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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岛敦的“越境”体验与文学表达

——以《D市七月叙景(一)》为中心

张泽枫 王越
  
西部文化媒体号
2025年2期
长春师范大学 吉林长春 130032

引言

日本著名作家中岛敦(1909-1942)于1941年2月在《文学界》上首次正式亮相,至翌年12月因病逝世,短短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其留下的作品却被编辑和出版了五次,足见其文学生命力之旺盛。

所谓“越境”,原本是指非法出入国境,但近年来在日本学术界备受关注的“越境”概念,涵盖了跨越国境、文学作品中异邦异境的书写,以及跨越语言和文化间的界限等多重含义。

1916年,中岛敦随父亲工作转学至奈良,1920年再次转学至京城(现首尔)的龙山小学,后升入龙山中学。1927年因患湿性肋膜炎入院于中国大连的满铁医院。可以说,多样的越境体验为中岛敦后来的文学创作提供了蓝本,其作品中体现了对存在主义、身份认同等要素的思考,以及无产阶级文学的特质。其大多数作品的背景不仅限于日本本土,而是设定在朝鲜半岛、古埃及、亚述地区、南洋群岛、中国等异国空间内。

1930年3月,中岛敦从东京第一高等学校毕业,同年4月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国文学科。在高中毕业前夕的1930年1月,中岛敦在“一高”的《校友会杂志》第325号上发表了小说《D市七月叙景(一)》,其中“D”即为大连的代称。该作品描绘了M公司的总裁、M公司的职员与两名中国苦力这三个不同阶层的典型形象,通过苦力的精神满足与总裁的焦躁不安之间的鲜明对比,凸显了该作的现实批评意义。

本稿以《D市七月叙景(一)》为中心,结合中岛敦本人的越境体验,期望通过“越境”这一辅助线获得对中岛敦文学的新认识。

一、中国的越境经历

如引言所述,中岛敦去世时年仅34岁,但在他短暂的一生中曾多次前往中国。第一次是在1924年夏天,他与堂兄关正献一同在旅顺的叔叔比多吉家度过了一个月。同年10月,他的父亲中岛田人辞去了在京城龙山中学的任职。举家迁往关东厅立大连第二中学工作。因此,在东京上高中和大学的中岛敦,每年都会前往大连一趟再回国,可以说大连对他而言绝非什么陌生之地。除此之外,1932年8月,大学三年级的中岛敦依靠当时在旅顺任职的叔叔比多吉,前往中国北方的旅顺、大连、天津以及北平等城市旅行。1936年,他又去了南方,访问了苏州、杭州和上海。

值得一提的是,在日本殖民时期,大连采用了沙俄时期遗留下来的隔离原则,日本人在原本西欧人的居住地定居。大连市中心的圆形广场被改建为一个大型广场,广场周围陆续新建了大连市政府、大连警察局、大和饭店、横滨信用金库、韩国银行、英国大使馆等重要设施。此外,还建设了城市基础设施,包括铁路、东方最好的下水道系统、有轨电车、电力和煤气供应系统,并致力于在大连及伪满洲的门户——大连港建设港口。这可以说是当时处于殖民统治下的中国的一个缩影。

另一方面,中岛敦早在幼年时期便完成了对中国精神上的“越境”。他生长在一个汉学世家,从小便接受了高等的汉学教育。其父中岛田人和伯父中岛斗南均为当时知名的汉学大家。自幼受到汉文化熏陶的中岛敦,自然而然地走上了文学之路,从《山月记》《李陵》等作品中亦可窥见其深厚的汉学功底。这使得他对中国的情感愈加复杂。

在这个内化了对中国热爱的人眼中,大连的呈现方式显得尤为重要。接下来将通过对文中三个阶层人物的分析,重点探讨他在中国的“越境”体验如何改变了他的精神世界,并对他日后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二、《D市七月叙景(一)》中的阶层呈现

