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话语是由核心观念、主导思想、知识框架、文化符号、话语生产机制、话语传播机制、话语支撑机制所组成的一个整体。中国和西方话语体系在话语的定位、语境、核心观念、主导思想、知识框架、话语生产、传播和支撑机制等方面有明显差异。中国话语体系建设主要面临理论层面、信息层面和文化层面三大挑战。

关键词：话语体系； 中国话语； 西方话语； 建构； 挑战

中图分类号： D61        文献标识： A

经过新中国7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国已崛起为世界大国。中国的产品、资本、技术、人员、信息等开始产生全球影响；中国的利益也在世界各地不断拓展和深化。中国话语也开始走向世界，中西方话语竞争也日益显现并在某些领域呈激化之势。这种话语竞争不仅是利益之争、发展道路和模式之争，而且也是价值观、思想理论和意识形态之争。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话语体系建设，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作为极为重要的战略工作，中国话语态势明显好转。在纸媒、电视、广播、互联网等平台上，正能量话语已占主导地位。党和政府投入大量资源，着力培养建构和传播中国话语的人才，推动在世界范围内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推广中国形象，中国的话语体系建设的内外部条件和环境已得到较大改善。

但是必须看到，随着中国的强势崛起，自19世纪以来一向居高临下看待中国的西方，已把中国作为自己真正的竞争对手，加大了对中国的话语攻势，他们企图分化、弱化、孤立、遏制中国。受西方话语查传的影响，不少非西方国家也对中国存有误解和疑虑。如何有效反制西方的话语霸权，增强中国话语的全球辐射力和吸引力，优化中国的国际形象，捍卫中国的核心利益和权益，已成为我们面临的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目前，我们需要进一步把握中国和西方话语体系的差别及竞争态势，了解话语体系建设面临的主要挑战、重点和难点，提出有力的话语战略，提高中国话语权，更好地推动中国话语的全面崛起。

一、话语体系的构成及其特点

“话语”（discourse）一词源自拉丁文discursus，动词形式为discurrere，英文为discourse，“话语”最初是作为语言学中的一个术语出现的，其核心意思是指“语言在使用中”（language in use）。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话语”作为术语逐渐从语言学延伸到文学、哲学、历史学、社会学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成为不同学科针对语言的本质和使用开展相关研究的交汇点。不同学科语境下的理论家们必定会出于各自特定的问题域和研究目的等，对“话语”作出不同的阐释和辨析。就哲学领域而言，《牛津哲学辞典》对“话语”作出的解释是“大于单个句子的语言的连续性的延展：如对话、叙述、辩论、演说”。而米歇尔·福柯笔下的“话语”却有着不同的界定，有一揽子陈述、事件、事实、实践、意义、战术组、一系列片段、一套策略，等等。

一个国家或文明体的话语体系不单单是几个抽象的概念词语，而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在宽泛的意义上，它是由核心观念、主导思想、知识框架、文化符号、话语生产机制、话语传播机制、话语支撑机制所组成的一个整体。

核心观念是一个国家或文明体基于自身历史文化、生存方式和发展道路所形成的若干核心观念或理念，它反映了其成员关于世界和人生的价值观。核心观念是话语体系的核心和灵魂，是话语体系自主性的关键所在，也是话语传播的立足点。缺乏核心观念，核心观念不清楚、或者照抄照搬别人的核心观念，整个活语体系就容易跟着别人的指挥棒起舞，传播人家的活语，为他人作嫁衣裳。

主导思想是核心观念的延伸、拓展和丰富，是一个国家或文明体的主导政治力量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国际交往等方面的一套意识形态论述。它是对国家或文明体的正面理论阐述和话语建构。通过这套话语，人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一个国家或文明体所秉持的基本原理、自我认同、政策主张、目标取向。主导思想的强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不同主体交流和对话时的主题选择和议程设置。

知识框架是把核心观念和主导思想加以具体化、系统化的一整套知识体系。它是人们赖以理解世界、历史和社会并作出决策和行动的基本知识工具。在当代社会，知识框架主要存在于各种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之中。

文化符号（形象）是核心观念和主导思想的传播形式，主要包括各种文化艺术产品，如形象展示、广告、电影、电视、动漫、游戏、文学、音乐、雕塑、绘画等。文化符号通过生动活泼的形式反映核心观念、主导思想和知识框架，使受众耳濡目染，甚至成为内化于心的价值和信仰。

