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以载道”作为中国传统文艺的核心命题，强调文学承载伦理教化与社会价值的使命。现代艺术环境中，随着视觉文化的转向，图像叙事逐渐成为“道”传播的重要载体。从古代诗画关系到当代影视改编和网络游戏等新媒体形式，图像化叙事既延续了“文以载道”的精神内核，又面临现代语境的解构与重构。本文通过分析传统与当代的图像实践，借助符号解读的方式，揭示“文以载道”内涵的视觉表征及传播逻辑，并探讨其批评路径及其在现代语境中的适应性。

关键词：文以载道；图像化叙事；符号解读；语图互文

一、“文以载道”内涵的视觉表征

“文以载道”可以说是儒家文化在发展脉络中所沉淀出的一种带有政治与伦理色彩的知识群体文化心态的外显形式。中国古代围绕儒家道统思想展开的“文”与“道”的本体性和关系研究一方面通过书写的方式以文字形式展示，另一方面也借助视觉艺术为载体，在诗画交融的传统中形成独特的表达体系。

中国传统艺术中的诗画关系深刻体现了“文以载道”的视觉化策略。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提出“书画同体而未分”[1]，揭示了中国艺术中语言与图像的共生性。文人画作为诗画融合的典范，往往通过“题画诗”的形式将文学意象转化为视觉符号。例如宋代马远的《寒江独钓图》，画面仅以孤舟、渔翁和留白的江水构成极简构图，而画面上方题写的柳宗元诗句“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既补足了时空语境，又将渔翁的孤傲形象升华为士大夫坚守节操的精神象征。这种“画不足而诗补之”的创作模式，实质是通过语图互仿实现道德意蕴的双重编码：图像以具象形式呈现“道”的视觉隐喻，文字则以抽象语言点明精神主旨，两者共同构建起“象外之意”的审美空间。

明代徐渭的《墨葡萄图》更具典型性。画面中狂放的泼墨技法与扭曲的葡萄藤蔓形成强烈的视觉张力，而题诗“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将水墨意象转化为知识分子怀才不遇的悲怆呐喊。在此，图像的表意功能超越了单纯的物象描摹，通过笔墨的“书写性”特征，即线条的疾徐、墨色的浓淡、构图的疏密，来直接传递艺术家的精神气质。这种“以书入画”的传统，使得视觉形式本身成为道德人格的视觉转译，实现了“文道合一”的美学理想。

这种传统视觉表征的道德编码，在今天同样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力。工业革命带来的机械复制技术，使视觉艺术从文人书斋走向公共领域，传统“文以载道”的视觉表征发生根本性转变。晚清《点石斋画报》采用西方石印技术，将儒家伦理观念植入时事新闻的图像叙事中。如1894年刊载的《倭王效颦》，通过对比明治天皇简装出行与慈禧太后奢华仪仗的组图，配合讽刺性题跋，完成对“勤政节俭”道德观的视觉化阐释。这种大众化图像生产虽延续了语图互文的传统，但已突破文人艺术的私密性，形成具有社会动员功能的视觉启蒙。

数字媒体时代，“文以载道”的视觉表征呈现出更强的交互性与沉浸感。故宫博物院开发的《韩熙载夜宴图》APP，通过分层动画技术解构五代顾闳中的经典长卷。观众点击画面中的乐伎，可触发唐代宫乐谱的立体呈现；触摸屏上的题跋文字，则链接至历史人物传记数据库。这种超文本叙事将道德训诫转化为参与式体验，观众在解谜游戏般的互动中，自然领悟画作蕴含的“居安思危”政治伦理。新媒体艺术《清明上河图3.0》更是构建了全景数字剧场，观众行走在8K投影的虹桥街市中，通过体感设备与贩夫走卒产生虚拟互动，在沉浸式环境中理解宋代市井文化背后的儒家秩序观念。

现代视觉文化中的“文以载道”已超越简单的道德说教，发展为复杂的意义协商系统。徐冰的《背后的故事》装置艺术颇具启示性：正面观之是典雅的山水画屏风，转到背面则可见由枯枝、塑料袋等废弃物构成的真实材料。这种视觉表层的“文”与物质现实的“道”形成强烈反差，迫使观众反思传统美学范式与当代生存境遇的断裂。新媒体艺术家林欣的《诗经重构》项目，将《关雎》《蒹葭》等经典文本转化为数据可视化图像，文字笔画随实时网络舆情数据流动变形，揭示传统文化精神在信息爆炸时代的嬗变与坚守。

