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如同一条长河，人类的历史前后相继，又相互融合。乡村治理也是在这条长河中孕育出来的，从带有旧的社会特征的治理方案到如今新的治理模式，这个两者之间并不是相互孤立、毫不相关的。想要在新的发展阶段有效提升乡村治理能力，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发展，就必须要从历史的角度来审视、探究乡村治理，梳理其演变过程，分析总结不同时期、不同背景下我国所采取的提升乡村治理能力的措施，以期为新发展时期乡村治理能力提升，带来一些参考和启发。

关键词：乡村治理；治理能力提升；乡村振兴

一、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的历史演进

（一）从“政权下乡”到“政社合一”（1921-1949）

中国几千年来的历史早已证明“得农村者得天下”的治理之道。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创造性地将革命工作从城市转移到乡村，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并通过建立农村基层组织来保证农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参政议政的权利，逐渐形成“政权下乡”的乡村治理体系格局。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广泛发动人民群众加入群众组织。在政治上贯彻“三三制”原则，对“政权下乡”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推进。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把基层党建作为重要工作来抓，建立农村党支部，为党能密切联系群众提供了组织渠道。新中国成立初，面对战争破坏后的乡村墟废贫弱、农村土地兼并买卖、农业基础薄弱等难题，党领导人民开展了农村集体化和农业合作化运动，建立人民公社，开始探索和实践“政社合一”的乡村治理模式。

（二）从“政社合一”到“乡政村治”（1949-1978）

新中国成立后，恢复和发展生产力成了最为紧迫的任务。因此，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上下，逐步开展农村集体化和农业合作化运动，一方面，通过创建人民公社，实现了对农村的全面统一，并进一步发展与健全了“政社合一”的乡村治理体系。另一方面，随着土地改革的进行，乡村基层政权逐步兴起，包括区村建制和区乡建制。1958 年，“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在全国普遍建立。人民公社使乡村社会公共事务范围急剧扩展，进一步强化了乡村基层管理机构的公共管理能力，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业发展，维持了乡村社会的稳定。

但是，在人民公社的推行过程中，一些缺点逐渐显现出来。如平均主义的问题难以根治、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使乡村发展缺乏活力等。这些问题无疑极大地制约了乡村经济，乃至国民经济的发展。至此，1978 年改革开放初期，“政社合一”的治理模式已走向“灭亡”，“乡政村治”得以恢复。

（三）从“乡政村治”到“新农村建设”（1978-201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通过对农村的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的渐进式变革与重建，使乡村的生产力再度获得解放。其发展主要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1978-1998）是“乡政村治”时期。由于当时我国的农业发展程度较差，粮食生产出现明显的短缺，亟须通过改革来重建和完善乡村治理体制，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以市场为导向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使我国的农业生产制度得到了完善。同时，乡村政治体制改革随之展开，在党组织领导下“乡政村治”的治理体制也逐步发展起来。第二个阶段（1998-2012）是“新农村建设”时期。在这个阶段，乡村治理面临着城乡发展差距拉大、农业经营分散，乡村精英流失等困境。为克服这些困境，党和政府审时度势地提出了统筹城乡经济发展战略，一是统筹城乡经济发展。二是推进农村税费改革。三是完善乡村治理体制，推进新农村建设。这一系列实践成功促进了农业生产发展，改善了乡村面貌。

（四）从“美丽乡村”到“乡村振兴”战略（2012 年至今）

为了解决农村生态恶化、“空心化”和“老龄化”等新出现的问题，党和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推进乡村治理的新的方针，并把建设美丽的乡村作为新的发展目标。同时，党的十八大指出，要加大力度开展扶贫工作，把它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点任务来抓，从那时起，中国就吹起了“脱贫攻坚”的号角。

此后，“精准扶贫”和“美丽乡村”的概念随之提出。对乡村振兴战略作出了更全面的阐释，提出了“五位一体”的总体要求。2022 年，党的二十大再次强调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快建设农业强国”。从“美丽乡村”建设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乡村治理作为农村的一项系统工程，结合当下发展特点，通过提升各主体乡村治理能力不断推进乡村治理的理性化、规范化、法治化建设。

二、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的经验总结

（一）坚持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领导核心地位

通过对我国乡村社会治理发展的演变历程进行考察，可以发现，坚持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地位有助于乡村社会的稳定变革与有效治理。

1925 年，党的四大第一次明确了支部是党的基础组织单元，并通过土地改革、党员与村民合作生产等方式，拉近了党组织与群众之间的关系，成功将政权组织真正植入到农村。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在由中国共产党主导的土地革命的基础上，实现了数千年来乡村经济关系的变革，并最终实现了农民对土地的使用权。进入新世纪，伴随着乡村社会发生的变化，党中央逐渐意识到了乡村在国家现代化过程中所具有的特殊作用，进而对其进行了持续的调整，将各种资源灌注入乡村，并不断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带动了乡村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提高了党在乡村社会中的影响力，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坚强的政治保障。

