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短视频等互联网技术不断下沉的今天，农村网民数量不断增加，短视频平台农村网民的自我书写也变得越来越丰富，其中一部分农村女性以苦难叙事为主要内容的账号获得了大量关注，被称为“苦瓜大队”。本文通过对四位普遍被短视频用户认为是“苦瓜大队”抖音账号进行观察和分析发现：“苦瓜大队”通过苦难叙事塑造“奇观”，吸引用户注意力。农村女性形象中的苦难特质被加工放大、强化并突出了，在这过程中女性的主体身份也被消解。女性只有不断提升自身主体意识，才能完整书写自我。农村女性形象的塑造也需要平台及MCN机构的共同努力，发挥合力才能获得更好的表现。

关键词：短视频；农村女性；奇观理论；苦难叙事；

2023年8月28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在北京发布第5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报告显示至2023年6月，农村网民规模达3.01亿。以抖音、快手为代表的短视频平台持续下沉，农村网民短视频用户持续增加，农村网民群体短视频使用率已超过城镇网民0.3%，大量农村网民进入短视频领域从事生产活动。

然而，随着乡村短视频带来大量标签性流量，短视频平台涌入了一批以拍摄农村女性的艰苦生活为主、同质化严重的短视频。这类短视频被称网友称为“苦瓜大队”。本研究在抖音短视频平台基于账号定位、粉丝量、地域、等因素选择了@王琳记录农村生活、@小徐一家的日常生活、@小英一家、@粒粒的平凡生活四个账号进行观察和分析，试图分析“苦瓜大队”的短视频获得巨大的流量的原因，及其对农村女性的角色形象产生的影响。

一、苦难与奇观：理论的引入

（一）奇观理论及奇观理论的应用

2002年道格拉斯·凯尔纳第一次在其“媒体文化三部曲”的第二部《媒体奇观——当代美国社会文化透视》中提出“媒介奇观”的概念，“媒介奇观”理论受居伊·德波（Guy Debord）的名著《景观社会》（La Societe du Spectacle）的影响，但与之存在较大的差别。也正因为两者巨大的差别，在同样都是“Spectacle”的情况下，译者史安斌在翻译《Media Spectacle》使用了“奇观”这个词。凯尔纳对媒体奇观的定义是：“那些能体现当代社会基本价值观、引导个人适应现代生活方式，并将当代社会中的冲突和解决方式戏剧化的媒体文化现象，它包括媒体制造的各种豪华场面、体育赛事、政治事件。”

国外学者对媒介奇观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分析媒体在奇观构建中的作用及对社会造成的影响，如Nenad Vertovšek（2015）指出奇观是媒体以资本的名义操纵社会的工具，媒体以奇观诱惑大众，影响大众对社会生活的感知，同时将奇观作为盈利的手段和渠道。

国内学者对媒介奇观的研究主要分为对理论进行研究、将奇观理论作为理论框架进行个案分析两个方面，范欣（2009）认为媒体奇观理论相较于景观社会理论更理性，更符合当下社会的构建。近年来以奇观理论为框架分析社会现象或进行个案研究的研究也是硕果累累。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有封莎、黄钦（2023）指出乡村题材的短视频通过表象、场景、模因等方式塑造媒介奇观，在对都市文化的反向凝视中由抗争走向对话。

（二）苦难叙事研究

外国学者对苦难叙事的研究多集中于医疗健康领域，而新闻传播领域内对苦难叙事的研究集中于新闻叙事和新闻方法。例如学者Cal.D和Lage. L（2015）试图了解新闻媒体在揭露童工的痛苦场景时所采取的叙事策略。因此从场景的叙事配置和受难主体的叙事配置来理解新闻叙事中的苦难描述。

国内学界对苦难叙事的研究集中于文学领域。有学者对中国文学中的苦难叙事进行了溯源，学者施军（2009）认为市场中国的苦难写作并没有深入到西方的精神传统内质中，他指出西方古希腊以后的文学作品很少写因贫穷带来的痛苦，更多的是写人为尊严、荣誉、国家而遭受的苦难，更注重个体的精神性生活，而中国的苦难写作缺乏对精神性苦难或苦难中的精神性生活的关注。学者徐肖楠（2013）指出市场中国中苦难写作中对粗鄙与恶劣的对苦难的主体意识主要来源于中国本土的小农经济，但苦难意识作为一种写作时尚却由模仿西方写作而来，西方的苦难意识本质上与宗教中的精神救赎有关。

