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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技术赋能川西民族地区文旅融合发展“四维”路径与长效机制研究
摘要:川西民族地区作为我国生态与文化资源富集区,其文旅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对乡村振兴具有战略意义。本文以数字技术赋能文旅融合发展为切入点,结合结构赋能、心理赋能与资源赋能的理论结构,提出“基础设施升级—资源数字化—人才支撑—产业融合”的四维路径体系,并构建政策保障、协同创新与品牌传播的长效机制。总体而言,数字技术以突破地理、信息与时间壁垒激活文旅资源超时空价值,推动民族地区经济与文化协同发展,为川西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提供可持续动力。
关键词:乡村振兴;川西民族地区;数字赋能;文旅融合;长效机制
一、引言
当前,乡村振兴战略纵深推进,“产业兴旺”成为乡村发展的核心目标。在这一背景下,文旅产业作为连接生态资源、文化遗产与经济效益的重要纽带,被赋予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战略使命。2021年12月12日国务院印发《“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明确提出以数字化转型整体驱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变革,要求在农业农村、文化旅游领域加快数字化升级步伐。川西民族地区(涵盖甘孜州、阿坝州、凉山州)作为国家生态屏障与文化多样性保护重点区域,其文旅产业的数字化发展不仅是响应国家战略的必然选择,更是破解区域发展困境的关键突破口。然而,受制于地理环境闭塞、基础设施薄弱、产业链条单一等现实问题,该地区长期陷入“富饶的贫困”困境——丰富的藏羌彝文化、非遗手工艺、雪山草原景观等资源未能有效转化为经济动能。如何通过数字技术激活资源价值、重构产业生态,成为学界与政策制定者共同关注的焦点。
从有关川西地区的研究热点突现图分析,相关研究重点大致历经了生态资源保护、旅游资源开发、数字赋能发展三个阶段。这与国家政策导向一致,数字赋能已成为文旅产业转型发展的重要支撑。从学术研究脉络来看早期数字赋能研究多聚焦于企业运营管理、社会公共服务、产品创新等方面[1],强调数字技术通过“结构赋能”“资源赋能”“心理赋能”三维机制提升组织效能[2]。然而,文旅产业的特殊性在于其高度依赖文化基因与实地体验,单纯的技术移植可能引发“水土不服”。吕普生(2020)指出,当前文旅数字化研究仍停留在技术工具应用层面,缺乏对文化价值转化机制的深度探讨[3]。与此同时,乡村振兴研究虽已关注到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建设[4],但对文旅产业这一支柱领域的数字化转型路径研究明显滞后。这种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导致现有政策在川西民族地区落地时面临“最后一公里”难题:一方面,政府主导的数字化项目因脱离本土文化语境而收效甚微;另一方面,市场主体因缺乏技术能力与创新动力,难以突破传统观光模式的路径依赖[5]。
由此,本文将数字赋能的三维框架(结构、资源、心理)引入文旅产业研究,揭示技术赋能与文化传承的协同机制,弥补现有理论对民族地区特殊性与文化主体性关注不足的缺陷。例如,结构赋能不仅指向5G网络、智慧平台等硬件建设,更需通过制度创新破除信息孤岛;资源赋能需超越简单的文化遗产数字化存档,转而构建“数字IP开发—数据价值挖掘—产业生态联动”的完整链条;心理赋能则强调从业人员数字素养提升与文化认同重塑的双重逻辑。以此构建的数字赋能文旅融合多维路径机制不仅有助于川西民族地区破解“富饶的贫困”悖论,更可为同类民族地区探索“数字—文化—经济”协同振兴模式提供理论支撑。
二、川西民族地区文旅产业数字化现状与问题
