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面对国民党的军事围剿与根据地建设的双重挑战，以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为指引，在思想淬炼、组织锻造、作风锤炼和制度构建中开启了执政党自我革命的早期探索，为党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夯实了理论基础，提供了经验借鉴。

关键词：中央苏区；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

正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深刻指出：“无产阶级革命，例如 19 世纪的革命，则经常自己批判自己，往往在前进中停下脚步，返回到仿佛已经完成的事情上去，以便重新开始把这些事情再做一遍。”[1] 这种自我批判与自我革新的理论品格，在中央苏区时期转化为党直面自身问题、重塑革命主体性的实践动力，构成了中国共产党百年自我革命历史的重要开篇。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思想、组织、作风和制度方面进行了一系列自我革命，增强了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在思想层面，党通过清算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确立党在思想领域的指导地位，打破了教条主义对革命实践的束缚；组织建设上，整顿各级党组织，清洗投机分子，建立党员登记制度，使党的组织体系与革命斗争需求深度契合；作风建设中，通过反对贪污浪费、倡导实际调查等实践，形成了“艰苦奋斗”、“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奠定了党的群众路线实践基础；制度创新方面，党在苏维埃政权中建立工农检察部、巡视员制度等监督机制，初步构建了党内监督与群众监督结合的制度体系，为后来党的制度建设提供了历史经验。

一、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的自我革命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历经艰难困苦创造新的辉煌，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党始终重视思想建党、理论强党。”中央苏区时期，随着红军队伍与党组织在中央苏区迅速壮大，一些非无产阶级分子混入其中，小资产阶级思想、流寇思想、军阀主义等错误思潮也随之蔓延。这些思想严重侵蚀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阻碍革命事业发展。正如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所说：“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倘若党员被错误思想主导，就无法将马克思主义转化为推动革命的实践力量，因此，中国共产党开展了一系列思想层面的自我革命。

一方面，坚决肃清队伍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明确党和红军的性质、宗旨与使命，坚定党员和红军战士的革命信念。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面临着国民党的围剿，积极开展革命工作，对内不断完善党的组织，积极开展治党管党建设。这一时期，由于革命工作的紧张进行和革命队伍的不断壮大，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盛行。党敏锐地意识到这种状况，“在这个紧急的历史转变关头，党内的一部最不坚定的份子中间必然会产生各种各色的机会主义的动摇”并提出要开展党内斗争，“反对一切机会主义的动摇，争取思想上的布尔什维党的一致及理论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纯粹性。”[2]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明确提出共产党内存在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并指出党的领导机关对于这些不正确的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是这些思想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原因。针对党内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观点、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观点、主观主义观点、个人主义观点、流寇思想以及盲动主义观点，毛泽东号召同志们要团结起来加以肃清。[3]

另一方面，大力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提升党员干部的理论水平，让马克思主义成为革命实践的强大指引。土地革命中建立起来的苏维埃区域，均处在偏僻落后的农村，革命的参加者主要也是农民。因此，苏区党组织发展的基础在农村，党员构成多是农民阶级。在井冈山，毛泽东就提出“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指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4] 正是基于对现实状况的考量，毛泽东在古田会议提出“思想建党”的原则，会议后党在思想方面开展了工作。为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古田会议对党员和干部进行政治教育，主要分为两大类：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知识；二是中央和根据地党的领导机关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根据地斗争的实际材料。古田会议决议规定，除社会经济科学等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属党的领导干部必读外，其余内容普通党员都要学习，各级党组织不仅组织党员学习，还要组织党员进行考试，开展学习竞赛。为满足广大党员干部和红军指战员学习的需要，中央苏区还出版发行了一大批马克思、恩格斯等革命导师的著作，如《共产党宣言》、《两个策略》、《论“左”派幼稚病》等。1933 年春夏间，中共中央局机关和中共省委机关，还分别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马克思主义研究分会”，组织干部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5]

