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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辽代燕云地区作为契丹游牧文化与中原汉文化交汇的重要区域，在民族大融合下背景下酝酿出了独特的“汉契一体”文化。“汉契一体”文化既表现在辽代燕云民众的日常生活和节日习俗上，又在以鸡冠壶为代表的出土文物上集中地表现，“汉契一体”文化的表现形式广泛且生动，其出现原因也相对复杂，既有辽统治者重视燕云地区的战略意义并且推行汉化政策的主观原因，也有辽代燕云地区本身就位于北方少数民族和中原汉民族交界地区的客观原因。

关键词：辽代；燕云地区；汉契一体

辽代燕云地区的“汉契一体”文化有其出现的特殊性，民族融合始终是有辽一代的大课题，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契丹族和汉族互相的融合和吸收。而辽代的燕云地区恰好为汉文化和契丹文化的交互和碰撞提供了特殊的“舞台”，虽然辽金时期民族融合在中国境内都无处不发生，无处不体现，但是燕云地区所出现的“汉契一体”文化仍然较其他地区的文化融合不同，燕云地区的“汉契一体”并非汉文化和契丹文化的简单相加，它是互相吸收和促进的结果，两种文化的碰撞形成了一种新的，极具新特色的地方文化。关于“汉契一体”文化出现的成因，当然不仅是单纯客观的地理因素或单纯主观的政治因素，这需要我们结合多种因素综合分析，同时还应看到不同因素间的互相作用。当我们探究辽代燕云地区“汉契一体”文化的多种表现形式时，实际上就为窥探“汉契一体”文化背后的多种成因进行了铺垫。除此之外，探讨“汉契一体”文化本身的意义就不仅限于了解辽代的一种地区文化，此时空下文化的意义还在于更长的历史长河之中，民族融合的议题不只存在于辽代，在中国古代其他的分裂时期甚至是统一时期都一以贯之地以各种表现形式出现。

一、关于“燕云地区”和“汉契一体”文化概念的界定

燕云十六州大致包括今天的北京、天津地区以及河北北部、山西北部的大部分地区。主要是指幽州（今北京）、瀛州（今河北河间）、檀州（今北京密云）、蓟州（今河北蓟县）、涿州（今河北涿州）、莫州（今河北任丘北）、妫州（今河北怀来）、蔚州（今河北蔚县）、朔州（今山西朔州）、顺州（今北京顺义）、云州（今山西大同）、应州（今山西应县）、儒州（今北京延庆）、新州（今河北涿鹿）、寰州（今山西朔州东）、武州（今河北宜化）。其中最靠北面的是武州，最西面为朔州，最南面为瀛洲，最东面为蓟州，其余各州在此四州之间沿长城两侧展开，分布四周，又称“幽蓟十六州”。

燕云地区的概念并非辽代特有，甚至燕云地区在前代也是有战略意义的重要地区。安史之乱爆发前，唐政府曾将北方迁入中原的少数民族安置在幽、朔、云等州，这时燕云地区就已是北方游牧民族与汉民族文化融合的入口。天宝三年，安禄山担任幽州节度使，后安又兼任河东节度使，由此，燕云十六州完全被安禄山所掌控。后虽然安史之乱被暂时镇压，但燕云十六州一直被节度使所控制，实质上燕云地区一直保持着政治上的一定独立性，燕云地区的独特文化也在此时期快速发展。自五代后，石敬塘将燕云十六州划给辽后，中原王朝失去天险之地，燕云十六州成为中原政权和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争夺的焦点，《宋史·地理志》中提到，“至是，天下既一，疆理几复汉唐之旧，其未入职方氏者，唯燕云十六州而已”。

“汉契一体”的概念并非古已有之，它是近现代学者探讨辽代的文化现象或辽统治者的政策时的一种概括，但是辽代统治者却并非如此概括，他们打出的大多是“不异中华”、“华夷同风”的大旗。辽统治者欲传达的是一种“华夷本身就是一体的”、“华夷本身并无鸿沟”的概念，审视辽统治者实际政策的内容，基本以因俗而治和汉化两方面的政策相辅相成。故而“汉契一体”文化指的应是在辽统治政策以及其他因素作用之后的结果，而并非辽统治者的政策方针。本文所探讨的“汉契一体”文化并非是汉文化与契丹文化简单的相加，而是两者在燕云地区这块特别的土地上互相作用互相影响甚至互相吸收而形成的“文化结果”。