川西民族地区(涵盖甘孜州、阿坝州、凉山州)作为我国生态与文化资源双重富集区,其文旅产业发展的核心矛盾体现为“资源丰裕”与“发展滞后”的鲜明反差。藏羌彝文化中的宗教仪式、建筑艺术与口述传统构成独特人文景观,九寨沟、稻城亚丁等世界级景区更赋予其全球性吸引力。然而,川西三州文旅产业对GDP贡献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种“富饶的贫困”现象,折射出数字化进程中的多重结构性障碍。
(一)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的结构性失衡
尽管资源禀赋优越,但基础设施的滞后严重制约川西民族地区价值转化效率。《四川省“十四五”文化和旅游科技创新规划》明确提出了“实现4A级以上景区5G网络全覆盖”的目标。但甘孜州部分偏远景区网络覆盖率仍不足,数据传输延迟导致智慧导览、实时票务等基础服务难以落地。且景区管理仍依赖人工巡检,游客流量预警系统覆盖率同样不足,硬件缺失与软件断层形成叠加效应,基础设施的薄弱使得数据要素流动受阻,导致资源开发决策缺乏科学依据。
产品供给层面的同质化竞争进一步加剧了发展困境[6]。当前文旅产品仍以门票经济为主导,观光型项目占大比例,沉浸式体验与个性化服务供给不足。夏杰长等(2020)的研究表明,这种业态的单一化源于对数字技术的工具性认知——VR/AR设备多用于景观复现[7],却未与民族文化叙事深度融合。以羌族释比文化体验为例,多数景区仅通过数字化展陈呈现法器与经文,但缺乏仪式展演、虚拟占卜等交互场景设计,导致文化体验停留于表象认知。这种“技术空心化”现象[8],使得数字赋能难以突破“门票+购物”的传统盈利模式,文旅收入中二次消费占比较小。
人才短缺问题则从供给侧加剧了发展失衡。川西地区部分产业仍呈现应用型数字人才短缺、数字化队伍尚未成型的表征。具体而言,一是技能缺口大。具备大数据分析、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核心技术能力的专业人才稀缺,难以运用数字技术有效开发新的旅游产品、服务模式和消费场景。二是引才留才难。部分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创新要素下沉渠道不畅,难以以必要的硬件支撑吸引人才。即便有愿意投身当地文旅事业的数字人才,也可能因缺乏足够的资金支持和技术平台,而无法充分发挥其专业能力[9]。
(二)数字化进程中的系统性困境
技术应用的碎片化特征暴露协同机制的缺失。当前,川西地区文旅企业接入省级文旅大数据中心比例不足,景区数据孤岛现象普遍存在。这种“点状突破、面状滞后”的格局,使得数字技术难以发挥规模效应。例如,游客行为数据分散于票务、酒店、交通等系统,无法构建完整的消费画像,导致精准营销策略制定缺乏数据支撑。Leong等(2016)提出的数字生态系统理论在此遭遇实践挑战[2]。
文化资源数字化转化的浅表性则凸显价值挖掘机制的缺陷。当前文化遗产数字化多聚焦于建档存储,如阿坝州建立的藏族碉楼三维数据库,后续IP开发与产业化应用却明显滞后。文化符号的数字化再现未能衔接文创设计、版权交易等增值环节,区块链技术在非遗确权领域的应用试点不足。这种“重保存轻开发”的倾向,使得数字化投入难以转化为经济收益,文化遗产反而沦为技术展示的背景板,未能形成“数据—产品—收益”的闭环。
此外,更深层次的矛盾在于发展内生动力的匮乏[9]。政策驱动型发展模式虽在短期内改善了基础设施,但也导致市场主体形成依赖心理。在川西文旅企业数字化投入中政府补贴占主导,而社会资本参与度不足。这种“政府热、市场冷”的格局,使得数字技术应用缺乏可持续性。正如刘磊和左世翔(2024)指出,当数字化沦为政策考核指标而非市场竞争工具时,其经济效能必然大打折扣[10]。如何构建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社会参与的协同机制,成为破解内生动力困境的关键。
三、数字赋能川西民族地区文旅产业的实施路径
川西民族地区文旅产业的数字化转型,需以系统性思维破解结构性矛盾,通过“结构—资源—心理—生态”四维赋能路径实现全链条升级。这一过程既要依托技术工具突破物理边界,更需构建与民族文化特性适配的价值创造体系。图2展现了本文构建的数字赋能文旅融合发展的具体路径。
(一)结构赋能:以新型基建与制度创新重塑产业底座