二、中国共产党在组织上的自我革命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党要管党、从严治党，靠什么管，凭什么治？就要靠严明纪律。”这一重要论述揭示了纪律建设在党的事业中的关键地位，也与马克思、恩格斯所强调的“为了保证革命的成功，必须有思想和行动的统一”相呼应，凸显出组织建设对凝聚革命力量、确保革命目标达成的重要意义。中央苏区时期，由于革命形势的需要，党组织放宽了党员入党标准，大量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进入党内，党员队伍迅速壮大，但同时一些投机分子、敌对分子也混入党内，带来了党员队伍质量参差不齐的问题。针对这种情况，党内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纯洁党员队伍，主要体现在严格把关入党门槛和清除党内异己分子两个方面。

一方面，严格把关入党门槛。在《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党组织规定了入党的五项基本条件：政治观点没有错误的（包括阶级觉悟）、忠实、有牺牲精神的，能积极工作、没有发洋财的观念、不吃鸦片不赌博。[6] 只有全部符合这些条件，才有机会被推荐加入党组织，除此之外，介绍人首先要审查被介绍人是否具备上述条件，还要经过介绍手续，介绍人对被介绍人负有相当的责任。通过严格执行这些规定，筛选掉一些“别有用心”的投机分子，党组织的纯洁性得到了加强，党员队伍质量得到了提高。[7]

另一方面，清除党内异己分子。《决议案》中还提出了处理不合格党员的方式方法，“将旧的基础例行清洗，如政治观念错误，吃食鸦片，发洋财，赌博等，屡戒不改的，不论干部及非干部，一律清洗出党。”[8]1932 年发布的《关于检查苏维埃政府机关和地方武装中的阶级异己分子及贪污腐化动摇消极分子问题》的决议中更是提到要将被选举人员中的阶级异己分子，和官僚腐化动摇消极分子“洗刷出苏维埃政府机关及地方武装中去”。[9] 在进行整党活动的过程中，党组织也在不断自我反思，自我改进，提升策略、方法，“我们应该不要从标语上以及讽刺画上找寻反苏维埃的分子，而是应该从苏区内部与我们的机关中，肃清隐藏着的破坏苏维埃与红军的一切投机的怠工的贪污腐化的反革命分子。”[10] 通过这些举措和方法，党员队伍得到了净化，有力的促进了党组织工作的开展，推动了革命事业的进步。

三、中国共产党在作风上的自我革命

马克思曾深刻指出：“不可收买是最崇高的政治美德。”[11] 然而，在中央苏区，贪污浪费现象时有发生，部分工作人员利用职权谋取私利，随意挥霍有限的革命资源，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在群众心中的形象，削弱了革命力量的物质基础。同时，一些干部在工作中脱离实际，仅凭主观臆断决策，缺乏对苏区实际情况的深入调查研究，导致政策执行效果不佳，无法切实满足群众需求。这些举措旨在重塑党的优良作风，巩固党在中央苏区的执政根基，凝聚起最广泛的革命力量，推动革命事业不断向前发展。“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干革命，夜打灯笼访贫农。”[12] 这首脍炙人口的歌谣便是对共产党优良作风的生动阐释，也是苏区时期党在作风问题上自我革命的实践成果。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土地革命斗争建立起来的苏维埃政权，是工农群众自己的政权，但是，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毕竟是从旧社会脱胎而来，带有旧社会传统陋习，而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各级工作人员，绝大部分出身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自身具有狭隘性和保守性。因此，在苏维埃的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出现了诸如贪污、浪费、渎职等行为，严重影响了党的纯洁性，动摇了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地位，抹黑了共产党人的形象。党和苏维埃政府对苏区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存在的消极腐败现象，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开展了一系列反浪费反贪污斗争，如在《怎样检举贪污浪费》中明确对贪污浪费的惩治方法：“贪污五百元以上的实行枪决，五百元以下的分等，监禁或罚苦工”“每一次贪污浪费的检查，都应做出结论，采取必要的处置办法”，并提出要组织审查委员会审查贪污浪费。[13]从1932 年4 月至1934 年3 月，苏维埃中央政府和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先后查处了钟圣谅和左祥云等四起贪污腐败案，对这类案件予以公开曝光和坚决查处，充分展示了党和苏维埃政府反腐肃贪的决心。

