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因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和经济文化因素，形成了敢为人先、开放包容、“市民化”、灵活机变的武汉城市文化。武汉城市文化为首义文化奠定了地域文化底蕴，武汉城市文化精神特征塑造了首义文化的精神内核。

（一）武汉城市文化的特征

1.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

武汉因其“大江大湖”的生态环境和经济基础、兼具“北雄南秀”的历史文化属性形成了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

武汉“两江汇流、三镇鼎立”的城市地理空间在文化学上建构了“大江大湖”的象征符号。南北交汇的边缘性文化品格造就了武汉讲求实用、敢为人先的精神。武汉是荆楚文化的中心，又是南北两大文化圈的交汇地，“亦夏亦夷，非夏非夷”“北雄南秀”。这种复杂的性格特征，南北文化交汇和商业文化氛围，为观念创新和文化创新提供了土壤，能够激励武汉人民革故鼎新、勇于实践、勇于首创。

从“大江大湖”的生态环境和经济基础来看。武汉位于千湖之省的腹地，长江穿城而过，拥有世界罕匹的自然生态条件。其一、历史上民族重大事件的“武汉在场”，构筑了武汉人和中国人的集体记忆。武汉在时代大变局中勇立潮头、敢为人先、追求卓越的英雄城市精神。其二、武汉依长江而兴，源源不断的人流、物流、信息流塑造了武汉城市的经济结构，造就了一批具有开拓创新务实进取精神的汉商群体。商人组织和社会力量参与城市管理，推动了武汉城市的现代性发育。

从“北雄南秀”的历史文化属性来看。武汉地处中国的地理中心和荆楚文化的核心区。从空间轴上看，武汉是雄浑的北方文化形态与灵秀的南方文化形态的交汇之地；从时间轴上看，武汉是中华农耕文化形态与近代工业文化形态的碰撞之地，具有多元文化汇聚包容、阔大开放的气象。“北雄南秀”的文化属性塑造了武汉人敢为天下先的独特气质。其一、武汉文化继承了荆楚文化不屈不挠、顽强拼搏的精神内核。其二、南北文化交汇、近代中西文化的碰撞融合，培养了武汉人的创新精神。武汉凭借长江流域的心脏位置，成为中国商品的一个重要集散地和对外贸易枢纽。

2.开放包容的文化性格

“开放包容”是武汉城市精神的核心所在。这种开放包容的城市精神，不仅为武汉赢得了国内外的广泛赞誉，也成为了这座城市不断发展壮大的重要动力源泉。

武汉长江、汉江码头船舶来往的商业流动，带动经济贸易、人口和信息的大流动，形成了武汉市民文化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商贸的流通下带来了多色的外地文化、文化交流以及大量的信息，各种中外文化因子经过经济生活方式渗透进武汉的城市肌理，积淀而成武汉流动、包容和开放的城市性格。

码头下不同的风俗习惯间，由于商贸往来的机遇而产生了彼此相互的文化认同现象。武汉文化在保留其本身固有的荆楚文化传统的同时，广泛接纳吸收外来文化，呈现出兼收并蓄的胸怀和开放包容的精神特征。

在河海融通的社会变迁进程的驱动中，还有仁义、诚信、合和的价值理念的引领以及工商业实践的催化下，武汉造就了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城市精神。新时代我们要彰显武汉城市文化开放包容的文化性格，要挖掘承载这些价值和精神的文化文物资源，加强城市文化传承利用及城市形象宣传。

3.“市民化”的文化气质

关于我国各大城市的气质，武汉市是“最市民化的城市”，主要包括两种含义。一是贬义，把市民化等同于小市民习气；二是中性词，强调武汉人生活真实自然、不矫情不虚伪。

因为城市大、人口多、流动性强，一些表面的现象倒容易让人们对它形成某种看法。比如武汉的天气“热炸了”火炉城市；性格“暴脾气”：大概是因为“热”的原因，武汉人脾气也不小。方言：在武汉话里，“晓得”、“蛮”都是比较常见的词，短短几句话把武汉的市民场景与地域特色展现得淋漓尽致。过早“蛮能吃”：豆皮、大包、热干面、火饺、糊汤米粉、豆腐脑、牛肉枯炒豆丝、汤圆、油条、汁酒、牛肉米粉.......。这些都是武汉“市民化”的文化气质。