话语生产机制是指生产或创造核心观念、主导思想和文化符号的制度安排或组织架构，包括官方机构、学术机构和民间社会。在正常的话语生产过程中，三者应有分有合，良性互动，最终形成有序高效的话语生产网络，源源不断地推出高质量的话语产品。

与话语生产机制密切相关的是话语传播机制，它包括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网站、微博、微信等各种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各种论坛、讲堂、出版社、教育文化宗教机构等。

话语支撑机制是指话语生产和传播所需的语言、技术、人才经济和金融支撑体系，包括语言网络、人才网络、信息网络、市场网络、金融网络等。它们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话语生产和传播的广度与深度。

在上述话语体系诸要素中，核心观念、主导思想、知识框架文化符号构成了话语体系的“软件”，而话语生产机制、话语传播机制及话语支撑机制是话语体系的“硬件”，二者一旦能够有效地整合起来，就能极大地增强话语的力量。

在全球化时代，话语体系已成为塑造国家形象、捍卫国家权益、促进文明交流的重要意识形态工具。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各种新型传媒、传播手段的不断涌现，围绕话语展开的政治和斗争已经成为国家和地区乃至全球政治生活的热点，话语竞争已经成为大国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中国和西方话语体系的主要差别与话语竞争态势

通常认为，中国和西方既是一个地域概念和政治概念，又是一个文明概念。中国是一个具有5000多年悠久历史且延续至今的“大一统”文明型国家：西方是在中世纪后期基督教世界瓦解后，基于共同的基督教渊源，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以及英国。美国、法国革命的再造，所形成的具有“家族相似性”的文明体，并在与非西方世界的冲突和竞争中组成的价值观联盟。

中国和西方都具有重视话语表达，强调话语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中的功用的悠久传统，并形成了具有各自特点的话语体系。近代以来，中国话语体系一方面继承了传统中国话语的文化内核和词语表达，另一方面又吸纳了西方话语体系的很多内容，从西方引进消化了很多名词、概念、意识形态，在文化符号的创造上受到了西方很大的影响，实现了中国话语体系的现代转化。但总体而言，迄今为止，中国和西方话语体系在话语的定位、语境、核心观念、主导思想、知识框架、话语生产、传播和支撑机制等方面仍有明显差异。

第一，中国话语受儒家思想影响。中国话语传统是在一个整体主义框架中对话语进行定位的，总是把话语与说话者的心态、道德，话语与行为，话语与事实，话语与道理联系在一起，强调“言为心声”“语为人镜”，讲话要言之有物，言之成理，要“合乎理”而“顺乎道”。儒家特别重视言语者的表里一致、言行一致、前后一致，强调要“修辞立其诚”，使用话语要有诚实、谦和的态度，要说话算数，“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反对言过其实、信口开河、巧言令色、大言不惭、哗众取宠、“口惠而实不至”、“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更反对各种诡辩、狡辩和强辩。对话语的使用，也要有所节制，拒斥语言的滥用，主张“少说多做”甚至“只做不说”，把“讷于言而敏于行”看作是君子的表现，相信“行动胜于言辞”“事实胜于雄辩”。而马克思主义传统则更多地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看待话语，强调话语的阶级性和对经济基础的依赖性，重视话语作为意识形态工具与社会存在的关系，重视分析话语的“言外之意”特别是其背后所隐藏的利益诉求。儒家传统和马克思主义传统对话语的上述定位在当代中国话语实践中都有所体现。例如，社会各界对官方话语的遣词造句及其细微变化特别敏感，试图从中把握政策的可能走向。

与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相比，西方话语传统更多是从工具主义或实用主义角度看待话语，认为话语只是人们用以交流沟通、说服影响他人、获得认同并谋取利益的手段或工具，西方的修辞学、雄辩术、演讲术、话语政治学就是这样理解话语的。在西方的主流话语传统中，话语本身是中立的，与事实并不存在严格的对应关系。另外，话语与道德、行为并非必然联系在一起，言论和思想都应该是“自由”的。这样，西方话语传统赋予话语言说者以较大的话语使用空间，而话语的使用在很多场合则是实力或权力的体现。“温言在口，大棒在手”，把话语与权力或实力联系在一起，或者把话语看作是软实力（soft power），是西方人理解话语的重要维度；最大限度地挖掘和发挥话语的力量是西方文明的自觉追求。

