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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民数字素养提升有重要影响，个人层面、人际关系层面及社会参与层面均对农民数字素养有显著影响。为提升农民数字素养，需加强数字基建，推广智能设备应用，并提供技术支持与培训。同时，政府应加强政策引导和支持，制定相关政策措施，提供资金扶持和税收优惠。本文还通过实地调研和数据分析，验证了这些措施的有效性。

关键词：数字乡村 数字人才 农民数字素养

一、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1.1研究背景

数字化转型与数字经济的兴起为农业农村发展带来了巨大变革，对农村的基础设置、服务、产业、治理等领域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实施数字乡村战略，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1]

人才是数字乡村建设的根本，农民作为数字乡村的直接建设者和农业转型升级的核心推动力量，其数字素养水平直接关系到农业现代化进程。但在当下的乡村，农民的数字化素养、乡村数字人才由于种种因素的限制，依然存在着较大的困境，如技术赋能受限，农民技术素养薄弱、大数据管理意识淡薄、乡村数字化管理能力较差，导致乡村数字人才难以跟上数字化技术更新和数字乡村建设的脚步。

1.2研究意义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和本质要求，但是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我国目前迫切需求坚持现行脱贫标准，强化扶贫举措落实，确保剩余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健全和执行好返贫人口监测帮扶机制，巩固脱贫成果，保持脱贫攻坚政策稳定，严格落实摘帽不摘责任、摘帽不摘政策的要求，打消贫困群众“刚脱贫，又返贫”的顾虑，故农民的数字素养提升对遏制返贫、实现共同富裕、实现乡村振兴发展乡村经济都有重要意义。

构建农民数字素养培育框架，激发农民主体作用，推动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民数字素养的稳步提升对于乡村建设本身意义重大。

二、文献综述

近些年来，国内外学者对数字乡村建设开展了较多的研究，其中与农民有关的问题是研究的热点领域。

随着建设数字乡村成为全球共识，各国也在陆续实施数字乡村战略。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局部地区的数字乡村建设取得快速进展。但是，中国数字乡村建设的整体水平还不高，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以及群体之间的数字化发展差距仍然明显，亟待学术界开展科学研究。

2.1关于农民数字素养方面的研究

农民是数字乡村治理的主体，是驱动数字乡村发展的内在动力。近年来随着数字乡村建设的深入开展，也有越来越多学者注意到了提升农民数字素养对推动数字乡村建设及兑现数字乡村建设红利过程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有学者出，农民数字素养是数字乡村建设的关键，却也是短板。当前建设重技术设施轻素养培训，致使技术未充分利用，基础设施效能未最大化。（常凌翀，2021）。数字素养成农民基本生存技能，数字化转型助力脱贫攻坚，提升数字化素养是乡村全面振兴的核心途径。（孙久文，张翱，2023）。

对比分析上述文献，我们不难发现在目前的研究中，农民数字素养对推动数字乡村建设及兑现数字乡村建设红利过程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得到了学者们多维度的论证与普遍的认同。但是关于切实提升农民数字素养方面的研究数量较少、角度较为单一。

2.2相关数据指标界定

查阅现有相关文献发现，对于如何衡量数字乡村的建设进程。一些权威机构设计了一些定量的量表。2019年，农业农村部信息中心构建了涉及7个一级指标、13个二级指标以及13个三级指标的指标评价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对我国县域数字农业农村发展水平进行客观评价；2020年，北京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从乡村数字基础设施指数、乡村经济数字化指数、乡村治理数字化指数、乡村生活数字化指数4个方面构建包含13个二级指标及39个具体指标的县域数字乡村指标体系。

总体而言，在衡量数字乡村建设进程方面，权威机构及学者采用了多种定量量表和指标评价体系。这些体系涵盖了数字基础设施、经济数字化、治理数字化、生活数字化等多个维度。考虑到指标的适用性、以及便于后续研究开展，本研究涉及数字乡村建设进程的部分将主要基于2020年北京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设计的评价体系和量表开展。

3概念界定及理论研究

3.1理论研究

3.1.1赋能理论

赋能（Empowerment），所罗门认为，增能是一个过程，是社会工作者与目标群体（弱势群体）共同参与，其目的在于减少被耻辱烙印化的目标群体成员因为负面评价所形成的无能（陈树强，2003[24]）。我国学者在社会治理的角度分析，认为赋能是指运用各种手段赋予弱势群体参与活动、处理事务、获取资源、控制生活和融入社会的能力、权力与权利，进而在个人层面、组织层面和社会层面来使之达到更理想的生活状态（沈费伟，2020）。也就是说赋能理论包含了公民、政府、社会参与合作等一系列相关联的实践过程（沈费伟，2018）。同时增能也是个人获取能力、发展能力、掌握运用能力的过程。透过此过程，个体能发展权力感、对他人的影响力以及具有同他人一道改变社会制度的能力（张时飞，2005）。

