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在设计史的传统叙事中，女性形象常被边缘化，其身体经验、主体性与身份认同往往让位于对“大师”、风格流派及技术革新的关注。设计，作为塑造物质环境与视觉文化的重要力量，其过程与产物不可避免地承载并传递着特定的社会观念与权力结构。随着女性主义思潮的蓬勃发展及其对人文社科领域的深刻渗透，女性主义设计史（Feminist Design History）作为一个重要的交叉领域应运而生。本文旨在通过女性主义设计史的理论视角，结合福柯的规训理论，聚焦于民国时期风靡一时的月份牌广告与当代以女性用户为主导的社交媒体平台小红书这两个关键的历史节点，进行一项历时性的比较研究。深化对设计之社会政治维度的理解，阐明设计不仅是审美与功能的结合，更是权力运作与文化建构的重要载体。对女性主义设计史的探讨，不仅关乎历史的“补缺”，更在于对当下设计实践的伦理反思，呼唤更具包容性与批判性的设计未来。

二、女性主义设计史的兴起

传统设计史遵循“伟人—杰作”模式，聚焦男性设计师、标志性作品与技术进步，构建以男性经验为中心的叙事，女性或被忽略，或仅作为设计客体如被观赏者、消费者、装饰元素或灵感缪斯而存在。女性主义设计史的兴起，正是对这一范式的根本挑战。

（一）从边缘到中心的范式转移

女性主义设计史的核心是将女性置于设计史与实践的中心，其工作包含两重维度：一是“拾遗补缺”，梳理被遮蔽的女性设计师及其贡献；二是批判性解构主流设计史的“游戏规则”，挑战“何为设计行为”“谁可称为设计师”等定义。正如朱迪·阿特菲尔德（JudyAttfi eld）所言，单纯将女性设计师纳入既有框架，无法颠覆女性附属的等级观念；谢里尔·巴克利（Cheryl Buckley）亦指出，设计史文本忽视女性作为实践者、理论者、消费者和被表现对象的多样参与方式，是历史叙述偏见的直接结果。这一范式转移将设计视为社会性别关系（Gender Relations）的反映与生产者，关注设计如何通过物质形式、视觉语言强化性别分工，如“男主外女主内”与身体规范，如“白瘦幼”审美。

（二）福柯的规训理论与身体政治

米歇尔·福柯的规训理论为女性主义设计史提供关键分析工具。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提出现代社会权力运作从“公开肉体惩罚”转向“微观规训技术”，核心包括：一是层级监视。如全景敞视监狱，使被监视者因未知“何时被看”而自律；二是规范化裁决。建立“正常”标准，通过选美、社交评论等对个体评判矫正；三是检查。结合监视与裁决，将个体数据化、对象化，纳入知识 / 权力体系。 福柯强调，身体（Body）是权力运作的核心场域。现代社会通过训练、塑造身体，将其变为“驯顺的肉体”（Docile Bodies）——既具生产效用，又易被支配。这种“身体政治”揭示：身体并非自然中性存在，而是被社会权力关系深刻铭刻的文本。

（三）规训身体的设计

将规训理论引入设计研究，意味着将与身体相关的服装、广告、数字界面等设计视为规训技术。其一，设计规定姿态行为：紧身胸衣限制女性活动，月份牌女性“温婉”坐姿、小红书“直角肩”追求，均是身体规范化的体现；其二，设计定义健康与美：制造“理想身体”标准。如月份牌“匀称体态”、小红书“A4 腰”，并将其与道德、成功绑定，加剧性别偏见；其三，设计限制性别空间：建筑与室内设计强化“厨房属女性”等分工，公共空间隐含对女性身体的监视；其四，数字时代的精细化规训：智能穿戴设备、美颜滤镜、算法推荐，将身体规训推向“自我监视”（Self-Surveillance）阶段，即张漫漫所言的“数字身体”规训。对“身体规训”的批判，是理解设计中性别权力结构的关键。

三、民国月份牌广告中的女性身体政治

20 世纪初，月份牌广告作为西方资本与中国本土文化结合的产物，以“画 + 广告 + 年历”形式成为民国最具影响力的大众视觉媒介，其核心视觉元素——女性形象，既是商品推销工具，也是观察

