的同时，缓解了观众参观的审美疲劳，做到展厅节奏的变化有序，使展板颜色形成较强的色相对比关系，引导参观者聚焦重点内容。

（二）拓展思路，创新革命文物展示手段。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强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弘扬革命文化，传承红色基因，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加大工作力度，切实把革命文物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发挥好革命文物在党史学习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激发广大干部群众的精神力量，信心百倍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此次改陈我们坚持用史实说话，用革命文物说话，增强展览的表现力、传播力、影响力。针对馆藏文物特点，我们积极拓展思路，深挖藏品内涵，创新文物展示方式。

例如“人民总理周恩来”展览根据文献类展品数量较多的特点，采用了博物馆龛柜的立体展示方式，在整体展线中，形成一条完整的“文献带”，将周恩来的生平及重要贡献贯穿起来，增加了展览的思想性，既突出了周恩来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要建树，也更充分地展现了人物的性格和思想特色。

此外，我们选择出十三份重点文献进行组合展示，每份文献都专门制作了相关视频，讲述文献背后的故事，“让文物活起来”，给观众提供更多的信息，是展览内容的延伸和补充，为观众搭建起一座了解历史的桥梁。重点文献带的展览手法贯穿展览始终，仿佛一条足迹线，展示着周恩来一生的革命历程。

我馆还有许多馆藏文物例如家具、生活日用品、藏书等，这类文物不适于过多地在生平陈列中展示。因此，我们本着还原历史环境的原则，按照1∶1的比例，仿建了中南海西花厅，展出形式分为复原陈列和主题文物陈列。复原陈列复原了周恩来、邓颖超办公室、卧室，活动室等，将馆藏的2000余件文物以实物实景的方式展出来。针对人物纪念馆文物故事性强这一特性，在主题文物陈列“伟大的情怀”展览中，我们突破了传统展览说明牌的模式，在文物展柜的下方，设计了一条副展线，将文物档案和履历展示出来，并配有当事人的亲笔签名。通过这一方式，向观众讲述文物背后的故事，既扩大了展览信息量，又引导观众在欣赏文物的过程中，体会“伟大的情怀”这一主题。

（三）以小见大，突出展示重点内容。

受建筑结构制约，我馆基本陈列展厅空间面积有限，那我们如何在内容、设计和空间布局上做到“以小见大”呢？

1. 在文物选择上，以“小藏品”体现“大情怀”。

根据周恩来、邓颖超生平业绩及我馆馆藏文物实际情况，在有限的空间内最大限度地展示周恩来、邓颖超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作出的巨大贡献，更好地弘扬两位伟人的崇高精神和高尚情操，这就要求我们有所取舍，既要有系统，又要有重点。

例如我们展出的周恩来亲笔修改的《1962年至1963年度粮食包产产量和征购的估算》表和计算草稿。在这张表上，周恩来所作的标记多达145处。许多数字，都是他亲笔演算出来的。看到周总理辛辛苦苦地打草稿、算数字，工作人员曾向他建议，像这样的具体的技术性工作，可以由秘书来完成。可是，周恩来却说，民以食为天。我不亲自算一下，怎么能知道底细呢？让我签个字很容易，提笔一划就行，但事关国计民生，国家的资金，人民的血汗，我不敢不慎之又慎啊！通过这一件小事，足以看出，周恩来总理对人民群众有着多么强烈的责任心。

再例如这枚小小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章，原来佩戴在周恩来总理蜡像的胸前，此次展览将这件馆藏珍贵文物用通体玻璃柜单独展出，摆放在展厅中间位置。在点光源的照射下，这枚纪念章精致地陈列在最醒目的位置。这是展览的中心，是展览主题的最强烈表达。小小的像章，却展示了最伟大的情怀，不仅增加了展品的艺术性，而且突出了“为人民服务”这五个字和周恩来的密切联系，以及他一生都在践行的这一誓言。

