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抓手，它的最终目的并非简单的乡村经济扩张，它是在中国式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协同推进背景下，解决城乡发展失衡、保护乡村文化基因与社会系统多样性的一项系统性工程。本文从历史维度回溯乡村衰落的深层机制，结合当前自己所驻的 HL 村发展的现实困境，剖析乡村振兴的多元价值内涵，最终提出城乡协同、质效并举、政策衔接的实践路径，为实现城乡融合与共同富裕提供参考。

关键词：乡村振兴；城乡融合；现代化转型；实践路径

一、引言

2020 年，我国脱贫攻坚战获得全面胜利，“三农”工作重心自此历史性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乡村振兴要“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二十字总要求。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及后续统计数据，我国乡村常住人口仍稳定在 4 亿多人以上，作为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单元的乡村，其发展质量直接关系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整体成色。

当前学界关于乡村振兴的研究维度比较单一，多集中于产业培育、治理模式创新等，对乡村振兴战略背后的历史成因与深层价值缺乏系统性梳理。陆益龙与董倞乔在研究中指出，乡村振兴需突破“单纯发展乡村经济”的表层认知，应置于城乡关系演变与社会系统均衡的宏观视野中审视。基于此，本文通过梳理乡村衰落的历史机制，剖析新时代乡村发展的现实挑战，揭示乡村振兴的多元价值内涵，最终构建多维度协同的实践路径，为乡村振兴战略的精准落地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参考。

二、乡村衰落的历史回溯：现代化进程中的三重致困机制

乡村振兴问题本质上是现代性发展衍生的命题，伴随工业化与城镇化的推进而逐渐凸显。社会学家费孝通在研究中国城乡关系时曾指出：“城镇化进程具有双重性特征，城镇繁荣的背后往往伴随着乡村的凋敝。从历史演进脉络来看，乡村衰落并非偶然结果，而是由三重机制共同作用形成的系统性问题。”

（一）乡村资源被剥夺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时提出，工业资本的原始积累离不开对乡村资源的剥削。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羊吃人”圈地运动是典型例证——通过暴力剥夺农民土地，既为工业发展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又实现了资本对乡村土地资源的垄断控制。这一机制在我国近代化进程中同样存在，西方工业商品大规模涌入后，传统乡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体系被彻底打破。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中描述的苏南农村危机，正是外来工业资本冲击乡村手工业的直接结果：当地传统丝织业因机器生产的廉价丝绸涌入而崩溃，大量小农失去家庭副业收入，陷入“种田不足以糊口”的破产境地。这种剥削机制不仅体现为土地与劳动力的直接剥夺，更表现为城乡价值分配的长期失衡，最终导致乡村丧失自主发展的能力。

（二）乡村功能被边缘化

政治经济学家波兰尼在《大转型》中提出的“脱嵌”理论，为理解乡村衰落提供了重要视角。在传统农业社会，农业生产、家庭生活与乡村治理构成有机整体，经济活动深度嵌入社会关系与伦理规范之中，如“邻里互助耕作”“集市交易信用体系”等，均体现了经济与社会的共生关系。而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推动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向商品属性转化，经济活动逐渐脱离乡村社会框架的约束。这种“脱嵌”直接导致乡村传统经济生态的瓦解：一方面，机器大生产冲击下，乡村手工业、家庭副业逐渐萎缩，乡村内部“农工互补”的经济平衡被打破；另一方面，自由市场制度对这种失衡状态的默许甚至庇护，使乡村在资源竞争中持续处于劣势，形成“发展滞后—资源外流—进一步滞后”的恶性循环。

（三）乡村活力衰减

乡村发展的可持续性，本质上依赖于人力资本的支撑，而现代化进程中形成的“乡土损蚀”机制，直接削弱了乡村的内生活力。受城市中心主义文化与现代教育体系的影响，乡村年轻人普遍形成“离乡”取向，出现“既难以融入城市，又不愿返回乡村”的群体困境。一方面，现代教育体系的升学导向使其脱离乡村发展实际，农村学校的课程设置、师资配置多以“培养城市人才”为目标，未能为乡村培育实用型建设者；另一方面，城市在就业机会、生活环境等方面的优势，进一步强化了年轻人的“离乡”意愿。这种人力资本流失直接导致乡村“空心化”：2024 年 hl 村农村青壮年劳动力（18—45 岁）外流率超过 60% ，部分中西部村庄甚至出现“耕地撂荒”“公共服务无人运营”的情况，既丧失了产业发展的劳动力基础，又造成乡村文化传承的断裂。

三、乡村振兴的现实考量：转型期的三重核心挑战

当前，我国乡村振兴形势已发生深刻变化：脱贫攻坚成果、城镇化与乡村发展的关系、现代化对乡村的要求等需要巩固，需要重新协调、需要进一步适配。这些变化交织叠加，形成了新时代乡村振兴的三重核心挑战。

