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红色旅游外宣是红色文化资源的对外宣传与推广，是世界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红色旅游文化翻译质量对树立良好的中国形象十分重要。从语言、文化与交际层面，运用增译、减译和释义等方法可以促进红色旅游外宣翻译质量的提高。借助生态翻译学理论探讨红色旅游文化外宣英译方法，有助于提升中国红色旅游文化的对外传播能力，增强涵养中华文化自信的底蕴和气度，推动中华优秀文化走向世界。

关键词：生态翻译学；红色旅游文化；外宣翻译；文化自信

全球化场域下，语言作为促进中国与国际社会交流的工具，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国家社会治理水平。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1]45。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不仅是对外传播工作的重点，也是当代译者的文化使命。翻译能力作为国家的语言能力之一，在塑造中国共产党的正面形象、提高中国国际话语地位等方面，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红色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共同创造的先进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集合，具有时代性、先进性、民族性等特质。在文旅深度融合背景下，旅游已成为促进红色文化传承的新兴路径，红色旅游作为红色文化的载体，能够引导游客以正确的眼光真切地了解中国共产党从事的革命伟业。红色旅游外宣是红色文化资源的对外宣传与推广，其文本形式多样，如：红色旅游宣传手册、景区概况、景点简介等。旅游外宣文本翻译的精确与否，影响着中国文化对外国游客的吸引力。但目前红色旅游对外传播力度不足，许多潜在的外国游客不了解红色旅游的价值意义，限制了红色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生态翻译学（Eco-translatology）是由胡庚申教授于2001年提出的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中国原创翻译理论，它以生态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关照翻译行为，是探索和解释翻译本质的一种新的研究范式。“翻译即文本移植”“翻译即适应选择”与“翻译即生态平衡”是生态翻译学的三大核心理念。“文本生命”、 “译者生存”与“翻译生态”相互作用、相互协调、相互依存，构成了生态翻译学研究范式的共生体。[2]2-3 基于生态翻译学体现的多维度适应性选择，译者需要在语言、文化、交际等维度适应翻译生态。在随后的二十余年中，生态翻译学不断砥砺前行，拥有了自己的理论框架与术语体系。学者们在对该理论进行深入研究与持续扩展的同时，亦广泛地运用该理论指导翻译实践。生态翻译学为中华文化翻译研究提供了全新策略与智慧指引。它倡导译者们在顺应翻译要求的前提下，以追求译语的生态平衡为依归，在选择与适应的协调过程中，运用多元翻译方法呈现中国文化的最佳译法。

近年来，红色旅游业作为极具中国特色的旅游形式与文化产品代表蓬勃发展。有关红色旅游的对外传播方法策略也随之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学者杨鸿雁以遵义会议会址为例，分析了红色文化英译中存在的误译类型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策略。张翅鹏、何晓梅从功能主义翻译视角探究了皖西红色旅游外宣英译中的问题与优化路径。目前，运用生态翻译学理论系统探讨红色旅游文化英译的研究较少。大众旅游迅速发展时代下，随着红色旅游线路数量的增加，如何以优质的外宣翻译技能，提升红色旅游文化的对外传播效率，使国外游客以正确的眼光看待中国人民的革命历史，已成为红色旅游文化对外传播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红色外宣翻译本质上是一种对外传播形式，既需要服务国家的战略需求，又要注重对外宣传效果。在生态翻译学视域下，从语言层面、文化层面与交际层面等对红色旅游文化外宣英译方法进行探究，旨在为中国红色文化外译提供借鉴，促进中华文化的对外交流。

一、红色旅游文化英译在语言层面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语言维”转化是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语言形式的适应性选择”。[3]2语言是知识与思维的载体，是人与人沟通的桥梁。鉴于中西方思维方式的不同，汉英两种语言在语言表达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译者如果仅拘泥于原式，可能会损失其在文本中的语用价值。为此，翻译者需在对原语文本的字词涵义、句法特点、篇章结构、文本修辞等仔细研读的前提下，对语言形式进行取舍， 适应译语的生态环境，使译语能够准确地传达出原语的语言信息。红色旅游文化文本在叙述上力求表述精准，译者需要通过“适应”和“选择”原则实现源语与目标语在语言维度的生态平衡。

汉语用词造句的最大特点是采用意合法，重意义轻形式，用词注重意义，词没有形态变化；句子不受主谓结构的束缚，少用或不用关联词语等。译者在翻译红色旅游文化时，需对语序、词汇和句式做出相应的调整，使译文在符合英语表达习惯与行文特点的基础上，传递原语的语言信息。英语遣词造句的最大特点是采用形合法，重形式，词有着严格的形态变化。句子结构完整，句中常用关联词语，注重形式接应。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可采用分译法、顺译法与语序调整法，让所译句子能够适应译语生态环境，从而达到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例1 曾被誉为陕西的学生司令、青年导师，西北革命的急先锋，皖北革命运动的杰出领导人。（阜阳四九起义纪念馆）

He is the commander and mentor of students in Shanxi， pioneer of Northwest Revolution and outstanding leader of Revolution in Northern Anhui.

