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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者网络理论视域下文化特派员制度运作逻辑研究

——以倡隆村为例

施心悦 丰硕 沈嘉聪
  
西部文化媒体号
2025年7期
浙大宁波理工学院 浙江省宁波市 315100

摘要:乡村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铸魂工程,发挥着基础性、引领性作用。在乡村振兴过程中,文化特派员制度作为推动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制度框架,发挥着基础性和引领性的作用。文化特派员不仅是乡村文化振兴的制度保障,更是文化振兴的领航员。本文以浙江省宁波市慈溪市匡堰镇倡隆村为研究对象,选取文化特派员制度作为核心切入点,通过行动者网络理论深入分析该村在文化特派员制度的引导下,如何通过构建多元的行动者网络来激发乡村文化资源,推动产业、村民与文化等要素的多维度融合与和谐发展。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文化特派员制度实施的三大关键机制,为其他乡村文化振兴工作提供了宝贵的实践参考和理论支持。

关键词:文化特派员;乡村文化振兴;行动者网络理论

一、引言

乡村文化建设是乡村全面振兴战略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在推进我国小康社会的构建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连接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纽带,乡村文化不仅承载着五千年的农耕文明基因,更是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精神家园、重构乡村价值体系的重要载体。在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下,乡村文化建设正从单一的文化传承向多维度的价值创造转型,成为激活乡村内生动力、重塑乡村竞争优势的战略支点。虽然我国在这一领域已取得了一定积极成果,诸如文化资源的重新部署、文化设施的升级改造与文化活动的丰富化等,但在相关方案的制定及实施落地环节,仍存在效率不高的问题,提升工作效率迫在眉睫。面对文化资源分布的不均衡、文化设施建设的滞后与文化活动形式的单一化等挑战,迫切需要对这些问题进行科学与系统的规划,以点燃农村文化发展的内生动力。

在乡村文化振兴的过程中,文化特派员制度作为一种新型的文化推动机制,已在多个乡村实施并取得显著成效。文化特派员作为“桥梁”和“纽带”,不仅承载着文化传承和创新的任务,还通过牵头开展文化活动和文化项目,推动乡村社会文化认同感的建立和文化自信的提升。文化特派员制度的核心在于推动多方主体之间的互动与合作,进而形成一张稳定的文化网络,在乡村文化建设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理论基础及其在乡村文化振兴的应用

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theory,ANT)由法国科学哲学家布努诺·拉图尔(B.Latour)、米歇尔·卡龙(M.Callon)和约翰·劳(J.Law)共同提出,该理论认为社会、自然现象等是人类和非人类行动者通过转译构建起一个异质网络。“行动者”“转译”“网络”是该理论的核心概念。“行动者”指参与到科学实践中的一切因素,包括人类行动者和非人类行动者,核心行动者和非人类行动者;“转译”是指行动者内部之间相互联系,产生新关系、效果的过程,通过各个行动者的利益交互与价值转换从而满足各个行动者的利益诉求,是行动者网络形成的核心步骤,转译过程遵循“问题呈现——利益赋予——招募——动员”;“网络”不是一个具象、固定的网络结构,而是由行动者交互构成的稳定、复杂、动态的结构。异质网络的构建需要由核心成员发起,聚焦核心问题,对各行动者进行利益赋予,进而通过转译联结成一个稳定的动态网络。

近年来,行动者网络理论(ANT)作为一种新的研究方法被广泛应用于乡村振兴研究中。ANT强调消除自然与社会的主客体模式,关注人类与非人类行动者在社会实践中的相互作用,提倡各主体之间的动态“关联”。该理论的核心在于通过分析各种行动者之间的互动与转译过程,探索社会实践和文化现象的生成机制。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ANT为研究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创新的视角,尤其是在文化特派员制度的实施过程中,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应用能够帮助深入理解文化特派员、村民、地方政府等多方行动者如何通过协作与互动,推动乡村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然而,目前国内对于行动者网络视角下的乡村文化振兴研究尚显不足,特别是在理论应用上,关于乡村文化与振兴之间内在联系的探讨仍显局限。基于此,本文以行动者网络理论为基础,结合倡隆村在乡村文化振兴中的创新实践,探讨文化特派员制度如何在推动乡村文化振兴中发挥关键作用,并深入分析文化与乡村振兴之间的紧密联系。本研究旨在为乡村文化振兴提供更为系统的理论指导和实践借鉴,为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参考。

三、案例选择

本案例选择的倡隆村,是一个以杨梅种植、青瓷制造为传统产业的特色村落,是慈溪市杨梅核心产区和越窑青瓷文化传承地。过去,倡隆村曾面临传统产业升级乏力、文化资源活化不足等问题。在文化特派员制度的推动下,该村通过文化特派员桂劲松的专业赋能,探索出了传统技艺与现代设计融合发展的新路径,开辟了文化振兴引领乡村振兴的创新实践。