（一）脱贫衔接挑战：成果巩固与持续发展的双重压力

2020 年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后，乡村振兴的首要任务是防返贫与促发展。据国家乡村振兴局数据，截至 2024 年底，全国仍有 600 多万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等监测对象，存在返贫风险；与此同时，脱贫人口务工就业规模需稳定在 3000 万人以上，才能保障家庭收入不低于脱贫标准。从地方实践来看，返贫风险还呈现出突发性与隐蔽性特征——以 HL 村为例，2025 年新增的 4 户监测对象中，因重大疾病、自然灾害致贫的占比达 63% ，这类风险难以通过常规帮扶措施提前预防。当前面临的核心挑战在于：一方面，部分脱贫地区产业基础薄弱，如凉山很多脱贫县，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仅寥寥无几，“输血式”帮扶退出后，内生发展动力不足；另一方面，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仍不完善，大病保险报销比例、临时救助标准等与城市存在差距，应对风险冲击的能力较弱，如何实现“脱贫摘帽”向“持续振兴”的平稳过渡，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人气聚集挑战：人口流动与乡村活力的张力

根据 HL 村，300 的总户，常住人口占比不到 36% ，但人口净外流趋势仍在持续，乡村常住人口年均减少约 100 余人。这种外流不仅是劳动力的转移，更反映出乡村价值认同的弱化。在沿海发达城市，即使道路硬化率、网络覆盖率已与城市持平，年轻人口仍持续向城市迁移；而很多西部地区乡村因产业空心化，形成“青壮年外流—耕地撂荒—公共服务退化”的连锁反应。小农户适应现代生产生活的能力不足，进一步加剧了这一问题：传统种植模式下，HL 村一亩土地的净利润仅 200 元左右，难以满足家庭教育、医疗等现代支出需求；同时，小农户缺乏技能培训与资本积累，难以参与现代农业产业链，根据 HL 村调研显示，仅 5% 的小农户能通过合作社对接市场，这种能力差距使乡村难以形成对人口的“向心力”。

（三）产业升级挑战：结构滞后与业态创新的差距

乡村产业振兴的核心，是实现从传统农业向现代产业体系的转型，但当前乡村产业结构仍存在明显短板。以我所在BT 县的村为例，一是产业形态单一，大部分村仍以传统种植养殖为主，农产品加工深度不足，且加工产品多为初级品，附加值较低；二是三产融合程度不高，农业与旅游、文化、电商等产业的结合多停留在“采摘园”“农家乐”等浅层模式，缺乏可持续运营能力，根据调研部分旅游大县显示， 70% 的左右的乡村旅游项目因同质化严重，开业后不到 1 年内倒闭；三是经营主体能力薄弱，小农户组织化程度低，全县仅不到 20% 的小农户加入合作社，且在技术应用、品牌建设等方面处于劣势，难以适应市场竞争需求。

四、乡村振兴的深层意义：超越经济维度的价值重构

乡村振兴的深层内涵由乡村发展中的存续，维持社会多样性、实现整体均衡构成。乡村振兴的价值，并非局限于促进经济增长，更在于其对文化传承、社会均衡、共同富裕的独特作用。

（一）文化传承载体：农耕文明的保护与延续

乡村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承载着农耕文明的核心基因。传统民俗节庆（如彝族火把节“拜亲人”、彝历新年“阿波吉”）、手工技艺（如彝族漆器）、民间艺术（如彝族阿都高腔、流行于彝族民间各地的妞妞哄）非物质文化遗产（彝族传统音乐海菜腔、彝族达体舞），其生存与发展均依赖于乡村的文化语境。在现代化冲击下，乡村文化面临双重挑战：一方面，近郊乡村因快速城市化，出现“乡土符号消失”现象，如美姑县彝族土掌房被现代砖混建筑取代、彝语使用比例下降、传统节庆仪式简化（彝族火把节、结婚、彝历新年等）；另一方面，偏远乡村因保护资源不足，文化传承后继无人，根据 HL 村和各邻村调研显示， 75% 的传统手工艺传承人年龄超过 70 岁，且无年轻学徒。乡村振兴的重要任务之一，便是推动乡村文化的自主性选择与本地化建构——通过建立本土传承人群体，用本土语言、习俗解读文化，挖掘传统农耕文化中“邻里互助”伦理规范，结合现代元素实现创造性转化，如结合彝族生活场景活化文化，将彝绣融入日常服饰设计、文创产品，既留住了“乡愁”，又为乡村发展注入文化动力。

（二）社会系统基石：多元结构的维持与平衡

斯宾塞的社会有机论认为，社会是由不同功能子系统构成的有机体，各子系统的协调运转是整体稳定的基础。乡村作为社会系统的重要子系统，承担着粮食生产、生态涵养、文化传承等不可替代的功能。从粮食安全来看，生态功能、文化多样性来看，我国乡村是保障“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核心阵地、是生态屏障建设的关键区域、是 56 个民族的特色文化保留地（如彝族的方言、侗族的蜡染工艺、瓦拉壁村的摩梭文化、苗族的吊脚楼）。若城镇化进程中乡村过度衰落，可能导致社会系统功能缺失：粮食安全面临风险、生态屏障功能多 样性减少。乡村振兴通过保护乡村社会系统的独特性，避免社会发展走向单一化，为整个社会系统的均衡运行提供基础支撑。

