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现代化的浪潮下，随着科技和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原先基于共同利益目的和互帮互助原则下建立的以血缘和地缘为中心的村落共同体不断受到冲击，由于村民之间不断的利益分化，原有的社会结构下体现出的缜密的集体性日渐为个体化浪潮所淹没。相较于相对偏远闭塞的边区，这些变化在城市周边的近郊地区影响更为明显，且不同城市近郊之间也稍有差异，一般情况下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呈正相关，即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村落共同体受到冲击越深。有趣的是，传统的差序格局和族老政治虽然在现代化的冲击下式微，但却并没有完全解体，成为完全独立的原子式社会，在村落的某些重要场合，诸如结婚、丧葬、高寿、满月等人生大事中仍会发挥一定作用。

关键词：丧葬仪式  村落共同体  成都郊区

一、研究背景

自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远影响余韵至今，丧礼更是儒家五经之一的《周礼》重要组成部分，丧葬退一步可与“孝”文化相呼应，进一步又与祖先崇拜相联结，因此丧葬仪式作为人这个存在的终结，在中国社会中一直占据重要地位。

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的传统社会，为更好的保证生存，村民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纽带，互帮互助、共同劳作和抵御外敌，形成紧密的村落共同体。而在丧葬仪式中，村落共同体可谓体现的淋漓尽致，一方面，村民会自觉参与到丧葬仪式的流程当中，而参与过程中也伴随着村民之间的礼物与人情往来，使得村民之间形成认可和债务的双重关系；另一方面，村民对丧葬仪式中孝家和其他村民的种种行为起着自发的舆论监督作用，这种舆论监督多以传统美德或一些约定俗成默认的办事准则为依据，多以孝为核心。在整个仪式的流程也反映出一个区域的丧葬仪式特色，反映出区域中居民对死亡这一观念的认识和态度。通过丧宴的形式，村民齐聚一堂，孝家因亲友的离世重新调整自己的社会关系，当事人、家庭和围观者在仪式中建立了联结，个体在其中获得和谐亲密的人际关系，村民之间的联结关系也在仪式中得到了“调整、重塑和涵化”。总体来说，丧葬仪式的举行有利于促进村落居民间的互动，加强群体联系，强化共同体认同，维系社会秩序。

二、B村村落社会结构

成都位于中国西南腹地，深居内陆，没有东部城市的临海交通优势，也不像武汉、重庆等城市位于大江大河交汇点有着天然的航运优势，因此受到第一批改革开放春风影响较为有限。西部大开发战略和四川省强省会战略的实施才真正使成都快速发展起来，跻身第二梯队。作为后起之秀，成都的经济体量自然比不上一线城市的北上广深，文化风俗也因地理区位和经济原因较之东部地区受现代化冲击更晚更小。双流区也并不是成都的六大主城区之一，属于近郊区，B村位于双流区东南部与龙泉驿区交界地带，位于龙泉山东麓，是真正意义上郊区的郊区，因而社会结构虽说受现代化冲击但保存也较为完整，并未完全解体。

B村行政上隶属T镇，始建于春秋时期，是古蜀驿道必经之路的重要驿站，因而历史上曾辉煌一时，人口流动较为密集，加之四川历史上的三次大规模人口迁移，因而村内人员构成较为复杂，村内姓氏构成也比较多元化，但总体来说，大部分村民是B村本地或是相近地区流入，流入范围多在集市辐射范围内。上述提及，T镇因地处古蜀驿道，交通较为便利，人口流动也多，因而其集市辐射范围较广，包括T镇全域和邻近的H镇B镇甚至毗邻的龙泉驿区和简阳部分村镇。直至今日，T镇集市也是东山地区最大的集市，其显著特征是T镇逢双赶集，而周边的其他集市诸如H镇、B镇以及龙泉驿区的S镇和简阳的W镇全部逢单。

