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藏
  • 加入书签
添加成功
收藏成功
分享

“实践观”视阈下的“两个结合”探析

张霞
  
西部文化媒体号
2024年4期
湖北大学

摘要:马克思主义始终强调实践第一的观点,而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多次作出“两个结合”有关的重要论述,这都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有力证明。中国共产党坚持以实践作为基础推动理论创新,将“一个结合”拓展为“两个结合”,这都是“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的产物,是“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的产物,都发挥着“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实践”的历史作用,深刻践行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辩证唯物论。进入新时代以来,面对新的国内国际环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贯彻好“两个结合”,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关键词:“两个结合”;实践观;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提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正是在这样的认知下,马克思主义得以在中国生根发芽,为建设社会主义奠定条件。习近平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首次提出“两个结合”,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再次阐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要坚持“两个结合”。2023年6月,习近平同志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有之路。”在实践的指导下,我们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提出了“两个结合”的原创性命题,这为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

一、“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的产物

在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急需正确的科学理论去解决“路往何处走”的问题。中国被洋枪大炮轰开了国门,陷入国家蒙辱、人民处境困难的境地,先进分子开始用自己的方式来拯救国家和人民。但是,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等救国方案的接连失败,让先进知识分子探寻新的能够救亡国家的思想更为迫切。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中国才开始逐步走向伟大复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这时党的领导人已经开始思考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具体实际的问题。1926年,蔡和森在谈及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史时进一步指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在世界各国共产党是一致的”,但只有“应用到各国去,应用到实际上去才行。”可以发现,在党成立之初,已经有人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相结合的问题有了初步认识。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这一基本问题上产生了分歧。王明等人主张用教条主义的态度去对待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错误地把马克思主义生搬硬套到中国具体实际中,导致第五次反“围剿”遭遇失败。在此背景下,党中央领导发起了延安整风运动。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经过再三研究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做出了科学正确的结论,特别注重对革命实践中出现的重大问题在思想层面上作出剖析,指出了革命形势发展变化所具有的一些不平衡性,这些不平衡都是在实践基础上得出的真理性认识。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建设的过程中坚持了“第一个结合”,验证了马克思主义结合实际发展的正确性,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奠定了良好的前提条件。

二、“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的产物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在这个时期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并在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预备会议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一定要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如果不结合,那就不行。”他强调,实践的基本任务是解决实际问题,而解决实际问题需要以客观实际为出发点,深入研究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和规律性。中国共产党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建设,通过报纸、广播、电影等媒介广泛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工作者以党校教员为代表开始进行研究、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工作任务,深入开展理论研究并撰写教材。

同时,“第二个结合”在这一时期则体现的更为突出。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也对传统文化政策做出了改进和调整,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提供了基石。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到中国共产党人对传统文化应采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他对传统文化与中国革命实践之间关系的深入研究与探索,为中国共产党人、先进知识分子领悟传统文化对推动中国革命实践的发展指引了方向,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与大众生活、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做出了重大贡献。

三、“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实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统一的原则,在深刻总结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经验的基础上,实现了“两个结合”的创新发展。邓小平在1982年的党的十二大中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回答了新时期中国将坚持什么方向、走什么道路的重大问题。进一步强调了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并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面对世界社会主义遭受重大挫折的时候,成功推进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捍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在坚持前人总结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之上,结合新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的需求,提出了“和谐”、“以人为本”等执政理念,极大地促进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做出了新的贡献。这一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在立足基本国情进行改革开放时,十分注重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以此来推动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总的来说,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中国共产党结合实际情况,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历史条件。

十八大的召开标志着我国进入了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明确了我国社会发展的新定位和发展方向,由此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思想作为新时代的思想结晶,首次明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文化建设在治国理政过程中到达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从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的“一个结合”到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提出的“两个结合”,这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实践的基础上对如何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科学回答,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面对不同时代不同困难所做出的不同行动。在面临当今时代的具体问题时不能一股脑地将所有未经转化的、原汁原味的理论进行堆砌而应针对时代特色和中国实际“对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形式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激活其生命力”。这为传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了更加宽广的理论发展空间和更加长远的发展前途。总而言之,“两个结合”的提出,为解决中国之问、世界之问、时代之问交出了不同于西方的答卷,展现了中国智慧,为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经验,也成为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强大助力。

四、“两个结合”的发展需要实践与理论创新相结合

(一)理论创新是推进“两个结合”的实践基础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实践性理论,理论来源于实践。百余年的实践过程中,我们不断坚持问题导向,在实践的基础上推进理论创新,持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是党一直以来的初心和使命。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体现了新时代中华民族强大的文化自信,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会贯通,促进理论创新的发展,才能不断激发马克思主义的生机活力。在党带领人民踏上第二个赶考之路之际,新的历史任务和时代主题也随之而来,只有坚持从实际出发,用理论创新推进实践创新,才能更好地为回答时代之问、世界之问。习近平总书记认为党的历史就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也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在“两个大局”的情境下,用问题促进理论的发展,让正确的理论来指导实践才能不断顺应时代潮流,凸显中国智慧。

(二)实践与理论创新皆是无止境的

“两个结合”实际上是将科学理论与中华文明智慧相结合,最终应用到中国现实问题的解决中。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深入推进“两个结合”必须立足于当前国内外形势变化,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求。落地于实践,才能实现对中华文明的传承创新从而促进文化发展。实践是理论之源,“两个结合”根植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与历史经验,体现了中国革命和发展成功的原因与结果。在对待中华传统文化时,不能只盲目的追求表面的适用性,还要注意理论与实践的贴合性、科学性以及历史性。不仅仅是在传统文化上,在各个领域的开发过程中,皆要注重实践与理论的结合,开拓新视野,创造新机会。

(三)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

只强调理论学说但是忽略了它来源于现实、服务于实际,或者说只注重实际而违背了基本的规律,这些在发展“两个结合”的过程中都是不可取的。首先,“两个结合”作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必须结合中国具体国情,汲取中华文明智慧,不断在解决中国革命以及建设过程中寻找更多的现实路径,提供更多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法。其次,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要结合的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在实际互动过程中,做出合理的扬弃和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创新发展。最后,坚持问题导向解决实践问题,结合现实依据丰富思想理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寻找答案,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发掘智慧,探寻新思路新方法,解决新时代新征程中的新问题,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更多实践经验与理论价值。

结论: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在时代的潮流中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每个中国人民的责任。“两个结合”的发展都是中国共产党在实践的前提下归纳总结历史规律、掌握历史主动行的结果,也是坚持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必然结果。只有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于历史唯物主义相结合,在大历史观的视域下,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才能更好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实践条件。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406.

[2]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96-297.

[3] 《蔡和森文集》(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807.

[4]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11.

[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90.

[6] 《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3.

[7] 文碧方,李宝达.论金岳霖接受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内在理路[J].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2021,(02):290-298.

[8] 毕京京.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新境界[J].毛泽东研究,2019,(03):19-26.

[9] 肖贵清.毛泽东推进“两个结合”的历史性贡献[J].毛泽东研究,2023,(05):24-34.

[10] 曾江,蒋怡闻.以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10-24 (002).

[11] 贾迪.“两个结合”与中国式现代化内在联系探析[J].马克思主义哲学,2023,(05):49-56.

[12] 何中华.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看“两个结合”的意涵[J].哲学研究,2023,(09):15-25+128.

*本文暂不支持打印功能

mon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