数字技术对文旅产业的重构始于基础设施的底层支撑。例如,可优先在九寨沟、稻城亚丁等核心景区部署5G基站与边缘计算节点,通过MEC(多接入边缘计算)技术将算力下沉至景区边缘,使AR导览、实时客流监测等服务的响应速度大幅提升。同时,基于《智慧旅游景区建设指南》构建全域智慧管理平台,整合GIS地理信息、物联网传感器与票务系统数据,实现从资源监测(如森林防火智能预警)、游客服务(个性化路线推荐)到应急管理(突发事故AI调度)的全链条智能化。值得注意的是,硬件升级需与制度创新同步推进。对此,可借鉴Leong等(2016)提出的数字生态系统理论,打破部门数据壁垒,建立文旅、交通、气象等多部门数据共享机制[2]。
(二)资源赋能:构建文化IP价值链与数据驱动创新
文化资源的数字化转化需超越简单的技术移植,形成“数字采集—IP开发—产业衍生”的完整价值链。首先,针对藏羌彝文化遗产,采用三维激光扫描与高精度纹理映射技术,对丹巴碉楼群、羌族释比法器等进行毫米级建模,并利用区块链生成不可篡改的数字凭证。这一过程既符合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要求建立文化资源数据安全存证,也为后续IP开发奠定基础。其次,需激活数据要素的乘数效应。通过游客行为数据分析,识别客群对沉浸式体验的偏好度,设计“数字孪生+实体体验”融合产品。例如,在若尔盖草原搭建MR(混合现实)场景,游客可通过穿戴设备参与虚拟牧羊与史诗《格萨尔王》剧情互动,结束后兑换实体唐卡手作体验券。这种“虚实共生”模式不仅能延长游客停留时间,更通过数据反馈优化产品迭代,形成“资源—数据—产品”的正向循环。
(三)心理赋能:培育数字素养与职业认同的双重能力
数字赋能的深层逻辑在于人的观念革新与能力重塑。针对从业人员数字技能断层问题,需构建“政校企”协同培养体系,可在川内高校开设“数字文旅运营”微专业,采用“1学期理论+1学期景区轮岗”模式,重点培训大数据分析、短视频运营等实操技能[11]。此外,更深层的心理赋能在于重塑职业认同。通过数字平台建立跨区域经验共享社区,鼓励从业人员参与“最美非遗守护人”等在线评选,利用社交媒体放大其文化传播者角色,这种“可见性激励”能显著增强个体的自我效能感[12]。同时,决策权的下沉至关重要。基于钉钉低代码平台开发简易管理系统,使民宿经营者自主完成房源管理、收益分析等操作,既可降低技术使用门槛,亦能激发创新主动性。
(四)产业生态重构:打造跨界融合的数字共同体
文旅产业的边界消融与业态创新,需通过数字技术催化“化学反应”[13]。对川西文旅而言,需构建“纵向贯通+横向拓展”产业生态圈。纵向层面,实施“文旅+电商”融合工程。例如,理塘县建立的非遗直播基地,通过抖音平台开展守艺人直播,提升藏香、黑陶等产品复购率。横向层面,推动“大香格里拉数字文旅走廊”建设,基于联盟链技术实现丽江、迪庆、甘孜三地游客数据互通与信用积分互认。当游客在松赞林寺购买的数字纪念品,可凭区块链凭证在泸沽湖民宿兑换折扣,这种跨区域协同不仅提升消费粘性,更催生出“文化体验—电商消费—跨境旅游”的复合业态。
四、数字赋能长效机制构建
数字赋能的可持续性不仅取决于技术应用的短期成效,更依赖于制度环境的系统性优化。川西民族地区需构建“政策保障—协同创新—品牌传播”三位一体的长效机制,以破解数字转型中的深层矛盾,实现从“输血式扶持”向“造血式发展”的根本转变。
(一)政策保障机制:筑牢数字转型的制度基础
顶层设计的科学性直接关系数字赋能的战略效能。当前,川西地区政策碎片化问题突出,亟需明确“基础设施—资源开发—产业融合”的阶段性目标。对此,可参照戚丰东和肖旭(2020)提出的数字经济治理框架,建立“财政补贴—税收减免—专项债发行”组合工具[14]。对景区5G基站建设给予投资补贴,对非遗数字化IP开发企业实施所得税减免政策。同时,针对数据安全与个人信息保护要求,构建分级分类的数据安全标准体系,例如,对藏传佛教唐卡数字化中的肖像权问题设立伦理审查委员会。这种激励与约束并重的政策设计,既呼应了《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中“包容审慎”的监管原则,也规避了文化遗产数字化可能引发的文化误读风险。
(二)协同创新机制:激活多元主体的共创动能