(一)文化特派员制度下倡隆村行动者网络构建

1.倡隆村行动者构成

文化特派员制度使倡隆村文化建设工作中的行动者多元化,人类行动者以文化特派员为核心,同时包括村两委、乡村企业家、非遗传承人、村民、高校学生等,非人类行动者包括文化特派员制度、倡隆村地域特色文化、杨梅产业、青瓷品牌等。桂劲松作为倡隆村的文化特派员,以高校教师的身份为倡隆村带去更多资源,打造更多文化品牌,促进乡村文化资源向经济发展持续转化,是该村文化建设工作的坚定力量。

2.转译过程分析

政府发布《文化特派员工作实施意见》,以文化特派员制度为推手,推动乡村建设达到更高的水平。桂劲松作为首批省级文化特派员,结对倡隆村开展文化建设工作。倡隆村位于宁波市慈溪市匡堰镇,因纪念革命烈士伍倡隆而得名,村落东临上林湖,是游客进入南部沿山旅游精品线的必经节点,同时也是慈溪市重要的杨梅与青瓷产区。“该村具有较好的文化底蕴,具有独特的乡村特色”,在首次调研后桂劲松提出:该村是红色、紫色、青色的,如何使这些颜色变得更具吸引力?如何打造“彩色”乡村这一品牌?

倡隆村是慈溪市杨梅种植的重要产区,同时具有悠久的青瓷文化。但一方面,杨梅种植具有阶段性,不能持续为倡隆村带来经济收益;另一方面,青瓷产业作为传统产业,竞争压力大,产业亟待转型升级。桂劲松指出:“乡村振兴首先要让产业振兴,百姓富裕;其次还要改进村容村貌,落实美丽乡村;文化层面则涉及到村民的价值观、民风民俗等问题。” 倡隆村的两大支柱产业均面临可持续发展的难题,因此,如何实现支柱产业的持续性发展,如何填补农闲阶段产业空缺的问题成为亟需克服的困境。

基于倡隆村自身具有的文化资源以及对产业现状与问题的分析,倡隆村的振兴需要解决以下5个问题:一是如何提高倡隆村自身文化资源开发力度;二是如何活化文化资源,实现文化资源向经济收益持续转化;三是如何利用文化特派员的自身优势,引进相关资源以及打造更多文化产品品牌;四是如何延长乡村企业产业链,丰富企业品类,提高企业竞争力;五是如何提高村民文化参与自觉性。

倡隆村的文化建设工作是一个长期性的工作,文化建设不应只停留在文化层面,也要在提高村庄文化实力的同时实现村庄经济增收以及村容村貌提升。文化特派员作为核心行动者,要聚焦上述“五大问题”,积极打造倡隆村文化建设范式,根据其他各行动者的诉求,确定其在行动者网络中的所承担的角色以及所起的作用:村两委作为乡村的行政部门,贯彻落实文化特派员提出的治村之策,是文化建设工作的保障者;乡村企业、非遗传承人是村庄文化与经济的代表,直接表现文化工作的成效,是文化建设工作的体现者;村民不仅是文化建设工作的受益者,而且同时使村民自觉参与到文化建设中才能使文化特派员制度成为有效的制度,因而村民既是文化建设工作的受益者也是参与者;高校学生代表者先进的知识体系与先进生产力,为乡村文化建设带去人才力量与创新力支柱,是乡村文化建设工作的支持者。非人类行动者中,文化特派员制度为乡村带去结对文化特派员以及活动的资金支持,在整个文化建设工作中发挥宏观调控作用,是文化特派员制度的基调;村庄地域特色文化(区位优势)是文化建设的基础,提高村庄地域特色文化的影响力能够进一步促进乡村经济增收,实现文化软实力提升,因此村庄地域特色文化(区位优势)也是文化建设的纽带。

文化特派员工作一方面通过文化基因解码,对村庄地域特色文化解码分析,深入挖掘村庄文化,打造村庄文化品牌,并借助自身资源优势,为村庄文化建设提供更多途径;另一方面,能够对各个行动者进行需求整合,设计文化建设蓝图,满足各方利益,从而形成可持续发展的范式。从人类行动者来看,倡隆村的村两委为人民服务,心系村庄文化建设;乡村企业、非遗传承人对乡村文化认同感高,倡隆村的村企和非遗传承人从事传统行业,有强烈建设激情但需要面对巨大的行业竞争压力;对于村民来说,对美好生活需求逐渐提高,迫切需要填补农闲阶段的经济收入,满足精神世界多元化的需求;高校学生的先进知识体系能够满足倡隆村的文化建设需求,满足文化建设途径多元化,同时学生也可实操知识并收集调研数据,利于学术进步。对于非人类行动者来说,随着生产力发展且乡村信息交互具有滞后性,乡村地域特色文化对外吸引力逐渐下降,一些传统的乡村文化逐渐被边缘化甚至面临消失,一些珍贵的乡村文化遗产面临着被破坏和失传的风险,传承特色文化任务艰巨;浙江省先行的文化特派员制度为乡村文化建设提供资金支持,促进文化下沉。