从历史上看，“市民化”的确是社会进步的标志。“市民化”的本质是一种城市意识——对城市的共同体意识和城市的家园意识，由此生发出对城市事务的参与意识和法治意识。这是城市社会现代化的城市精神——民主、自由、理性精神。

从社会进步和发展的角度来看，“市民化”还应该是城市进步和文明的象征，武汉其实是一个素有“市民化”传统的城市。武汉市民因其对商业社会的天然亲近和对市场经济的自然融入，有商业头脑和市场眼光，更重要的是对城市建设和管理有参与热情和民主自治意识，表现为有主见、敢参与、善竞争。

这些都充分展示出武汉市民对城市事务的参与。这是现代社会所要求的市民形象。从这个意义上看，“市民化”是树立市民对城市的普遍认同感和责任感，培养其热情参与城市事务管理的一种过程，是城市现代化最直接的表达和最深刻的体现。

如果从上述意义上来理解武汉城市的“市民化”，市民是城市的主体，“市民化”是最易为外地人所感受的重要的城市标志，城市的个性特质和文化风格也是通过市民的生活及行为方式体现出来的。

4.灵活机变的文化品格

商业性功能城市造就了流动、灵活机变的文化品格。武汉码头流动不居、集散不定的活动特征形塑出汉口人灵活机变的文化品格。置身于这种通达流变的环境中，汉口人信息灵便，风气开通，见多识广，养成了对新事物的敏锐反应，形成灵活机变的文化品格，成为武汉城市文化精神的基调之一。

荆楚文化特色塑造了武汉灵活机变的文化品格。武汉与“鸟”颇有渊源，而且这座城市还特别崇尚“神鸟”。凤凰、黄鹤和九头鸟，都是传说中的神鸟，从文化的角度来解读这些神鸟，正好能够形象地反映出武汉人的某些性格特点来。

现代武汉人的性格特征，跟历史是一脉相承的。凤凰、黄鹤和九头鸟的形象，至今还代表着武汉人的性格。武汉人有对市场经济天然的亲近感，有敢于和善于接纳外来文化的气魄和气度；但另一方面的负面影响却也相当突出，这些表现不仅让武汉人自己难有大作为，而且不利于改善武汉的投资环境，直接影响武汉城市形象和武汉城市竞争力的提升。

神鸟与武汉人的文化性格讨论，是通过实践证明，武汉人在实践中突破了文化性格中的某些局限性，摒弃了九头鸟的“窝里斗”，发挥了其才智、胆识过人的长处；彰显武汉人和武汉城市形象变得更加光彩、更加美好。

（二）武汉城市文化塑造首义文化的精神内核

首义精神是首义文化的内容之一，构成了首义文化的精神内核。首义精神的主要由敢为人先、破旧立新，舍生忘死、无私奉献，众志成城、携手共进，当机立断、奋勇争先，矢志不渝、求真务实等关键要素共同构筑。首义文化和首义精神都不是凭空产生的，首义文化的形成深受其发生地的地方文化的影响，有其特有的文化渊源。其中武汉城市文化“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开放包容的文化性格、“市民化”的文化气质、灵活机变的文化品格都对首义文化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首义精神与这些精神特质一脉相承，这些精神特质共同塑造了首义文化的精神内核。

1.武汉城市文化“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培育了首义文化敢为人先、舍生忘死、无私奉献的精神

武汉独特的历史脉络，哺育了武汉城市文化“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武汉城市文化“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培育了首义文化敢为人先、舍生忘死、无私奉献的精神。

武汉的历史是“商”“兵”互动的历史，在长期的战争环境下，战争对武汉人所形成的性格特征的积极影响在于：爱国主义、顽强拼搏、创新实干等因素构成的“敢为天下先”。战争是政治斗争极端化的表现，是打破旧格局、创建新秩序最为直接的手段。在战争中先出手的一方或得战局的先机。辛亥革命的革命中心的关注点本来在广东、江浙等沿海地区，但恰恰是武昌新军率先吹响号角，取得首义胜利。这种精神被武汉人民传承下来，在此后的社会发展与变迁中创下若干个“第一”。辛亥年间的首义志士也是以这些基因熔铸了他们的人格，从而创造了划时代的壮举。