数字文旅生态的培育需要突破传统的政企边界。基于数字生态系统理论,可构建“政府主导—企业运营—高校支撑”的协同网络。政府层面,文旅部门应开放景区客流、环境监测等公共数据接口;企业层面,携程、美团等平台企业需共享游客消费画像数据;高校则提供AI算法优化、羌语NLP(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支撑。这种“数据—技术—市场”的要素流通,能显著提升智慧景区管理系统响应速度与创新能力。
(三)品牌传播机制:构建文化价值的全球表达体系
数字时代的品牌竞争本质上是文化叙事的较量。川西地区需摒弃景点推介的传统思维,转而构建数字故事库。例如,可运用口述史采集技术记录羌族释比诵经、藏族唐卡绘制等文化场景,通过AI剪辑生成5分钟微纪录片,在微信视频号、哔哩哔哩、抖音等平台形成“每日一非遗”传播矩阵。这种“轻量化传播+深度体验”的组合策略,能极大提升文化传播效率。在国际传播层面,需把握“Z世代”文化消费特征,可在海外互联网平台发起挑战赛,邀请海外网红体验数字分身游览川西民族地区优质景区,并设置区块链数字徽章奖励机制。值得注意的是,品牌传播需与产品开发深度耦合。在国际游客数字游览了解川西当地后,应能一键预约特殊体验项目,实现从流量到销量的转化。
五、总结与展望
通过梳理川西民族地区资源禀赋、发展现状与问题、数字赋能理论体系,本文系统揭示了数字技术赋能川西民族地区文旅融合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具体地,数字赋能并非单纯的技术叠加,而是通过“结构—资源—心理—生态”四维路径重构产业生态的过程。结构赋能以5G网络、智慧平台等基建突破地理约束,资源赋能通过数字孪生技术激活文化遗产的当代价值,心理赋能以技能培训与职业价值认同激发内生动力,生态赋能则依托跨界融合催生新型业态。在这一过程中,“技术为器”体现为边缘计算、区块链等工具的应用,“文化为魂”贯穿于藏羌彝文化IP的数字化叙事,“民生为本”则落脚于从业人员能力提升与社区收益共享机制。由此,本文构建的数字赋能文旅融合路径与长效机制,在守护文化本真性与拥抱技术前沿性之间寻求到平衡,验证了池毛毛等(2020)提出的数字赋能三维框架(结构、资源、心理)在民族地区的适配性[1],同时拓展了Leong(2016)数字生态系统理论的文化维度,丰富了乡村振兴战略下文旅数字化转型的理论基础[2]。
展望未来,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迭代将带来更深刻的产业变革。人工智能与生态管理的结合潜力巨大,通过机器学习构建生态承载力动态评估模型,可精准调控敏感区域的游客容量,避免过度开发引发的生态退化。但技术应用也需警惕“数字异化”风险。例如,当AR技术将羌族释比文化简化为视觉奇观时,也可能消解仪式的神圣性与文化原真性。因此,未来的研究需在数字工具与文化本体间建立缓冲带,探索“数字展演—活态传承”的双轨制保护模式。政策层面,《“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提出的包容性创新原则提示,需关注老年群体、偏远牧区的数字化鸿沟问题。因此,在智慧景区建设中应保留人工服务窗口,开发藏汉双语语音导览系统,使技术红利惠及更广泛群体。总之,川西文旅产业的数字化转型既是技术命题,更是文化命题与民生命题,唯有坚持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方能在数字浪潮中守护文化根脉、实现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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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四川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文化产业发展研究中心资助项目(WHCY2022A06)
一作:肖金岑(1989—),男,汉族,四川省,副教授,博士研究生,西华大学,研究方向:组织行为学、人力资源管理
二作:韦静(2000—),女,汉族,四川省,硕士研究生,西华大学,研究方向:组织行为学、人力资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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