（二）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尊重农民首创精神

通过乡村治理过程中的历次变革可以看出，坚持农民主体地位，激发农民生产生活的积极性，使其主动地投入到乡村治理的过程中来，有助于乡村治理工作的推进。

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从统筹城乡发展到推进城乡融合，从精准扶贫到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每一项战略的提出和对乡村的发展规划都充分体系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宗旨，符合每个阶段当下的发展特点。不仅如此，乡村治理中的一些工作方法也由农民群众首创，并在获得了一定的效果后得以推广，不断地发展和改进。例如，陕甘宁地区在农村换届选举中创造性地运用“投豆法”，使得所有符合选举条件的人都可以报名参加，农民的意志得以充分体现，自治权力得到了充分地行使。有利于村民选出他们自己满意的领导班子，从而让参与治理或是服从安排的过程更加顺利，极大提高了乡村工作的工作效率。

（三）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合作的治理体系

从古至今，乡村治理都不是靠政府单枪匹马就能完成的，而是要结合各种可能影响乡村建设发展的主体共同参与。

在古代，由于运输困难等因素，导致了国家直接对乡村进行管理成本较高，因此朝廷主张通乡绅、宗族来进行管理，以维持农村的稳定发展。近代以来，伴随着权力向基层的不断深入，政权对乡村社会治理的影响日益凸显，但这并不意味着政权取代了乡村治理的多元主体。而是以党的领导为核心，与其他治理主体共同治理乡村，并逐步建构了“人人参与、人人共享”的乡村治理新体系，形成了多元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新格局。因此，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协调和统筹作用，激发群团组织、企业、新乡贤、志愿者等在乡村治理中的活力，凝聚乡村治理的力量，使多维主体协同发挥作用，产生 1+1>2 的效果。

三、提升乡村治理能力的实践路径

（一） 提升基层党组织治理能力

1. 加强基层党组织思想政治建设

一是加强对党员的定期培训和教育。坚决落实“两学一做”，积极参与党内组织生活，要鼓励和引导党员和党员之间进行广泛而深入的交流，相互学习、相互交换经验，端正思想态度，提高工作水平。二是严格落实选举程序。基层干部，尤其是村党支部书记，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着领头羊般的作用。干部的思想觉悟直接影响所带基层队伍的政治方向，干部的能力素质直接影响一个村的发展速度。因此，要严格落实选举程序，避免拉票贿选、消极怠选、人云亦云；要妥着力化解“能人治村”与“好人治村”之间可能存在的冲突，选择真正符合自己乡村发展需求的领导班子，落实选举的意义。

2. 提升基层党组织产业引领能力

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一直是阻碍乡村发展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要实现乡村振兴、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就要提高欠发达村基层党组织对产业的引导能力，为进村产业提供相应的政策支持。只有乡村产业散发活力，才能持续不断地为乡村建设带来物质保障，成为推动乡村建设的源头活水。而只有作为公平且具有威信力的基层党组织才能调动诸如村民、投资方等多个利益主体参与建设，建构有效的利益链接机制，实现共赢。如注重地域特色，体现乡土风情，坚持“差异化”的发展路径，以敏锐的市场洞察力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培养具有发展潜力和特色的优势产业。

3. 优化基层党组织服务能力

第一，在乡村治理工作开展过程中，可以根据当地情况设置乡、村、组三级党员服务机制，分管乡村事务，在减轻工作压力的同时给予群众更好的服务。第二，结合党员“定岗设责”工作机制，可以适当增加乡村“调解员”等相关职务。充分发挥目前闲置在家、无职务党员的作用，让他们在解决纠纷和矛盾的同时充分实现自己的价值，从而推动乡村治理工作稳步前进。第三，扩大志愿者服务范围。鼓励党员志愿者深入农村，为当地村民进行普法教育、防诈骗教育，切实彰显为民服务的基本理念。

（二）提升乡村治理人才续航能力

1. 重视农业战略性产业地位，吸引青年人才

重视农业产业地位，大力给予政策扶持，让青年人看到农村农业的可发展性、可创业性，为乡村吸引更多人才。一是发挥政府主导作用，为“三农”问题提供政策支持，同时要因地制宜地选择适合本村发展的农业产业，才能更好地发挥自身优势，形成品牌效应，推动经济增产，吸引更多人才。二是合理规划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并注意后期的管理和维护，保持农业产业发展平衡，提升整体发展质量。三是加大对农业龙头企业的培育和扶持力度，鼓励创新发展，同时可以聘请专家制订投资方案，提高农业产业的价值。