B村地处丘坝地带，人口大多聚居在坝上，平整的土地造就了典型的川派民居，多是一个姓氏的宗亲住一个大院子，每家有一两间房，中间是祠堂，供奉着祖先的亡灵，中间的大院坝是家族共有，人情往来、家长里短或族内有重要事件，诸如婚丧嫁娶、节庆祭祖都在院坝里举行，在农忙时期则多用于晾晒粮食。B村在人民公社时期划分为10个生产队，其中1队和2队人口最多，大概每队有80户人家，其余各队人口较少，大概每队50户，每队设有队长，处理队与队之间的事务，队内各家有要事需向队长报备，必要时由队长主持工作。笔者调研的区域多在1队，1队的人口大姓有三个，张、冷、郑，外姓人口也多是这三家的上门女婿之类，三家之间的互助关系多在大事时体现，诸如修路、打井等关系各家利益的场合下，或是在建屋这样的需要大量劳动力的事件中。在其他时刻，村民之间的互助关系仍多在族内，族内看中辈分，每辈有个管事的人，多是年长者，族长则多由德高望重的老辈担任，主持族内之事。

现今的B村经由合村并社由原来的10个小队变为5个小组，隶属一个社区，原来的一族之事变为了每个家庭之事，由家庭内部商议办事，族长也不复存在，村子的代理人变为了村长，队长也不再事无巨细地过问各家之事，但在丧葬这样的重大场合，队长还是会出席，代表村子对孝家进行慰问，并告知一些注意事项。村民在知道消息后也会第一时间赶来帮忙，顺序一般是近邻-同宗-同队-其他村民，可以明显看出，传统的差序格局仍然存在。虽然血缘与地缘的链接在现代化的冲击下有所削弱，但村民的认同感仍然强烈，甚至近邻之间的链接强度超过了远亲。

三、B村丧葬仪式流程

以逝者去世和埋葬封山为节点，将B村的丧葬仪式分为三个阶段，即临终关怀——正式丧葬——后人退场。这一完整过程时间长短不一，取决于逝者的具体逝世情况，寿终正寝的村民较之意外离世的村民耗时长是必然的。

对逝者的临终关怀也是对后代的一次大考，毕竟“久病床前无孝子”，凌驾在“孝”之上的是生活这把钝刀，照料老人面临着日常生活开支、医疗花销和没有收入来源三方面的巨大压力，但对老人的照料却不仅是经济上的支持，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鼓励。多数老人逝世前深陷疾病的困扰，病魔拖垮的不只是身体，更多的是精神创伤，受苦受累了一辈子，晚年还要受限于疾病，失去体面，明知儿孙生活不容易，还要给他们添麻烦，这种挫败和愧疚感是致命的。而后人明明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在老人面前却不能表现出来，必须尽职尽责，否则被视为不孝，这在传统伦理中是不道德的。此外，远亲近邻以及其他村民也承担着一部分对老人的临终关怀，尤其是以前一个大院的宗亲和存在利益往来的村民，而近邻涵盖了这两者的大部分。通常情况下，在听闻老人生病或将不久于人世的消息后，村民都会带上礼物去看望老人，表达对老人的关心，鼓励其振作起来，这是一种基于血缘和地缘而产生的村落共同体的表现形式，即情感上的归属和认同。