二、“汉契一体”文化的表现形式

“汉契一体”文化的表现形式的探究首先需要围绕燕云民众展开，以他们的日常生活和节日习俗代表，以小见大常常能窥见典型的“汉契一体”文化现象。燕云地区入辽近两百年，所谓“汉契一体”的文化现象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不同文化之间融合生成新的文化也需要过程。燕云地区初入辽之时，燕云民众的穿衣方面大多仍是汉人的习惯，辽圣宗统和二十六年（1008），宋使路振使辽，途经燕京所见：“俗皆汉服，中有胡服者，盖杂契丹、渤海妇女耳”。但随着民族的融合，这样的状况也发生了改变，至苏辙使辽，途中作诗曰：“哀哉汉唐余，左祍今已半”。但实际状况却不能以苏澈的一句诗完整概括，在燕云入辽后半期，燕云民众并不是单纯地穿汉服或穿胡服，他们所穿的服装常常各取胡汉所长。辽墓壁画中，不少燕云民众穿的服饰窄袖和靴子（吸收胡服轻便的特点），又着长袍（吸收汉服庄重的特点）。

“汉契一体”文化不仅表现在燕云民众的“衣”，还表现在燕云民众的“住”上。契丹人是典型的游牧民族，居无定所，而燕云地区在唐时期城郭棋布，当时的民众住宅也是典型的汉人房屋，但是至燕云入辽之后，不少游牧民族将原本的契丹传统带入燕云地区，逐渐和原本的汉人居住传统融合形成了新的居住方式。《北京通史》中提到辽代燕云地区的景象：“城内殿宇巍峨，城衢繁华；城外沼池、山谷中又有穹庐星布”。北方草原民族虽然随着迁入燕云地区接受了定居且农耕的生活方式，但是仍然有着对鞍马、车帐的向往，故而贵族在辽南京修建了不少苑囿。普通民众虽然没有这样的条件，但是仍然将游牧的居住习惯融入新环境之中，他们大多冬季在京城居住避寒，夏季则沿水草而居。随着北方草原民族在燕云地区的居住时间变长，他们和当地汉人不断地交流和融合，至辽金交替之际，燕云地区民众大多已变为完全的农耕模式。辽代燕云地区民众生活方式的“汉契一体”表现是短暂的，是特殊时期的产物，我们探究“汉契一体”文化的前提是需要认识到其是在特殊时空下的产物，故而在探究过程中常常需要以特定时空为重要线索。

辽代燕云民众的节日习俗在此时期尤其特殊，“汉契一体”文化的表现形式大多是中原民族和契丹族的习俗融合而变为燕云民众创造的新节日习俗和燕云民众接受的新节日。重阳节作为中原汉人的传统节日，辽代燕云民众过重阳节的习俗却显然不同于传统汉人的习俗，《燕云杂记》中这样描述辽代燕云地区的重阳节习俗：“九月九打围，赌射虎，少者为负，输重九一筵席。射罢，于高处卓帐，饮菊花酒，出兔肝生切，以鹿舌酱拌之。”射猎、卓帐和生食兔肝都是契丹人常见的活动，同时又搭配了中原汉人习惯的“饮菊花茶”，由此也可见“汉契一体”的现象在燕云地区十分普遍。无独有偶，辽代燕云民众过上巳节时不仅有中原汉人过此节的传统习俗，比如祭祀、曲水流觞，还加入了有契丹民族色彩的骑射活动。“汉契一体”在燕云地区节日习俗中的表现不仅仅是契丹人吸收汉人的节日，燕云地区原住的汉人也会接受甚至积极过契丹的节日。这其中最典型非“放盗日”莫属，《契丹国志》中这样记载“放盗日”：“放国人做贼三日，如盗及十贯以上，依法行遣。”放盗日不仅有允许人们“小偷小摸”的习俗，还有允许男女在此时私会的习俗，“放盗日”的传统习俗体现了契丹民族的放纵不羁，这对于中原人来说显然是难以接受的。但是辽代的燕云地区却也有了过“放盗日”的习惯，洪皓在《松漠记闻》中记载：“（放盗日）自契丹以来皆然，今燕亦如之”，从看似极端的放盗日被燕云民众接受中可以看出被“汉契一体”文化滋养的燕云地区有着强大的包容性，民族分歧被慢慢消融。

