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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视域下“脱口秀”辱军事件的原因探析与管控策略
摘要:近年来脱口秀等演艺节目频频出现冒犯他人感情、违反公序良俗,甚至意识形态问题的情况。李某“脱口秀”辱军事件明显存在意识形态危害,究其原因,既有演艺市场竞争激烈,“脱口秀”的即时发挥性导致监管难度较大等外因;也有人员素质良莠不齐,部分“精英”内心深处鄙视基层民众,相关单位没有以正确“三观”指导文化产品创作等内因。应当完善常态有效监管机制,监管部门及时查处违规,抓住教育根本环节,引导公司和演员既客观公正针砭时弊、又积极弘扬正能量,以更有效的方式在全社会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共识。
关键词:脱口秀;辱军;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023年5月中旬李某“脱口秀”辱军事件引起舆情,分析其危害、事件中各方表现,有利于准确认识我国当前社情民意、相关职能部门履职能力、当前意识形态斗争的复杂性,促使我们思考如何引导相关各方更好地适应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缘起
2023年5月13日某微博用户发微博称当天某脱口秀演员演出时说领养了两条野狗,“他见到这两条野狗的时候他们正在追松鼠。... ...这两条野狗让他想起来八个字‘作风优良,能打胜仗’。... ...这个破梗侮辱了人民子弟兵。”这一说法得到了另一场演出的观众的印证,并且还提供了现场录音为证。
长春电影制片厂1956年拍摄《上甘岭》第42分20秒开始,有志愿军战士苦中作乐追逐误入战壕松鼠的情节,后来战士领养了这只松鼠[1]。
5月15日《人民日报》官微、5月16日西部战区陆军官微“西陆强军号”相继对此发表评论,表示否定、愤慨。5月17日,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宣布依法对该事件立案调查。同日笑果文化声明,表示“思想上存在侥幸心理,管理上存在重大漏洞”,并公布“相关艺人解聘、处分管理团队、建立长效内部管理制度、加强学习等七项措施。”5月18日北京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总队宣布对当事公司处以警告、没收违法所得1325381.6元、罚款13353816元;对涉案人员及其演出经纪机构和演出场所经营单位相关违规行为进一步依法依规追究责任;无限期暂停涉事公司在京所有演出活动[2]。5月18日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发布公告,对李某的违规行为进行严厉申斥,并要求会员单位对其进行从业抵制[3]。5月19日,疑似笑果文化发布招聘启事,招聘党务主管、舆情专员等岗位,职位需要特别标明需要政治意识强,具有大局意识等条件。同日中午,网友再次检索笑果文化招聘页面,发现该招聘信息已被删除。
近年来“脱口秀”节目频频“脱轨”,人民网“观点频道”2022年11月25日发表题为“脱口秀不能成脱缰野马”的评论文章,肯定“监管层给脱口秀类节目划定‘边界线’,维护社会秩序和市场秩序”的行为,指出“脱口秀可以直言不讳,但不能信口开河,变成脱缰野马,以致冒犯他人感情,违反公序良俗。”[4]
一、“脱口秀”辱军事件的危害、原因与各方反应评析
(一)辱军段子的危害
1.损害军民关系。人民军队自从建立以来为了人民的利益舍生忘死,如果发现自己成为被社会“嘲笑、鄙视”的对象,会从根本上动摇人民军队与人民的血肉关系,对人民军队的士气打击将是毁灭性的。
2.影响政权认同。苏联解体前,一个突出的社会现象是各种抹黑、污蔑苏联英雄的段子广为流传,讲述历史真实、维护英雄荣誉反而成为“异端”,从根本上摧垮了人们对于苏维埃共和国以及对社会主义的正当性的认同,以至于苏联解体时公开维护苏联的力量微乎其微。殷鉴在前,当引以为戒。
3.危及意识形态安全。如果任由此类“辱军”段子传播,将危及我国意识形态安全。2017年12月开始,美国相继出台《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战略方针》等文件,标志着美对华政策从“接触”转为“遏制”。中国被美国重新定位为“最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和“最大的挑战”,随后美国国会通过的《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 更是将对华战略竞争着眼于打压中国[5]。美国作为当前不公平国际秩序构建者和最大受益者的守成方,势必与致力于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秩序、当前处于国力上升期的中国发生长期的矛盾与冲突。大变局下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至关重要,这也是因为,一个主权国家的立国之基、一个执政党的立党之本、一个社会的制度之魂,均是该国、该党、该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6]。基于美西方在全球舆论场拥有历史与现实优势,利用舆论进行意识形态斗争的高性价比,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全民向西方学习、社会各层面不同程度地受到美西意识形态影响,以及中国当前军事实力有能力在任何形式的热战中保卫国家和人民根本利益等原因,导致将中国视为最大战略竞争对手的国家,必将选择发挥其舆论战的历史与现实优势,加强意识形态渗透。习近平总书记对此深刻指出“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仍然尖锐复杂,需要全党以敢于斗争的精神、善于斗争的本领主动应战,牢牢掌握主动权。”[7]因此,不论脱口秀演员李某辱军节目是否具有明知故犯的意识形态动机,将这一事件上升到意识形态高度加以认识、审视都是必要的。
(二)出现辱军段子的原因
1.从演艺公司以及演员外部因素看。一是演艺市场竞争激烈,加之前两年受疫情影响,线下演出市场运营艰难,演出方与演员以“出格”“踩线”博眼球、吸引观众。二是演艺市场意识形态领域监管有一定难度,尤其是对这种线下封闭空间内的演出,演出方往往严格要求不得录音录像,容易形成监管“真空”。三是我国改革开放40余年以来,因政策、区域禀赋、个体差异导致发展不平衡,“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城乡、区域、职业、岗位收入差别巨大,一部分“精英”从内心深处鄙视以低收入为特征的基层民众,客观上形成了“嘲讽、鄙视”基层民众的市场需求。
