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近年来，中外语言交流中心聚焦主责主业，立足世界各国多元化、个性化中文教学需求，积极加强理念创新、模式创新，多措并举推动国际中文教育发展。2023年4月，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发布《职业中文能力标准》，为促进世界各国“中文+职业技能”人才培养和课程建设，推动语言标准与职业技能标准有效衔接提供了参考。第20届国际中文教育学术研讨会上，于天琪副书记指出在建设教育强国大背景下，如何切实发挥好国际中文教育的作用和价值是当下国际中文教育领域面临的重要课题。中外语言交流中心将坚持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理念，持续推动国际中文教育高质量创新发展。让世界更好地了解和认识中国，消除误解曲解，提升当代中国价值观与人类共同价值的契合性、共振性；马建飞教授指出，语言文化国际传播是大国强国必争之地，国际中文教育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重要内容和标志，是教育对外开放的主要目标，也是国际影响力的集中体现[1]。

二、跨文化视角下国际中文教育中的中国文化传播现状

国际中文教育是指面向全球开展的汉语教学和中华文化传播活动。其目的不仅是教授汉语语言知识，更重要的是传播中国文化，促进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的交流与理解。

坚持跨文化视角有助于理解和研究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及相互作用。跨文化视角强调文化差异对于个体和群体行为的重要影响。文化差异体现在语言、价值观、信仰体系和行为规范等方面，对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产生深远影响。跨文化视角采用了文化相对主义的立场，强调不同文化之间的平等和多样性。文化相对主义认为，每个文化都有其内在的逻辑和合理性，没有绝对的优劣之分。这意味着没有一种文化可以被视为标准或准则，而应该理解和尊重不同文化的多样性[2]。坚持跨文化视角有助于打破文化隔阂，帮助教育者适时调整文化传播策略和方法，促进文化交流与融合，培养具有全球视野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人才。

学界已认识到国家政策是语言传播的重要决定因素之一，世界各国中文传播政策研究是构建中国语言文化全球传播体系和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基础研究。因此，我国高度重视国际中文教育中的中国文化传播，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导向和相关文件。《国际中文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内涵特征和实践进路》中，国际中文教育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其理念和政策来源于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总体特征和要求[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要求，建设中文传播平台，构建中国语言文化全球传播体系和国际中文教育标准体系。中文在全球传播的广度和深度，除了受中国国际影响力影响之外，世界各国出台中文传播的相关政策也起到重要作用[4]。

三、跨文化视角下国际中文教育中的中国文化传播问题

3.1传播效果受到国际舆论影响

根据美国著名政论家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在 20 世纪 20 年代提出的“拟态环境”[5]理论，在跨文化传播中，受众所接收到的信息是经过大众媒介选择、加工和重构后的，而大众媒介根据自身的立场、价值观、利益以及社会文化背景等因素，对信息进行解读和阐释，赋予信息特定的意义和价值倾向。不同的媒体机构、记者和编辑等由于自身的认知水平、价值观念、职业素养等方面的差异，会对同一事件或事物做出不同的报道和解读。甲辰年初，在英文表述中，“龙”不再被译为“dragon”，而是“loong”。大概从上世纪80年代起，就有学者指出龙和dragon不能互译。中国的龙是农耕文明的产物，保佑一方风调雨顺，承载着各种美好的寓意，中国人也自称“龙的传人”，而西方的dragon是海洋文明的产物，在一方兴风作浪，西方古典传说中大多被赋予恶的形象。由于“龙”和“dragon”在文化内涵上的巨大差异，将“龙”译为“dragon”容易导致西方受众对中国文化中“龙”的形象产生误解，这种误解可能会延伸到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认知偏差，影响中国文化传播的准确性和有效性。一旦某种拟态环境在受众心中形成，就会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国际新闻报道中误读现象中的有意识的误读往往是因为受到意识形态和政治形态差异的影响，由于不同国家之间所具有的意识形态与政治形态不尽相同，难免产生成见[6]。公众对某个国家或地区的刻板印象一旦形成，就需要较长时间和大量新的信息来改变。当代中国价值观凝聚的中国力量、中国经验为人类的美好未来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但在国际舆论当中依然遭受一定程度的质疑，这就使得中国文化的实际传播过程受到阻碍。