除此之外，针对工作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毛泽东特别强调要进行实际调查，在实际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在苏区，为了了解土地问题，开展了兴国调查；为了弄明白寻乌商业社会状况，进行了寻乌调查；除此之外，还有东塘调查、木口村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他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理论运用到实践中，并据此写出来了著作《反对本本主义》、《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将实事求是的工作方法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做了具体的论述。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毛泽东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末，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必须努力做实际调查，才能洗刷唯心精神”[14]。在与人民群众生活切实相关的粮食和分田问题上，党主张要以调查的作风和方法推进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利益。

四、中国共产党在制度上的自我革命

中央苏区时期，为了减少部分党员滥用权力、官僚主义和贪污腐化的行为，对权力进行约束，打造更加廉洁明正的党组织，中国共产党积极推动制度建设，以制度革命把权力关在笼子里。这一时期出台的各项制度，对于提高改进工作作风、完善党组织的领导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中央苏区制定和颁布的法律法规多达 130 余部，这些法律法规对于巩固苏维埃政权、完善党组织建设和稳定苏区社会生活发挥了重要的影响。1930 年 9 月 26 日在中国工农兵会议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根本法（宪法）大纲草案》为后来的宪法制定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原则。为了惩治党政机关人员贪污腐败和官僚主义作风的行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于1933 年12 月15 日发布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二十六号训令》，明确规定“贪污公款在五百元以上者，处以死刑；贪污公款在三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者，处以二年以上五年以下的监禁……”[15]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认识到要防止和杜绝党政机关人员贪污腐败和官僚主义作风的产生，除了靠强力手段予以打击的同时，还必须从源头抓起，加强监督，不给消极腐败现象以滋生的温床。因此，苏区时期形成了比较完备的监督检查体系，包括法制监督、党政监督、舆论监督、群众监督等。党内监督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发挥集成党组织的作用，通过召开民主生活会等方式，在党内开展积极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使各种消极腐败思想和行为一露头，就受到党内批评，难以蔓延滋生。二是加强党的纪律建设，充分发挥党的纪律对党员干部腐败行为的遏止抨击作用。政府监督也是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方面是成立工农检察部（又称工农检查部），专门负责对政府机关和政府工作人员进行检查监督；另一方面，上级政府机关不定期地派出巡视员或检查团，对下级政府机关实行工作指导和检查。根据中央苏维埃组织法和地方苏维埃组织法规定，中央和省、县苏维埃政府各个部门，都设有专职巡视员，专门负责对下级对口部分进行工作巡视、指导、检查，发现问题即刻指出纠正，并向上级报告。此外，党和苏维埃政府也十分重视并发挥大众传媒的舆论监督作用，如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从 1932 年3 月开始，就辟有《突击队》专栏，专门刊登揭露批评各级党政机关及工作人员中的官僚主义和贪污浪费等腐败现象。

中央苏区的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在艰苦卓绝的革命实践中锤炼政治品格、锻造革命意志的关键历程，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生动体现。这一时期，党在思想、组织、作风和制度四个维度的深刻变革，不仅巩固了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更奠定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重要基础。它不仅是党在局部执政时期的成功实践，更为后来的延安整风、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乃至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历史镜鉴。回望这段历史，我们可以深刻认识到，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鲜明特质，是党始终保持生机活力的根本所在。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中央苏区自我革命的历史经验依然闪耀着真理的光芒，激励着中国共产党人以更大的勇气和智慧推进新时代的伟大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 6 月，第584 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7 年 12 月，第152 页

[3] 为粉碎敌人的五次“围剿”与争取独立自由的苏维埃中国而斗争 [N]. 红色中华，1933-8-4(6)

[4]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1991：第85-95 页

[5]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1991：第 77 页

[6] 余伯流、凌步机：《中央苏区史》，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第519 页

[7]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 册，第813 页

[8]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 册，第812-813 页

[9] 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训令第二号——关于检查苏维埃政府机关和地方武装中的阶级异己分子及贪污腐化动摇消极分子问题 [N]. 红色中华 ,1932-12-19(3)

[10] 迎接中国苏维埃胜利的大革命 [N]. 红色中华 ,1934-1-22(1)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58 年 12 月，第357 页

[12] 傅克诚，李本刚，杨木生：中央苏区廉政建设 [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135

[13] 怎样检举贪污浪费 .[N]. 红色中华 ,1934-1-4(2)

[14]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1991：第 109-112 页

[15] 余伯流、凌步机：《中央苏区史》，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第915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