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教育家精神是推动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宝贵精神财富。新时代背景下，弘扬教育家精神对高校课程思政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课程思政作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抓手，已成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核心议题。与此同时，教育家精神作为教育工作者职业理想与价值追求的集中体现，被赋予了新时代内涵。教育家精神与课程思政在育人使命、育人方向、育人基调、育人路径、育人品质、育人本位等方面高度契合性，使得探讨其耦合逻辑成为深化教育改革、提升育人实效的关键切入点。教育家精神与课程思政的耦合逻辑体现为价值同源、实践共生与文化互构，二者的深度融合是新时代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向。

关键词：教育家精神；课程思政；耦合逻辑；立德树人

2024年9曰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要不断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教育，要坚持不懈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推动教育强国、人才强国、科技强国成为我国社会发展历史新时期的专属符号。同时，总书记还指出“一个人遇到好老师是人生的幸运，一个学校拥有好老师是学校的光荣，一个民族源源不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好老师则是民族的希望” 。强调了具有教育家精神的好教师对个体成长成才、社会经济发展、国家繁荣昌盛以及民族长治久安是至关重要的。

新时代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课程思政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创新，其高质量发展对于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具有重要意义。教育家精神作为教育工作者在长期教育实践中形成的宝贵精神财富，对推动高校课程思政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本文旨在深入分析教育家精神与高校课程思政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联系，明晰教育家精神对课程思政建设的引领作用，以期为推动高校课程思政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一、明大德：坚定理想信念和弘道追求

（一）育人使命一致：坚定理想信念是政治底色

坚定理想信念，就是要加强思想政治理论学习，不断提高凝心铸魂的育人本领，以教育家精神为引领提升高校教育家教师真学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真懂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真信马克思主义教育道路、真用马克思主义教育原理。坚定不移地践行教育理想信念，从内心深处信仰教育、崇敬教育、敬畏教育、崇尚教育、奉献教育，成为思想政治素养过硬的大国良师，用教育家精神发挥教书育人效果。

我国自古就有“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的历史使命感，也有“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的责任担当，还要有“以公义胜私欲”（《荀子·修身》）“苟利国家，不求富贵”（《礼记·儒行》）的博大胸襟，造就“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文人士大夫的崇高境界。[1]古有苏轼、陆游、辛弃疾等爱国诗人，今有人民教育家卫兴华、黄大年、于漪等同志。

大学作为国家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责任，是育人和育才相统一的价值引领。正如“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是培养的学生一定能够胜任多重社会角色并在不同身份中尽善尽美，即“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大学》）”高校所有教师牢牢抓住课程思政育人主渠道，深入推进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积极引领、树立、践行正确的价值导向，激发教育价值引领正能量，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教育强家提供思想教育力量。坚定理想信念凸显了教育家的国家立场和国家责任，意在要求教师具有心怀天下的教育情怀、家国情怀与民族情怀，具备“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责任感，形成个人价值与国家命运休息与共的情感关系，将爱国之情、报国之志、报国之志融入教育事业，实现了从教师个人期许之“小我”到国家强盛和民族复兴之“大我”相统一，充分展现“我将无我”的精神面貌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抱负，为人类教育发展镌刻了新的历史图景。[2]

（二）育人方向一致：明德弘道追求是民族底色

文化是华夏民族的血脉，是人民承典塑今的精神家园，是中华民族复兴时重任的恒久源泉。五千年源远流长、灿烂辉煌的中华文化，孕育出中国的先进文化，形成了中华民族独一无二的文化理念、文化智慧、文化气度以及文化神韵，增强了华夏儿女内心深处最基本、最深层、最持久的文化自信。中国传统的优秀教育文化中，据《周易·上经·贲·彖传》记载：“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观察宇宙万物的变化的规律，只要看四季轮回的变化即可；而研究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只需要用文化与教育的手段去引导、感化即可。不仅强调了文化是中华民族价值观形成基础，也明确了文化使人从自然属性向社会属性变化、从自然之人向自由之人变化、从愚昧之人向智慧之人变化。“为师”与“弘道”的联系源于古代政教合一的社会治理形态，中华政教传统文明既然孕育了“师儒”型教育家，也滋养了“官员-学者型”教育家，塑造了余韵悠长的“以文化民”的师德、“引君当道”的师道，“以礼教民”的师法，体现了历代教育家作为政治主体“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作为文化主体“承天道，行仁道”的人生态度和精神追求。[3]如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家国情怀。