3.2传播形式和手段较为单一

在目前的对外汉语教学中，中国文化的传播手段整体仍以文化理论教学为主，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在汉语课中穿插讲解中华文化，教学目标以语言教授为主，文化的传播和教学为语言教学服务；二是在中国文化课中进行专门的文化教学，教学目标以文化传播为主，在教学过程中，学生仍会附带学习相关的语言知识。无论是哪种课堂形式，都容易发生“满堂灌”的现象。教师是教学的中心，大量灌输文化知识。在这样的教学方式下，师生互动不多，学生参与度不高，兴趣平平，容易产生疲劳感和枯燥感，注意力也难以持续集中，极大影响文化传播的效果。此外，以文化理论知识为主的文化传播，往往不会结合具体实践需求来进行，教师的课堂教学容易呈现“纸上谈兵”之感，学生无法在真实场景下进行文化体验，无法获得第一手的文化感知经验。在教学模式上，一些教师在进行文化教学时，往往采用“知识讲解+活动练习”的固定模式，前半部分教师侃侃而谈，学生参与少，如果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不好，学生很容易失去兴趣，后半部分在进行活动的时候学生可能不想参与，或者参与的效果并不好[7]。

3.3传播效果检验标准不够清晰

在国际中文教学中，知识和技能性目标往往能通过测试等手段进行量化检验，但受众对于文化的认知水平却鲜少有完备的检验标准。传播效果是指由特定传播者发出的信息，经媒介传至受众，受众由此产生思想行为上的改变，是说服传播指标上面较易测得指标。[8]Hovland从心理学层面提出说服传播理论，认为说服传播的本质是个人（传播者）通过传播刺激（通常是语言性的）来改变他人（受众）的行为过程。[9]传播者把“信息子弹”发射出去，受传者必被击中，应声倒下，传播效果直接而明显。但长期实践表明，受众是复杂的、能动的、有自主性的行为主体。他们出于自己的需要，对射来的子弹总是经过了选择和评价之后，才决定是否接纳。由于个体的差异，心理的结构的不同，人们对传播内容的接受、理解、记忆、反应各不相同。因此，在检测受众是否能够正确接受中国优秀文化时，也需要根据其个体差异设计科学、客观、可量化的传播效果检验标准。

四、跨文化视角下国际中文教育中的中国文化传播对策

4.1引导受众正确看待中国文化及其发展

2023年出现了“传统节日热”，博物馆持续升温，彰显传统文化底蕴的文艺作品屡屡“出圈”，数字技术融通传统与现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走向深入，焕发出新的时代光彩，迸发勃勃生机，值得被正确看待。但据中国人民大学公共传播研究所的调查，自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在海外意见领袖的印象中，中国形象是由“经济牌”支撑的，“经济迅猛发展”是目前中国留给海外意见领袖的主要印象。这一结论客观反映了西方社会感受到中国经济崛起的力量，但没有真切体会到中国文化的影响。西方文化背景与中国文化存在着较大差异，不同的价值观念、社会制度和思想观念都会影响西方对中国文化的理解，这往往导致外国对中国文化的传播产生误解和偏见，就如萨义德的“东方主义”提出，中国在近现代社会与西方文化相遇之时处于弱势地位，特别是经过传教士、来华商人的东方文化传播之后，西方民众对中国形象呈现出的偏见一直持续至今。[10]因此，为了加速中国优秀文化对外传播，让更多外国受众感受到中华文化的魅力，就要引导受众认识到中国优秀文化中的“东方智慧”。钱穆曾指出：“孔子周游天下，苏格拉底其足迹或未出雅典一步。”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的哲学精神能够为人类社会的共同难题带来重要启示，包括天人合一、以诚待人等，因此值得被重视和探讨。在国际中文教育中，可以通过建立开放的文化交流平台来增进理解与互信。此外，说服传播的本质是个人（传播者）通过传播刺激（通常是语言性的）来改变他人（受众）的行为过程，因此提炼、打造一系列具有标识性、能反映中国式现代化核心内涵的文化概念和范畴，将事实表达与价值表达相结合、文化对话与观念互通相结合、内容叙事与情感共鸣相结合，有助于引导受众正确看待中国优秀文化及其发展。