2. 在内容的呈现方面，以“小切口”展现“大主题”。

在周恩来生平展“心系百姓 以人民为中心”这一单元中，我们选取了许多周恩来同工人、农民、学生、民主人士、知识分子等各界人士的合影。合影时，周恩来很少站在镜头中间，总是尽力让自己站在普通群众中间。观众能真切体味周恩来这种谦虚谨慎的胸襟，真心感受到他发自内心地平等待人、平易近人、一视同仁的人格魅力。作为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功勋卓著，但他却十分谦虚谨慎。在他眼中，总理就是这个国家的公仆，是为人民服务的勤务员。这是周恩来一贯的风格，也是他平等待人、平易近人的高尚情操的最实际的表现。

3. 在空间设计上，注重展厅整体的氛围营造。

在展览中，我们精心打造多个驻足点，突出重要事件、重要节点，张弛有度，以调整观展节奏，避免千馆一面。

根据邓颖超生平展厅为矩形的空间结构特点，在形式设计方面，我们利用弧形展墙，分隔出4个直径7米多的圆形半开放空间，采用书籍装帧形式的竖向展板设计，仿佛徐徐展开的历史画卷，将邓颖超的生平业绩全面展现在观众面前。每个圆形展示空间中都打造了一个主要驻足点。

在第一个圆形展示空间中，我们利用一面直墙展出油画《冒雨演讲》，生动再现五四爱国运动中邓颖超和其他讲演队员冒雨在街头演讲的情景。在第二个圆形展示空间中，以著名雕塑家潘鹤先生的铜雕《青年邓颖超》与铜板腐蚀墙还原女星社旧址达仁里的场景为组合，营造邓颖超创办女星社、投身妇女解放运动的氛围。在第三个圆形展示空间中，以解放战争时期邓颖超与周恩来在南京的住所——梅园新村30号院作为壁式景观，结合图文展板与文物陈列，具体详实地讲述了邓颖超当时所作的贡献。第四个圆形展厅中，陈列着我馆一级文物——曾经盛放过周恩来、邓颖超骨灰的骨灰盒。空旷的布局，点光源的照射配以弧幕投影的播放，营造着无限思念的展览氛围。一片片海棠花瓣伴着《从西花厅海棠花忆起》的诗朗诵，伴着这对世纪伟人一生的张张合影，缓缓地飘向祖国的山川大河，象征这对世纪伟人灵魂的升华，精神的永生。

同时，为了满足各类型展品的展出需要，我们克服各种技术难关，根据弧形展壁特点，设计弧形龛柜和悬挂柜，极大地提升展览的艺术性。

（四）注重交互，搭建文物与观众间的桥梁。

展览采用多媒体互动演示屏等高科技展示手段，为观众打造更具感染力、参与度更高、互动性更强的参观体验，搭建文物展品与观众之间的情感互动桥梁，更好地展现文物内涵，最大程度地满足不同层次观众的参观需要，讲好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以生动的展陈手段再现周恩来、邓颖超两位伟人光辉灿烂的一生以及为祖国、为人民鞠躬尽瘁的优秀品质和崇高精神，激发广大观众的爱国情怀，实现纪念馆社会教育功能的最大化。我们牢记高科技展示手段要科学合理，不能为了高科技而高科技，正如博物馆学界泰斗苏东海所说：“我们的陈列既要加强科技含量，又要减少科技气息，既要运用高科技产生的奇妙效果，又要把技术手段从陈列氛围中隐去，以保护陈列固有的历史风格和高雅氛围。”

这次改陈，我们在适当的地方运用了高科技手段。例如，周恩来在南开学校时期撰写的52篇课业作文，反映了他在中学四年思想的深刻变化。由于展陈面积有限，我们不能将周恩来的52篇课业作文一一展示，这次改陈我们设计了互动屏，将52篇作文的电子版录入其中，观众通过目录可查看其中任意一篇作文，并可以随意放大观看，从而增强了与观众的互动，拉近了展览与观众的距离。

视频“伟大的外交家周恩来”这一展项是由9块液晶屏拼接而成的组合式墙面，展示周恩来外交历程的精彩瞬间。大幅的视频画面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历史与科技的结合更直观更深层次地拓展了展览内容。按照竖屏的特点，将屏幕分为两部分展示，上方播放了周恩来外交活动的珍贵视频，下方展示了和视频内容相关的文献资料和地图资料等。