（三）共同富裕路径：城乡差距的缩小与融合

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而城乡发展失衡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主要障碍。以前，我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为相差较大，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比城镇居民的支出少很多，这种差距体现在经济层面，在公共服务、生活品质等多个方面。乡村振兴多措并举，直接推动农村居民收入增长与生活质量改善，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不断增加。值得一提的是，乡村振兴推动的城乡融合，并非“城乡同质化”，而是在保留乡村特色基础上实现资源双向流动：一方面，城市的资本、技术、人才向乡村延伸，如“科技特派员”制度已选派超过 100 万名科技人员下沉乡村，助力农业现代化；另一方面，乡村的生态产品、文化资源、特色农产品向城市输出，如“生态旅游”“农产品直供社区”等模式，实现了城乡价值的互补。这种融合发展既兼顾了效率与公平，又为共同富裕提供了可持续的实现路径。

五、乡村振兴的实践路径：多维协同的推进框架

基于乡村衰落的历史经验与当前现实需求，乡村振兴需构建“政策衔接、城乡协同、质效并举”的实践框架，兼顾底线保障与高质量发展，最终实现乡村的全面振兴。

（一）筑牢防返贫底线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是乡村振兴的前提，需建立“识别—帮扶—消险”全链条工作机制。在监测识别环节，以“收入线、支出线、风险线”为预警标准，整合部门风险推送数据，建立大数据监测平台，同时依托网格员、村“两委”、监测员，驻村工作队开展“拉网式”排查，确保返贫风险“早发现、早纳入”。在帮扶措施方面，实行“一户一策”定制化计划：分别对有劳动能力的监测对象和去劳动能力的监测对象精准施策，有劳动力的可通过产业扶持、就业帮扶等增强“造血”功能，如 HL 村通过对有劳动力的监测对象进行推荐务工地就业、提供公益性岗位（保洁员），发放鸡苗等进行产业帮扶；对无劳动能力的监测对象，落实兜底保障像整户无劳动力的吾洛么尔牛一家落实了事实无人扶养等，确保基本生活不受影响。在风险消除环节，为避免“数字消险”“虚假消险”建立“收入稳定性、保障持续性、发展内生力、群众认可度”四维评估体系，确保脱贫成果经得起实践检验。

（二）推动城乡协同

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应形成协调推进的格局而不是对立关系。一是强化资源反哺机制，加大城市对农村、工业对农业的支持力度：在财政投入上，应加大土地出让收益用于农业农村的力度，重点完善农村道路、通讯、水利等基础设施，2024—2027 年计划新建改建农村公路 120 万公里；在产业扶持上，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实行税收减免、信贷贴息等政策，推动工业技术向农业领域转化，如智能灌溉、农产品精深加工技术等。二是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建立城乡统一的公共服务体系：在教育领域，推行“县管校聘”制度，促进城乡教师流动，2025 年前实现农村义务教育阶段教师学历达标率 100% ；在医疗领域，完善“县乡村”三级医疗服务网络，通过“分级诊疗”“远程医疗”等方式，提升农村医疗服务水平；在养老领域，推广“农村互助养老服务中心”模式，解决农村老人“养老难”问题。三是促进要素双向流动，打破城乡要素壁垒：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探索“古屋贷”“碳中和挂钩贷”等绿色金融产品，吸引城市资本有序进入乡村；搭建人才返乡平台，通过“返乡创业补贴”“税收优惠”“项目扶持”等政策，鼓励大学生、退役军人、乡贤等群体回归乡村。

（三）实现质效提升

乡村振兴的核心路径是补短板和高质量发展的结合，重点在于激活乡村的内生动力。在产业升级方面，推进农业现代化与三产融合发展：一方面，通过“龙头企业＋合作社 + 农户”模式，提升小农户组织化程度，提高小农户入社率；另一方面，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乡村旅游、农村电商等新业态，如hl 村可通过高海拔地理优势，在调研实验后大面积种植相应的中草药，带动村民在家就业。在文化振兴方面，确立hl 村民的主体地位，尊重其文化选择自主权：通过“村民议事会”“文化带头人培育”等方式，挖掘地方特色文化资源，如 hl 村可通过整理本村民俗文化，打造“民俗体验村”，实现文化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赢；同时，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建设，培养年轻传承人。在治理创新方面，健全乡村治理体系：发挥村规民约的规范作用与乡贤的协调作用，化解乡村矛盾纠纷；结合数字化手段，建设“智慧乡村”平台，实现“村务公开、便民服务、治安管理”一体化，提升治理效能。

六、结论

乡村振兴是应对现代化进程中乡村衰落的战略举措，其本质是在城乡关系重构中，实现乡村的全面复兴与可持续发展。从历史维度看，资本剥削、经济脱嵌、乡土损蚀三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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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沈小强（1993-），男，彝族，四川省凉山州西昌市，历史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历史学