4.2探索多样化的中国文化传播途径

随着我国国际中文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中化优秀文化越来越受到国外人士的关注和喜爱。因此，对中国优秀文化的弘扬不应囿于课堂，而应通过更加多样化的途径进行传播。首先，新媒体能够为文化传播提供广阔的平台。通过图片、视频、音频等形式，构建立体化教育载体，有助于提高教学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增强教学的生动性和感染力。同时它能够借助大数据技术，深入分析受众的兴趣和喜好，以满足受众的文化需求，创造高质量的文化表达形式。例如，ChatGpt等AI软件具有强大的助教功能，教师可以利用它来辅助自己的教育工作，如课程设计、教案编写等，有助于提升教师的备课效率。其次，文化传播不能停留于知识的输出，而应当通过沉浸式体验、参与式经历、第一视角的经验等促进外在知识的内化，进而建构丰富而高阶的文化理解、文化评判。所以教师在设计文化交流活动时，不仅要注重知识的传递，更要强调交流情境的“在场”、交流内容的“参与”、交流过程的“体验”以及交流经验的“自发”。

此外，由于中国文化的传播效果在国际中文教育中的检验标准不够清晰，需要设计一套较为系统、科学、可量化的传播效果检验标准。我们可以从文化传播广度、传播认可度、传播参与度三个方面来衡量。[11]把国家开展中文教育、把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的国家数量、建立孔子学院的数量以及国际对国际中文教师的需求量作为传播广度衡量标准，把社交媒体平台上外国网友的评价作为传播认可衡量标准，外国人讲述中国故事来作为传播参与度衡量标准，来进行综合分析。

4.3构建“线上+线下”的中国文化传播路径

通过构建“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有助于扩展教学的时间和空间，丰富教学资源，推进个性化教学发展，给学生带来了丰富的感官体验。目前，从事国际中文教育线上教学的平台主要有四类，即综合资源类中文教学平台、专注于中文专项教学的特色专项类教学平台，工具应用类中文教学平台、考试资源类中文教学平台。例如“中文联盟”开放中文教学资源，“全球中文学习平台”提供个性化课程和针对性练习等，在线上课堂上，教师可以采用情景教学片、观看3D动画片或者游戏化教学，融合大量中国元素的学习氛围等形式，有利于沉浸式体验、参与式经历，为文化传播提供有效的路径。[12]

其次，在线下课堂教学中，教师们可以设计内容丰富中文综合课程和口语交际课程，开设鲜活实用、极具特色的文化课程。例如西安科技大学高新学院结合吃、住、行、游等日常生活的多个方面，选取地道的语言材料，提供真实的口语环境；在节日风俗课上，师生一起DIY迷你龙舟、包饺子同时学生还可以通过制作京剧头饰、绘制等，感受中国传统艺术的魅力，让学生身临其境地体验中国文化，体验中国社会的风土人情。

五、结束语

本文立足于国家高度重视国际中文教育中的中国文化传播这一现状，通过分析中国文化的传播效果、传播形式和传播手段中可能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些相应的应对策略。跨文化视域下国际中文教育的中国文化传播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需要不断地探索和创新。展望未来，中国文化的传播不再停留在表面，而是深入挖掘其内涵；借助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形成多样化的语言转换和多模态的文化传播格局；以不同国家和地区学习者为中心，因人而异，提高中国文化传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参考文献：

[1]国际中文教育研究院、华文教育研究院，2024，教育强国背景下的国际中文教育--第20届国际中文教育学术研讨会[OL]，https：//news.blcu.edu.cn/info/1011/27126.htm，（2024年7月30日读取。）

[2]李朝云.跨文化视角下商务英语专业学生价值观认同研究[J].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4，4

[3]王辉.国际中文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内涵特征和实践进路[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23，7

[4]吴晓文，吴应辉.世界各国中文传播政策类型及其研究[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4，1

[5]（美）沃尔特·李普曼.2006.公众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6]王帆.如何减少国际新闻报道中的误读现象[J].新闻战线，2015，（20）：37-38.

[7]赵珊珊.2018.中国文化传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OL]，https：//mp.weixin.qq.com/s/VBdRCNa0Mh2uGBCHKtzj5w.（2024年8月5日读取）

[8]胡正荣，传播学总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55-75.

[9]Hovland C I. Reconciling conflicting results derived from experimental andsurvey studies of attitude change 17.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59（1）：8-17.

[10]孙英春.跨文化传播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431-432.

[11]李乾丙，王相飞，周榕.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国际传播效果提升的[影响因素与组态路径一基于 YouTube热门视频的实证分析[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24，第58卷第5期：35-42.

[12]静炜.国际中文在线教育及在线教学资源建设的创新与发展[J].国际中文教育，2021，第6卷第4期：3-6.

作者简介：袁昭仪（2005.1-），女，汉族，湖南邵阳人，本科，研究方向：国际中文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