武汉城市文化“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蕴藏的取义成仁的爱国特性使湖北革命志士敢为人先发动群众并掀起辛亥革命的阵阵浪潮。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爱好和平、团结统一、自强不息、勤劳勇敢的伟大民族精神。以爱国精神为己任，是古代众多士大夫与贤臣所追求的人生理想，从古代的令尹子文、孙叔敖、屈原、王昭君，到近现代的董必武等老一辈革命家，他们的爱国壮举体现出伟大的中华民族。湖北近代也有很多“救亡爱国”的主题，湖北的仁人志士在近代高举爱国主义的大旗，掀起了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浪潮。为了鼓动新军，刘敬庵、张难先等志士每周日都举行集会宣讲，内容“多根据孟子与王船山、黄宗羲诸家之说，阐发民族、民权思想，而亡国之痛实为人类最痛心之境，每每发挥无遗”。这种浓烈的爱国爱乡情感是支撑首义志士们勇敢发动起义的精神力量。

武汉城市文化“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蕴藏的顽强拼搏使湖北革命志士舍生忘死、无私奉献的精、敢于战斗。湖北人的总体性格古来就是“躁强”、“剿悍”、“劲悍”。这种剽悍性孕育出湖北革命志士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1911年10月10日晚，在文学社和共进会的领导下，发动了震惊中外的武昌首义，文学社与共进会中的湖南志士起了重要的领导和组织作用，李达武勇敢善战，每战必克。孙昌福则“与工程营会合，会攻军械库，充敢死队员，转战汉口、汉阳。”表现出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武汉城市文化“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蕴藏的实干性使湖北革命志士务求实效。周初楚君熊绎僻处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左传》昭公十二年）;两周之际，楚君“若敖、蚡冒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左传》宣公十二年）。春秋中叶，称霸中原的楚庄王，经常向国人“训之以若敖、蚡冒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左传》宣公十二年）这种“筚路蓝缕”的艰苦创业精神成为荆楚文化的一种基本精神。正是这种“筚路蓝缕”的艰苦创业精神，造就了首义志士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使其在面对推翻几千年的封建帝制，建立全新的民主共和制度的任务时仍然能坚持不懈不屈不挠，最终取得革命的成功。辛亥革命时期，湖北并没有出现过特别显要著名的人物。但是，湖北的普通革命志士们，默默无闻地宣传、脚踏实地工作，临危受命进行大举，由于具有脚踏实地的实干性，武汉城市文化“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影响、熏陶和浸润了这样的结果。

2.武汉城市文化开放包容的文化性格锻造了首义文化破旧立新、兼容并蓄的吸纳精神

“开放包容”是武汉城市精神的核心所在，其根植于武汉的“码头文化”。武汉城市文化开放包容的文化性格锻造了首义文化破旧立新、兼容并蓄的吸纳精神。

武汉自东汉年间就已形成市场，三国时期武汉是“国”与“国”之间“互市”的口岸。到唐、宋时期，武汉成为内省最大的商品集散地、商品转运地，并承担转输“漕粮”、“官盐”之枢纽。近代汉口被迫成为通商口岸，因其“内输外纳”，曾有“东方芝加哥”称号。便利的水上交通打造出武汉地区独具特色的“码头文化”，主要特点是文化的综合性。因为武汉历来是国内商品集散地，近代又加进了对外贸易的口岸性质。万商云集武汉，一方面带来各种商品，同时也带来了各种异域文化。历史上武汉人口多为周边以及外省人“移民”，这就决定了武汉地方文化具有兼容并蓄的吸纳性，能容纳并不断吸收异域文化。正是因为不同文化交集、碰撞、综合、融合，逐步形成武汉所特有的“综合型”的地方文化。武汉港口码头发展的特征，对城市精神和市民的社会心态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港口码头商品流转、车水马龙，帮派林立、畛域分明，孕育了码头文化的尚新性、江湖性和崇利性特质，使武汉在中华民族现代化进程的几个重要节点上成为重要的参与者和引领者，成就了武汉“英雄城市”的文化性格。