逝者去世后进入正式丧葬阶段，这也是丧葬仪式中最重要的一环，葬礼的举办情况反映了逝者本人、家庭、宗族的社会地位，也向村民表示出对逝者的孝心和尊重，时间一般三至七天不等。在逝者弥留之际，家中孝子贤孙从各地陆续回家，见老人最后一面，并且准备好要用的物品以免临时买来不及，诸如香烛、纸钱、寿衣、棺材、白布、袖章之类。逝者咽气后，亲属第一时间联系阴阳先生，把尸体放平，并且给尸体穿上寿衣，点上长明灯和香蜡，烧纸钱，再把院子里的草拔干净，意为开路。阴阳先生到来后，先要作一场简单的法事，意为驱邪避恶，摒除掉死气，以免阴气过重冲撞到家里其他人。法事结束后，在阴阳先生的主持下，将尸体抬入冰棺，以免在举办丧事的这几天尸体发烂发臭，随后布置好灵堂，即用竹子和柏树枝丫搭好一个类似于门户的结构，贴上黄纸写的挽联，在冰棺前放上逝者的黑白照片和一些供果，点燃粗烛和香火，这在出殡之前是不能断的，因而在逝者咽气后到如入土为安的这段时期，夜里必须有人守灵，以免香烛熄灭。燃烧纸钱，这在逝者去世的第一夜也是不能熄灭的，然后在家门外放一柄爆竹，接上喇叭播放大悲咒等哀乐，意为通知村民家中有人逝世，隔得近的村民在听到爆竹或哀乐的声响后便知道人已经去了，会第一时间赶来帮忙，稍远的也会在之后听说了赶来凭吊。

逝者的亲属需在头上裹孝布，这又有内孝和外孝之分，内孝又称正孝，即披正孝的都是直系亲属，其中平辈子辈和重孙辈都是裹白布，曾孙辈裹黑布，玄孙辈裹红色，外孝则都是旁系亲属，披的孝布无颜色之分，都是白布，但与正孝所披的白布有长短之分。赶来帮忙的村民也分为两类，一类由亲属带去墓地开山除荒，将墓地周围的杂草和枝丫修葺一番，并且将坟墓的山门打开透气，既避免埋葬当天开山费时费力延误吉时，又避免穴中过于潮湿或有积水影响埋葬；另一类是留在孝家帮忙，诸如砍竹子、搭棚子、写福纸、写礼单、封红包等，看似事小，实际上还包含着和孝家聊天、听孝家说心里话这样抚慰孝家悲伤情绪的隐性功能。队长在知道情况后也会第一时间来到孝家代表大队赶礼、送花圈，表示对村民去世的慰问，并且帮孝家办理逝者的死亡证明，告知家属户口注销等程序。

乡厨就位后，葬礼期间每天都会摆流水席，届时来赶礼的村民会带上全家男女老少一起吃席，因而往往宴席参与人口基数庞大，且一天比一天多，这一点与很多地方的葬礼只派一两位成年男性代表参与，且只在赶礼当天和入土当天吃正席是不同的。对于B村而言，流水席的正席只是菜品更加丰盛而已，其余与前几天的宴席并没有什么区别，更是绝没有一家只派一两位成年男性参与这样的说法，相反还认为人越多葬礼就越风光越热闹，也代表着孝家在村里的名望、处事等得到了村民的认可。

成都是道教的发源地，受道家思想影响较深，因而对于死亡这一观念的看法也极具地方特色。自古庄子便有“鼓盆而歌”的对待死亡的态度，与此一脉相承的是今天的成都地区居民在对待死亡问题的时候有“红白喜事”的说法，即认为自然死亡是一种幸事，说明逝者不是意外丧命，那不如在死者生前尽孝，既已尽人事了，那便听天命吧。就B村而言，在逝者入土的前一天晚上，会有专门请的白喜事团队来到孝家哭丧，伴着悲怆的号声，孝子贤孙们按照辈分跪在棺前，哭丧女会回顾逝者的生平，表示孝家对逝者去世的不舍、悲伤，并指出之后会继续好好生活，不辜负逝者过去对家庭的付出，希望逝者在地下安息。哭丧完毕，号声转为激昂欢快，告慰逝者在天之灵，逝者已逝，活着的人要更加努力生活。