“为人师，立师道，应至于弘道，止于弘道，终身弘道不辍”[4]是教育家教师品格的至真至精的格局彰显。中国近现代历史是一部求变、求实、求新的革命奋斗史，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中创造的，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了升华，是在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孕育形成的所有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求变代表有梁启超从“新民德”“新民智”“新民力”三个维度勾勒了新国民形象，推动中国近代教育变革与进步。求实代表郭秉文提出“办大学”应该力求达到四个平衡，即通才与专才平衡、科学与人文平衡、师资与设备平衡、国内与国际平衡；培养学生养成完善的人格，成为对国家负责的国民，就需要贯彻实施“三育并举”的办学宗旨，即：一是坚强的体魄，二是充实的精神，三是道德、学术和才识，为中国高等教育办学和发展提供了历史借鉴。求新代表魏书生，与冯恩洪并称为“南冯北魏”，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教育改革的重要人物。他在教育教学和管理方面有着独特的见解和实践，强调民主科学的班级管理，提倡“自觉、主动”的学习方法，对当时的教育环境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二、守公德：富有仁爱之心和采撷育人智慧

“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是教育家精神师德内发的职业操守，“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是教育家精神师德外显的职业素养，二者回答了“怎样培养人”的时代教育之问。谓之公德。2024年8月6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弘扬教育家精神 加强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中明确指出，将教育家精神贯穿教师课堂教学、科学研究、社会实践等各环节，筑牢教育家精神践行主阵地。[5]教育家精神就是鼓励教师开展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时要遵循教育的客观规律、自身育人的规律、学生成长的认知规律，立足于学生成长阶段、认知发展状况和实际需求，要因材施教、因时而教、因实而教、因势而教。[6]课堂教学是培根铸魂、厚德强基的主渠道，这为教师在处理公共关系，尤其是处理教学活动的公共关系提出了规范与要求，凝聚着教师职业独特的价值共识。[7]

（一）育人基调一致：富有仁爱之心是情怀底色

孔子认为，道德是人类社会生活中高于一切的观念上层建筑，它可以统领其他社会活动。仁是道德的核心内容，培育以仁为核心的道德，也是道德最高的准则，是调控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基本准则，是个体在道德修养的重要追求。孔子在《论语》中，谈及“仁”有58章，出现的次数有109次。这里谈及的“仁”是指爱他人，故“仁”是面对人类大众的道德规范。孟子提倡用仁爱之心教育学生，学生更愿意敬重教师，正如“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心。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孟子·尽心章句上》）以儒家的眼光来看，心服才是真服。因此，法治是不得已而为之，德治才是根本所在。“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孔子·雍也》）。孔子将教师教育教学情怀分为“知-好-乐”三个层次，是高校教师师德境界动态发展的三层级的样态，层层递进服务于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知”是教师最基本的教育职责，完成工作任务；“好”是教师育人情怀的中级层次，喜欢从事教学育人工作，有一定的教育目标与理想；“乐”是教师教书育人的最高层次的职责，将育德、育才融入教育教学中，既有言传身教的外在榜样，也有以身作则的内在提升。乐教蕴含的善教之道，善教者可激发并继承他人的志向，这也正呼应了教育家精神中启智润心的育人智慧。