基于此本文关注的农民是数字素养较低的弱势群体，经过数字乡村建设的赋能之后，在个人、人际、社会三个层面对农民的数字素养提升的影响路径。其中个人层面在本文是指，由于数字乡村的建设使得农民通过自己对数字工具和技术的主观能动性，进而提升了自己的数字素养。人际关系层面在本文是指在数字乡村的建设下，农民通过人际关系的力量提升了自己的数字素养。社会层面在本文是指在数字乡村的建设下，政策制度的改善、管理体系的完善等使得农民的数字素养得到了提高。

根据上述概念界定、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形成本文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民数字素养影响路径的理论分析框架（见图1），为后面的实证分析的展开进行铺垫。

四、调研分析

4.1问卷设计

问卷设计涵盖个人、人际关系和社会参与三个层面。个人层面含数字产品采纳和获得感，二级指标涉及绩效、努力预期、行为意向及多种获得感；人际关系层面关注社交范围中数字设备运用及引领；社会参与层面则涉及乡村治理、数字培训等公共活动。采用李克特五点计分法，受访者根据自身情况选择。问卷内容含农民基本信息、数字素养衡量及三层面情况。

4.2数据来源

本文以广东省为调研范围，选取了五个数字乡村建设模范乡村（广州南沙区、珠海斗门区、惠州惠城区、揭阳普宁市的五个村落）进行实地调研，这些村落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调查对象为本地村民，采用线下方式，共发放241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231份，回收率约95.85％。旨在探究农民数字素养现状及其影响因素。

4.3实证分析

4.3.1信度与效度分析

信度检验是测量量表数据的可靠性与稳定性。由表1可知，本问卷总体克隆巴赫Alpha系数为0.976，大于0.8，说明整体信度非常高，数据是可靠的。

效度是指调查结果的有效性，即此次问卷调查所回收的结果数据多大程度上能够反映要测量的变量，一般需要从结构效度和内容效度两个方面来进行检验。

通过对 3 个变量分别进行 KMO 的效度检验，个人村民的KMO值为0.922，人际关系层面的KMO值为0.845，社会参与层面的KMO值为0.826。本问卷采用常规的KMO度量标准分析以上数据，3个变量的KMO值均大于0.5，表明本问卷问题和选项设置较合理，效度良好，均可做因子分析。根据Bartlett’s 球状检验结果显著，表明可以用问卷的题项的各个因子进行进一步探究。

4.3.2回归分析

经过回归分析后，模型解释了42%的数字素养变异，调整后的R方为0.412。预测误差的标准估算为0.03053，并且D-W为1.902，表明误差项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自相关性。这些指标综合评估了模型的拟合程度和预测能力。

问卷数据分析显示，个人层面对数字素养有显著正向影响（标准化系数0.394），社会层面影响也显著（标准化系数0.223）。人际关系层面虽统计上不显著（t=1.848，p=0.066），但有影响趋势，显示其复杂性需进一步研究。自变量间共线性较低，不影响模型解释和预测。这些结果为理解数字素养影响因素提供线索，指明了进一步研究方向，有助于提出针对性建议和措施提升数字素养。

4.3.3相关分析

实验数据分析显示，个人层面、人际关系层面及社会参与层面在0.01显著性水平（双尾检验）下，对农民数字素养有显著影响。具体而言：个人层面与数字素养的皮尔逊相关系数高达0.596，表明两者间存在中等强度的正相关，个人成长与素养提升相辅相成。人际关系层面与数字素养的相关系数为0.552，同样显示中等强度的正相关，意味着人际交往能力对素养提升有积极影响。社会参与层面与数字素养的相关系数为0.459，表明两者间存在一定程度的正相关，个体的社会参与度与其整体素养有关联，为后续建议提供了有力支撑。

4.3.4结论分析

个人层面和社会参与层面显著影响农民数字素养。回归与相关性分析显示，个人层面和社会参与层面对农民数字素养有正向影响。数字乡村建设助力农民接触数字化生活，预期努力与绩效促进行为转变，提升数字素养。参与数字化生活又增强社会公平与政治获得感，形成正向循环。农民通过政府培训、技术推广、数字生产等活动提升数字素养。建议重视个人技能培训、意识提升及政策支持、资源普及，同时加强人际交流，共促数字素养提升。