当时身体政治的窗口。黄玉涛指出，月份牌“倡导消费潮流”，塑造的女性形象兼具民族性与时代性，但在女性主义视角下，这些“摩登女郎”背后是多重权力的规训网络。

（一）视觉符号与父权制规训

月份牌女性形象主要呈现两种范式，均服务于父权制性别期待：一是“贤妻良母”居家范式，女性被置于逗弄孩童、侍弄花草的家庭场景，身着传统或改良旗袍，姿态端庄顺从，强化“家庭照料者”角色；二是“都市摩登女郎”消费范式，女性身着显曲线的紧身高开衩旗袍，出入社交场合，看似“新潮”，实则如黄玉涛分析，其核心是将女性塑造为“现代消费主体”而非“社会生产主体”，回眸浅笑、慵懒倚靠的姿态，本质是将身体物化为吸引男性目光的视觉奇观，鲁迅曾批判其为“病态女性”形象。 其中，紧身旗袍是关键规训载体：通过剪裁勾勒胸、腰、臀等部位，既满足“曲线美”需求，又限制身体活动，通过“暴露 / 遮蔽”游戏将女性置于“被观看（to-be-looked-at-ness）”位置，如王柯等学者所言，此类设计借审美符号强化性别依附性，是父权制的视觉规训。

（二）消费主义与民族主义的交织规训

月份牌的盛行与外国资本英美烟公司、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市场扩张密不可分。广告商为适配本土审美，启用郑曼陀、杭穉英等画家，以中西融合的擦笔水彩技法塑造“东方美人”，将消费主义与民族主义捆绑：在抵制洋货浪潮中，“龙虎牌人丹”等广告醒目标注“完全国货”，甚至将“人丹”二字设计为“国货”小字组合，女性身体与消费选择被征用为“国家自强”的象征符号，体现周俊所言的“民族主义”规训。 后期月份牌出现骑自行车、打网球的“新女性”，看似突破传统柔弱审美，但正如艺术陶瓷性别分工中“女性限定于装饰环节”的逻辑，这类“健康美”仍服务于商品推广，身体姿态与服饰仍符合男性凝视下的性感标准，未真正挑战性别分工。

（三）规训的隐匿性与女性的被动性

月份牌的规训并非强制命令，而是通过塑造“理想美”典范、营造“美好生活”想象，引导女性自我规训（Self-Discipline）：女性被鼓励通过消费特定商品、模仿画中姿态，接近“理想自我”，将社会规范内化为个人追求。正如其“引领消费观念、培养生活趣味”的功能，背后是规训机制的运作——女性在此过程中始终是“被观看、被塑造、被消费”的客体，主体性与多元身体经验被单一视觉符号遮蔽。

四、规训的数字化

小红书平台中的身体政治 21 世纪，小红书作为官方数据占比近 90% 女性用户为主导的“生活方式平台”，以用户生成内容（UGC）为核心的“笔记”模式，成为观察当代女性身体政治的关键场域。与月份牌相比，小红书的身体规训呈现更强的互动性、技术性与内化性。

（一）平台机制与算法规训

小红书的技术架构本身是一套规训系统：算法基于用户浏览、点赞、收藏数据构建“用户画像”，持续推送“理想身材展示”“变美教程”等内容，将关注美妆、健身的女性困于“完美身体”信息茧房。张漫漫访谈对象提及“夏天身边朋友都嚷嚷减肥”，印证算法对身体焦虑的强化；同时，“素人种草”模式使“完美身体”展示者从专业模特变为“身边人”，引发同辈比较与效仿冲动，形成同辈规训。 更关键的是，小红书健身笔记充斥体重、体脂率、腰围等精确身体数据，结合塑身APP、智能穿戴设备，身体被分解为“可测量、可比较、需优化”的指标，“直角肩”“蜜桃臀”等成为碎片化规训符号，福柯的“规范化裁决”与“检查”机制在此被数字化极致化，导致“迷恋符号化身体”的身材焦虑。