自媒体的苦难叙事与文学中的苦难叙事相比较，更浮于表面，更缺乏对精神内核的关注。自媒体的苦难叙事在注意力缺乏时代，更容易可以变成博人眼球的道具，成为塑造“奇观”的素材。

二、技术赋能：“奇观”的基础

农村网络基础设施的完善和智能终端的普及使乡村接上发展的轨道，原本闭塞的乡村信息化程度不断提高，满足了用户获取信息、娱乐和社交的需求。与此同时，抖音和快手等短视频APP的发展使短视频的创作门槛变得极低，为用户提供了更容易触达的自我表达的平台，农村的交往空间和交往范式因此发生改变，大量农村女性进入短视频领域从事生产活动。以工具性的经济致富和情感性的主体表达为主，她们通过短视频记录生活，其中部分创作者获得关注后积极变现，通过将用户的注意力“二次售卖”及直播带货等方式获取收益。

农村女性所拍摄的短视频内容丰富，@李子柒一类博主以精良的制作和专业的艺术表现将农村生活重构营造出富有中国传统审美意境的田园世界；@蜀中桃子姐一类博主到融入普通农村家庭生活场景、充满烟火气息的，像一根情感纽带将用户与乡村情景相链接；也有@郑萍萍一类的创作者，利用最简单的手机拍摄竖屏内容分享与爷爷奶奶的农村生活日常，自称“治愈系生活短片”，唤起不少网友对乡村生活的怀念。

相较于质朴、宁静的乡村生活，“苦瓜大队”短视频中的农村短视频更多地展示偏远农村生活的艰难。“苦瓜大队”短视频的主角大多为偏远贫困地区的农村女性，在视频中，她们大多生育三四个孩子，生活条件艰苦，每天都有干不完的农活和家务，过着普通人难以想象的艰苦生活，这种“难以想象”赋予了“苦瓜大队塑造“奇观”的可能。

三、苦难叙事：“奇观”的塑造

（一）显性的身体苦难

凯尔纳所谓的媒介奇观是各种奇特的文化现象，“苦瓜大队”以自身苦难塑造“奇观”作为吸引用户的诱饵，利用用户的猎奇心理和互联网上的审丑潮流获得流量。在短视频平台，这类粗糙直白的视频与精心包装后的潮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定程度上抵抗了用户的审美疲劳。

“苦瓜大队”的账号及视频内容中会刻意为用户提供刺激。@王琳记录农村生活的账号简介写到“97年的农村四胎宝妈”，@小徐一家日常生活的账号简介写着“来自贵州山区的一名95年农村宝妈”，@小英一家的表述是“来自云南大山，96年两个孩子”@粒粒的平凡生活写道：“全职宝妈一拖二的平凡生活”。“苦瓜大队”年龄的大小与宝妈的身份甚至孩子的数量之间的冲突颠覆了短视频用户的认知，对其造成了情感上的震撼。

除账号简介外，“苦瓜大队”视频中展示内容也让人瞠目结舌。她们的视频内容以做家务、干农活、带孩子为主，但无论做多少家务，短视频中展示的自己和孩子身上永远是脏兮兮的，家里地面、墙上没有一处是干净整洁的。“苦瓜大队”一般受教育程度较浅，结婚生育时年龄较小，在短视频中，她们照顾孩子的同时辛苦劳作，疼得直不起腰都得干活；她们的生活贫苦，日常中最经常吃的食物是土豆、甚至是发黑了的“干巴洋芋”，被老鼠爬过、咬过的食物也照吃不误。在她们的视频中，身体上的痛苦和精神上的贫瘠都成为叙事内容，成为塑造“奇观”的素材。

（二）隐性的精神苦难

身体上的苦难是显性的，也是最直观地展示在用户面前的“奇观”。但隐藏在身体苦难背后的是“苦瓜大队”作为“农村女性”极低的地位和对待苦难麻木的态度，是精神苦难造就的“奇观”。

女性群体常常在中国传统文化及家族秩序中被忽略，乡村女性的辛勤劳作被认为是男权社会中的理所当然，她们的姓名和文化记忆在乡村伦理秩序的枷锁下逐渐被埋没。父亲的角色在“苦瓜大队”的视频中大多是缺位的，作为丈夫和父亲，他们从不帮忙干家务，每月只给几百块钱生活费，夫妻二人之间的争吵和矛盾也经常成为“苦瓜大队”的视频主题。