例1是阜阳四九纪念馆中有关魏野畴简介的语句，在译成英语时，因前句已提及主人公魏野畴，因此，译者根据语境采用了增译法，增加了代词He代指主人公魏野畴，避免了语义重复。汉语在主题突出或人称不言自喻时，常常隐含或省略人称主语；而英语则为主语显著的语言。翻译无主句的时候，需要根据上下文补充主语，使译文句型结构完整，以便更明确地表达出原文所包含的意义。

汉语是动态性语言，动词使用频率较高。而英语是静态性语言，名词、形容词、副词等都可表示动作。在汉英翻译时，可根据具体语境对词句进行相应转换。

例2 全面内战爆发后，解放区军民奋起自卫，以劣势兵力挫败了国民党军的疯狂进攻。（淮海战役纪念馆）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all-out civil war， the army and the people in the Liberated Areas rose up in self-defense and defeated the frenzied attacks of the KMT troops though they were surpassed by KMT in strength.

汉语句子的连动式译成英语时，可根据语义，将其中较为次要的动词转化为名词等其他词性的词。例2中“爆发”与“进攻”在汉语句子中均为动词，而在英文句子中译成了名词“outbreak”与“attacks”。通过词类的转换，译文凸显了原语中解放区军民的奋起自卫。

例3中国共产党为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新中国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徐州淮海战役纪念馆）

CPC made tremendous efforts to strengthen national unity， ensure peace in the country， realize democracy， and improve people’s livelihood， so as to set up a new China which independent， free， and prosperous.

汉语注重隐性连贯，词语间的关系常不直接言明，语法意义和逻辑联系常隐含在字里行间，需读者自行领悟其间关系，而英语句式紧凑、层次分明。例2原文本连用多个动词来表达了红军取得的胜利。译文将隐含在汉语语句中的逻辑关系明晰化，选择让步状语从句“though they were surpassed by KMT in strength”译出词组“以劣势兵力”，展现了解放区军民胜利的来之不易与顽强拼搏。例3原文本描述的是中国共产党为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新中国所作出的努力，译者将“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新中国作出了巨大的努力”译为目的状语，在结构层次上更为紧密清晰，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为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新中国这一目标所做出的不懈努力，逻辑清晰，语言表达符合英语行文。

例4 获得翻身的解放区人民选择共产党，倾力支援人民解放战争，亿万群众男女老幼齐上阵、家家户户忙支前，数百万民工冒枪林弹雨，忍风雪饥寒，千里远征，随军转战，展开了人民支前波澜壮阔的宏伟画卷。（徐州淮海战役纪念馆）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men and women， old and young， from every household， participated in the liberation war in one form or another. Millions of civilian laborers walked thousands of miles to serve the moving army， braving the rain of bullets： enduring hush weather， fighting with hunger and coldness. It is a spectacular scene of the masses supporting the frontline.

汉语“语篇常常采用取象类比、设象喻理、以喻代议、寓议于喻的表达方式”[4]37，借助生动具体形象的词语表达抽象笼统的意义。例4描绘了淮海战役胜利的背后不仅仅是英勇的人民解放军，更是人民群众磅礴的伟力。原语中的“冒枪林弹雨”与“展开了人民支前波澜壮阔的宏伟画卷”采用了比喻的修辞手法，展现了解放区人民怀着对党与人民子弟兵的深厚情感，积极参战，英勇战斗。译者分别采用语义明晰化和语义核心化的策略，将之译成“braving the rain of bullets”与“a spectacular scene”。修辞效果在译文中的呈现使目的语读者身临其境，感受中国军民万众一心的场景，增强了语句的感染力，从而适应译本的语言环境，达到英汉两种语言的生态平衡，避免产生歧义或误解。

红色旅游文化的外译者需具备扎实的语言能力，在保证语法正确、用词准确的前提下，跳出原语的句法框架，按照英文句法规范，运用主谓结构、主从关系等句法手段突显关键信息与语义逻辑，使译文语义更加流畅自然。

