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以《汉书·五行志》和《后汉书·五行志》相关记载为基础，对汉代（西汉与东汉）时期的大火进行了相关的整理，并对其进行了论述。对两汉 400 年间发生的 89 次特大火事件进行了量化研究，以探讨其时空分布特点、发生机理和对其所产生的社会效应。研究表明，汉代火灾表现出较强的政治性与时变性，虽然防范系统已形成了某种层次的组织，但总体上仍然受到技术与认识的限制。这对于认识中国古代社会灾难治理制度演变过程，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汉代；火灾；防治

引言

当大火吞没了整个皇城，摧毁的不仅仅是树木和石头，还有权力。在漫长的中华文化发展史上，汉代火灾不仅是物质上的一种损耗，更是一面折射出政治盛衰、体制得失、民心向背的一面镜子。那么，《汉书·五行志》与《后汉书·五行志》中到底记载了什么史实呢？这意味着什么？当前，学术界对汉代火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西汉时期，缺乏对汉代火焰的生成机理的系统梳理。站在汉代人的角度，“火”不仅仅只是一种“技艺”，更多地表现为“天人之感”、“天人之交”，以此来检验这种体系的正当性。

1. 火焰中的政治密码

1.1 权力中心的脆弱性

表 1 两汉各帝时期火灾分布统计

从两汉各帝时期火灾分布统计情况来看，总火灾次数达到了 89次。西汉时期，高帝在位 8 年，未发生火灾，年均发生率为 0；惠帝在位 7 年，发生 5 次火灾，年均发生率 0.71 次 ；前少帝刘恭与后少帝刘弘在位期间，暂无火灾记录 ；文帝在位 23 年，仅有 1 次火灾，年均发生率 0.04 次；景帝在位 16 年，发生 2 次火灾，年均发生率 0.12 次；武帝在位 54 年，发生 5 次火灾，年均发生率 0.09次；昭帝在位 13 年，发生 2 次火灾，年均发生率 0.15 次；废帝刘贺在位短暂，无火灾发生；宣帝在位 25 年，发生 4 次火灾，年均发生率 0.16 次；元帝在位 16 年，发生 2 次火灾，年均发生率 0.12次；成帝在位 26 年，发生 7 次火灾，年均发生率 0.27 次；哀帝在位 6 年，发生 2 次火灾，年均发生率 0.33 次；平帝在位 5 年，发生

3 次火灾，年均发生率 0.6 次 。

东汉时期，光武帝在位 33 年，发生 2 次火灾，年均发生率 0.06次，这一较低的火灾发生率，与 “光武中兴” 时期政府对社会治安和防火工作的重视密切相关，也印证了政府的重视程度与火灾情况存在正相关关系。明帝在位 18 年，发生 1 次火灾，年均发生率 0.06次；章帝在位 13 年，发生 1 次火灾，年均发生率 0.08 次；和帝在位 17 年，发生 3 次火灾，年均发生率 0.18 次；殇帝刘隆在位仅 8个月，无火灾发生；安帝在位 19 年，发生 8 次火灾，年均发生率 0.42次；少帝刘懿在位 7 个月，无火灾发生；顺帝在位 19 年，发生 10次火灾，年均发生率 0.53 次；冲帝刘炳在位 5 个月，无火灾发生；质帝刘缵在位 1 年，无火灾发生；桓帝在位 21 年，发生 25 次火灾，年均发生率高达 1.19 次；灵帝在位 22 年，发生 3 次火灾，年均发生率 0.14 次；少帝刘辩在位 4 个月，无火灾发生；献帝在位 31 年，发生 3 次火灾，年均发生率 0.1 次 。

由此可见，进入东汉时期，火灾的频次整体较西汉时期有了明显的变化。尤其是桓帝时期，年均发生 1.19 起大火，这与当时朝政腐败、宦官与外戚争权，政治局势极度混乱的局面相呼应，进一步体现出社会治理状况与火灾发生情况之间的紧密关联。而东汉末年，尽管灵帝、献帝时期火灾年均发生率有所下降，但此时王朝已摇摇欲坠，社会动荡不安，火灾数据的变化也从侧面反映了不同阶段的政治态势 。

1.2 空间的政治地理学

两汉火灾的空间分布，更是政治权力结构的真实写照。

表2 两汉火灾地点分布统计

东汉时期，由于迁都洛阳，南宫、北宫成为火灾重灾区。明堂、辟雍等礼制建筑的频繁火灾，反映了东汉中后期礼制秩序的动摇。

2. 技术落后与制度缺陷的双重桎梏

2.1 木构建筑的原罪

汉代的建造工艺虽较成熟，但其火灾危险性较大。这个时代的房屋大多是木结构，木材是可燃材料，存在着很大的消防安全隐患。东汉时，因为房屋的面积越来越大，所以火势的传播也越来越迅速。洛阳的宫殿建筑布局紧密，且建筑之间的距离狭窄，且缺少防火隔离。尽管这样的布局方便了平时的管理和安全，但如果发生了大火，大火将会迅速扩散到整栋楼，带来的破坏将是毁灭性的。