阴阳先生会提前看好逝者入土的日子和吉时，就B村而言，多是凌晨发丧，一方面是对交通的影响较小，另一方面是免得遭人避讳。在吉时两个小时以前，抬棺人将逝者从冰棺搬入木棺，家属最后一次前去瞻仰仪容，阴阳先生在大门前做法，烧香烛纸钱，祭天祭地祭鬼神，意为为死者开路，好让死者在九泉之下不被欺负，然后放出亲属提前准备好的大公鸡待其打鸣，预示着镇收邪祟、荡尽魑魅，鸡鸣之后便起棺前往墓地。发丧队伍排列也有讲究，最前面是吹号、撒纸钱和放炮的人，后面跟着死者的儿子，其中大儿子捧灵，二儿子端像，三儿子执幡，若是没有三个儿子，则由干儿子和孙子代替，这之后是死者其他直系男性子孙，再之后是棺材，棺材之后是死者家的一众女眷，女眷之后则是其他帮忙拿花圈、纸房和其他祭品的村民。发丧队伍浩浩荡荡，抬棺人在行进过程中会吟唱号子，大意是歌颂死者生前勤劳一生，表达亲属对死者去世的不舍怀念，愿死者在泉下过得顺顺利利，号子每停一次则抬棺人停下歇息一会儿，亲属和村民则面对棺材的方向跪下叩首。到达墓地后，村民将花圈等祭品放下便可离开，亲属则需留下等阴阳先生做法，阴阳先生先在穴前点灯，意为照亮死者通往黄泉的路，点香烛纸钱供奉，之后在坟地周围一圈点香烧纸钱，意为望此地的鬼神对死者多加关照，也有圈地盘之意。由于墓穴的山门是提前打开的，阴阳先生在念过咒文之后，每位家属需上前来磕头供三根香，并且将提前准备的硬币背对穴口扔进去，意为死者的棺材钱，愿死者在泉下能过得体面，也有望死者保佑家族繁盛之意。到吉时后，抬棺人将棺材放入穴中，准备封山门，亲属则沿着坟地正反各转三圈，意味着帮死者踩地盘，告诉周围的鬼神死者家中人丁兴旺，是有后台的。结束后所有亲属需背对着墓穴跪下掀起头上垂在背后的孝布，阴阳先生将生米做过法后撒入每个人的孝布，亲属接到米后便可将孝布取下裹住米，这些米需用孝布挂在床头三年，有萌阴后代、驱邪避灾之意。最后，将纸屋、纸衣、纸钱等焚烧，封上山门，再将招魂幡插在坟头，整个丧葬仪式中最重要的正式丧葬就结束了。

死者亲属在封上山门后便可回到家中，死者的像也需倒扣住拿回家以作纪念。家中的布置的灵堂在亲属发丧时已由留下帮忙的村民撤掉，将撤下的竹子和柏树枝放在大门口，用水泼三下，亲属回家后跨过门槛，用梳子梳三下头，喝三口水，再将灵堂中剩下的砖翻三下，意味着扫尽身上和家中沾染的邪祟，除旧迎新，表示这场丧事就结束了，这是最初始阶段的后人退场形式。在B村有逢七之说，即头七死者回煞，在死者去世的第七天晚上，其魂魄会回到家中，因而这天家中煞气会比较重，在家中生活需小心翼翼，以免冲撞到煞气。在三七和五七，即死者去世后的第二十一天和第三十五天，亲属需齐聚家中前往墓地给死者烧纸，之后再家族齐聚专门去墓地上坟时间间隔就比较久了，只在死者去世的一周年和三周年还有两次，这是第二阶段的后人退场形式。除去逢七和周年以外，对死者的祭祀都是以小家庭为单位，如在清明和七月半对死者的祭祀，规模较小，这是第三阶段的后人退场形式。

四、B村丧葬仪式对村落共同体的维系

通过以上对B村村落社会结构和丧葬仪式流程的分析，可以看出B村的村落共同体依然存在，在丧葬仪式这样的大事中，一方面可以窥见村落共同体的影子，如村民自发前往帮忙；另一方面丧葬仪式对B村的村落共同体起着维系的作用，这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体现出来，其一是B村丧葬仪式中所体现出来的礼物和人情往来，其二是丧葬仪式中村民的舆论监督。