3.倡隆村行动者网络架构

各方利益诉求互通,文化特派员在其中起到重要的纽带链接作用。在桂劲松的带领下,因地制宜提出打造“四色”方案,打造多彩倡隆村。“四色”包括:红色、青色、紫色、彩色。“红色”代表红色烈士文化,举办活动包括红色党建、给抗日根据地遗迹内部做设计。“紫色”指杨梅资源,通过发挥桂劲松设计学院的资源优势与专业特长,围绕杨梅打造杨梅品牌、设计杨梅包装,从而进行杨梅文化的延伸创意(包括围绕杨梅举办的特色节庆活动等)。“青色”指青瓷文化,基于村内的青瓷产业资源,村落每年举办“越窑杯”陶瓷大赛,持续提升青瓷文化影响力。桂劲松充分发挥设计专长,将现代设计理念与青瓷传统技艺及文化元素深度融合。通过文化基因解码,挖掘青瓷的历史元素,并融入到现代设计之中。通过与高校资源对接,桂劲松将青瓷设计与教学课程相结合,推动青瓷文化传承,并创新性地将青瓷与香薰机、现代创意茶具、音响、饰品等结合,拓宽青瓷应用领域。面对传统企业在市场激烈的竞争中发展受阻的现状,桂劲松引导企业与现代设计相结合,丰富产品品类,以提升当地企业的竞争力。此外,倡隆村积极推动青瓷文化与亲子文化相结合,并在倡隆村举办课程展,将数字媒体和摄影两门课程融入其中,营造文化氛围,激发村民参与文化活动的积极性,使青瓷文化重焕生机。“彩色”指村民生活的多样性、发展的多种可能性。为打造“艺术村落”,将先行搭建整体的建设大框架,再利用设计元素填充细节。为此,倡隆村计划引进创新创业的学生以及各种新业态,打造文化特派员工作站,为学生提供直播实践、实习驻点的平台。此外,倡隆村也计划实施素人艺术培养项目,对普通村民开展艺术辅导。未来两年,充分借助学校资源和人才的专业知识,从文化层面发力,把带去的文化种在乡村,种在田野,生根发芽。

桂劲松充分发挥高校专业知识优势,将设计专业与倡隆村丰富的文化资源相结合,为倡隆村文化建设工作提供新路径。在桂劲松及其团队的领导下,倡隆村各行动者充分交互,村民文化参与自觉性得到提高、乡村文化资源得到充分挖掘、村企产业链逐渐完善、乡村文化建设工作持续推进。

四、结论

(一)政策直通,释放效能

桂劲松作为关键人才,直接深入倡隆村,打破了人才与乡村之间的壁垒。其高校教师的身份便于链接师生人员、课程平台、设计成果等多方面资源,将学生带进村落,引导学生体验“真”生活,发现“真”问题,做出“真”成果,将课程设计与特派工作结合,提升高校人才服务乡村的积极性。由此可见,畅通的人才政策渠道能精准输送专业人才触达乡村,实现人才价值最大化。同时,设计专业知识与杨梅品牌打造、青瓷创新设计等特色产业融合,加速先进知识和技术在乡村落地生根,提升了乡村产业的文化附加值,推动乡村产业升级,为乡村注入新活力。

(二)供需对接,文化激活

桂劲松根据村两委、乡村企业家、村民、高校学生等不同行动者的需求,合理分配任务。村两委负责政策落实,乡村企业家和非遗传承人专注文化产业发展,村民参与文化活动并从中受益,高校学生提供知识和创意支持。精准的供需对接明确了各方行动者的角色定位,使得每个行动者都能在乡村文化建设中找到自身价值,形成了良好的互动循环。同时,桂劲松深入挖掘倡隆村的红色、紫色、青色等特色文化资源,根据村民对经济增收、丰富精神生活的需求,将文化资源转化为产业项目和文化活动,避免了资源闲置与浪费,促进了文化资源的高效利用。

(三)政乡互配,拓产提产

政策与乡村实际的适配能够推动产业融合发展。倡隆村深入挖掘和利用当地特色文化,将文化特派员制度与当地杨梅产业、青瓷产业政策相互配合,推动杨梅产业和青瓷产业与文化创意、旅游等产业融合,打破产业界限,拓展乡村产业发展空间,提升产业竞争力。同时,倡隆村通过举办“越窑杯”陶瓷大赛、开展文化基因解码等活动,在保护传承青瓷文化的基础上,融入现代设计元素进行创新,将合理的政策打出一套“组合拳”,为乡村文化传承创新提供动力和保障,提升了乡村文化的传承与创新能力。因此,根据乡村的资源禀赋、文化特色制定差异化政策,并建立政策动态调整机制,确保政策始终与乡村实际相匹配,才能持续推进乡村文化繁荣和经济发展。

倡隆村的案例是文化特派员制度的实践,为文化特派员制度的落实、乡村文化建设提供可参考运作模式,但仍存在政府资金落实慢、特派员考核机制不完善、奖励机制空缺等问题。因此,在未来还需要持续向倡隆村输入更多元的人才资源,破解现存困境,促进乡村文化建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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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施心悦(2004年8月-),女,汉族,浙江嘉兴,本科,浙大宁波理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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