第二，中国话语体系的历史文化语境是建立在多种文化因素交流融合基础上的世俗主义，其主导思想是融合了中国古典传统、马克思主义并吸纳了西方文明部分因素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具有较大的张力和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其核心观念是反映国民对现世美好生活追求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富强、文明、和谐、平等，公正等。西方话语体系植根于基督教一神教基础之上的普世主义，其主导思想是基督教的某种近代世俗化形式——自由主义，其核心观念是西方人所宣扬的一套现代性话语，即所谓“普世价值”，包括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宪政、博爱等。尽管这些“大词”（big words）在内涵上从来都是模糊不清，但经过西方精英分子的不断重复，已成为很多西方人的“政治潜意识”，成为西方文明的“家族相似性”。

中国话语体系与西方话语体系，不仅表现在双方政治哲学上的差异，也表现为话语交流伦理的差异，即中国更愿意从人伦关系、从整体利益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看待话语交流和融合，主张多元共存，换位思考，更多地倾听对方，与对方对话，力图达成共识。中国的话语实践表现了中国人融通古今中外的实践智慧。而西方更多从自我本位出发，具有较强的排他性，自以为真理在握，不容怀疑，不容辩驳，经常陷于某种狭隘的话语或理论偏执而不能自拔，其话语实践具有明显的独断论色彩，一味要求对方接受自己的主张，如对方稍有微词，就被加上“专制”“野蛮”“独裁”“暴政”“邪恶”“落后”“愚昧”等各种恶名。

在很多场合，西方式的话语强制是隐性的，是讲究策略和技巧的。其流行做法是把自己的主张乃至偏好包装成“常识”“公理”“真理”，暗示自己所主张的观点或做法是不言而喻或理所当然的，是所有思维正常的理性人或有人性的人都会一致同意、普遍接受的。如果有谁要对此表示异议，就要承担被指责为不理性、不正常、反人性的风险。这种在话语传播中咄咄逼人、试图通过“陷对方于不义”而征服对方的姿态，与中国人的“以善度人”“与人为善”“有理让三分”的话语实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第三，在知识框架方面，中国主张“以史为鉴”“不忘本来”，注重从历史中挖掘和借鉴各种知识资源，同时也注重官方主导思想对知识体系的塑造作用。中国的主流知识框架具有汇通古今、自上而下的特点；而西方则注重从概念、命题、原理出发，建构理论和知识框架，这种知识框架虽然具有明确的意识形态指向，是捍卫其核心观念和主导思想的工具，但往往以“学术”或“科学”的面貌示人，相信“知识就是力量”，强调通过“知识”的手段征服受众。

第四，从话语生产和传播机制而言，目前中国话语体系主要由官方主导，政治因素在话语生产和传播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考虑大局、考虑长远、考虑多数人、考虑相关方、考虑社会效益，是话语生产和传播推广的主要立足点。官方主导的体制可以在较短时间内统一思想，集中力量办大事，推出在内容和形式上震撼人心的“主旋律”文化产品。但官方不可能事无巨细地影响学术界和民间，学术界和民间在话语生产和传播推广上有很大的自由度，资本力量、民间社会力量与官方力量在话语生产和传播中还没有整合起来，由此导致的结果是，中国话语体系表面上统一，实质上非常多元。

西方话语体系表面上立足于国家、市场和市民社会的多元结构，文化多元论一度成为西方世界的时髦意识形态。但仔细分析不难发现，西方的多元是受控制的，是在不影响主流的情况下作为“粉饰”和点缀而存在的。今天西方的主流话语产品表面上多元多变，但万变不离其宗，建立在自由主义基础上的所谓“普世价值”是很难突破的“政治正确”底线，而话语的生产和传播机制则往往由资本力量支配，利益和利润原则渗透到了话语生产和传播机制的每个角落，官方是资本力量的代言人或工具，民间力量如不能和资本建立起有效联系，就会很快被边缘化。因此，西方话语看似多元，实际上非常单一。

第五，在话语支撑机制方面，中国话语体系所依靠的语言网络、人才网络、信息网络、市场网络、金融网络等近年来已得到很大的发展，但汉语尚未成为英语那样的世界性语言，中国尚未出现CNN、BBC那样的全球性媒体，中国的文化产业还在成长之中，互联网的核心技术还没有掌握在自己手中，这些都成为中国话语对外传播的制约因素。而西方目前在世界范围内的话语霸权，则是建立在英语的准世界语言地位、全球性媒体、对互联网核心技术的控制以及发达的文化产业和金融网络的基础之上。中西方在话语支撑机制上的实力差距还较大。