“甘于奉献”一词出自于《尚书·周书·周官》中“以公灭私，民其允怀。”强调了积极主动的忠于事业、忠于岗位，勤勉敬业。“不为个人谋私利，可谓之大公无私也。（龚自珍·《论私》）”教师的奉献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是一辈子的事业，它是包含敢于奉献、安于奉献、勇于奉献和乐于奉献四方面循此而进。首先，“‌敢于奉献”是甘于奉献的基本遵循，‌是面对危难之时的主动担当，是岁月静好之时的主动谦让。2014年教师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师范大学师生代表座谈会时，指出：“好老师应该懂得，选择当老师就选择了责任，就要尽到教书育人、立德树人的责任，并把这种责任体现到平凡、普通、细微的教学管理之中。正是因为爱教育、爱学生，老师才有了用一辈子备一堂课、用一辈子在三尺讲台默默奉献的力量，才有了在学生遇到危难时挺身而出的勇气，才有了敢于攻克新知新学的說气。老师责任心有多大，人生舞台就有多大。”[8]其次，安于奉献是敢于奉献的延续和深化。在长期的工作和生活中，保持平静的心态，安于本职工作，不计较个人得失，永葆对职业的忠诚和对事业的执着。2015年9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给“国培计划（2014）”北京师范大学贵州研修班参训教师的回信写到：“发展教育事业，广大教师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希望你们牢记使命、不忘初衷，扎根西部、服务学生，努力做教育改革的奋进者、教育扶贫的先行者、学生成长的引导者，为贫困地区教育事业发展、为祖国下一代健康成长继续作出自己的贡献。”[9]再次，‌勇于奉献是安于奉献精神层面的发展和提升，‌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能够积极主动地用智慧和行动力解决问题。2014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指出：“教师要时刻铭记教书育人的使命，甘当人梯，甘当铺路石，以人格魅力引导学生心灵，以学术造诣开启学生的智慧之门。”[10]最后，‌乐于奉献是甘于奉献的最高境界，也是最理想的状态，在工作中找到乐趣，享受付出的过程和结果，能够在奉献中找到自我价值的实现和满足。2017年5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黄大年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以黄大年同志为榜样，学习他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爱国情怀；学习他教书育人、敢为人先的敬业精神；学习他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高尚情操，把爱国之情、报国之志融入祖国改革发展的伟大事业之中、融入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奋斗之中。”[11]

仁爱之心就是指教师要忠于并热爱教育事业、热爱教师职业、热爱学生，热爱所教的人、所教的内容和所教的方式。教育家既是“人师”，也是“仁师”，用大爱书写教育人生。爱生是使学生打开知识之门、启迪心灵的开始。敢于奉献是基础，安于奉献是坚持，勇于奉献是提升，乐于奉献是最高境界，共同构成了完整的甘于奉献精神体系。在建设教育强国的新征程上，需要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锚定教育家精神坐标，更需要广大教师热爱讲台，默默奉献，用爱培育爱、传播爱，永葆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从“经师”到“人师”，从教书先生到大国良师，当好学生成长的引路人，托举起学生的成才梦想，造就更多立大志、明大德、成大才、担大任的栋梁之才。[12]

（二）育人路径一致：采撷育人智慧是文化底色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尊师重教、崇道尚德的文化传承，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承担着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担当，正所谓“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贵师而重傅，则法度存”（《荀子·大略》）。“启智”一词最早见于《六韬》，其曰：“心以启智，智以启财，财以启众，众以启贤，贤之有启，以王天下。”所谓“心以启智”是指用心思考就可以启迪思路、显现智慧，“润心”则意为滋润心灵，注重对学生循序渐进的启发和引导，通过教师春风化雨的人格影响和丰富精彩的教学内容，对学生道德情操、个体情感、审美趣味进行全面塑造的教育过程。[13]《学记》有云：“君子既知教之所由兴，又知教之所由废，然后可以为人师也。”教师不仅要懂教育成功因素，也要知晓教育的失败因素，才谓之真正的教育家。

高校教师的工作职责就是传递知识、启迪智慧和价值引领的育人主力军。教师启智的过程就是教师指导学生自觉学习的过程，自觉学习后达自悟。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强调了教育过程中学生的主动性和思考过程的重要性，鼓励学生主动思考和探索，后再遵循学生情况进行启发与引导。因此，“教人至难，必尽人之材乃不误人，观可及然后告之。（《正蒙·至当》）”朱熹更是明确提出：“圣贤施教，各因其材，小以小成，大以大成，无弃人也。”强调了世界上无无用之人，能“因人而进”方称是育人智慧。孔子就门徒擅长之处“因人而进”，后言之：“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论语·先进篇》）”足以可见，因材施教是尊重学生的差异性，基于学生天资禀赋、志趣特长、发展诉求等做出相应的教学策略，为学生的成长成才提供切实教育。如王夫子论教学方法：一是“因人而进”。“学生质有不齐，有刚有柔、有敏有钝；志量不齐，有大有小；德性不同，有优有劣；知识不等，又多又少”（王夫子《四书训义》卷十），“因人而进”的前提要熟悉学生、了解学生。二是“施之有序”。根据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始教之以粗小之事，继教之以精大之事，继教以精大之理，乃使具知粗小之理，而终以大小精粗理之合一”（《易经·系辞下》）。三是学思“相资以为功”。“致知之途有二：曰学曰思。学则不持己之聪明，而一唯先觉之是教；思则不徇古人之陈迹，而任吾警悟之灵。乃二者不可偏废，而必相资以为功……学非有爱于思，而学愈博而思愈远。”（王夫子《四书训义》卷六）正所谓“求知愈艰，则得之愈真”。[14]