1.权力者的荒诞性

在《D市七月叙景(一)》的文本表层,M公司总裁Y氏被塑造成一个滑稽的“僭主”形象。他身着象征殖民权威的“白色麻质西服”,这身装束本应代表着权力与地位,展现出一种威严和庄重。然而,他却深陷每隔60秒发作一次的顽固性打嗝中,这一生理失控的细节具有强烈的隐喻性。当Y氏试图通过“命令女仆端来冰水”或“斥责下属”来展现权力时,身体的痉挛却不断削弱其权威表演。中岛敦通过“打嗝”这一非理性生理现象,将殖民统治者的“绝对权力”解构为一场荒诞的闹剧,让读者看到了权力者表面的威严与内在的脆弱之间的巨大反差。

值得注意的是,Y氏的办公室陈设充满矛盾——桌上堆砌着“K时报”关于“张作霖事件”的排日报道,这代表着当时的政治动态和殖民势力所关注的焦点,是权力者试图掌控和影响的政治局势的体现。然而,这些报纸却与“夫人插花的青瓷瓶”并置,这种空间符号的错乱暗示着殖民话语的虚伪性。所谓“文明开化”的殖民工程,本质上是对暴力的美学粉饰。殖民者试图通过展示文化与艺术的元素来掩盖其侵略和压迫的本质,但这种表面的装饰却无法掩盖其内在的矛盾和虚伪。正如佐佐木充所言,中岛敦的批判并非直白表露,而是通过“冷彻的叙景”完成对权力者的祛魅——当Y氏最终因胃痛蜷缩在皮椅上时,“王的假面”已彻底剥落,暴露出殖民统治者的脆弱本质。这一情节的设置,深刻地揭示了权力者在看似强大的外表下,其实内心充满了焦虑和不安,他们的权力地位并非稳固,而是建立在一种虚幻和脆弱的基础之上。

2.中间阶层的异化

相较于总裁的戏剧化描写,M公司职员的困境更具普遍意义。这个戴着雾蒙蒙眼镜的记账员,终日困于“数字的迷宫”中核对账目,其生存状态呼应着卡夫卡式的异化主题。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常常被各种规则和制度所束缚,失去了自我和个性,成为了机器般的一部分。中岛敦特别设置了“有轨电车”这一现代性符号:职员每日乘坐电车往返于殖民区与日本人聚居地,其机械化的通勤轨迹恰似殖民地经济体系的缩影。这种日复一日的重复和机械化的行动,反映了中间阶层在殖民统治下的无奈与挣扎。尽管他们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却失去了自由与个性,成为了殖民体制中的一颗螺丝钉。

更具深意的是职员对“中国苦力歌声”的反应:当他听到窗外飘来的无法理解的方言歌谣时,竟产生“扯开领带跳海”的冲动。这种瞬间的精神崩解,暴露出中间阶层的文化撕裂——他们既是殖民体制的受益者,又是体制异化的受害者。他们在殖民地工作和生活,享受着殖民体制带来的利益,但同时却无法真正融入当地的文化和社会。面对中国苦力的歌声,他们感到陌生和不安,这种文化上的隔阂和冲突,使得他们在精神上陷入了困境。中岛敦通过“镜片上的雾气”“汗湿的衬衫”等身体符号,暗示这类知识劳动者已沦为殖民机器中的齿轮,其处境与疗养院病患形成互文,共同构成对现代性病症的诊断。这些身体符号不仅反映了他们在工作中的疲惫和压力,也象征着他们在精神上的压抑和扭曲,他们如同病人一般,在殖民体制的压迫下逐渐失去了健康和活力。

3.被殖民者的抵抗

在第三章,中岛敦将镜头对准两名中国苦力,其书写明显区别于同时期日本文学中的“中国苦力”刻板形象。文本中“学生模样的年轻苦力”与“树根般手指的老苦力”形成代际对照,前者暗指觉醒的新生代,他们拥有着新的思想和观念,代表着未来的希望和力量;后者则承载着传统农耕文明的身体记忆,他们的经历和经验是历史的沉淀,是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他们活动的“尿臭横町”与总裁所在的“大理石办公楼”构成空间对立,这种空间上的对比,鲜明地展现了不同阶层之间的巨大差距和对立关系。而“缺角陶碗里映出的彩虹”与“金蝇盘旋的猪血”并置,形成独特的抵抗美学。这些看似平凡甚至有些肮脏的事物,在中岛敦的笔下却蕴含着一种独特的美感和力量,它们代表着被殖民者的生活和文化,是一种对殖民统治的无声抵抗。

