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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政府补助能否有助于企业克服研发活动的外部性问题，促进企业进行研发创新，是近年来争论较多的问题之一。本文在文献梳理基础上，选用2017-2022年创业板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对政府补助与研发投入的作用关系进行验证。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政府补助有助于增加创业板上市公司研发投入，行业竞争强化了政府补助的促进效应。

关键词：政府补助；研发投入；创业板公司

1  引言

在宏观经济战略的指引下，2022年各类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23878.6亿元，比上年增长11.4%，增幅领先全国水平1.3个百分点，占全社会比重为77.6%，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无可置疑。因此鼓励和引导企业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是加快建成创新型国家的切实之举和长远之策。

研发行为是企业获取技术创新能力的重要源泉。与固定资产或金融投资等具有较大差别的是，研发投资通常在投资之初就存在着较高的筹办成本，期间中断时需承担高昂的调整成本和信息泄露风险，以及最后失败时面临设备弃置等的沉没成本。加之产出成果有较强的外部性，致使资源配置低效，研发投入遭受挤占。为了降低市场失灵对创新活动带来的不利影响，国家对开展相关技术创新项目的企业进行补贴。政府补助旨在增强企业投身研发创新的积极性，有效引导产业技术的发展方向，扶持和培育相关行业企业，补齐关键技术领域短板，因此对激发市场经济活力和维护国家长治久安具有重要意义。

回顾已有研究，大部分观点认同政府下拨补助资金是具有激励效应的（吕开剑和孙慧，2020；朱永明等，2018）。在市场普遍存在对高风险的创新活动资金供给不足的背景下，企业对研发投资资金敏感程度较高，因此政府直接注入资金显著缓解了融资约束（王文华等，2014），平滑了企业创新活动投资的波动，有助于分散企业研发投资风险，增强企业创新可持续性（李健等，2016）。同时，政府补助起到了“认证”作用，向外释放了积极信号，促进银行和风险投资的增加，进一步缓解融资难问题（傅利平和李小静，2014）。然而，也有不少学者认为政府补助对企业研发创新存在挤出效应。政府的不当介入，容易导致寻租和腐败现象，从而降低了补贴的使用效率（蔡栋梁等，2018）。柳传信等（2019）发现，行政导向性质的存在使国有企业更容易获得政府补助，然而受到激励作用但利用效率不高；非国有企业则受到反向作用，对政府投资的依赖更甚，政府补助填补企业资金窟窿的同时可能会导致企业在一定程度上缩减原用于研发投资的自筹资金。

此外，还有研究认为这两者的关系是非线性的。有可能是激励与挤出效应并存，不同的政府补助率下，两种效应的强度不同，最终表现出对研发活动的影响也不同。任海云、聂景春（2018）对政府补助效果进行新的测度，结果表明政府补助对企业研发投资的作用具有区间性，达到临界值时，挤出效应将大于激励效应，如目前政府对制造业企业的补助强度远小于临界值，因此总体表现为促进作用。最适补助区间受到所有权异质、企业规模异质和行业异质影响。

基于以上对文献的回顾与梳理，发现学者们对政府补助和研发投入之间影响关系未形成一致的观点，原因可能是样本所在的行业和经济政治环境不同、选取的测度指标不同以及研究方法多样。在研究样本的选择上，多将行业和企业性质作为筛选条件，研究创业板数据的较少。创业板多为处于成长期的中小高新技术企业，其对政府补助的利用效果是否具有特殊性还未明朗，因此有必要对创业板公司进行更多讨论。

2  理论分析和假设提出

政府补助对研发投入的直接影响主要在于缓解企业创新项目面临的融资约束。不论是政府直接补助还是税费返还都带来了企业资金的直接注入，使企业得以调配更充足、优质的资源用于创新，且资金使用的无偿性降低了成本，相当于直接缓解了为研发活动融资的压力，这无疑会大大弱化企业放弃投资机会的倾向。

间接影响得益于信号传递机制。银行、证券公司等外部投资者难以就信息不对称、回报周期长、结果不确定的创新项目进行准确衡量；而企业出于保护核心技术和降低信息披露成本等目的，不便公开所有技术优势、预期收益和潜在风险等信息，甚至会做出夸大宣传或隐瞒风险等不当行为。政府下放企业补贴，通常被视为对企业情况（包括更多未公开信息）进行科学严密的了解和审查后，对企业研发能力的官方认证，外部投资者将引之为重要的信用担保，并认为该项目的成功概率更大，更具有投资价值。融资约束得到进一步缓解，增强了企业投身创新活动的信心，促成企业做出增加研发投入的决策。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1：政府补助促进了企业研发投入。