这些创作实践表明，当代视觉表征中的“载道”功能，已从单向度的道德灌输转向多声部的意义生产。图像不再作为文字的附庸存在，而是通过自身的媒介特性——如数字图像的生成性、虚拟现实的沉浸性、社交媒体的传播性——构建新型伦理对话空间。这种转变呼应了W.J.T.米歇尔提出的“图像转向”理论[2]，在技术媒介重构感知方式的当下，视觉形式本身已成为道德话语生产的物质基础。

从文人画的诗意空间到数字影像的虚拟场域，“文以载道”的视觉表征始终遵循“立象以尽意”的美学传统，但其实现路径随媒介演进不断更新。传统诗画通过语图互文完成道德意蕴的象征编码，现代图像则借助技术媒介构建伦理体验的交互情境。这种历史演变不仅反映了艺术形式的创新，更揭示了道德话语与视觉文化的深层共生关系。

二、“文以载道”传播的图像呈现

“文以载道”作为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与价值的重要载体，其传播形态也在新媒体技术的更迭潮流下发生着深刻变革。

首先，图像凭借其直观性、多义性与情感冲击力，逐渐成为“道”的现代诠释者，新媒体的即时性、互动性与多媒体融合特性，打破了传统传播的线性模式。根据“语-图互文”理论，语言与图像在共享文本时存在符号属性的互补性[3]，而在新媒体语境下，这一互补性被科技赋能，形成动态的“语图同性”关系。例如，社交媒体平台中，用户通过“图文并茂”的内容实现信息传递与情感共鸣：短视频以图像叙事为主导，辅以字幕或旁白，既保留视觉冲击力，又通过文字强化逻辑；表情包则以简练的图像符号搭配隐喻性文字，在碎片化传播中完成文化价值观的编码与解码。以上典型可被概括为一种由科技所驱动的“共生表意”模式，使图像从辅助工具跃升为“载道”的核心媒介。这种新媒体的技术特性则重构了传播的逻辑与边界，推动“文以载道”从单一的文字叙事转向图文共生的跨媒介实践。

其次，新媒体的图像化倾向促使“道”的传播从抽象概念向具象体验转化。龙迪勇的“跨媒介叙事”理论强调，空间性媒介（图像）与时间性媒介（文字）的融合能够突破单一媒介的局限[4]。例如，科普类短视频通过动画演示与动态文字的结合，将复杂的科学原理转化为可视化的知识图谱；传统文化类自媒体则借助汉服摄影、国风插画等图像形式，将儒家伦理或道家哲学嵌入现代审美框架中。这种转译不仅降低了认知门槛，还通过视觉符号的象征性（如太极图隐喻和谐、水墨山水承载隐逸精神），实现了“道”的跨时空共鸣。

尽管新媒体为“文以载道”提供了多元表达路径，但其碎片化、娱乐化的传播生态也带来了如图像“霸权”可能使深度思考让位于感官刺激的风险。对此，尝试调和矛盾的一系列技术手段逐渐进入大众视野：交互式H5页面以游戏化图像引导用户主动探索文本内涵；虚拟现实（VR）技术则通过沉浸式场景构建，将“道”的抽象哲学意蕴转化为可体验的具身认知，这种“界面化”的图像使用策略，既保留了视觉吸引力，又通过技术手段将图像转化为激活文本深度的工具。这些创新表明，新媒体并非消解“载道”功能，而是要求传播者重新定位图文间的动态“张力结构”[5]，即图文关系并非简单的二元对立，图像可以成为激活文本意义的“界面”，而非替代品。

新媒体的崛起重塑了“文以载道”的传播范式。图像以其直观性与情感渗透力，成为“道”的现代转译器；而科技的交互性与跨媒介特性，则为图文协同叙事提供了新的可能性。这一过程中，“载道”的本质未变，但传播的路径从单向灌输转向多维对话。而如何在新媒体的“图像狂欢”中，构建兼具深度与传播效力的意义生成机制，使传统之“道”在科技迭代中焕发新生，仍是当今研究的重点问题。

三、“文以载道”接受的符号解读

赵宪章提出：“语图符号的实指和虚指歧途而共存，语言实指和语象虚指的交互变体成就了文学。”[6]这就为解析“文以载道”在当代的接受机制提供了符号学框架。语言符号的实指性使其能够通过逻辑化、抽象化的方式直接传递“道”的内涵，例如经典文本中的哲学命题需依赖文字的逻辑推演与语义关联。而图像符号的虚指性则通过视觉隐喻与象征激发受众的情感共鸣与联想，如传统文化短视频中水墨意象对“天人合一”的隐喻式表达。然而，在当代传播中，两种符号的差异深刻影响了“道”的接受路径：语言需依托受众的理性解码能力，而图像则依赖感性直观的共情机制。