2.2 管理体制的结构性矛盾

表3 两汉主要消防机构及职能对比

从表 3 可以看出，东汉时期消防机构有所调整，但依然缺乏专门的消防机构。各部门相互独立，一旦发生重大火情，协调不畅，难以形成有效的联动机制。

3. 防治体系的虚实

3.1 组织架构的权力逻辑

汉代消防组织的设立，反映出一种层级分明的权利结构。中心机关的工作人员素质优良，设备优良，是整体防护系统的中心。同时，基层社会组织的实力相对较弱，起到了补充的作用。这样的层级架构既保证了核心区的安全，又导致了资源分配的不均衡。洛阳在东汉时，因其政权的东移而增强了其抵御火灾的能力，但也暴露出当地消防系统的弱点。

3.2 技术手段的时代局限

汉代消防工作虽有革新，但由于受到时间和环境的制约，总体上仍处于相对滞后的状态。防治方法以人工巡查和用火控制为主，缺少科技支持；火灾扑救方法比较单一，以人工为主，使用简单的消防设备为主。到了汉代，尽管消防技术得到了很大提高，但供水、设备配置和信息传递等问题仍是影响消防救援水平的重要原因。

3.3 应急机制的表面繁荣

汉代火灾防范制度表现得比较完善，但是在实际运用中却出现了许多问题。目前的交通事故早期预警主要依赖于手工操作，不仅费时费力，而且精度不高。尽管已做了详尽的计划，但是缺少实际操作的训练，在面对紧急状况时，常常不能很好地实施。在东汉，由于社会上的腐败现象日趋严重，紧急制度已变得越来越没有效力。

4. 社会震荡的深刻影响

4.1 政治合法性的危机

汉代大火对汉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不仅限于火自身。在 "天人感应 " 观念的作用下，大火被认为是 " 天谴之兆 "，对统治阶级的正当性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到了东汉，此思想更为广泛。安帝年间屡遭大火，被认为是邓太后专权遭天谴之举；而在灵帝朝中，频频发生的大火，也被视为宦官专权和政治腐败的征兆。

4.2 经济负担的沉重代价

汉代的大火给汉代的社会和经济带来了很大的损失。大量的文物被毁坏，大量的珍宝被烧毁，大量的历史文献被烧毁，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东汉王朝的重修，耗资巨大，往往需要消耗大量的财力物力，成为国家财政的巨大压力。洛阳数次重修宫殿，不仅耗费巨大的财力和财力，而且加重了民间的压力。

4.3 文化传承的无形损失

汉代大火所带来的文化破坏也是令人震惊的。在东汉，兰台东观几处图书馆遭大火焚毁，大量珍贵文献被焚毁，对后人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这不但对当时的学术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且给后人带来了很大的历史缺憾。

4.4 防火意识的觉醒与”东井戒火”文化两汉时期，由于经常遭受大火的侵袭，逐渐发展出一种特殊的消防文化。遗址出土的 " 东井戒火 "，说明了当时社会对防火意识的高度关注。" 戒火" 标志反映出汉朝以象征形式祈祷远离大火的 "厌胜文化 " 特征。尽管两汉时期发生的大火数量不多（400 年内有89 起左右），但是 " 东井戒火 " 的产生却表明，汉代的消防观念已经走进了人们的生活，并逐渐融入到了整个社会的文明之中。

5. 历史的镜鉴与现实的警示

汉代防火工作是一座生动的明镜，反映了汉代社会存在的各种问题和弊端。究其根源，不仅在于科技水平的滞后，更在于体制和管理制度的不完善。这种体制上的问题，不是单纯依靠科技进步就能从本质上得到改善，而是要进行一场深层次的体制改革。

汉代民间对于大火的过分解读，尽管具有很强的迷信意味，但是其中所反映出来的责任感和忧患意识却是难能可贵的。尽管这一做法似乎有些荒谬，但两汉时期的帝王们以大火作为衡量自己业绩的尺度，其中所蕴涵的" 责任政府" 思想是有价值的。

从汉代的火史来看，没有一种系统的防火制度能够离开一定的时代环境。科技方法的发展与滞后，主要依赖于体制的健全和缺乏。建立一套科学、高效的灾害防治系统，既要进行科技创新，又要进行体制创新。

烈焰或许会被扑灭，但是我们所得到的教训却永远不会消失。在气候变化与都市化的大环境下，对汉火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是十分必要的。灾难防控不仅是一个技术性的课题，也是一个社会性的课题，它要求我们站在一个历史性和整体性的角度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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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沙廷江，23 级在读中国史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