（二）消费主义与“身体工业”的繁荣

小红书“种草经济”将消费主义与身体规训的绑定推向深化，形成庞大的“身体工业”（Body Industry），核心体现于三方面：一是美妆穿搭，海量笔记提供“职场妆容”“微胖穿搭”等教程，宣称“扬长避短”，实则不断定义“身体缺陷”，强化焦虑，张漫漫访谈对象提及“跟风购买美妆用品”，印证消费主义规训；二是医美整形，平台充斥“术前术后对比图”，塑造“科技改变外貌”神话，瘦小脸、尖下巴的“网红脸”成为同质化追求，陷入凯西·戴维斯（KathyDavis）“渴望正常却强化单一标准”的悖论；三是塑形健身，“减肥打卡”“帕梅拉教程”泛滥，虽倡导健康，却常与“瘦即是自律”“好女不过百”绑定，将健身异化为对“苗条暴政”的服从，金元浦批判的“苗条焦虑”被算法放大。 鲍德里亚“身体成为最美消费品”的论断，在小红书得到充分体现：用户通过购买产品与服务改造身体，以满足平台定义的“理想标准”。

（三）反抗、协商与主体性的微光

尽管规训强大，小红书仍存在反抗与协商空间：一是“反身材焦虑”“Body Positivity（身体自爱）”话题兴起，展示不同体型、肤色之美，挑战“白瘦幼”审美，体现女性“去客体化与自我觉醒”；二是“极简护肤”“理性消费”笔记出现，质疑“消费即解药”的神话，呈现“消费与反消费”的博弈；三是部分用户理性利用科学健身、产品测评的平台信息，服务于健康与自我表达，探索“自由身体与自我赋权”；四是内容创作者通过分享美妆、穿搭，实现自我表达与经济收益，尝试“反抗身体霸权与自我展演”——虽仍受平台规则限制，但彰显主体性努力。 小红书的女性身体政治呈现矛盾张力：一方面是算法、消费主义编织的数字化规训网络；另一方面是女性在夹缝中的抵抗与赋权，其主体性意识在挣扎中萌发。

五、历时性比较与反思

将民国月份牌广告与当代小红书平台并置观察，可以清晰地看到设计作为视觉文化、技术媒介与商业工具参与女性身体政治的延续性、变异性，以及女性主体性在其中的挣扎与微光。这对女性主义设计史的实践与伦理反思具有重要启示。

（一） 父权制、消费主义与审美标准规训逻辑的延续

在月份牌时代，父权制通过贤妻良母的家庭角色、摩登女郎性感客体的视觉符号直接规训身体。而在小红书时代，赤裸的性别角色规训可能减弱，但父权制的凝视并未消失，而是内化于算法偏好、数据化标准、以及更深层的价值绑定之中。张漫漫访谈对象 A12 清醒地指出：“小红书平台中，受众会面临着关注女性身体方面铺天盖地的信息 ... 在这个仍然是以瘦为美的时代 ... 我们也会慢慢开始学习 ... 这是平台内容对女性身体身材规划的结果”。这可以称为一种“算法父权制”（Algorithmic Patriarchy）的雏形。月份牌和小红书都紧密服务于商品销售。月份牌直接是商品广告载体。小红书则是“种草经济”的核心平台，其 UGC 生态本质上是一个庞大的、自我维持的消费主义引擎。女性身体始终是刺激消费欲望的核心符号。鲍德里亚关于身体成为“最具美感的消费物品”的论断，在两个时代都得到印证。最后，两者都通过专业化的视觉生产，不断制造、传播和强化特定的、通常是狭窄的女性审美标准，例如月份牌的“圆脸皓齿匀称体态”，小红书的“白瘦幼”、“直角肩”、“精灵耳”。