同时也有学者认为当政府补助的力度进一步加大时，最初的政府补助极大地满足了企业正常研发需求，开始出现边际效应递减现象。一方面，企业可能为了规避研发风险，将资金投向其他项目，即对企业利用自有资金投入研发运作造成了挤出。另一方面，较多的政府补助代表了较高的“认证”程度，可能会产生严重的道德风险。银行等外部人员认为获得补助的企业经过了政府的审查和经验，因此投放了更多贷款和较少的监督，这为企业利用这种“信任”，出现违规或欺骗的投机行为埋下了隐患，而实际花在研发方面的资金将无所增长，甚至研发活动将变得无效率。因此政府补助最终表现为哪种作用，与政府补助强度有关。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H2：政府补助与企业研发投入存在倒“U”型关系。

一方面，经典的熊彼特创新理论表明，行业竞争程度越高，企业价格水平和利润情况恶化越显著，进而影响企业创新活动的内部资金来源，即存在负向的竞争挤出效应。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研发投入很大程度依赖外部融资，甚至将外部资金用于填补经营亏损而非维持创新活动，政府补助对企业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被大大削弱。另一方面，新熊彼特创新理论表明，企业会在即期利润和预期利润之间权衡。激烈的行业竞争态势倒逼企业通过提升创新活动水平以形成新的竞争优势，谋求新的利润增长点，从而对冲即期利润下降，以获取更高的预期利润，即可能存在正向的竞争逃避效应。当行业竞争程度加大时，创新需求将不断攀升，这类企业将充分利用政府补助带来的各项资金便利，进一步提高对研发活动的资源倾斜。基于此，提出如下竞争性假设：

H3a：政府补助对行业竞争程度高的企业的研发投入有更显著的促进作用。

H3b：政府补助对行业竞争程度低的企业的研发投入有更显著的促进作用。

3  研究设计

3.1 样本选取与数据收集

本文选取我国2017—2022创业板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数据均来源于CSMAR数据库。为保证数据选取的有效性，对以下条件的公司样本进行剔除：相关数据缺失或异常的公司样本；ST和*ST类公司样本；资不抵债的上市公司。为避免异常值对分析结果造成偏差，对主要连续型变量进行上下1%的缩尾处理。最终，本文形成的样本为1113家截面企业构成的、观测值为4721的非平衡面板数据集。数据处理软件为Excel和Stata17.0统计软件。

3.2  变量设计

1.被解释变量

研发投入金额绝对值与企业规模密切相关，为了增强不同规模企业之间的可比性，本文以研发投入强度为被解释变量，采用总的研发投入与营业收入之比这一相对值指标来进行度量。

2.解释变量

本文以政府补助与当年营业收入之比作为政府补助强度。在会计准则的规定下，与企业研发活动有关的政府补助需计入其他收益，该变量数据已剔除了计入营业外收入的补助。

3.调节变量

本文以行业竞争程度为主要调节变量，采用基于营业收入计算的赫芬达尔指数来衡量，该指数的值越大，代表行业竞争程度越低

4.控制变量

为了控制其他可能影响企业研发投入的因素，本文采用股权集中度、高管薪酬、公司规模、资产负债率、固定资产比重、净资产收益率、总资产周转率、营业收入增长率等作为控制变量，并加入虚拟变量来控制行业固定效应和年度固定效应。

3.3  研究方法说明及模型的构建

本文所用模型如下所示：

RDi，t=β0+β1Subi，t+∑mβmControl i，t+Year+Industry+εi，t   （1）

RDi，t=β0+β1Subi，t+β2Sub2i，t+∑mβmControl i，t+ Year+Industry +εi，t  （2）

RDi，t=β0+β1Subi，t+β2Sub2i，t+β3HHIi，t+β4Sub

×HHIi，t+∑mβmControl i，t+ Year+Industry +εi，t   （3）

模型（1）为基本模型，用来检验假设一。其中β0表示截距，β1表示政府补助强度的系数，β2到β9为控制变量的系数，Year表示年度固定效应，Industry表示行业固定效应，εi，t为回归残差。模型（2）分别在前两个模型中加入政府补助的二次项，用来检验假设二，各系数含义类似。如果系数大于0且显著，则表明该变量正向影响企业R&D投入，反之则负向。模型（3）用于检验行业竞争的调节作用，关键系数β4的符号表示调节作用的方向。