“启智润心”是一种有思想、有高度、有温度的教育智慧，教师以身作则的榜样引领影响和生动有趣知识塑造，潜移默化的固牢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教育。落实因材施教是一种有宽度、有广度、有精度的教育策略，充分挖掘学生潜能，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独立思考、承继志向。

三、守私德：坚守道德情操和恒久躬耕态度

“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道德情操是教育家精神的成己达人的内在修为，“勤学笃行、求是创新”的躬耕态度是教育家精神的达人达己的外在表见，二者回答了“成为什么人”的成人之美之问。谓之私德。高等学校人才培养是育人和育才相统一的过程。自古以来，“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成为社会公众对于教师群体的整体印象，被社会公众赋予相生相伴、相互成就和相互超群越辈，教师的道德品质引领着人类道德的发展趋向。教师要自觉“将做人、做事和做学问相统一，将立德、立言、立行相统一，将自律、律他和他律相统一”[15]成为“他者”肃然起敬、争相效仿的示范者、模范者。在先秦时期，荀况对实践明智已有阐述，即：“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荀子·儒效》）”

（一）育人品质一致：坚守道德情操是中国底色

为师之道，以厚德为先。人类道德的产生与发展是随着社会生活需要、社会经济发展需要以及治理阶级需要德发展不断演变而来的。一个有道德素养的人必须具备道德兼备的品质：一是守道，即立志学习和遵循社会规范、准则；二是修德，即养成社会规范的社会群体意识、理想信念和道德情操。孔子在（《论语·学而篇》）对国家层面和社会层面以及个体层面的道德劝诫为“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作为教师，所要遵守的道德情操也应如此，即“在“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中庸·哀公问政第十七》）”可见，道与德之间的关系为是德之根本，德是道之体现。

“言为士则，行为世范”最早出自南朝宋刘义庆著的《世说新语》，意为言行足以为士人的法则、举世的示范，“法则”规定教师榜样形象的现实质量，“举世”指向所有教师榜样形言行举止。[16]孔子认为对学生进行教育的方式除“言传身教”意外，就是将“以身作则”，并对此多次进行论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罕》）”

自古以来，教师被尊为道德兼备的社会主体，固有问道、学道、悟道、明道、信道、传道、守道的示范引领作用，对教师榜样要求极为严苛。其一，内化于心。古之“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韩愈《原道》）”在《礼记·大学》记载“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其二，外化于行。如《礼记·祭义》记载：“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贵有德，贵贵，贵老，敬长，慈幼……天下之礼，致反始也，致鬼神也，致和用也，致义也，致让也。致反始，以厚其本也；致鬼神，以尊上也。”反映了儒家思想中尊重有德之人、敬重长辈、敬奉祖先的人伦道德观念，强调了社会秩序和个人修养对治理国家的重要性。其三，知行合一。学识上要求有所造诣方可自由讲学，清乾隆二年谕：“凡书院之长，必选经明行修足为多士模范者，以礼聘请。（《宋史·职官志》）”[17]。同时，在与人处事上也应有“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周易·系辞下》）”“君子之道，譬如行远必自迩，譬如登高必自卑。（西汉·戴圣《礼记·中庸》）”等谦卑之修为。