2. 提高乡村民生保障水平，留住青年人才

除了对更多发展机会以及工资的追求，农村地区青壮年离开家乡去往城市的又一重要原因是乡村社会生活保障水平较低、娱乐设施较少，难以满足年轻人生活多样化的需求。因此，想要留住青年人才，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一是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如乡村道路建设、供水供电设施的完善、乡村网络全覆盖等，满足农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要求。二是加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落实各项保险制度和城乡社会救助体系，帮助包括残疾人在内的需要帮助的农村弱势群体。三是增置一定的娱乐设施。丰富农村群众的闲暇时光，为乡村地区带去青春与活力。

3. 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事业，培养青年人才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要从根本上走出乡村人才匮乏的困境，就应该加大力度发展乡村教育事业，为乡村治理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动力，提升乡村治理能力。一方面，确保义务教育的落实。对贫困家庭予以政府帮助，对认为读书没用的家庭进行思想开导，保证在义务教育阶段中，每一个乡村孩子都能得到应有的教育。另一方面，提升乡村学校办学质量。一是加强乡村学校硬件设施的建设。二是提高农村师资的素质，鼓励人才下乡，加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提升乡村教育质量。

（三）提升多元主体乡村治理合力

1. 建立各主体良性互动关系

随着多元化主体的参与，一些问题也跟着产生：各主体职权划分不明确、职权行使不规范等，使得在乡村治理过程中时常产生一些摩擦，大大降低了协同治理的成效，因此，要通过规范各治理主体职权与行为，推动他们之间的良性互动，来有效提高乡村治理能力。

首先，建立乡镇政府与自治组织之间的良性互动。一是要进一步转变政府工作职能，加大对农村行政权的下放力度，健全村民民主自治制度，不干预农村的村民自治的开展。二是对自治行为进行规范，使群众按法律规定行使权力，并自觉接受乡镇政府的指导与监督。杜绝以自治为借口，对国家的法律进行漠视，乃至对抗的行为出现。其次，促进村“两委”之间的良性互动，强化双方的沟通和配合。比如实行村“两委”成员交叉任职，不仅使双方对乡村治理工作有了更全面的视角，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两委”之间情感交流，有助于乡村治理能力的高效发挥。最后，建立健全乡村治理协商机制。协调好乡镇政府、基层党组织、村“两委”和社会组织等各方的权力使用和利益分配来缓解矛盾冲突，增强凝聚力。

2. 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基层治理深度融合

新时代，要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抓住如今科技发展的机遇。2017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中提出，“要运用大数据提高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的要求，充分运用“互联网 +^′′ ”，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基础，不断创新乡村治理模式，提升治理能力。

第一，创建多元服务载体。可以通过本土化的微广播形成特色治理路径，借助新平台、新渠道的优势把党的声音传得更远、传得更透。第二，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和乡村治理的深度融合。科学技术为提升农村基层治理能力提供了机遇与技术支撑，增加了经济发展的多重可能性。基层治理人员可以利用网络及时对各种情况进行全面、准确地追踪；农村群众可以利用网络对生活、生产上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便捷、高效的反馈。还能以产业链为中心，构建大数据平台，通过对项目的科学策划，将各类相关产业进行深度的整合，构建具有地方特色的供应链。同时，村民也可以通过信息技术对基层干部进行监督，促进了依法行政和廉洁从政。

3. 鼓励社会各界积极投身乡村建设

提升乡村治理能力需要充分利用社会各界的力量。可以采取相关人才吸引措施，构建起一套行之有效的激励体系，将高学历、年轻化的人才吸引到农村去，让他们担起乡村治理对担子，践行大学生村官制度，发挥其优势。同时，他们还可以充当一种桥梁，将农村与城市联系起来，为乡村社会建设发展提供新鲜的血液。

同时，还要充分发挥乡贤力量。自古代，乡贤因为其较高对学识与道德被村民所尊重，加上他们又是从普通的农户中衍生出来的，可以更好地代表农民的利益，因此乡绅便成了乡村与村民的代理人，与政府官员在处理乡村事务上进行沟通。这便是中国古代的特殊“自治”形式，“乡绅自治”。时至今日，乡贤对农村建设仍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在农村地区进行的较大的自筹项目建设中时，乡绅可以利用自身的资金优势进行投资，帮助乡村项目顺利实施等。因此，充分发挥乡贤作用，有助于促进乡村发展，提升乡村治理能力。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 第 1 卷 [M].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2012:168.

[2] 习近平 .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M].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2022.

[3]2017 年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 . 中国政府网 [EB/OL].http//:www. gov.cn/xinwen/2017-12/09/content_5245520.htm.

作者简介：何怡熹（1995），女，汉族，四川南充，硕士研究生，助教，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