以辽代燕云民众的日常生活和节日习俗作为“汉契一体”文化的表现形式大多需要依靠传世文献作为证据，而随着国内考古的发展，出土文物也可以作为文化的代表事物进行研究通过出土文物探讨某种文化，常能获得全新的角度并且更直接地体现某种文化的内涵。鸡冠壶是一种辽代特有的陶瓷器型，能体现辽代“汉契一体”文化的典型燕地出土文物之一，亦称“马镫壶”、“皮囊壶”。鸡冠壶是模仿契丹族皮囊容器的样式而烧制的陶或瓷壶，用于装水或盛酒。鸡冠壶的式样大体可分五种：扁身单孔式、扁身双孔式、扁身环梁式、圆身环梁式、矮身横梁式。从燕地出土的鸡冠壶来看，它在有辽一代经历了特殊的形制变化，这种变化正是“汉契一体”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首先，有辽一代燕云地区出土的鸡冠壶出土的数量明显少于辽腹地出土的数量，其中仿皮囊式的鸡冠壶比例更少，燕云地区出土的鸡冠壶中绿釉等瓷制的鸡冠壶更多。其次，随着辽的不断南下和民族间的融合，在辽中后期燕地出土的鸡冠壶也明显高度不断增加，这实际体现了汉契进一步地“一体化”。鸡冠壶原本较矮是为了适应草原民族游牧的需要，但是随着燕云地区的民族交流和融合，游牧的需求不再如此强烈，鸡冠壶变得更适宜放在桌案上。辽代中晚期出土的河北迁安韩相墓、平泉小吉沟辽墓出土的鸡冠壶在30厘米以上，并且器体相对而言较为扁瘦，上下等宽，显然不再仅仅为了满足游牧需求。最后，鸡冠壶典型的形制变化是其花纹的改变。燕云地区辽代早期出土的单孔横梁式鸡冠壶和辽代中期的驼峰圆弧鸡冠壶等大多仍然保留皮囊式的缝合线和仿皮条的棱条装饰，但至辽晚期，鸡冠壶上的花纹大多以汉地常见的卷草、花卉等图案装饰。契丹民族的特有器皿在燕云地区出土开始用汉地的常见图案装饰，这是“汉契一体”文化的生动表现。图一是燕云地区出土的鸡冠壶，是鸡冠壶从辽前中期到辽后期发展的典型代表，可以看到其从仿皮囊式鸡冠壶发展到瓷制鸡冠壶，形制也从矮宽式到修长式，花纹上也增加了汉地常用的花纹款式，图一所示的两个鸡冠壶是“汉契一体”文化发展中鸡冠壶的典型例子。

从以上两方面出发看辽代燕云地区“汉契一体”文化的具体表现形式，可以看到其表现形式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有一个变化的过程。辽代燕云民众日常、习俗和出土文物的变化恰恰是辽代“汉契一体”文化形成过程的真实写照，“汉契一体”文化并不是固有的，其具体内涵也随着时间而不断变化。

三、辽代燕云地区“汉契一体”文化的出现原因

辽代燕云地区“汉契一体”文化出现的原因十分复杂，既有历史积淀的因素也有辽代此时期特有的原因，本文难以一一列举，故而从燕云地区的移民现象和辽统治政策两大重要原因出发进行阐述。

从燕云地区的历史沿革来看，燕云地区自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就是北方少数民族进入中原的入口，唐政府曾公开将北方移民移入燕云地区并且编民入户。燕云地区本身就有着移民传统和民族融合传统，并且由于燕云地区地处要地，统治者对此地区实施的政策相对积极，燕云地区经济较为发展，对各种文化的接受也较为开放。