古往今来，教师是践行国家育人思想，故以德为先、以教为重、以育为尊的修己治世理念深入人心，也是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引用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等教育家精神的精辟概括。陶行知把教师划分为三个层次：教书的人，教学生的人，教学生学的人，他在1919年发表的《教学合一》一文中写道：“好的先生不是教书，不是教学生，乃是教学生学。”[18]除此之外，陶行知认为真正教学相长的示范教育应该是“注重以人教人。要学生做的事，教职员躬亲共做，要学生学的知识，教职员躬亲共学；要学生守的规矩，教职员躬亲共守。”[19]并且对为人师表的样态做出描述即“教师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要修养到不愧为人之师表的地步”[20]，“动人以言者，其感不深；动人以行者，其应必速（出自陆贽《陆宣公集》之《奉天论奏当今所切务状》）”成为为人师表的要求。可得，“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大学》），强调人的修身养性不只是内省的过程，更是同外物相接触，穷究天理而获知识，培养道德品性、完善人格的过程。

（二）育人本位一致：恒久躬耕态度是师道底色

勤学笃行是激发人的内在自觉的学习动力，孟子提出“尽信《书》不如无《书》”的观点。要求教师涵养渊博的专业知识、深厚的理论功底、科学的教育方法、勇于创新，将所学的理论知识践行于客观世界的实际问题中，同时用“善假于物”来阐述善于借助知识来丰盈自己，做为学、为事、委任的大先生。在古代勤学目的就是为入仕为国家处理政事并服务于国家教育事业，故有“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论语·里仁篇》）”来检验教师学识是否渊博、是否可以处理国家政事。对教师学识博学的要求等同于对君王的学识要求，才有荀子将君师并称的论述，即“天佑于民，作之君，作之师”的说法，且将教师地位提升至天、地、君、亲的并列地位，据《荀子·礼论》记载“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把教师被视为治国之本。

综观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对教师的文化理论素养、思辨能力要求、实践创新能力等要求很高。如“学则智，不学则愚；学则治，不学则乱。自古圣贤，盛德大业，未有不由学而成者也。（《明儒学案》）”阐述了学识渊博可以开智，还可以治理国家，没有学问无法成就国家大业；子夏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论语·子张》）”只有博学多识才能固牢自己的意志，多请教多思考才能修身修己，只有这样反复锤炼的学习态度还能有更深刻的见解；“故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荀子·劝学》）君子要明事理的前提就是博闻多识，只有这样才会减少犯错误的几率。将获得知识的过程概括为学、问、思、辩、行的等五个基本环节于顺序，即“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礼记·中庸》）”。据《周易·上经·乾·文言》中记载：“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辨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旨在说明君子学习渊博的知识，是为了更好地明辨事理，从而找准自己的位置，以仁爱之心去做事情。

创新也称“剏新”，是指革新。意为与时俱进、追求新高，出自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礼记·大学》）。“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源，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孟子·离娄下》）”教师从勤奋好学中，探究一定的科学方法来加深学识造诣，是希望能够将积累深厚的知识掌握牢固并加以灵活应用。黄宗羲提出“学贵独创”的教学思想，强调先“博”学后“精”学，“如切如磋者，道学也（《大学》）”即拥有渊博精深的知识才能提出独立见解。就是创新也揭示了高校教师应具备的职业素养，要求高校教师在科研于教学中主动研究新教育现象、努力解决教育新问题、不断得出教育新结论，早日获得教育新成果，站在新时代持续推进科技强国与教育强国建设，为党和国家发展贡献科技创新和教育创新力量。[21]

总结

教育家精神与课程思政二者均以实现“为国育才，为党育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最高目标。教育家精神通过教师的理想信念传递，为课程思政提供价值内核；课程思政则为教育家精神落地搭建实践载体。高校课程思政的实践不仅是对教育家精神的传承，更是对教育家精神的创新与发展。在课程思政实践中，广大教师将教育家精神转化为具体的教学行为和教育智慧，使教育家精神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通过课程思政实践，教师们不断深化对教育家精神的理解，将其内化为自身的教育信念和行为准则。

同时，课程思政实践也为教育家精神的创新提供了广阔舞台。在推进课程思政的过程中，教师们结合新时代的特点和要求，不断丰富和发展教育家精神的内涵。积极探索信息技术与课程思政的融合，创新课程思政的实施路径，推动教育家精神在数字化时代的传承与创新。此外，课程思政实践还促进了教育家精神的广泛传播。通过课程思政，教育家精神不仅影响着教师，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广大学生，使教育家精神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得到传承和弘扬。

总之，教育家精神与高校课程思政高质量发展密切相关。教育家精神为课程思政建设提供了价值引领、创新动力和示范效应，是推动课程思政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精神力量。同时，高校课程思政实践也为教育家精神的传承与创新提供了重要平台。在新时代背景下，我们应当深入挖掘和弘扬教育家精神，将其融入课程思政建设的全过程，不断推动高校课程思政高质量发展，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参考文献：

[1] 贾红旗，李宜江.中国特有教育家精神的传统文化基因探赜[J].当代教育论坛，2024（1）：1-14.