除了生理意义上的女性身份外，历史和文化为女性身份赋予了更多意义，女性需要从社会、观念及心理等方面完善自我主体意识。“苦瓜大队”的视频中，作为主角的她们是母亲、是妻子、是儿媳，但她们自身的需求和身份定位却被忽视，面对与丈夫的矛盾，孩子的教育问题及生活中各种难以解决的问题，“苦瓜大队”经常表示“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评论区给出的建议也经常被忽视或被表示“根本做不到”。由此，“苦瓜大队”书写的麻木形象成为其短视频的另一层“奇观”。

四、媒介助推：“奇观”的扩散

在凯尔纳看来，“奇观”由媒体打造，受到政治势力或商业权利操控。作为自媒体，“苦瓜大队”利用抖音平台书写自我，为了讨好流量突出苦难，为了保持流量不断强化苦难。她们输出“奇观”是为了流量变现，说到底是为了利益。而MCN等资本力量在发现有利可谋时，也会下场参与，助推“奇观”的扩散。

（一）内容创作者讨好流量

@王琳记录农村生活、@小徐一家的日常生活、@小英一家、@粒粒的平凡生活等“苦瓜大队”成员都开通了抖音橱窗，有的“苦瓜大队”成员还会开通直播，通过直播带货获得收益。为了获取更多流量进行变现，她们不得不迎合用户的喜好，讨好平台的推荐机制，塑造更夺人眼球，更能吸引用户注意力的“奇观”。

抖音账号@粒粒的平凡生活展示的是一个全职宝妈的形象，在这个账号的视频中，粒粒妈一个人带两个孩子，为了节省开支，粒粒妈能攒几天的碗筷一次性刷洗，甚至用油烟机中的废油做过饭。粒粒妈的过度节省并不是她最受诟病的原因，跟孩子抢食物，“穷养孩子、富养自己”才是粒粒妈引起最大争议的原因。粒粒妈曾因2022年12月13日一条抢女儿的烤肠吃的视频获得了大量关注，被大量网友谴责。但粒粒妈没有反思自己的行为，反而通过视频内容及诸如“宝妈上街给孩子老公买鞋子，不料最后却只买了自己的。”“粒粒妈花15块买的草莓，大部分竟被自己吃完了，背后原因让人无奈。”“摘树上的橘子给孩子们吃，都吃一口就给我了，那只能辛苦我吃完吧。”此类的视频强化自己的形象，获得更多关注，从而进行流量变现。更令网友感到愤怒的是@粒粒的平凡生活还曾被指出“当地妇联调查过，家庭情况挺好的。”这就代表着其可能完全是刻意卖惨、利用“假人设”，拍摄“假剧本”获取经济利益。

像@粒粒的平凡生活一样，许多“苦瓜大队”账号意识到“苦难”会带来流量，“奇观”会带来更多关注。为了讨好流量他们愿意强调、放大“苦难”，甚至在变现之后仍不愿意做出改变。

（二）MCN等资本谋取利益

一旦有利可图，农村女性短视频的苦难叙事会互相模仿和复制，最终泛滥成灾。网络上曾有爆料，许多过着悲惨生活的农村妇女是MCN机构找来的演员，这也是“苦瓜大队”的视频内容总是千篇一律的原因，视频内容几乎都是背不完的孩子，干不完的农活，吃不完的洋芋。本应该为创作者提供专业的、系统的支持的MCN机构却为了眼前的利益作假，助长了这种不良“奇观”的膨胀。

MCN等资本力量的下场加深了短视频用户对“苦瓜大队”的不满，同时也扩大的“苦瓜大队”的影响力。再加上“苦瓜大队”通过抖音橱窗、直播带货获取的经济利益也仿佛并没有改善她们的生活，她们依旧强调“苦难”获取人们的同情，于是网友对其的不满更甚。

农村用户的自我书写对农村形象产生影响，而“苦瓜大队”作为农村女性以苦难叙事的形式进行自我书写时，必将会影响短视频用户对这一群体的认知及印象。苦难叙事关注的是个体的人，但这并不意味这以个体的人为叙述对象就具备了主体意识，“苦瓜大队”视频内容中与视频外的主体一旦割裂，农村女性的伤疤就将成为演出道具，苦难并没有错，展示苦难也没有错，但“苦瓜大队”如果展示的是经过经济和媒介的加工后，强化并突出了某一特质的女性形象，并不全部符合现实，那就是有错的。

抖音平台有也有许多条件艰苦但能够苦中作乐，或通过努力慢慢改善条件的农村女性，@群姐被网友称为“反苦瓜大队”第一人，作为四个孩子的妈妈，@群姐能在有限的条件下尽最大的努力满足孩子，为孩子提供她们所能给予的最好的生活条件。@清欢的幸福生活，即使条件不如意也在努力生活。这些账号的存在足以说明“苦瓜大队”短视频的内容、所传递的价值观存在问题。