新媒体语境下，受众对“道”的接受呈现碎片化与即时化特征。语言与图像共享文本时存在“互访顺势”与“互访逆势”的张力[7]，例如，社交媒体中“图文并茂”的国学知识推文，文字通过实指性提炼核心观点，图像则以虚指性唤起审美体验，二者协同降低了认知门槛。但若过度依赖图像虚指，则可能导致“道”之深度的消解。如短视频平台将《道德经》简化为风景画面配以鸡汤式字幕，虽然扩大了传播广度，却剥离了文本的哲学厚度。因此，符号属性的差异要求传播者在“实”与“虚”之间寻求平衡：语言需锚定意义内核，图像则需作为意义延伸的媒介，而非意义的替代者。

中国古代诗学中的“言象意”论与“诗画”论，则为当代语图互文提供了历史依据与理论资源[8]。语言与图像作为表意的工具，互相补充的同时又共同服务于“意”的传达。宋代文人画常以题诗与画面互释，诗以实指性点明画中意境，画以虚指性拓展诗意空间，二者共同构建“道”的完整表达。如宋徽宗赵佶的《瑞鹤图》以祥瑞图像象征天命，辅以题诗阐释政治伦理，图像虚指性与文字实指性共同强化了“君权神授”的合法性。这一传统表明，语图互文并非现代技术催生的新现象，而是根植于中国古典美学的深层逻辑。新媒体时代的图文共生，本质上延续了“诗画一律”的跨媒介叙事传统，只是技术赋能使其表现形式更加多元。

“文以载道”的图像叙事在现代语境中呈现双重路径：一方面，传统诗画的语图互文模式为“道”的视觉化提供了历史参照；另一方面，新媒体技术通过跨媒介叙事拓展了“道”的传播边界。不可忽视的是，要维护“道”在现代批评语境中的传承，就须得回归“文以载道”的内涵本质，即文字仍是意义的核心载体，图像则作为辅助媒介拓展表达维度。敦煌的数字化工程就是一类较为优秀的案例，即将壁画与佛经文本并置，图像虚指性营造宗教氛围，文字实指性阐释教义内涵，二者共同实现文化遗产的现代转译。这一实践表明，图文协同并非消解“道”的严肃性，而是通过跨媒介叙事使其适应新的接受语境。

结语

“文以载道”的图像叙事在现代语境中呈现出传统与技术的双重张力。从古代诗画的语图互文到新媒体时代的跨媒介实践，图像始终作为“道”的诠释者，既延续了以象尽意的美学传统，又借科技赋能重构传播逻辑。当代视觉文化中，语言与图像的符号属性差异既暗示了前者应作为意义内核的锚点，又要求后者通过象征与互动来激活受众的深层共鸣。面对碎片化与娱乐化的传播生态，我们在警惕“道”为图像的浅表化所稀释的同时，也要以科技为桥梁，构建动态的图文对话机制。在沉浸式、交互式的媒介场景中，坚守“道”的核心承载，同时善用图像作为意义延伸的界面，“文以载道”方能平衡感官体验与价值深度，在技术迭代中完成创造性转化，延续其伦理使命与美学生命力。

参考文献：

[1] 岳山岳.“六书”与中国传统文化[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242.

[2] （美）W.J.T.米歇尔.图像理论[M].兰丽英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21.

[3][5] 鲍远福.新媒体语境下的文学图像关系研究[D].南京大学，2021：83，16.

[4] 龙迪勇.图像叙事与文字叙事——故事画中的图像与文本[J].江西社会科学，2008（03）：29.

[6] 赵宪章.语图符号的实指和虚指——文学与图像关系新论[J].文学评论，2012（02）：97.

[7] 赵宪章.语图互仿的顺势与逆势——文学与图像关系新论[J].中国社会科学，2011（03）.

[8] 李明彦.语图互文理论中的中国诗学因素[J].文艺争鸣，2014（12）.

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课题：当下批评语境中“文以载道”的图像化叙事研究（课题编号：XSP2023WXC010）

作者简介：

冯小萍（1971- ），女，湖南株洲人，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文学研究。

周昳聪（1999- ），女，湖南株洲人，硕士生，主要从事文艺理论研究。

郑婷（1984-），女，湖南益阳人，中小学一级，主要从事中国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