辛亥武昌起义打响了资产阶级革命的第一枪，创立了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权，并颁布了第一部具有资产阶级宪法性质的《鄂州约法》。这些“第一”不仅体现了革命党人勇于探索、敢于实践的勇气，更展示了他们敢于破旧立新、兼容并蓄的吸纳精神，在辛亥首义中，也有具体的反映。其主要表现在商会和市民在对辛亥首义的积极反应上，能以一种开放的心态接纳西方的民主共和思想，敢于反抗封建君主专制统治。

3.武汉城市文化“市民化”的文化气质形成了首义文化众志成城、携手共进的精神

武汉市是“最市民化的城市”，“市民化”强调的是武汉人生活真实自然、不矫情不虚伪，是强调市民对城市的普遍认同感和责任感，培养其热情参与城市事务管理的一种过程。

武汉“市民化”的文化气质形成了首义文化众志成城、携手共进的特征。

武汉独特的地域还孕育了“市民文化”。由于武汉作为码头，商圈大、信息灵、商品多、竞争激烈，使得讨价还价、货比三家成为武汉市民文化的又一特色。武汉因其交通条件的便利性和商品集散地的得天独厚优势，经商条件优越，各种思潮汇集交融，政治敏锐性较高，对革命有一定的倾向性。

辛亥武昌首义，武汉的市民有很高的参与度，前期的民心大多倾向于革命者，这都与武汉市民文化中的精明、信息灵通、便于接受全国各地信息相关。受武汉的舆论宣传、报纸等新闻媒体的影响，武汉市民文化中的积极因素被焕发出来，表现出了很高的革命积极性。在阳夏战役中，主动为前线士兵送粮送弹药，还有很多人参加到革命阵营中来。在首义之后长达一个多月的阳夏保卫战中，武汉民众踊跃担任运输、救护，甚至还直接参加了战斗。武汉市民能够全力协助民军作战，在大是大非面前，有一定的革命觉悟，这也与武汉地区四通八达的交通条件，各种思潮交汇，市民有一定的思想基础有关。众志成城、携手共进，是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取得成功的坚实基石，它如同一股强大合力，将无数革命力量团结在一起，共同推翻清王朝统治。

4.武汉城市文化灵活机变的文化品格打造了首义文化当机立断、奋勇争先的精神

武汉码头、商业性功能城市和独特的荆楚文化特色塑造了武汉灵活机变的文化品格。武汉城市文化灵活机变的文化品格打造了首义文化当机立断、奋勇争先的精神。

武汉码头经济活动使这地方以机巧灵活为尚，人们头脑灵活，信息灵便，对新事物的敏锐，随形就势，因形变化。1911 年 10 月，辛亥武昌首义爆发及其胜利不是偶然的，它是革命形 势发展的结果，是革命党人敢于抓住机遇、果断发动起义的产物。当四川保路运动风起云涌之时，湖北革命党人凭借着敏锐的洞察力，精准地判断出起义的时机业已成熟，他们当机立断抓住时机，组织动员，策划起义，毅然决然地在发起了武昌起义。

荆楚文化中凤凰、黄鹤和九头鸟的形象，至今还代表着武汉人的性格。屈原的《离骚》、战国至汉初楚的《山海经》再到张居正厉行改改革，神鸟与武汉人的文化性格，武汉人在实践中突破了文化性格中的某些局限性，摒弃了九头鸟的“窝里斗”，发挥了其才智、胆识过人、善于开拓的长处。辛亥武昌首义，起义爆发后起义军奋勇作战，最终成功攻占了湖广总督衙门，夺取起义胜利。

参考文献：

曹亚伯：《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1 ）》，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78页。

侠名：《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上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第4页。

武昌首义学院校级科研孵化项目（KYFH23017 ），项目名称：认同视阈下首义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路径探赜——以武昌首义学院为例。

作者简介：卢文丽（1992-11），女（汉族），湖北广水人，硕士，任职于武昌首义学院  讲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