最具突破性的是对苦力精神世界的书写:当殖民者因酷暑焦躁时,苦力们却在树荫下传唱“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歌谣;当职员困于账本数字时,他们正用肉体打破殖民统治下的层层桎梏。这种“不可视的抵抗”通过蒙太奇手法呈现:文本将苦力的“饥饿独白”(“三日間飲まず食わず”)与Y氏的“胃痛呻吟”并置,揭示殖民社会中不同阶层共享的“生存痛感”,从而消解了殖民话语中“文明与野蛮”的二元论。苦力们的饥饿与总裁的胃痛,看似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痛苦,但实际上都反映了在殖民统治下人们的生存困境。这种并置的手法,打破了殖民者所构建的文明与野蛮的界限,让读者看到不同阶层的人们在面对生存问题时的共同感受,从而对殖民统治的本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三、中岛敦文学中的““越境””意义

中岛敦的“越境”体验在其文学创作中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它为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广阔的视野。通过多次的越境经历,中岛敦接触到了不同的文化、社会和人群,这些经历都成为了他作品中的重要元素,使其文学作品展现出独特的异域色彩和多元文化的特点。其次,越境体验促使他对存在主义、身份认同等问题进行深入地思考。在跨越国境和文化的过程中,中岛敦感受到了自身的身份在不同环境中的变化和困惑,这种体验使他在作品中探讨了人的存在意义、身份认同等深刻的主题。例如,在《D市七月叙景(一)》中,通过对不同阶层人物的描写,展现了在殖民统治下人们的身份认同问题,以及在这种困境中如何寻找自我和价值。

此外,越境体验还赋予了中岛敦的文学作品普罗文学的特质。他在异国他乡的所见所闻,让他更加关注底层人民的生活和命运。他的作品中常常表现出对被压迫者、被剥削者的同情和关怀,揭示了社会的不公和阶级矛盾。这种普罗文学的特质,使得中岛敦的作品具有了强烈的社会批判意义,反映了他对社会现实的敏锐洞察和深刻思考。

同时,中岛敦文学中的越境还体现在他对不同文化元素的融合与创新上。他将日本文化、中国文化以及其他异国文化元素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创造出了一种独特的文学风格。这种融合不仅体现在题材和内容上,还体现在叙事手法、语言表达等方面。他通过创新的叙事手法,打破了传统的文学创作模式,使作品更具表现力和感染力;在语言表达上,他吸收了不同文化的语言特色,丰富了作品的语言内涵和艺术魅力。

结语

中岛敦的文学创作与其"越境"体验之间存在着深刻的互文性关联。作为在殖民帝国扩张与东亚文化碰撞的特殊历史语境中成长的作家,他的"越境"不仅是物理空间上往返于日本本土与殖民地城市的地理位移,更是一场精神层面的文化迁徙与价值重估。他的“越境”经历使他能够以"双重他者"视角观察与描绘不同阶层的人物与社会现象,揭示殖民统治下的荒诞性、异化与抵抗。通过对中岛敦文学的研究,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越境””体验在文学创作中的价值与意义,为日本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与思路。在未来的研究中,还可以进一步探讨中岛敦文学中的其他主题与元素,以及与其他作家作品的比较研究,以更全面地认识中岛敦的文学成就与贡献。同时,中岛敦的文学创作也为当代文学创作提供了有益的启示,鼓励作家们突破传统的创作界限,勇于探索与尝试,从不同的文化视角和生活经历中汲取灵感,创作出更具深度和广度的文学作品。

参考文献:

[1] 中島敦.中島敦全集 1[M].東京:筑摩書房.1993

[2] 中島敦.中島敦全集 3[M].東京:筑摩書房.1993

[3] 佐々木充.中島敦の習作一高時代[D].帯広大谷短期大学紀要第 9号.1972:33-50

[4] 陳佳敏.中島敦とその時代[D].宇都宮大学大学院国際学研究科,2019

[5] 郭勇.中岛敦研究:“越境”的文学[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0

[6] 郭勇.中岛敦文学的比较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7] 孟庆枢.当代日本后殖民主义批评管窥[J].外国文学评论.2008(2):4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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