（二） 从视觉符号到数字生态规训技术的变异

在媒介与技术方面，月份牌依赖静态的、单向传播的印刷图像。小红书则基于动态的、交互性强的数字平台，整合了图像、视频、直播、算法推荐、社交互动、数据追踪等多种技术。规训从视觉呈现升级为沉浸式的数字生态体验。在规训强度与精度方面，月份牌的规训相对宏观，例如塑造类型化形象。小红书的算法能实现高度个性化的内容推送，数据化监测使身体规训达到前所未有的碎片化，重点关注身体每一部位以及精确化，比如量化指标和持续反馈的实时化。福柯的“全景敞视主义”在数字监控资本主义时代得到技术性强化。在参与性与内化性方面，月份牌时代的女性主要是被动的观看者 / 消费者。小红书女性则兼具内容消费者、生产者（UGC）和数据提供者三重身份。她们通过发布笔记、参与互动、记录身体数据，主动参与到自身的规训过程中，使得规训更易内化（Self-Surveillance, 自我监视）。用户处于“既期望又反抗标准身材的矛盾之中”，这种矛盾心态正是深度内化的体现。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符号暴力”（Symbolic Violence）概念——即行动者在无意识中接受并协助施加于自身的支配——在此情境下尤为适用。

（三） 从集体行动到个体微抵抗的差异

月份牌时代的反抗主要表现为较为宏观的社会集体行动，如黄玉涛研究的利用月份牌进行的“抵制洋货”运动（如龙虎牌人丹广告），或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如抗战）出现的抗日报国题材广告。

这些反抗常借助民族主义话语，对性别角色本身的挑战相对有限。而小红书时代的反抗更多体现为个体或小群体的微观抵抗（Micro-Resistance）和协商（Negotiation）。如张漫漫观察到的：倡导身体多样性（反身材焦虑）、解构消费主义（极简生活）、利用技术服务于自身目标（科学健身）、通过内容创作进行自我表达。这些抵抗更具个体化和日常生活化特征，在平台算法和商业逻辑的夹缝中寻求空间。袁熙旸引用的约翰·沃克（John Walker）的观点在此有回响：男性学者也需要反思自身立场，而认真学习女性主义将使男性主导的设计史话语得到改观。

（四）伦理反思与未来方向

设计在身体政治中扮演“双刃剑”角色，既为规训工具，也蕴含赋权潜能，这对设计实践提出伦理要求：一是批判性审视权力结构，设计师与算法工程师需反思作品是否复制性别刻板印象与身体焦虑；二是倡导包容性设计（Inclusive Design），尊重身体体形、年龄、肤色的多样性，打破设计职业的性别化领域区隔；三是探索“去规训”设计，如开发不强调数据比较的健身应用、构建多元美的算法环境，转向福柯“生存美学”中的自我关怀维度；四是深化女性主体性研究，关注不同群体的多元经验，捕捉女性对规训的协商与重构；五是关注技术伦理与算法正义，设计透明、公平的算法，避免其成为强化性别偏见的工具。

六、结论

本文以女性主义设计史为视角，结合福柯规训理论，对月份牌与小红书的女性身体呈现展开历时性研究，得出三方面核心发现：第一，设计始终是规训女性身体的关键技术。无论是月份牌的手绘形象，还是小红书的数据化界面，设计均通过定义美丑、规定姿态、绑定消费、量化指标，将女性身体纳入权力结构——父权制凝视、消费主义逻辑、单一审美标准，是贯穿两时代的核心规训逻辑，女性身体持续被物化为“被观看客体”与“消费符号”，小红书的“种草经济”更将这一逻辑推向极致。 第二，规训技术实现数字化演进。从月份牌的静态视觉符号，到小红书的动态数字生态，规训变得更个性化、碎片化与内化，福柯“全景敞视监狱”在数字监控资本主义时代完成技术升级，“数字身体”规训是这一变异的集中体现。第三，女性主体性在规训中萌发。月份牌时代有依托民族主义的集体抵抗，小红书时代则涌现个体微观抵抗，女性通过“反身材焦虑”“理性消费”等实践，探索对身体的重新定义——张漫漫观察到的“从规训身体转向解放身体”的认知转变，彰显主体性觉醒的可能，尽管道路漫长。 本研究呼唤设计的伦理自觉：设计师、平台与研究者需批判性审视权力结构，以包容性设计与算法正义为导向，推动设计从“规训工具”转向“赋权载体”。女性主义设计史的使命，不仅是补全历史，更是在技术迭代中警惕规训新形式，为构建尊重身体多样性、平等性别关系的设计未来提供路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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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勤芳（2001 年9 月—），女，汉，浙江丽水，硕士研究生传播设计与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