二、红色旅游文化英译在文化层面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胡开宝教授指出“翻译是译者用译语重现原作的文化，应当着力于实现目的语文本和源语文本文化功能层面的等值。”[5] 68-69翻译并非是语言间的简单转换，而是受制于多种社会文化因素的制约。在全球化背景下，外宣翻译是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促进不同民族对话、思想交流的文化活动。“文化维的选择转化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有文化意识，认识到翻译是跨语言、跨文化的交流过程，注意克服由于文化差异造成的障碍，以保证信息交流的顺利发展”。[6]128“生态翻译视角下，译者需关注原语和译语的文化内涵及阐释，以达到深层交流的目的。中国的红色文化产生于特定的社会语境，适用于特定的文化氛围，有着显著的地域性特征。红色旅游文本蕴含着大量历史事件、政治术语和当地文化因素等背景知识，在英语中很难找到对应意象。红色旅游文化是展示优秀中华传统文化精髓的窗口，外译时不仅要传播中国智慧、彰显中国力量，还要让目的语读者易于接受。

例5 1905年，孙中山联合华兴会、光复会、科学补习所等革命团体，在日本东京成立了统一的全国性的革命组织——中国同盟会。（南京孙中山纪念馆）

In 1905， Dr. Sun Yat-sen united revolutionary groups such as the Huaxinghui （China Revival Society）， Guangfuhui （the Restoration Society）， and the Science Study Club， and founded the Chinese United League in Tokyo， Japan—a unified front to organize national revolutions.

例5中出现了多个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团体，给目标语读者带来理解困难。译者在翻译时，没有单纯地对原文进行对等翻译，而是以“音译加注法”与“释义法”的方法，进行了适当的文化补充，帮助译语读者更加清晰地理解“华兴会”“光复会”“中国同盟会”这些革命团体的作用。通过音译加释义，译者在保留源语词汇的独有文化特色的前提下，尽量克服了由于源语文化生态和译语文化生态在性质和内容上的差异而造成的障碍，提升受众的文化认知。

例6 他在编练这支劲旅和支援西江农民运动中作出了贡献。（惠阳叶挺将军纪念馆）

He made great contribution to training this elite army and supporting the West River （one branch of Pearl River） peasant movement.

例6介绍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叶挺独立团支援西江农民运动，在中国革命斗争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在翻译“西江农民运动”时，译者考虑到读者的接受性，对“西江”进一步解释，即珠江流域的主流。具体的地理文化信息的补充既便于读者理解，又忠实地传达了原语的生态文化内涵，保证了源语文化内涵的真实性，做到了原语与译语在文化维度的和谐。

例7司徒美堂支持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支援祖国抗战，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被誉为“爱国旗帜、华侨楷模”。（广州爱国侨领司徒美堂专题展）

Situ Meitang is honored as the “patriotic flag bearer and model of overseas Chinese” for his great contributions to promoting the peaceful reunification of China by uniting overseas Chinese， saving the nation from peril during the Revolution of 191l led by Sun Yat-sun and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1931-1945）.

例7介绍了爱国华侨司徒美堂在支持辛亥革命、抗日战争与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等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本句中的“抗战”指的是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民族性战争，时间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45年日本正式签订无条件投降书。考虑到目标读者对中国红色文化背景知识的缺乏，译者加注了具体年份帮助目标语读者理解，同时突出了司徒美堂矢志不渝的爱国精神。

例8 孙中山目睹山河破碎、生灵涂炭，誓言“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南京孙中山纪念馆）

Witnessing the cession of Chinese territory and destruction of life， Dr. Sun Yat-sen vowed to take swift measures to save Chinese people from suffering and save China from disintegration.

“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出自孙中山草拟的《檀香山兴中会章程》，意指他急切想要拯救水深火热中的民众，迫切扶持将要倾倒的大厦。这句话充分体现了孙中山在青年时代就立救国救民之志，一心投身民主革命事业，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疾呼。译文中没有逐字逐句翻译，而是采用了意译法，将之译为“save Chinese people from suffering and save China from disintegration”，贴近原文中的文化内涵，使目的语读者能够真切感受到青年孙中山热爱祖国、忧国忧民、天下为公的高尚情操。

由于红色旅游文化文本中的文化特色词较多，译者需具备跨文化意识，关注翻译在多元文化语境下的使命，通过释义、增补等方式补偿译语读者的文化缺省，以最佳的方式传递与阐释中国优秀文化，向世界讲述真实的中国故事、让世界聆听真实的中国声音。东西方相异的文化价值决定了译者在翻译中既要重视展示红色文化精髓，又要坚持开放包容的态度，尊重文化风俗、坚持文化对等，真实地传播并弘扬中国文化，展现有担当、有情怀、有能力的中国形象。