20世纪90年代苏东剧变之后、为了应对中国的崛起，西方世界通过“打一把，拉一把”的策略，试图逐渐改变中国的“颜色”，把中国纳入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并让中国接受资本主义的全球秩序，但没有得逞。近年来，西方的硬实力显著下降，但与此同时， 西方更多地开始使用软实力对中国进行打压和围堵。西方敌对势力以西方话语为武器，通过西方全球媒体特别是包括互联网在内的各种平台，利用各种机会和手段，宣扬和推广西方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并不遗余力对中国道路和制度进行抹黑和诋毁，以达到混淆视听的目的。

必须承认，西方对中国的话语攻势，已经达到了他们的部分目的，具体表现在：目前有一部分国人特别是部分知识分子，仍然相信产生于西方近现代的那些价值观是“普世价值”；基于西方传统经验和发展道路而产生的西方人文社会科学被很多中国学者看作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科学”；基于西方视角编写的中国史和中国文化读本被视为权威参考书；西方人所发明的具有很强意识形态色彩的语词，如“中等收入陷阱”“东方专制主义”“独裁体制”“停滞的帝国”“黑洞效应”“虹吸效应”“合法性危机”等，在中国广为流行，其中有些语词已进入官方话语系统。中国还出现了以传播西方话语为职业的知识分子群体和大众传播平台。在全球范围内，西方利用其掌握的话语霸权、利用其手中的全球媒体和话语支撑体系，仍然对中国话语保持高压态势。西方依靠其强大的话语生产和传播能力，至今仍是全球话语的主导力量，仍然控制着全球话语的议题设置、产品制造和网络传播。

但是也应该看到，在中西方话语的全方位竞争中，西强我弱的态势不会长期维持。话语影响力毕竟是要靠实力来支撑、靠摆事实来维持、靠讲道理来促进的。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西方世界存在的深层次结构问题开始暴露，政治衰败、经济停滞、社会动荡、文化混乱，西方政客和精英知识分子已不那么自信了，如果说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是西方硬实力全面走衰的一个重要标志，那么特朗普这位“政治不正确”（即在相当程度上违背“普世价值”）的商人当选美国总统，可能是美国乃至整个西方软实力全面走衰的一个主要标志。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揭示了一个事实，西方主流话语在西方内部已开始走向某种瓦解。面对中国的快速崛起，面对复杂而棘手的国内外问题，西方国家内部也开始分化，在美国和欧洲之间，英国和欧盟之间，西欧、东欧和南欧之间，各种问题和矛盾凸显，他们在面对很多全球问题时纷纷采取“各顾各”的自保策略，其内部争论也越发激烈，西方话语体系已出现许多裂痕。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西方的蔓延，进一步加剧了西方话语的分化态势。

上述态势为中国话语的崛起提供了难得的契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于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和中国道路的成功实践，以朴实平和的话语阐释中国道理，讲述中国故事，描绘中国方案，在世界上刮起了一股中国话语旋风，赢得了广泛赞誉。习近平总书记的许多思路和表述方法是建设中国话语体系的宝贵财富。

三、当代中国话语体系建设面临的挑战

如前所述，话语体系是一个整体，建设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首先要直面整个话语体系面临的重大问题和挑战，寻求有效的应对方案。目前中国话语体系建设主要面临三大挑战：

（一）理论层面的挑战

中国话语体系面临的最大挑战来自理论层面。苏东剧变之后，西方话语在国际舆论场上占据了主导地位。中国以西方不认可的模式迅速崛起，引起了西方的担心甚至恐惧，他们显然加大了对中国的话语围剿，而中国反击的力度和强度还不够，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话语建设还跟不上中国迅速崛起的步伐。古人说：名正、言顺、事成，但我们现在的情况似乎是：事成，但言还不那么顺，名还不那么正，敌对势力对中国道路和制度的谩骂还在继续。简言之，我们已解决了“挨打”“挨饿”的问题，现在是认真解决“挨骂”问题的时候了，其中关键是理论和话语建设方面要有新的思路和质的突破。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但我们不少人还只会用“老路”的话语来对付“邪路”话语，效果不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条“新路”“正路”，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关于这条“新路”的理论体系和话语表达还需要充分建构起来，这一理论体系中的很多重大问题还需要说得更清楚。

第一，还需要把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和作用说清楚。一些只认同西方话语，总是把党和国家对立起来（如“爱国不等于爱党”等），也把党和法治对立起来（如“党大还是法大”等），以瓦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合法性。虽然我们对这种话语有坚定的回应，但要把道理说透还需更多努力。