2.从演艺公司以及演员内部因素看。一是“脱口秀”这种“冒犯的艺术”,因其制作成本低、物理安全风险小、机智幽默吸引受众,成为新兴演艺类型,快速发展过程中演艺公司与演员素质良莠不齐。二是“脱口秀”等节目的即时发挥性,导致公司内部管理有难度。三是从演艺公司内部内容管理来看,公司对于内容选题与禁忌存在模糊甚至误区、误导,作为一家文化传播公司,没有以正确的“三观”指导公司的文化产品的创作。
(三)辱军段子曝光及之后各方反应分析
1.演艺节目客户群体。该辱军段子的曝光源于两名不相关的观众分别在网络上曝光行为,其中一名观众提供了节目录音,录音中可以听到现场有人为这个段子叫好。反映出这样的段子在其预期目标客户群体中确实有一定的市场;但是两名不相关的观众分别在网络上曝光,也反映出即便是在其预期目标客户群体中仍然有坚决反对此类辱军段子的人群。当然,现场也有不够敏感的人或者“沉默”的大多数。
2.军方及相关职能部门。军方迅速表态坚决反对,公安机关、文化市场执法机关态度坚决、迅速立案查处,文化市场执法依法顶格处罚,公安机关已于5月17日立案调查。
3.当事演员及公司。从当事演员事后先是表态“演出内容引起讨论和争议,我深感内疚与后悔”以及笑果公司事后先是表态“不恰当比喻”“不妥表达”“系演员临时发挥,未能及时发现”,到公安部门、文化市场执法部门立案后公司迅速做出七项整改措施,可以发现事件暴露之初,相关演员和公司仍然没能正确认识自身的错误,而是心存侥幸,希望能低调处理、快速“过关”。反映出正确、及时、有力的监管,对于维护文化市场良好秩序、防止公司和演员为追求经济效益而肆意挑战公共价值,是有效、必要的。
此外,作为一家号称“依托于国内顶尖大数据平台,为企业提供舆情监测预警、竞争动态分析、公关传播报告、媒体环境和策略咨询、数字化营销等一站式解决方案”的“数字化品牌管理运营商”[8],理应擅长于舆情应对与公共关系维护。然而其在事发后很快发布招聘公告“聘请党务主管、舆情专员”特别标明“需要政治意识强,具有大局意识”等条件的行为,联系其节目辱军内容过于明显并不需要多强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就可以识别,这一招聘举动很难令人认同公司是在真诚反省、切实采取改进措施,反倒容易令人形成印象:“演艺方公司及演员个人并没有深刻认识到自己行为的危害,反而以‘聘请党务主管、舆情专员’的‘低级红’‘高级黑’的行为艺术为自己鸣冤叫屈”。
4.社会公众。公众舆论整体客观、理性。从辱军段子曝光之初至今,网络舆情整体态度是坚决反对辱军段子、认同其存在意识形态危害、肯定文化市场执法处罚和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号召抵制的行为、质疑公司和演员反省的诚意。虽然也有指责公司和演员“叛国”“汉奸”的极端言论,以及认为文化市场执法处罚和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号召抵制行为过重的言论,但是这两种言论明显都是极少数。反映出经过多年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当前我国社会整体上高度认同我国的发展成就、高度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四个自信”深入人心。
二、线下演艺节目意识形态风险的管控措施
(一)完善对演艺公司的类似线下节目常态有效监管机制。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1.要求公司录制完整节目保存一定期限(如一年以上)备查;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作为主要监管机构不定期抽查一定比例的节目存档,抽查过程中可以借助人工智能技术提高审查工作效率。
2.畅通公众监督渠道。应当强制要求在演艺现场以及节目开头提示观众对不适内容的举报渠道,如在实体票或电子票中加入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监管举报二维码,并对于有效举报予以一定的奖励。
3.适时公布典型案例,提高社会公众的监督意识和监督能力。
(二)文化市场监管部门及时查处违规公司和演员。本事件处理中,公安机关、文化市场监管部门的及时介入、有力处理,对于促使相关公司、演员深刻认识自身错误,起到了关键作用,对于其他的演艺主体起到很好的警示作用。
(三)引导公司和演员更多关注社会生活中真实问题、国际时事重大问题,既客观公正针砭时弊、推动社会进步,又积极弘扬正能量、主动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鼓与呼。当然,弘扬主旋律并不是对创作题材、创作风格、表达形式的限制,而是要在坚持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的基础上,营造民主自由的创作氛围,实现“观念和手段相结合、内容和形式相融合的深度创新”[9]。习近平总书记曾就文化产品的先进性与群众性的关系指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产品的生产和传播,绝大部分都要进入市场。文化产品只有成为广大群众的自觉消费,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文化的宣传教育功能,达到以优秀作品鼓舞人的目的,这就是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意义所在。有市场的文化不一定是先进文化,但没有市场的文化更难讲是先进文化。没有市场,作品给谁看?宣教功能怎么发挥?先进性又体现在哪里?”我们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优势,创作和生产“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和“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文化产品,去占领市场,赢得群众,不断巩固和扩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阵地[10]。
(四)抓住意识形态斗争中,教育这一根本环节。各级各类学校要始终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教学根本任务,培养自觉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时代新人。可以采取如下综合措施:
1.融入课程教学。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融入各学科课程中,开展集体备课、打磨“金课”找准结合点,通过案例分析、讨论等方式,使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理解和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开展主题教育活动。通过组织学生参与主题班会、社会实践、演讲比赛等多种形式的主题教育活动,帮助学生将抽象的价值观念具体化、实践化,从而内化为个人的行为准则。
3.营造校园文化氛围。通过校训、校歌、校徽等校园文化建设,以及校园环境建设,营造有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氛围。利用校园广播、校报、墙报等多种媒介,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之成为校园文化的一部分。
4.强化师资队伍建设。加强教师职业道德教育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训,提升教师的价值观教育能力。
5.家校社会协同育人。加强与家庭、社会的联系,形成教育合力。通过家长会、社区活动等方式,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延伸到校园之外,实现家庭、学校、社会的有机结合。
6.完善评价激励机制。建立和完善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素养的评价体系,将价值观教育的成效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通过表彰、奖励等方式激励学生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7.注重实践养成。鼓励学生参与志愿服务、社区服务等社会实践活动,通过实际行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服务意识。
(五)各级党政宣传部门贴近群众开展工作。可以采取如下综合措施:
1.占领社区宣传舆论阵地。发挥社区宣传栏一线“阵地”作用,统筹规划、设计“四史”宣传内容,发布在社区宣传栏并定期更新。
2.利用新媒体平台。通过微信、微博、短视频平台等新媒体渠道,制作和推广有关“四史”的教育内容,如动画短片、H5页面、互动问答等,以吸引更多年轻人的关注和参与。
3.举办主题讲座和研讨会。定期邀请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等领域的专家学者,举办讲座和研讨会,深入解读“四史”的重要事件和历史意义,提高公众的理解和认识。
4.创设“四史”教育基地。在学校、企事业单位、社区等场所建立“四史”教育基地,通过图片展览、实物展示、模拟体验等形式,让公众更加直观地了解“四史”。
5.开展主题教育活动。组织各类主题教育活动,如知识竞赛、征文比赛、演讲比赛等,激发公众学习“四史”的兴趣和热情。
6.创作“四史”主题文艺作品。鼓励文艺工作者创作以“四史”为主题的小说、电影、电视剧、戏剧等作品,通过艺术的形式让公众感受历史的魅力。
7.开展“四史”教育志愿服务。组织志愿者深入基层,开展“四史”教育宣传活动,将“四史”知识传播到更广泛的群体。
通过以上措施在全社会加强“四史”教育,在全社会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共识,不断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的正确历史认识和爱国主义情怀。
(六)引导先富群体承担更多社会责任,为实现共同富裕多做贡献。政府主管部门要采取综合措施,如强化宣传教育、完善税收政策、建立表彰机制、搭建合作平台、推动企业文化建设等,引导先富群体树立、践行“共同富裕、先富带后富”理念,并通过有效反馈和评估机制,让他们能够看到自己的贡献带来的实际效果,增强先富群体的获得感和成就感,激发他们持续参与的动力。
结语
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将长期存在,在中国当前军事实力明显增强,有能力在任何形式的热战中保卫国家和人民根本利益的形势下,将中国视为最大战略竞争对手的国家,必将选择发挥其舆论战的历史与现实优势,加强意识形态渗透。在这一没有硝烟的战场,应当抓住教育这一根本环节,各级各类学校要始终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教学根本任务,培养自觉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时代新人;各级各类媒体及演艺主体,必须增强理论学习的主动性,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自身对意识形态问题的敏感性;各级各类政府职能部门,要强化自身意识形态领域职责履行,对于涉及意识形态的错误言行依法及时惩处,树立鲜明导向,促使社会主体自觉检视自身言行,做到“秀”而不“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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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士虎(1974-),男,天津和平区人,汉族,四川司法警官职业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法学本科,主要研究方向:刑事法、职业教育。
唐黎(1977.01-),女,四川广安市,汉族,教授,硕士研究生,四川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宋志萍(1989.12-),女,山西太原,汉族,讲师,法学硕士,四川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项目课题:本文系四川司法警官职业学院院级教学成果“‘大思政课’视域下‘一干多支多维’思政课堂铸魂育警工程的建构与实施”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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