4  实证结果分析

4.1  描述性统计分析

对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如表5.1所示，创业板公司研发投入强度的最小值为0.3%，最大值33.55%，平均值7.55%，各企业在研发创新方面的投资力度存在较大差异，且有部分企业净研发投入（总研发投入-政府补助）为负。政府补助占营业收入的比重最小值为0.04%，最大值为9.21%，均值为1.78%，政府补助资金相对研发投入的金额较小，可以猜测企业研发活动对政府补助的依赖程度较低，而自发性研发投入的力度较大。

4.2  相关性分析

对变量进行pearson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研发投入强度指标与政府补助均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假设一得到初步验证，但政府补贴是否存在净挤入效应有待进一步验证。各控制变量均与研发投入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为选择上述控制变量纳入模型的合理性提供了一定依据。另外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之间的系数均不超过0.5，未出现明显的共线性特征。为了准确反映变量之间的关系情况，本文接下来在控制其他主要影响因素的情况下，进行更严格的回归分析。

4.3  回归分析

从表列（1）可以看到政府补助对研发投入强度具有显著的正向提升作用，具体来说当政府补助增加1个单位，总研发投入增加1.287个单位，说明政府补助有效地发挥了杠杆作用，撬动企业自发性研发投入，假设一得到验证。模型（2）在基本模型（1）的基础上增加政府补助的二次方项，结果如列（2）所示，一次项系数依然在1%显著为正，二次项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但模型R2并没有显著提升，二次项并没有显著改善模型的解释力度。根据模型（2）的系数可得曲线的拐点出现在12.56%左右，样本观测量均在此右侧，据此认为目前对创业板公司的政府补助强度尚未达到边际效应递减程度。在创业板目前接受补助的水平下，政府补助对研发投入的影响以正向激励为主，其倒“U”型作用没有得到充分支持。

考虑到政府补助与研发投入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即政府补助可能以事后补助的形式发放，研发行为多的企业更容易获得政府补助。本文选取滞后一阶的政府补助强度作为工具变量，采用二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结果没有明显变化，本文结论依然成立。

关于行业竞争对政府补助促进效应的影响，列（3）的Sub×HHI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在行业竞争程度较低的企业中，政府补助对研发投入的挤入效应降低。换言之，行业竞争强化了政府补助对企业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实证结果支持假设H3a。

5  结论与建议

本文在文献梳理的基础上，经过理论分析提出研究假设，以2017-2022年创业板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实证研究得到如下结论：在目前政府补助水平下，创业板公司的研发投资行为受到政府补助的激励作用，未显示明显的挤出效应；行业竞争刺激了企业的创新需求，增强了政府补助对研发投入的激励效应。

基于以上研究，为了鼓励企业自主投身研发活动，提升创新创造能力，本文认为政府需要进一步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考虑到创新对资金的依赖性，及时考察企业，尤其是行业竞争态势更加激烈的企业，有针对性地下发补贴以鼓励创新，向市场释放相关信号，帮助企业调动社会资本，纾解企业存在的研发融资约束，推动创新成果的产出和转化。除此以外，政府在应对外部性带来的对企业创新积极性的挫伤时，还要加快健全知识产权保护等法律法规，促使企业在创新投资中发挥主体作用。

参考文献：

[1] 吕开剑，孙慧.政府补助对企业创新绩效影响的内在机制——基于新能源企业的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2020，40（06）：54-62.

[2] 朱永明，赵程程，赵健，贾明娥.政府补助对企业自主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企业生命周期视角[J].工业技术经济，2018，37（11）：27-34.

[3] 王文华，夏丹丹，朱佳翔.政府补贴缓解研发融资约束效应实证研究——来自高新技术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4，31（08）：22-26.

[4] 李健，杨蓓蓓，潘镇.政府补助、股权集中度与企业创新可持续性[J].中国软科学，2016（06）：180-192.

[5] 傅利平，李小静.政府补贴在企业创新过程的信号传递效应分析——基于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J].系统工程，2014，32（11）：50-58.

[6] 蔡栋梁，李欣玲，李天舒.政府补贴与寻租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J].财经科学，2018（05）：105-118.

[7] 柳学信，孔晓旭，刘春青，王琪.政府补助是否促进了企业自主创新？[J].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19，21（01）：85-93.

[8] 任海云，聂景春.企业异质性、政府补助与R&D投资[J].科研管理，2018，39（06）：37-47.

作者简介：姓名：李婧晔；性别：女；出生年月：1999年12月；籍贯：浙江台州；民族：汉族；最高学历：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