[2] 孙杰远.论教育家精神[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24（06）：44-52.

[3] 赵鑫，王玲.教育家精神的历史演进、时代导向与弘扬方略[J].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4（01）：1-10.

[4] 罗容海.胸怀天下、以文化人的弘道追求：弘扬教育家精神系列评论之六[N].光明日报，2023-10-13（2）.

[5] 国务院公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弘扬教育家精神 加强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EB/OL].（2024-08-6）（2024-08-16）.https：//www.gov.cn/gongbao/2024/issue_11566/202409/content_6973187.html.

[6] 徐秦法，梁轩铭.同向·同行·同构：“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协同育人的新探索[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4（04）：134-141.

[7] 刘志.教育家精神：教师队伍高质量发展的价值理想[J].教育研究，2024（06）：138-146.

[8] 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话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9-09（1）.

[9] “国培计划（2014）”北京师范大学贵州研修班参训教师的回信[N].人民日报，2015-09-09（1）.

[10] 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N].人民日报，2014-05-04（1）.

[11] 习近平总书记对黄大年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N].人民日报，2017-05-25（1）.

[12] 教育家精神系列解读之六：勤修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EB/OL].（2024-08-6）（2024-08-16）.https：//www.gov.cn/gongbao/2024/issue_11566/202409/content_6973187.html.

[13] 戚良德，马玥.“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文化内涵与价值意蕴[J].中国高等教育，2023（20）：33-36.

[14] 黄宗羲.黄黎洲文集[M].中华书局出版社，2009.

[15] 石云霞.树立高度自觉意识 努力当好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J].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导刊，2023（8）：77-85.

[16] 高静毅.以教育家精神塑造新时代思政课教师形象论析[J].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06）：135-144.

[17] 胡金平.从教师称谓的变迁看教师角色与知识结构的转变[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哲学版），2007（03）：87-91.

[18] 王运来，杜淑惠.陶行知的高等教育改革创举及其教育家精神新探[J].江苏高教，2024（01）：41-48.

[19] 陶行知.南京安徽公学创学旨趣.中国思想与文化名家数据库.[EB/OL]（2021-01-06）http：//www.cnthinkers.com.

[20] 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2卷）[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

[21] 杜晓燕，刘蓓蓓.教育家精神引领高校教师成长的解释框架、认知框架与行动路径[J].南昌大学学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55（04）：120-140.

The Coupling Logic between Educator Spirit and Curriculum-bas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onstruction

Abstract： Educator Spirit constitutes a precious spiritual asset driving educational reform and development. Under the context of the new era， promoting Educator Spirit holds significant implications for advanc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urriculum-bas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As a key instrument for implementing the fundamental mission of Morality Cultivation and Talent Development， curriculum-bas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has emerged as a core issue in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reform. Concurrently， Educator Spirit， serving as the concentrated embodiment of educators’ professional ideals and value pursuits， has acquired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in the new era. The high compatibility between Educator Spirit and curriculum-bas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erms of educational mission， orientation， tone， approaches， quality， and fundamental principles renders the exploration of their coupling logic a crucial entry point for deepening educational reform and enhancing pedagogical effectiveness. Their coupling logic manifests through value homology， practical symbiosis， and cultural mutual-construction， with their deep integration representing an important direction for educational reform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Educator Spirit; Curriculum-bas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oupling Logic; Morality Cultivation and Talent Development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2年度湖北恩施学院校级教研课题“地方民办高校教师课程思政能力提升策略研究—以湖北恩施学院为例”（JYSY202202 ）的成果。

作者简介：郝春梅（1985.03-），女，汉族，湖北恩施人，湖北恩施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管理、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