在B村的葬礼流程中，礼物和人情往来可分为两个阶段，在死者临终之前，村民会前来看望，此时带的礼物多是鸡蛋、牛奶等适宜老人食用的食物，大部分人还会给老人一个红包，金额多是一百块或两百块，主人多会请村民留下吃一顿便饭，形成一种礼物-酒饭这样的互惠关系，拉进了逝者家族与村民之间的关系。死者去世后，村民前来凭吊带的礼物则都是纸钱，还会额外给主人家一个红包称为赶礼，金额由家庭条件、亲疏关系、熟稔与否决定，皆是双数，这是因为B村人认为赶礼单数寓意不吉，一般以四百块和六百块居多，死者的侄子、干儿子这样的关系比普通村民更亲近一点的还会送花圈、写挽联表示与死者亲属共担悲伤。村民赶了礼后，在死者出殡之前每天中午和晚上都可和家人一起在孝家吃丧宴。这样，丧宴相当于为全村村民提供了长达数日的人群集中的时间和地点，村民们相互攀谈、询问近况，加强了村民之间的联系，对于村民与村民之间关系的维系是理所当然的。此外，举办葬礼是一项庞大复杂的工程，有很多繁冗的事务，村民会主动帮孝家作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孝家也会给一个红包作为答谢，依事情大小和难易程度红包金额也有一元二、十二元、一百二十元之分，从而在村民和孝家之间形成一种劳务关系，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孝家与村民之间的联系。通过礼物馈赠和劳务关系在村民之间建立了一种双重关系，一是团结和认可，村民给孝家送礼的行为表达了村民认可与孝家之间的亲朋邻里关系，有助于使村子更加团结。二是债务联系，村民给孝家送礼帮忙本质上是和孝家之间建立了一种债务关系，即你家当下有事我来帮忙出钱出力了，那么等到日后我家有事你也得来我家帮忙，否则这种债务关系就不平等了，你这个人就违背了公序良俗，由此可以看出这种债务关系是社会强加于村民之间的。这双重关系使得礼物和人情具有了一种共同分担的意义，一方面是展现出的村民和睦的氛围分担了孝家因亲人去世产生的悲伤情绪，一方面是分担人物关系，即以债务联系的形式扩展了村民之间的社会关系网，从而将村民个人与村落集体紧密联系起来。

B村村落共同体的舆论监督贯穿整个丧葬仪式的流程，可根据作用对象不同分为两类，一类是对于死者亲属，一类针对其他村民。在死者临终之前，要是对死者的临终关怀不够细致，没有照顾好死者，那么死者亲属在整个丧葬仪式中包括仪式后都会遭到村民的舆论谴责，不论葬礼办的多么宏大、风光都会被视为“马后炮”，被视为不孝。逻辑大致是这样的，“人活着的时候不好好尽孝，人走了办的这么热闹做给谁看啊？”同样，在死者去世后，有亲属不积极主动参与各种事务操办，对家族事务不上心也会受族人排斥和村民舆论非议，因而舆论监督这种独特的方式对内而言是塑造和加强了宗族共同体。对其他村民的舆论监督多是基于上述丧葬仪式通过礼物形成的债务关系，要是某户村民在某次丧葬中受到了另一户村民的恩惠，但在之后另一户村民家有大事发生但这户村民当做无事发生啥也不过问，也会受到强烈的舆论压力，因而舆论监督对外形成了广泛的公共舆论场域。相反，要是某户村民对死者的临终照料细致耐心，在死者去世后将葬礼办的风风光光，或者某户村民对孝家尽心尽力的帮忙，那么这户人家在村里的口碑、声望、地位则会大大提升，村民之间也会更加团结。所以在丧葬仪式期间这种来自村民的舆论监督是对孝家、村民以及村落共同体的一次大考，基于人性的本能，绝大多数村民肯定不愿意受到舆论谴责，因而在丧葬仪式中会尽心尽力，这就进一步使得村民之间的关系深化、拉紧，从而实现对村落共同体的维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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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郑楚凡（1999—），女，汉族，四川成都人，硕士研究生，无，研究方向为民间文化、村落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