三、红色旅游文化英译在交际层面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著名的英国翻译理论家与教育家彼得·纽马克认为，译文对目的语读者所产生的效果应尽量等同于原文对源语读者所产生的效果。[7]211交流是外宣翻译的宗旨与使命。生态翻译学视角下，译者在红色旅游文本外宣翻译中需注意交际维度地适应性转换，力求在译文中体现原文的交际意图，了解受众的心理感受，为目标语读者排除阅读障碍，帮助译语读者理解中国红色文化，使交际顺利进行。

例9 梦想铸铁骨，壮志撼山摇。（林州红旗渠纪念馆）

Great inspiration and firm beliefs do wonders.

红色文化文本中的许多语句都突出了积极向上的红色革命精神。例9是河南省红旗渠纪念馆开篇介绍中的一句话。红旗渠流淌着理想之光和青春之志气，记载了中国人在无私奉献中孕育出的伟大精神。林州人民不服输的英雄气概是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生动体现，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忘我奉献。在汉译英时，译文没有完全拘泥于汉语的形式，通过减译的方式，突出了要传播的主要信息，迎合了外国游客的阅读习惯。译文简明扼要，语言通顺、直接、易懂，不仅能够使读者感受到红旗渠精神的核心要义，而且展现了原文铿锵有力的基调，号召并激发读者发奋图强、奋发有为。

交际维度的适应性转换要求译者立足于读者角度，对译文的原词加以本土化的翻译，加强读者对译文的认同。“红色”一词在不同的语境有着不同的内涵。如翻译“延安是一座红色之城”时，译者需考虑译文读者的接受度和认同感，该短句中的“红色”指的是该城市与建党的历史有着很深的渊源。因此，译为“Yan’an is a city with a tradition of revolution”。而当谈及“红色商人”时，这里的“红色”强调的是所具备的“爱国”品质，因此译为“patriotic businessman”更易于让译文读者理解。译者在进行外宣翻译时，应充分考虑国外游客的认知能力，准确传递原语信息，让译文读者和原文读者产生相似的共鸣，实现外宣翻译的交际意图。

红色文化的民族性与地域性等特征决定了它需要基于充分传播才能得到广泛认同和接受，才能得到更好的传承。随着国际间沟通渠道呈多模态发展，积极探索新形势下中国红色文化传播的新路径，合理运用新媒体技术赋能传播渠道和平台，如以红色旅游文化宣传片与纪录片、图片配文翻译、外文网站等方式吸引海外受众，推广红色旅游文化，加强红色文化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与此同时，大力推动科学评估体系搭建，促进有效反馈机制的构建。译者可以根据定期跟踪评估反馈考虑译文是否达到了交际目的，根据评估情况不断修改，充分考虑读者的体验，持续优化红色文化的国际传播效果。

由于中英思维习惯不同，译者应坚持译有所思、译有所为原则，在保持传播中国红色文化立场的前提下，展现其互动交流的意识，使红色文化能真正走进外国游客的内心。交际维转换使译者在红色旅游文本和目的语读者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帮助目的语游客更好地领悟红色旅游文化的精神内涵，促进有效交际的实现。

结语

红色旅游文化的对外传播首先需要译者经由译介实现文化符号的跨语言、跨文化转换，译介的质量影响着非母语受众对于红色旅游文化的认知、认同与接受。生态翻译学视域下，红色旅游文化翻译是动态适应与选择的过程，译者要积极凸显外宣本体意识与跨文化交际意识，运用增译、减译和释义等方法，保持原文和译文在语言、文化、交际生态中的平衡与和谐。本研究是对中华文化外译的积极思考和有益探索，有助于积极发展红色旅游，充分发掘和利用革命历史文化资源，促进红色血脉的赓续，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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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Newmark P.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

本文系国家级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红色筑梦，译路同行——皖北红色文化外宣翻译研究”（立项号：202310371011）、安徽省高校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巴斯奈特文化翻译理论视角下安徽民俗词汇外译策略研究”（立项号：SK2024B002）、阜阳师范大学校级青年人才重点项目“安徽红色文化融入大学英语课程思政教学的实践研究”（立项号：rcxm202311）、阜阳师范大学校级本科教学工程实践育人专项“‘五育融合’视域下大学英语课程思政智慧育人模式研究与实践”（立项号：2024SJYRZX0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张宇（1990-），女，安徽阜阳人，硕士，主要从事英语教育研究；

李风玲（2003-），女，安徽合肥人，本科在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