5 主要结论

5.1农民数字素养提升的重要性

本项目研究表明，农民数字素养的提升在持续推进脱贫、遏制返贫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数字技术的应用为农民提供了更多获取信息、知识和技能的途径，有助于他们增强自我发展能力，摆脱贫困困境。

农民数字素养的提高还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推手。通过掌握数字技术，农民能够更有效地管理农业生产，提高生产效率和质量，推动农村经济的转型升级。

5.2 农民数字素养提升的影响因素

数字乡村建设的水平是影响农民数字素养提升的重要因素之一。数字乡村建设包括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数字技术的应用和数字治理的推广等方面。这些建设成果为农民提供了更好的数字环境和学习条件，有助于他们提升数字素养。

除了数字乡村建设水平外，农民自身的因素也对其数字素养提升产生着重要影响。这包括农民的文化程度、年龄结构、职业背景等。文化程度较高的农民通常更容易接受和掌握数字技术，而年龄较轻的农民则更具创新精神和学习能力。

5.3 农民数字素养提升的实施路径

为提升农民数字素养，需加强数字基建，关键在完善农村网络覆盖与质量，政府应促运营商加强建设。同时，推广智能设备应用，普及智能手机等，并提供技术支持与培训，助农民利用数字技术学习生活。

除加强基建外，要推广数字技术于农村，为农民提供培训支持。可建示范点展示应用成果，激发农民兴趣；定期开技术培训，按需求设计课程，提升农民数字素养。

为了促进农民数字素养的提升，政府还需要加强政策引导和支持。这包括制定相关政策措施、提供资金扶持和税收优惠等。

政府可以制定相关政策措施来引导和鼓励农民提升数字素养。例如，可以出台相关政策支持农村地区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维护；可以设立专项基金用于支持农民数字素养提升项目的实施等。

此外，政府还可以为农民提供资金扶持和税收优惠等政策支持。这些政策可以降低农民学习和应用数字技术的成本，提高他们的积极性和参与度。

参考文献：

[1] 殷浩栋，霍鹏，汪三贵.农业农村数字化转型：现实表征、影响机理与推进策略[J].改革，2020，No.322（12）：48-56

[2] 苏岚岚，张航宇，彭艳玲.农民数字素养驱动数字乡村发展的机理研究[J].电子政务，2021，No.226（10）：42-56.

[3] 常凌翀.数字乡村战略下农民数字化素养的价值内涵与提升路径[J].湖南社会科学，2021，No.208（06）：114-119

[4] 孙久文，张翱.数字经济时代的数字乡村建设：意义、挑战与对策[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60（01）：127-134.

[5] 张增辉.农民数字素养的收入效应：理论机制与经验证据[J/OL].求索，2024，（05）：147-155

[6] 阮若卉，罗明忠.数字素养提升能缓解农村家庭金融脆弱性吗？[J].农村金融研究，2024，（05）：58-69.DOI：10.16127/j.cnki.issn1003-1812.2024.05.001.

[7] 赵晓峰，刘海颖.数字乡村治理：理论溯源、发展机遇及其意外后果[J].学术界，2022，No.290（07）：125-133.

[8] 武小龙，王涵.农民数字素养：框架体系、驱动效应及培育路径——一个胜任素质理论的分析视角[J/OL].电子政务：1-15[2023-04-13].

[9] 黄季焜，高红冰，易红梅，等.县域数字乡村指数报告（2020）[R].北京：北京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阿里研究院，2022.

[10] 王佑镁，杨晓兰，胡玮，王娟. 从数字素养到数字能力：概念流变、构成要素与整合模型[J]. 远程教育杂志，2013，31 （03）： 24-29.

[11] 苏岚岚，彭艳玲. 农民数字素养、乡村精英身份与乡村数字治理参与[J]. 农业技术经济，2022，（01）： 34-50.

[12] 陈树强. 增权：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的新视角[J]. 社会学研究，2003，（05）： 70-83.

[13] 沈费伟. 乡村技术赋能：实现乡村有效治理的策略选择[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0 （02）： 1-12.

[14] 沈费伟. 赋权理论视角下乡村振兴的机理与治理逻辑——基于英国乡村振兴的实践考察[J]. 世界农业，2018，（11）： 77-82.

[15] 张时飞：《组员参与、社会支持和社会学习的赋权效果一以上海癌症自助组织为例》，《中国社会工作研究》2005 年第１期，第1-28页。相关的研究还可以参见：范斌：《弱势群体的赋权及其模式选择》，《学术研究》2004年第12期，第73-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