“心系人民”这一单元采用互动“魔墙”这一展示方式，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包含的信息体量庞大，能够在有限的地理空间中展示数量极为众多的照片，是对展览内容的有效扩充。演示屏中收录了四百余张历史照片，我们还从这四百余张照片中精选了40张照片，深入介绍照片背后的动人故事，更生动地展现周恩来的亲切风采。观众通过与演示屏的互动，不仅能够领略周总理和人民在一起的音容笑貌，而且可以了解照片背后的生动故事，充分感受到“人民总理爱人民，人民总理人民爱！”这种新式的观展体验空间有效地烘托了情感氛围，极大地增强了展览的观赏性与感染力。

（五）注重细节，精心打造精品展览。

打造精品展览需要将很多的细节考虑在内，才能达到好的展示效果。在确定展览细节时，我们综合考虑观众的实际参观需要，认真细致，精益求精。

例如，在邓颖超生平展览中，我们对弧形展墙的腰线部分也着重进行了设计。以邓颖超在不同时期，成长、学习、工作、生活过的地方为主线，搜集、查阅与之相关的老建筑、老街景的历史照片，用简练的线稿进行创作刻画，形成了近20幅素描画，浅浅地附着在弧形展墙的腰线位置。这其中包括位于河南省光山县的邓颖超的祖居、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旧址（今天津美院）、天津学生联合会成立地——直隶水产学校、北京陶然亭公园、天津达仁女校、天津首个社会主义青年团旧址、天津金汤桥、共产国际六大会址、中共广东区委旧址、重庆红岩村、西柏坡、中南海怀仁堂、日本创价大学的“周樱”、周恩来在法国生活并居住的戈德佛罗瓦街17号等等。这些素描线条画点缀在弧形展壁的腰线位置，形成强烈的装饰效果，也是一条隐藏的副展线。

（六）以物述史，以情动人，升华展览主题。

博物馆展览的主要对象是普通大众，好的设计不仅要考虑形式上的美感和设计语言的统一性，更要让大多数观众读得懂，从中有所思、有所鉴，获得精神层面的满足感。在进行形式设计时，我们要尽量把展览内容要表达的情感融入其中，引导观众随着一定的节奏与展览内容产生共鸣，升华展览主题。

例如“人民总理周恩来”展览结尾部分，我们分隔出一个宽阔的空间展示周恩来生命最后的日子，营造出安静、肃穆的气氛。在这里陈列着随周恩来奔波的工作用车，展示着他罹患癌症后，仍在拼命工作的最后587天历程。展柜中展示了周恩来会见金日成时所穿的特制大号布鞋，暗示着周恩来已经病魔缠身。1976年1月8日，周恩来与世长辞。他带过的手表，他的工作台历，也永远定格在那个让亿万人悲痛的时刻。空旷的展厅中央，陈列着周恩来生前佩戴在胸前“为人民服务”的像章，与木质的墙面上“为人民服务”几个大字作了呼应，用相对宽阔的空间营造沉静肃穆的参观氛围。

周恩来的一生，都在践行着他的人生诺言：做人民的总服务员，要为人民服务而死。这里，没有华丽的造型、没有冗长的宣讲，只有朴素、简洁、宽广，这正是周恩来人生品格的写照。观众在这里可以静静地感受周恩来为人民鞠躬尽瘁的一生，感受周恩来的人格魅力，与伟人进行无声的情感交流，探寻伟人的精神世界。我们在展览的最后还精心编排了视频“永远的怀念”，这段视频是整个展览在感情上的总结和升华。在了解了周恩来伟大光辉的一生，尤其是体会到他人生中最后十年的艰难历程后，再观看这段视频，观众更容易产生情感上的共鸣，周恩来的崇高精神、高尚品德和伟大风范将永远铭刻在各族人民心中。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新时代新征程上，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不断开拓创新工作新局面，汇聚磅礴力量，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参考文献：

1、王宏钧主编：《中国博物馆学基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260页。

2、苏东海：《博物馆的沉思——苏东海论文选》，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第241—242页。

3、[英国]蒂莫西·阿姆布罗斯  [英国]克里斯平·佩恩  著：《博物馆基础》，译林出版社2016年版，第140页。

4、苏东海：《博物馆的沉思——苏东海论文选》，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第1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