第二，还需要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说清楚。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究竟是什么关系？如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用社会主义基术制度来驾驭和引导市场经济，发挥市场经济的积极作用，同时也遇制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有力回答，一切与“公”关联的东西就容易被妖魔化，新自由主义话语就仍在中国经济学界占主导地位，这是十分反常的，需要我们做更多努力来解构自由主义经济学话语。

第三，还需要把中国社会主义民主说清楚。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主要特征是什么？是人民民主，是协商民主？是参与民主？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共和的关系是什么？由于这些问题还没有完全说清楚，西方代议制民主理论在中国理论界和社会层面仍有很大的影响力，主要表现为用西方话语所界定的“人权”“民主”“宪政”“普世价值”等概念来诋毁中国政治制度。

（二）信息层面的挑战

近年来，国内外敌对势力对中国道路的挑战突出表现在信息生产和信息传播层面，而互联网已成为意识形态话语斗争的主战场。敌对势力通过互联网散布了许多虚假信息和数据，包括各种谣言，把中国社会的住房、医疗、教育、税收、退休、腐败、劳动保障、贫富差距等问题无限夸大，把迅速崛起的中国妖魔化为一个老百姓住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赋税最重、工人劳动强度最大、官员最腐败、社会福利最少、贫富悬殊最大的国家，从而全面否定中国道路。

敌对势力还利用中外信息不对称的状况，把西方国家虚构成天比美好的彼岸世界，把西方政治制度吹嘘成人类历史上最理想的制度，从而丑化中国道路和社会主义制度。

他们经常利用信息的“出口转内销”来搅乱国内的思想意识。近年的做法就是传播海外媒体信息，以扭曲当前国内的意识形态。他们还大肆扭曲信息，鼓吹历史虚无主义，以历史探讨的名义，否定中国革命的意义，历史虚无主义的传播也越来越信息化，呈现出“谣言开路、歪曲历史、诋毁英烈”的特点，以达到其从根子上瓦解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合法性的丑陋目的。

此外，这些年我们大大扩展了海内外中国信息传播的平台，这无疑是完全必要、非常及时的，我们应该继续这样做，但“话语权”包含“话语权利”（right）和“话语权力”（power）两个方面，前者只是份额，后者才是力量。我们的平台、频道、版面、信息发布多了，但发出的声音缺少思想的力量，我们现在的话语队伍，总体上看仍缺少一种发自内心的制度自信和话语自信，宣传部门的有些干部也只是扮演“开明绅士”的角色，缺少“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守土负责”的担当和决断力，结果是许多信息平台，包括网络新媒体平台，往往硬件很好，甚至世界一流，但战斗力不强，甚至只是为他人作嫁衣裳，只能在西方的语境下进行中国叙事。

（三）文化层面的挑战

总体上看，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硬实力正在明显走衰，但他们还有不少软实力的红利，特别是文化软实力，对中国话语体系也构成了某种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中西方文化交流日益密切，这对于我们借鉴西方有益经验十分必要。但同时西方势力对中国的文化渗透也在不断扩展。互联网新媒体、报纸杂志、电影、电视、广告、艺术表演名人和学者讲座、企业家论坛、学术研讨交流、培训班、基金会资助等都可以是西方文化渗透的途径，而这种渗透往往又与西方话语的渗透交织在一起。

对于中国话语体系来说，这种挑战主要表现为对西方文化和西方话语的崇拜，认为西方文化和西方话语更先进、更高级、更符合人性。这一切使不少国人丧失了文化自信和话语自信。这种被西方文化重塑的心理结构使中国话语正面说理的效果大打折扣，使西方话语在中国知识界和社会的蔓延成为可能。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三个层面的挑战并不都是截然分开的，恰恰相反，他们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中国已经处于最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历史时刻，但这也是西方敌对势力最希望通过其话语优势来忽悠和扳倒中国的时候，我们对此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当年，希特勒法西斯没有能够摧毁苏联，但西方话语可以把它摧毁，这个教训必须铭记。我们要抓紧补上“话语不足”这个短板，这是关系到中国长治久安的大问题，关系到能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问题。应对上述三大问题和挑战，实际上也构成了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的重点和难点。

项目来源：习近平总书记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专项活动研究项目。

作者简介：任怀飞（1965-），男，汉族，四川达州人，博士，副教授，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教师。研究方向：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