五、娱乐泛化：“奇观”主体身份的消解

在以苦难为奇观换取关注从而获得经济利益及资本下场助推双重作用下，“苦瓜大队”短视频中女性的主体身份正被逐渐消解。

文学意义上的书写苦难，是对人遭受身体痛苦、精神痛苦的同情和悲悯，书写苦难并不是歌颂苦难，它的潜在话语是这个世界上人的生存和幸福才是最高的准则。文学意义上的苦难叙事与短视频自媒体中的苦难叙事最大的不同是叙事的主体不同。这就导致文学与自媒体苦难叙事造成了不同的影响。

人的苦难是文学中苦难叙事的主体，而“苦瓜大队”的短视频只将女性的苦难当成“取悦”短视频用户的工具，使农村女性的苦难娱乐化，他们视频中的农村女性形象不断强调苦难和悲惨，正在麻木中沉沦。文学意义中的苦难叙事是对他者苦难的书写，但“苦瓜大队”书写的苦难是自身的苦难，文学作品中的苦难叙事是他者凝视，只有是严肃的、追根溯源直击人心的才能获得认同，才能让被叙述者感到被尊重，但自媒体将创作权利“下放”，摆脱他者凝视的农村女性获得了表达了自我的权利，她们能够书写自我。但如果作为视频主体的农村女性自己都没有做到充分尊重自己的权利，反而将严肃的话题娱乐化，消解了苦难的严肃性，甚至认为自己“没有文化，只能在家种地养养牛......”，在已经拥有通过短视频平台改善自己的生活、甚至改变自己的命运的机会时依旧保持麻木的态度，那么用户也不会通过严肃的视角看到农村女性的困境。

原本去除“城市凝视”下的乡村视频，自我书写的农村视频更应该展示出真实的形象，“苦瓜大队”书写的应该是最真实的乡村女性，但现实情况是这类视频中乡村女性的苦难完全作为“奇观”成为了一种消费品，偏远地区女性的声音没有被关注，反而不断被凝视被指责与被评论，在“苦瓜大队”成为乡村女性的代表时，网络上只会增加对农村女性群体“作秀”、“剧本”的指责，真正的苦难与真正的矛盾被回避了。

六、总结

互联网苦难叙事早有渊源，但后疫情时代用户对解压类信息的需求大幅度增长，短视频用户通过在前台表演苦难，将现实世界中的的难题通过互联网以匿名的方式释放和消解，这类视频满足了用户对窥私欲，在社交媒体传播逻辑的推波助澜下迅速掀起一场“狂欢”。

“苦瓜大队”的苦难叙事回避了更复杂的现实情况，本质上是通过塑造“奇观”表达是乡村女性对苦难生活的麻木，加深了社会对乡村女性的刻板影响，加深了乡村女性的角色困境。他们将农村女性的困境当作“奇观”揭露，在流量的引诱下短视频平台迅速出现了一大批单一化、同质化的内容。固然，“苦瓜大队”的视频反映了农村女性生存的困难、反映了部分现实，但同时“苦瓜大队”短视频塑造的农村形象模糊了乡土文化和乡村建设现实，更加大了城乡之间的隔阂。

用户有权利在网络上分享自己的生活，有权利决定自己分享的内容，社会需要看到问题，因此愿意看到“苦瓜大队”背后反应的社会问题，但也坚决反对刻意地哗众取宠，就像舆论监督报道不能理解为纯粹的曝光、揭露和批评，更具有建设性价值的内容才应该获得更多流量。“苦瓜大队”的困境应该被发现，更应该被建议。这些账号应该在变现后积极进行改变，而不是为了维持流量不断重复强调“苦难”。

就现阶段而言，农村女性的表达能力与其表达身份之间依旧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相悖。农村女性愿意表达自我、且有表达的平台，但在表达动力和表达内容上都存在欠缺，他者凝视有能力挖掘背后的根源性问题，但其定义的农村女性形象毕竟是他塑，农村女性想要完整地书写自我只有与社会接轨，提升自身主体意识。短视频平台不仅可以表达，更是学习提升、开拓眼界的平台。同时，MCN机构及抖音平台应该及时发挥作用，给予自媒体正确的引导，多方合力才能实现更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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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珺，出生年月：2000年4月，性别：女，籍贯：安徽涡阳，  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