自燕云十六州入辽之后，它一直是辽主要的农业区，同时由于燕云十六州位于中原战略地带，受历代统治者重视，故而其经济基础又十分坚实，辽统治者接受燕云十六州后也不遗余力地进行经营。移民是辽统治者经略燕云地区的重要措施之一，他们将已被征服的渤海人和部分契丹人迁入燕云地区。太祖灭渤海国后就将部分渤海贵族迁入燕地，洪皓的《松漠纪闻》中还提到：“（太祖）给以田畴，捐其赋入，往来贸易关市皆不征”，这完善了太祖时期的移民政策。到太宗时期，太宗进一步完善移民入燕云的相关政策，《辽史》卷四中记载道：“（会同）五年春正月……诏政事令僧隐等以契丹户分屯南边”。此后，契丹人在有辽一代陆陆续续迁入燕云地区。由于辽军队曾数次南下，攻至黄河流域，大肆略夺中原人民，故而南方民众也陆续北迁，其中燕云地区是他们北迁的第一站。同时，由于辽军队曾数次南下，攻至黄河流域，大肆略夺中原人民，故而南方民众也陆续北迁，燕云地区也是南方民众北迁的第一站。有辽一代有大量的南方移民进入燕云地区，而辽政府也重视这样的情况并且制定相应政策来接受移民，辽朝以他们为主体建立了大多以移民家乡县名命名的县。而汉人北迁入燕地的来源却并没有如此单一，辽初期还大量直接从北宋俘掠民众将其安顿于燕云地区，比如平州的望都县、安喜县和广宁县都是以从北宋定州俘掠来的人民所建。葛剑雄先生认为元刊本《契丹国志》中的“流民入塞者四十万口”说法相对可信，故而葛先生估计居住在燕云东部的中原汉族移民大约在四五十万人左右。在这样的移民背景之下，辽代燕云地区的民族文化冲突和融合较另外地区都更为激烈，移民的大背景为此时空下特殊的“汉契一体”文化现象提供了“培养基”。

辽代燕云地区出现的文化现象还和辽的统治政策息息相关，特别是其对燕云地区的统治方针。辽统治者制定了汉化色彩明显的“尊孔崇儒”国策，对燕云地区更是采取“因俗而治”的基本方针。辽大胆地任用汉人治理燕云地区，同时让契丹人管理本民族事务，还设立了南北面官制度来进一步完善“汉契分治”的方针。在燕云地区的行政建制方面，辽延续了汉人旧制，《辽史》卷四十七中记载：“太宗既得燕代十有六州，乃用唐制，复设三省、六部、台、院、寺、监、诸卫、东宫之官。”而在地方上，辽还设了节度使、刺史、县令等。在此方针的指导之下，辽对于燕云地区的经济发展也十分重视，这一方面由于辽意图延续燕云地区本身的经济优势；另一方面随着辽的南下，辽本身对于经济方面的需求远远高于契丹的大贺遥辇时期。

辽统治者对燕云之地所采取的“劝农之策”、“重农之策”也有利于“汉契一体”文化的形成和发展。首先，辽保护燕地农业的发展，强调“休养生息，劝民爱农”，厉鄂的《辽史拾遗》中记载景宗时期的护农政策：“乾亨四年契丹以山后诸州给兵，民力凋敝，田谷多躏于兵，乃诏复今年租税。又敕诸州有逃户庄田许蕃汉人承佃供给租税，五周年内贵业者，三分交还二分，十周年内还一半，十五周年内三分还一分，诈认者罪之。”此政策得到汉族官员的积极响应，护农政策也初有成效。其次，辽还积极推行义仓制度，圣宗对燕云地区的农业发展尤为重视，“禁诸军官非时畋牧妨农”，努力克服军队对农民的掠夺。以上种种措施，使得燕云之地的农业持续发展，燕云地区相对富足，思想也较为开放，有利于“汉契一体”文化的形成。同时，农耕文化也在有辽一代燕地延续，为汉契一体的文化现象出现奠定了基础。

四、结语

探究燕云民众的日常生活和节日习俗等内容，我们可以看到辽代燕云地区“汉契一体”文化并不是静态的，它是动态的，随着时局的变化在不断地变化和发展。探讨辽代燕云地区“汉契一体”文化的表现形式为探究“汉契一体”文化出现的原因做了铺垫，探讨其原因也使得我们对辽代燕云地区“汉契一体”文化的各种表现形式理解得更深刻。总而言之，“汉契一体”文化的出现与时空的各种背景各种因素紧密相关，“汉契一体”文化并不能被单独而片面地探究，需要我们紧紧结合时代和地域背景去探讨“汉契一体”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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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蒋炫睿（1999-，女，汉族，浙江嘉兴，硕士，无，中国古代史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